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工矿业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矿业，由领主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国家设官直接经营，具有了规模大、分工细、管理水平日益提高的特点。随着土地私有化及农业自耕体系的形成，私营手工业与农家手工业也诞生。特别是当时已进入铁器时代，这更加速了工矿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工矿业的发展是与矿产资源开发分不开的。据乔志强所著《山西制铁史》记，战国时，山西发现有铁矿的山有白马之山（在今盂县）、维龙山（在白马之山南 150 公里）、朽山（在维龙山南 85 公里）、倭山（在今蒲县南）。战国时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北山经》中指出，在今交城县西北的李阳之山，当时也发现了赤铁矿。铜矿的发现较之铁矿又多。据《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记载，当时山西铜矿的分布为：悬瓮山（在今太原）、少山（在今昔阳）、白马山（在今盂县）、鼓镫山（在今垣曲）、倭山（在今蒲县）等。其他金属矿为：槐山（在今闻喜），为锡产地；少阳山（在今交城）、唐台山（在今长子），为银产地；常都山、梁渠山、鼓题山（均在今阳高）、泰戏山（在今繁峙）、少山、谒戾山（在今昔阳）、孟门山（在今吉县）、槐山、洹山

（在今长治），为金矿产地。《山海经》中关于山西煤的记载是：“孟门之

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黄垩、多涅石，贲闻之山⋯⋯多涅石。”涅石是煤的古称。“孟门之山”在今吉县西，这里所指正是今河东煤田的南端。“贲闻之山”据有关资料，系指山西境内的东部煤田。以上说明，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更好地开发矿产，已十分注意矿藏资源的分布。

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规模大、行业多、技艺精良的要数官营手工业。其兴办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工业制品需要。官营手工业是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在各层次都设有专管官吏。官营手工业主要从事采矿、冶炼、浇铸、制盐、工具、兵器、舟车、木器、皮革、礼器、乐器、织染、髹漆、琢磨、酿造、制陶和建筑等。

官营手工业规模都比较大。据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中介绍，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原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在遗址南郊，还有一处面积很大的青铜、骨器、陶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铜器作坊，面积约 3000 平方米，从中发现了大量的陶范，有一处堆积方圆数米，厚 0.3

米。一次发掘就出土残整陶片 3 万余块。从陶范的器型推知，这一青铜作坊主要产品有礼乐器、车马器、日用器和工具等种类。引人注意的是，在一个椭圆形的穴内，还发现了两堆完整的铜锭，证明这一作坊是连续生产各种铜器的。陶器作坊遗址，集中分布在 0.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窑群密集相连，

由此可见当时陶器生产规模之大。同时还发现 3 处骨器作坊，有大量的废骨料和半成品，可看出当时制作工具的锋利和较高的技术水平。

当时的青铜铸造工业已经普遍发展，其工艺已具有一定水平。郭宝钧的

《商朝铜器群综合研究》一文中记称，春秋末期，赵简子为筑晋阳城铸造了许多大型铜柱，说明当时晋阳也是晋国大型铜器工业基地。该文又记，1954

—1961 年，在长治分水岭的古墓群中共发掘战国墓 29 座，其中，M14 号墓出

土铜器 1005 件。由此看出长治地区在战国时期，也是青铜铸造业发达地区之一。朱华在《略谈平阳布》一文中说，山西自 195O 年在山阴县故驿村古城遗址发现布币以来，到 1977 年全省共出土各类先秦刀布圜币约 25 000 余枚。经考释，绝大部分为三晋布币。它们分布范围很广，南至黄河，北到滹沱河和左云、阳高等地都有发现。由此可见山西在春秋战国时期铜工业分布范围之广。由侯马牛村古城铜器作坊遗址中发现的铜锭表明，当时在青铜器制作上，采矿、冶炼、加工等技术环节已经有了明确分工。当时铜器制造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平主要反映在已普遍应用分块合范浇铸法，并己用上了焊接技术。 1984 年第 4 期《考古学报》发表的《山西长子县东周古墓》一文中写

