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许多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发展、改善和修复

60 年代末期苏联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之后，世界人民进入了必须同时反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历史时期。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大军，使中国深受军事威胁。中国的南边长期存在美国军事进攻的战略态势，而今又出现了北部边界受苏联军事压力的形势，对此， 中国人民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头两年里，曾经出现一些国家同中国关系的冷却、倒退和恶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这种现象不能任其继续下去。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进展。

一、中国同朝鲜、罗马尼亚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

善

中国同朝鲜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朝关系历来是友好的，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1961 年 7 月两国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两国都坚持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都是一致的，中朝两党的许多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在 1962 年 12 月和 1963 年 1 月先后举行的捷共十二大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的会议上，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发言中反对苏共在这些大会上反华，指出：“在并非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代表大会上”，“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片面的批评，这不能看作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无助于团结一致”。

1968 年 1 月 2 日发生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事件：该舰侵入朝鲜十二海里的领海，被朝鲜舰艇截获扣留。美国以军事威胁口吻大肆叫嚣，并请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施加影响。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一方面谴责约翰逊将普韦布洛号事件作为征召预备役官兵的借口；一方面却说普韦布洛号事件的发生为约翰逊的这一举动提供了正当合理的理由。这正象 1959

年 9 月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对中印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一样， 只是这次是发生在朝美关系问题上。苏联的这种行动证明了中国一再指出的，苏联的国际行为所具有的那种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危害各国人民进步事业的性质。当时，中国政府于 1968 年 1 月 28 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反击美国利用间谍船事件搞战争威胁。这样，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1969 年 9 月 30 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中国国庆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 月 2 日晚，周恩来和崔庸健委员长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1970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周恩来应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的邀请，对朝鲜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周恩来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7 日发表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说：“双方满意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作出了新的贡献。”周恩来在 4 月 7 日招待金日成的宴会上讲话说，在当前面临着帝国主义阴谋扩大针对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各国的新的侵略的时候，中朝两国人民需要更加团结起来，更加站在一起，共同对敌。金日成在讲话中指出，周恩来的访问，将对促进和加强朝中两国人民的团结起很大的作用。他表示希望周回国后向毛泽东主席及中国人民转告：朝鲜人民今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和中国人民并肩斗争到底！

自从周恩来访问朝鲜以后，1970 年至 1971 年间两国关系又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两国间友好访问显著增加。其次是签订了一些重要协定。1970 年10 月，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关于 1971 年到 1976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协定。1971 年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关于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和两国船舶检验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一贯坚决支持。1971 年 4 月12 日至 14 日，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举行了第五次会议。朝鲜外务相许锬受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作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促进祖国的自主统一问题》的报告，就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了八点纲领：（一） 使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从南朝鲜撤出去。（二）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从南朝鲜撤走以后，南北朝鲜各自把武装部队减少到 10 万或 10 万人以下。（三）废除“韩美共同防御条约”、“韩日条约”以及南朝鲜傀儡政权同外国签订的违背民族利益的其他一切卖国的和屈辱性的条约和协议，并且宣布它们无效。（四）在民主的基础上，自主地举行北半部和南半部的自由普选，以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五）确保所有的政党、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为北半部和南半部的自由普选在南北朝鲜整个地区进行政治活动的完全自由，无条件地释放由于为祖国统一事业进行斗争而在南朝鲜被捕和被关押的所有的政治犯和爱国者。（六）建立一个南北朝鲜的邦联作为过渡阶段；同时，如果需要的话，在完全统一之前，让北半部和南半部保留目前不同的社会制度。

（七）实现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的贸易、经济合作以及在科学、文化、艺术和体育各个方面的相互交流及合作；并且在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实现书信来往和人员往来。（八）举行南北朝鲜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所有的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一切群众性的团体参加，以谈判上述问题。1971 年 4 月 15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必胜》的社论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关于朝鲜和平统一的行动纲领和严正立场， 坚决支持全体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朴正熙集团、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1972 年 1 月 10 日，金日成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金日成说：“我们主张南北缔结和平协定， 在美帝侵略军从南朝鲜撤出去的条件下，大幅度缩减南北朝鲜的武装力量。” “我们主张为加强南北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进行南北政治协商。”1972 年 1 月 29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的社论说，金日成提出的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倡议， “表达了 4，000 万朝鲜人民的深切愿望，对于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维护亚洲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完全和坚决的支持”。

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中罗两国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当着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公然组织对中国党的围攻时，罗马尼亚党很早就有了警觉。1965 年罗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中央召开的反华三月会议。当然，由于两党、两国各自的国内外条件不同，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上并不可能、也不需要一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中罗两党、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中罗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1966 年 6 月 16 日至 24 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罗马尼亚党和政府的邀请访问了罗马尼亚。访问期间，中国党政代表团同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还在有关场合讲了话。6 月 17 日在罗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谴责了苏联。 1968 年 8 月 22 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群众大会上，8 月 23 日，周恩来在罗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都先后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1968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在波党“五大”提出“有限主权论”后，齐

