（一）森林的变化

隋唐宋金元时期，因采伐过度，山西的森林面积比汉代又有了急剧减少。造成采伐过度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在每次政权更迭后，都要大兴土木兴建都城，大量耗费木材，而都城多在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距山西较近，运输方便，当都城附近的森林用完以后，山西的主要森林地区就面临厄运。二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山西也不例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耕地已难于维系所需粮食的生产，人们就开始向接近农区的山区进发，在那里毁林垦殖。三是土地兼并加剧，农业赋税苛重，使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偏远的山区另去开垦，以某生计，因而造成了山区森林的破坏。四是采矿制墨手工业的兴起，也成了破坏森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的都城在洛阳；隋唐均建都长安；北宋建都开封；金原建都大都（今北京），后迁都开封；元建都大都。随着王朝的更换，都城也在更换。每次更都后，统治者都要大兴土木修建皇宫，扩建京城。即使建都在原来的京城， 也免不了重新修建，以显示当朝的兴盛和威严。每次对京城的兴建和扩建， 都需要用大量的木材，为此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采伐。唐扩建长安时，就置监掌管采伐木材之事。长安是几代王朝的国都，京都的扩建，使附近的森林已耗费殆尽。唐代时，长安附近的秦岭、崤函等山区已没有符合需要的林木可供采伐，只好远到山西岚州境内的芦芽山和石州境内的关帝山去采运。宋代扩建开封时，不仅仍在岚、石二州继续采伐，而且扩大到汾阳一带的林区。岚州地处偏远，运输不便，当时这里的林木采伐量还不算太大。石州及汾阳山区西麓，有南川、北川和东川三条河流，汇合成三川河后流入黄河。当时这一带采伐的木材，都由三川河经黄河、渭河运往长安，运输极为方便；汾阳山区东麓，有峪道河与汾河相接，木材可经汾河、黄河外运。所以这一地区也是当时的木材采伐场所。有资料称，北宋末年汾阳曾大旱，河流断流， 造成数万株已经砍伐倒的“修楠巨梓”积压难运，可见当时这里木材采伐数量之大。之后，金元两代，也都曾经扩建京都，所用大量木材也都采伐自山西。这一时期，除兴修扩建都城外，山西的各级地方政府也乘机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和扩建城邑，所用木材数量也是相当浩大的。

这一时期工矿业发展较快。由于当时生态意识的局限，无论是官矿还是民矿，在采矿时都不注意保护林草植被，从而加速了森林的破坏。特别是制墨手工业的兴起，对森林的破坏更加严重。当时的制墨方法是燃烧松木将所得的烟灰调制而成墨，松树就成为制墨的主要原料。这时，虽然因煤的开采为人们的生活和手工业带来了经济的能源，使过去由于烧制木炭和直接燃用木材的现象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森林的砍伐，但继之而兴起的制墨手工业对森林的破坏却更加剧烈。唐初至金末历时 600 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化大发展时期，用墨量极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松木的消耗量也极大，这必然形成对森林的严重破坏，使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据北宋史料记载，当时洛阳附近黄河南北凡有森林的山岭，由于松树被人用于烧烟制墨，都已成为童山秃岭。

在人口自然发展时期，经济的繁荣必然造成人口的迅速增加。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黄土高原的总人口为 888.5 万。隋朝国家统一社会相对

稳定，人口迅速增加，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增长到 1104.4 万，比西汉元始二年增长了 24.3％。隋末唐初，社会出现大动乱，黄土高原人口有所减少，但到唐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口又很快增加起来。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黄土高原的总人口达到 997 万，①比西汉元始二年仍增长12.2％。就山西看，也呈增长趋势。据毕大林编著的《中国人口·山西分册》提供的资料，西汉元始二年山西的人口为 252 万；隋大业五年增加到 385 万，