到：“出土的铜器以 7 号墓为代表，数量多，花纹精细，采用分块合范浇铸，⋯⋯接缝线和浇口线都十分清楚。附件如耳、小兽钮等主体是分别浇铸后，再焊接在一起的。”铸造水平还反映在镶嵌技术上。上文中就提到：“铸范的纹饰普遍采用模式拍印式，范纹已规范化，成图案状。⋯⋯11 号墓出土的铜壶，虽然只存残片，但能反映出当时的镶嵌艺术。”镶嵌工艺，即“金银错”工艺和“刻镂”工艺。这种工艺出现于春秋晚期，是指在铜器表面镶嵌金银丝以构成图案，是一种较复杂的技术，要求较高的工艺。同时也有镶嵌红铜、玉石、珍珠、率松石的。包金、鎏金技术当时也已诞生。

当时铁器制造业发展也很快，且具有一定规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这样记载：“冬，晋赵秧、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意思是说，晋惠公建立州兵，加重了晋国人民的负担。公元前 513 年，晋国因兴兵役以筑汝滨之城，就借征收兵赋的名义，

向晋国人民征收铁。其实征收来的铁并没有完全用在军事上，而是用一部分铸了刑鼎。所谓“赋晋国一鼓铁”，是从民间征收的，这反映了晋国产铁量之多和民间用铁量之广。而且既为“铸刑鼎”，就说明铸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为“铸刑鼎”的目的是为了“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如果铸技不高，就不能把刑书清楚地铸于鼎上。到战国时期，铁的用途更加广泛。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军队的盔甲兵器等都已用铁制造。由长治战国墓出土的铁器证明，当时用铁制造的工具种类已经很多，而且长治一带是战国时制铁业较发达的地区。《汉书·地理志》中说，安邑、皮氏和绛在汉代都设有铁官。其中绛和安邑分别为晋、魏的旧都，这两地的制铁工业应当在战国时期就发展起来了。发表于 1962 年《考古》第 2 期的《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在介绍铸铜陶范的纹饰时，说花纹线条“刻镂较深”。这里的“镂”当时系指硬度较大的钢，这些花纹都是用钢刀镂刻的。由此证明，春秋时期不仅能普遍制铁，而且也能冶炼工艺水平要求较高的钢了。

当时列国争战称雄，对兵器需求量十分大，因而兵器制造工业在官办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晋兵器制造业在管理上分为造者、主造者和监造者三级，各有分工，责任明确，重要产品还要在其上铭刻制造者的名字及产地、制造时间，这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有效措施。

到春秋时期，制陶术已发展到釉陶和原始青陶阶段。烧制规模和技术都有了发展。发掘侯马牛村古城遗址时，在距古城 1000 米处发现了一东周烧陶

窑址，其占地约 1 平方公里，有着密集的窑群，足见其规模之大，生产能力之强。在这里发现的陶器中，磨光手法较高，不少器皿磨得黑亮如漆。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一批带釉的陶器瓷片，其中有个小杯残片，经复原发现底部和口缘上各涂一道黄褐色的釉。有些罐口残片涂有均匀光亮的茶色釉；有的平底陶器残片着有光亮淡薄的茶色釉。这都反映了当时上釉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而且釉陶生产在当时已十分普遍。更引人注意的是还发现了胎为灰白色，质地坚硬，釉色清淡，极似青瓷的釉陶残片，这揭示出当时的陶器烧制业已孕育着瓷器工艺。

髹漆业也是当时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而且多为官营。

到春秋中期以后，在官营手工业发展的同时，民营手工业也在发展中。这些民营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与小农经济紧密结合，是一支具备各种专业和社会性较强的手工业队伍。其中一部分人有小型作坊，为农村提供日用手工业品；一部分人在城市里开设作坊店铺，自产自销手工业制品；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乡串户，为人加工或修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加上商人、地主及贵族所经营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共同构成了民营手工业。在农业经济中除了进行耕作外，农民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以及换取生产资料和日用手工业制品，也发展起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家手工业，如织帛、治麻、编织等。这也是民营手工业的一个方面。民营手工业的内容广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所不包。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当时的生态经济体系增加了新的一环。这一环在为社会带来巨大生态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负生态效益。譬如开发矿产和砍伐大量树木做燃料进行金属冶炼，就要破坏森林植被；冶炼、烧制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带来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尽管这些生态问题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已向人们预示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另一个敌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诞生。此后将要出现人们难以预料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