奥塞斯库指出，“限制或放弃华沙条约某一成员国的主权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

1969 年 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齐奥塞斯库发言反对在会上反华。

1971 年 6 月 1 日至 9 日，齐奥塞斯库率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中罗双方在亲切友好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就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9 日，周恩来和齐奥塞斯库签署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指出，“双方一致表示， 决心进一步加强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扩大各方面的合作关系”。

齐奥塞斯库在这次访问中向中国公众阐明罗党的一些基本观点。他指出，罗马尼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基本立场是：“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友好、同盟和合作。”①“每个共产党必须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战略和斗争策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各党自治的基础上，排除对他党内部事务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建立在互相尊敬和互相信任，发扬同志般的团结和互助的基础上。”①还指出，罗中双方“在当代革命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进行改造的根本问题上，双方意见一致或者接近”。

②

周恩来 1971 年6 月 8 日在北京欢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捐出，“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声援，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得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帮助。罗马尼亚一贯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谴责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罗马尼亚同志们可以相信，在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在你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① 齐奥塞斯库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1971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

①

② 齐奥塞斯库在北京欢迎大会上的讲话（1971 年 6 月 9 日《人民日报》）。

中，中国人民始终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周恩来在齐奥塞斯库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你们的这次访问，是中罗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对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显然，在国际反霸斗争激浪中，中罗两党、两国的关系是更加发展了， 其后两国在政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始终注意保持和发展同罗马尼亚的良好关系，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 1949 年 10 月 5 日，南斯拉夫政府承认中

国。1955 年 1 月 2 日，中南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中南两党建立了关系。1956 年，南共联盟派代表团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中南建交后，双方派出了许多代表团互访。

1958 年 4 月，南共联盟“七大”后，中国发表了一些批判南共的文章， 两党关系中断。同年，双方撤回大使，留驻临时代办。

1968 年 8 月 23 日，南共联盟召开中央全会，谴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对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南都加以谴责。南共联盟拒绝参加 1969 年 6 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表示不同意成立一个新的中心。同年，南断然拒绝苏联在南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铁托还强调， 南“只在思想上”属于“社会主义”但“不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

1968 年 8 月以后，中南双方停止了互相指责，国家关系逐步改善。1969

年 3 月 17 日，中南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和付款协定。1970 年 5 月和 8 月南中两国先后重新互派大使，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一直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0 年 11 月南决定参加联合提案，向联合国提出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利权，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

1971 年 6 月 8 日至 15 日，南外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进行了友好谈话。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代外长姬鹏飞分别同特帕瓦茨就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坦率、谅解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

李先念在欢迎特帕瓦茨的宴会上的讲话中说：“近年来，南斯拉夫人民顶住了外来的压力，同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和侵略威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中国人民表示钦佩。南斯拉夫朋友可以相信，你们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特帕瓦茨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接受了你们政府的盛情邀请。因为我们觉得这一邀请是重要的和有益的，能够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我们互相不够了解，甚至在哪些方面有接触点，在哪些方面观点不同，我们也不十分清楚。我们准备有什么谈什么⋯⋯我们不会因为明确了在哪些方面有分歧而感到失望。只要有国家，就有分歧⋯⋯平等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并不是不自然的事情。⋯⋯相反，在那些不平等国家之间的绝对一致倒是不自然的。” “我们到你们国家来是就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会谈。⋯⋯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关系停滞的时期已经让位于扩大合作和谅解的时期。利益和观点一致的范围正在扩大，并将进一步扩大，因为我们两国并不要求对方作什么改变，来改进相互的合作。”

1971 年 6 月 15 日南斯拉夫发表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报。

特帕瓦茨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正如公报所指出的，“为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中国修复同一些国家冷却的关系

在 1965 年至 1967 年，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和恶化。

1965 年，在突尼斯多次发生其国家领导人发表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甚

至诬蔑中国有“狂妄野心”，在亚非搞颠覆、渗透。至 1967 年 8 月，又发生拘留中国在突帮助工作的专家和限制中国使馆官员活动的不友好举动；突还拒绝中国使馆的抗议，认为中国照会使用的词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国使馆收回照会并道歉，否则将宣布中国整个使馆为不受欢迎的人。1967 年 9 月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大使馆，并召回使馆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员。1965 年，在肯尼亚也发生其政府官员多次发表反华言论的事件。1966 年 3 月 1 日，肯参议院作出了一个反华决议，攻击周恩来 1964 年访问非洲各国时关于“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势”的说法，是“破坏性讲话”。1967 年 3 月 26 日，肯经济发展和计划部长在国民议会中在谈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时说，不仅要提防美国，对俄、英、中、法也得提高警惕。对此， 中国驻肯使馆进行强烈批评。1967 年 6 月 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国代办为“不

