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励垦殖，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元末明初，抗元斗争激烈，战争烽烟四起，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山西的形势是，北部地区因连年战祸，城郭空虚，土地荒芜，使农业生产十分衰落；汾河中下游和上党盆地则受战祸影响不大，农业条件又较好，所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元朝时沦为“驱口”①的大批农奴和奴隶，在明初得到解放，有了人身自由，为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公元 1368 年明太祖即位后，又大力鼓励农民垦荒，规定开垦的土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开垦者所有并成为永业。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又诏令包括山西在内的诸省农民， 除已纳税的土地外，新开垦的耕地，不仅归其所有，而且永不征税，这一政策前后推行了 70 多年。据孔经纬所著《中国经济史略》记，洪武十六年（公

元 1383 年），山西平阳府所属各县共垦荒 3.5 万公顷；另据记载，文水县从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391 年）至万历九年（公元 1581 年），共增加耕地 7300 公顷。

明朝统一全国，黄土高原地区尽入明朝版图。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在今河北怀来一带发生了英宗被瓦刺军俘虏的“土木堡之役”后，明朝的统治势力从内蒙古河套地区与鄂尔多斯高原又向南撤，沿今山西、陕西、宁夏同内蒙古交界处设防，并修建“边墙”（即长城），以遏制蒙古铁骑南下。这道边墙就形成了明代黄土高原地区农牧区的分界线，较之元代略向北移。山西在今偏关、右玉、左云、阳高、天镇北部的长城以南，当时都成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至此，山西全境绝大部分被开发成农区。

为了减轻粮食对军队的压力，避免运输的耗费，开发边远地区，稳定戍边部队的军心，明代将过去的“一屯”发展为“三屯”，即在军屯之外，又推行了民屯与商屯。洪武年间，为给边塞和内地驻军开辟军粮来源，规定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山西驻军约有 72 800 人，据永乐以后统计，山西都司屯田 8.6 万公顷，山西行

都司屯田 6.7 万公顷，共计 15.3 万公顷。到万历初年，两司屯田数分别达到

22.5 万公顷和 19.1 万公顷，共计 41.6 万公顷，是永乐年间的 2.7 倍。

明代的鼓励垦殖政策，使山西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平原已无弃地，丘陵山区甚至边远山区也都出现了大片的耕地。这不仅使原农区的粮食生产力有了提高，而且发展了晋北和晋西北的农业。当时地处晋西和晋西北的保德、兴县、临县、石州都成为产粮区，明政府曾在这些地区建库购储粮食，以供应边地驻军和调运于其他缺粮地区。明代曾对全国的耕地进行过普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 1393 年），山西有耕地 279 万公顷。这年征收到的

税粮中，麦子有 71 万石，米有 209 万石，均高于河南与陕西。这表明山西耕地的增加在提高粮食产量上发挥了作用。清初，为了缓和汉满民族矛盾，促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除实行了停止“圈地”、“更名田”、“摊丁入亩” 等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政策外，还修改了顺治年间制定的“垦荒定例”，由原来的 6 年起科，改为 10 年起科，从而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耕地面

积得到进一步扩大。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年到十一年（公元 1653—1654

年），山西宣大（今大同市一带）等地就垦荒 20 000 多公顷；据《山西通

① 宋元时，蒙古军在战争中俘获的汉族人户，大都为贵族占有，被迫从事农业劳动和其他劳役，地位类似农奴。

志》记载，从顺治六年至雍正十二年（公元 1649—1734 年），山西开垦和清

查出的耕地共达 70 万公顷；到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增加到 368.7 万公顷，增长了 35.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0.2％。但清代尤其是中期以后， 山西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在上述同一时期内，山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 1.5％，远远高于耕地的增长速度，这就出现了人均耕地逐渐减少的现象。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山西人均耕地 1.78 公顷，乾隆二十一

年（公元 1756 年）减少至 0.34 公顷，到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山西

的人均耕地只有 0.26 公顷。到清代中期以后，山西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