增长了 52.8％；唐天宝元年仍维持在这一水平。特别是唐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到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即高宗到中宗这段时期，全国人口数量增长十分迅猛，几乎翻了一番，山西的人口数量就可想而知了。汾河中下游是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这时已显得人稠地狭，已经开垦的耕地很难满足众多人口的粮食需要，加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和提高经济实力，不断鼓励农民通过垦殖来扩大耕地，于是汾河中下游农耕区的农民就向农耕区周围的山区进发大举垦殖，使近山地区的森林不断减少。

引起农民去山区毁林垦殖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兼并。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在刚取得政权，或当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发展时，为了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在土地占有制和赋税制上进行改革，如唐初实施过“均田制”，唐德宗时实施过“两税法”，宋中期实施过“青苗法”等。但一待经济得到发展，统治者和地主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以满足私欲，就开始加重徭役，增加赋税和进行土地兼并。其中土地兼并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尤其严重，常使农民家破人亡，无衣无食，这往往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唐宋金元各代都发生过影响较大的土地兼并，而且自唐中叶以后越演越烈。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的诏书中可以看到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该诏书曰：“⋯⋯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爱及口份永业，违法买卖，或改书籍，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这些现象山西也严重地存在，甚至有些地方在唐初推行均田制的同时仍在兼并土地。如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曾兼并境内肥沃的田地达数千顷，使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无法生活。其长孙顺德继任刺史后，经过核查，认为前任违法占田，上奏皇帝要求纠弹，经唐太宗批准，追回所占之田，分给了无地的农民。①在土地兼并中，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计，进入深山老林伐树垦草开辟耕地，这是造成当时远山森林面积减少的原因之一。此外，隋唐宋以来仍继续实行屯田制，山西当时正处于与北部少数民族毗连的边防之地，所以在北部地区军屯面积极大。军屯以开发远山为主，使得田越种越高， 对林草植被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北宋文史学家欧阳修，到过山西的河东地区后曾说：“河东山险，高山峻坂，并为人户耕种。”元代王恽的《恋沟行》对当时翼城一带山区的垦殖景象描绘为：“畦田高下画不如，”“山原开耕自山趾。”由此可见当时山西毁林垦殖的严重程度。连绵不断的战争也造成了山西森林的破坏。据史念海先生及其他许多专家考证和推算，从秦汉到南

①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2 页。

① 《论唐太宗的农本思想与重农政策》，《中国农史》，1984 年第 2 期。

北朝，黄土高原的森林面积不少于 25 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不低于 40％；到唐宋年间，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使森林面积减少到 20 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 33％。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唐宋时是主要森林分布区，所以也是当时森林遭受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破坏程度虽不及陕西、甘肃，但也十分严重。森林的破坏必然影响到生态环境，突出的表现是水土流失逐步加剧，进一步出现的就是生态失衡，农业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人民贫困等生态经济问题。当时这些问题在山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像明清以后那样严重，但已经初露端倪。在以后的年代，随着人口数量的猛增，“森林破坏——水土流失” 的连锁反应就愈演愈烈。

隋唐宋金元时期，山西的森林植被虽然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古代森林面积较大，垦殖形成的破坏，还未伤到山西森林总体，仍保持着33％的森林覆盖率，所以就全省来看，尚是“林蔼幽郁，百木富饶”之地。据史念海先生考证，今岚县、岢岚一带，唐时是山西的主要林区之一，位于这里的芦芽山更是古树参天，林木茂密。唐中叶后，这里的森林遭到了破坏， 直至宋初还未恢复，但大部还保存完好，仍是南北约 50 公里，东西约 25 公里的大林区。吕梁山东侧，今静乐县的汾河两岸，太原市的西山，都分布有森林，这表示当时吕梁山的森林东缘还在汾河两岸的山麓。直至宋代，吕梁山仍是山西的主要林区，西缘达黄河岸边，主产松柏。地处黄河以北的王屋、析城、太行诸山，也以松多而著称。中条山“条山苍，河水黄，浪波芸芸去， 松柏在山岗”，盛产松树与柏树。位于其西北山麓的五官谷生长有松柏与竹， 林区相当大。王屋山也有大面积的森林，特别是天坛附近生长着大面积的松林。太行山的盘谷也以草木茂盛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