受欢迎的人”，限令 48 小时内离境；肯并召回其驻华大使。196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限令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于 48 小时内离境，中肯关系逐渐冷却。

这两起外交关系恶化事件，起端于 1965 年，激化于 1967 年。1965 年， 正是越南战争升级而中美矛盾更见尖锐的时候。有的国家同西方关系较为密切，对于中国坚定的援越抗美立场不予同情；对中国当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面前高举反帝反殖大旗的风姿，更是疑虑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国家同中国发生龃龉。毛泽东在《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965 年 5 月 12 日）中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基本立场。

类似的同中国恶化关系的，在当时还有一些国家。1965 年 1 月 29 日， 布隆迪在美国和比利时的压力下，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966 年 1 月， 达荷美（今贝宁）发生军事政变，在政变中上台的索格洛政府于 1 月 3 日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 月 5 日，中国在提出抗议的同时，决定撤回使馆。1966 年 1 月中非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1 月 6 日，在政变中上台的政府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 月 7 日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决定撤回使馆。1966 年 2 月，加纳军人政权一上台，即恶化同中国的关系。1966 年 10 月 20 日，加纳外交部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0 月 28 日中国提出最强烈抗议，并决定撤回使馆。

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具有另一种特点，即：更剧烈的反华排华。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据称为保护苏加诺总统免受陆军政变之祸的“九·三○”事件。苏哈托率领陆军战略后备部队镇压了“九·三○”运动， 并随之对印尼共产党实行了血腥镇压。当时，实际掌权的苏哈托等军人势力竟宣称这个完全与中国无关的“九·三○”运动系中国共产党所策动；接着， 反华排华事件在印尼各地层出不穷地发生。虽经中国不断抗议和进行斗争1967 年 10 月 9 日和 23 日，印尼当局悍然宣布关闭其驻华使馆，并要求中国

关闭驻印尼领使馆。1967 年 10 月 28 日，中国在提出抗议的同时，宣布停止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损害中国对外关系的现象。当时有些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接触中有一些“左”的做法。例如：不管对方是否愿意接受，一厢情愿地、过分热心地向对方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如果对方不接受，即被认为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等等。甚至在国外也发生这类事情。这当然不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内问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气氛下，发生这种事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事情还要把一些外国政府的疑惧联系起来考虑。1966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中肯定了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而人们知道在这篇对世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中，林彪在介绍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国内革命斗争的道路之后，紧接着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中国历来以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团结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但同时，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不能输出”的原理，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而林彪鼓吹支持亚非拉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道路，以支持亚非拉各国的国内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主张显然同“革命不能输出”这个基本立场是有抵触的。接着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成了冲击国内现存秩序的风暴，“红宝书”和“红像章”则被当作“革命”的标志， 因而“红宝书”和“红像章”的“输出”，被有些外国人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类问题成了起因，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竟导致中国同一些国家、甚至是一些友好国家，发生了不和。

例如：1967 年 5 月至 1968 年，中国同缅甸两国政府之间致送抗议和反

抗议的照会不绝于途。1967 年 6 月 29 日，中国政府为缅甸暴徒杀害中国援缅专家和华侨的事件提出了“最强烈抗议”。这是正当合理的。对于缅甸国内的反华排华暴行，中国也是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但是，事件最早的爆发， 却是因中国在国外散发毛主席像章而缅甸当局不准华侨学生佩戴而引起的。

又如：1967 年 7 月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前，一批尼学生示威，要求撤去毛主席的照片和中国国旗；同时，一批同情中国的学生则举行反示威，警察进行了干预。7 月 5 日，中国使馆提出了抗议；7 月 10 日，尼政府则就新华社的宣传品提出了抗议。

再如：1967 年 8 月 15 日，中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提出照会， 向锡兰政府抗议称，在中国出口物资和外交用品运抵锡港口时，遭到歹徒抢劫。其中提到，歹徒毁坏了许多《毛泽东选集》等。9 月 1 日，中国驻锡使馆再次提出照会还进行强烈抗议，说锡兰的反华，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缘故。

特别需要提出，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插手外交事务；1967 年 7、8 月间中国外交大权甚至一度“旁落”于他们之手。他们以“世界革命”和所谓中国对于“世界革命”是“起决定因素的国家”①这类词句来笼络人心，并企图利用“世界革命”的口号，煽动群众，达到控制群众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阴谋，他们连国际关系准则，国家之间保持正常交往所必需的行为规则，都随便抛弃不顾。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对外国驻华代表机构的所谓“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发生了；不顾中央的战略和决策，高喊武力收回香港的事发生了；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外事活动中，疏远当权派，亲近反对派的对常的事发生了；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打倒外国现任政府的口号也出现了，等等。总之，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否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借口支援世界革命，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这段时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来访中国的国家大为减少；因大小问题而与中国产生争执的国家则大为增加。这给中国对外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对上述现象，周恩来进行了斗争。1967 年 8 月底，周恩来就开始努力制止极“左”行动；1968 年 1 月，他又提出要整顿外交纪律。后来，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使各个使馆的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因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而长期出缺的情形得以改变。毛泽东还亲自向外国使节解释，出现“三砸一烧”的 1967 年 7、8 两月，中央对外交部是“大权旁落”。这使有关各国得以了解，当时出现的一些现象并不是中国党和政府政策的正常产物。

毛泽东当时还指出，把中国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思想，是不正确的； 那种不分对方国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对手还是一般对象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应区分主次，“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上述观点对于排除林彪的所谓中国是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以及不论对方系何种国家的所谓“枪打出头鸟”等说法的影响，有很大意义。在当时美苏同时与中国为敌的军事威胁面前，这促使人们认真地重温中国领导人历来强调国家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的思想。

在这以后，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陆续得到修复。首先是同许多国家恢复了友好接触和商谈。

1968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1 日，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基尔迪·尼迪·比斯塔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对签订进一步促进两国贸易和商业的贸易协定表示满意。”

1970 年 11 月，缅甸派出新任驻华大使；第二年 3 月，中国新任驻缅甸

大使也在仰光到任。1971 年 8 月 6 日，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到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两国友好关系完全恢复。

1971 年 3 月以后，中国同肯尼亚的关系已经好转；同年 9 月 30 日，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电贺中国国庆，并表示了希望肯、中两国“更加合作和谅解”的愿望。

1971 年 8 月，中国和突尼斯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商谈，决定恢复正常关系。

1971 年 10 月，中国和布隆迪两国政府决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① 见 1967 年 3 月 20 日林彪讲话。

1971 年底，中国同锡兰的关系也有明显发展。两国签订了邮政包裹协定。中国还向锡兰提供贷款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1972 年 2 月，中国和加纳两国政府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1971 年初以后，同印尼的关系也有了转圜。两国外交人员在联合国有过接触。

总的看来，在已建交的国家中，当时除同苏、印关系仍显得紧张以外， 同其他国家均显得关系有所好转或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关系。这符合中国集中力量对付美、苏，特别是对付还在从事侵越战争的美国的战略要求的。

三、中国同一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中国政府逐渐克服了极左路线对外交工作的干扰破坏，不但修复了同一些国家冷却的关系，还与一批国家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本时期，中国除了 1965 年与毛里塔尼亚建交外，1968 年后又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1 年则是中国建交大发展的年份。

本时期与中国建交国家共有 25 个，亚洲 6 国：南也门（1968 年 1 月 31

日）、科威特（1971 年 3 月 22 日）、土耳其（1971 年 8 月 4 日）、伊朗（1971

年 8 月 16 日）、黎巴嫩（1971 年 11 月 9 日）和塞浦路斯（1971 年 12 月 14

日）；非洲 8 国：毛里塔尼亚（1965 年 7 月 19 日）、赤道几内亚（1970 年

10 月 15 日）、埃塞俄比亚（1970 年 11 月 24 日）、尼日利亚（1971 年 2 月

10 日）、喀麦隆（1971 年 3 月 26 日）、塞拉里昂（1971 年 7 月 29 日）、

卢旺达（1971 年 11 月 12 日）和塞内加尔（1971 年 12 月 7 日）；拉美 4 国：

智利（1970 年 12 月 15 日）、秘鲁（1971 年 11 月 2 日）、墨西哥（1972 年

2 月 14 日）和阿根廷（1972 年 2 月 19 日）；欧洲 6 国：意大利（1970 年 11

月 6 日）、圣马力诺（1971 年 5 月 6 日）、奥地利（1971 年 5 月 28 日）、

比利时（1971 年 10 月 25 日）、冰岛（1971 年 12 月 8 日）和马耳他（1972

年 1 月 31 日）；北美一国：加拿大（1970 年 10 月 13 日）。

需要指出，本时期可说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和西欧国家打开建交局面的时期。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只有古巴在 1960 年 9 月 28 日与中国建交。70 年代

初的约两年时间里，又有 4 个拉美的重要国家同中国建交。在西欧，除了 1964

年 1 月 27 日法国同中国正式建交外，只是在本时期才又有 6 个国家同中国正

式建交；加上英、荷同中国已建立的代办级关系，共有 9 个同中国存在官方意义的关系的国家。

这一批为数不小的国家大致在 70 年代初同中国正式建交，当然是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和中国对外关系整个发展进程所促成的。这不但说明中国拥有很高的国际威望，也因为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失败、霸权主义地位不断削弱，阻挠各国同中国接近已越来越困难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