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政府为按照正确原则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而斗争

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坚定地为维护《上海公报》 的原则与精神而斗争

中美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其后中美双方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不断磋商，1972 年 6 月 19 日至 23 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四次访华，周恩来和其他负责人同基辛格及其一行进行了会谈。1973 年，尼克松连任总统。1973 年 2 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双方在会谈中回顾了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双方重申了 1972 年 2 月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和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共同承担的义务。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了促进这一进程并改善联络，中美双方达成了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协议。它不是正式外交机构，但是起了沟通彼此之间官方来往的作用。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并同

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 月 14 日双方发表公报。双方回顾了 2 月间基辛格访问中国以来国际事态的发展，重申了信守上海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并把反霸原则明确应用于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双方还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经常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公报中，中国方面再一次指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美双方宣布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并采取措施为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创造条件。双方表示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为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但这一进程，由于 1973 年 11 月以后美国统治

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发生“水门事件”，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被迫辞职而被延迟下来。

福特访华和继续保持改善中美关系的势头 1974 年 8 月 9 日福特就任美国总统。在其开始办公的第一天就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重申美国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并继续追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目标。1974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基辛格第七次访华。中美双方进行会谈，

重申信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 1975 年访问中国。1975 年 1 月福特祝贺四届人大周恩来再次当选总理的贺信中，表示希望双方经过共同努力克服分歧，以“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事业。从而履行1972 年上海公报中所表述的共同义务”。但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解决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从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是有改善的，双方设立了联络处，团体和个人的互访开始增多，中美贸易有迅速发展，文化交流也有开展。1974 年 10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授权法案中，实际上废除了 1955 年 1 月下旬国会授权总统为阻挠中国解放沿海岛屿可决定径直向中国作战的议案。但是，总的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子是缓慢的。中国指出，为了实现中美关

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做到断交（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撤军（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废约（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可是，福特至 1975 年时， 还在强调和重申所谓美国“对台湾的义务”。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

斯菲尔德1975 年2 月访华后所写的一份报告中载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1972年 2 月后美台关系还在发展。该报告中说：“在 1974 年 6 月，台湾还有 5，

145 名美国军人留在那里。1973 年确曾增派美国空军力量前往该岛”。在上海公报发表（注：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没有签字）以后，“我们还同意让台湾同时生产美国 F—5E 式飞机”，“还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有官兵 147 人，1972 年以来仅减员 18 人，”“美国还继续供应台湾武器，是通过长期低息信贷购买的。”1973 财政年度“美国通过信贷卖给台湾的武器共计 4，520 万美元；在 1974 财政年度，达 6，000 万美元；本财政年度的军火信贷预算为 8000 万美元。”“几个月前一个新大使被派往台湾”，“同样在

1974 年台湾被允许在美国开设两个领事馆，这使“‘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台

湾在美国土地上新添了 5 个领事馆，分别设在：亚特兰大、堪萨斯城、波特兰、俄勒冈、关岛”等。①

中美贸易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字，1972 年为 9，600 万美元，1974 年为 9.35 亿美元②（至 1972 年 2 月时无直接贸易），但是妨碍中美贸易的障碍也严重存在着。由于没有最惠国特遇，向中国商品征税过高，“要比对日本、南朝鲜、台湾或香港的同类产品高出一倍到五倍”。③

此外，美国还在中美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不时违反上海公报原则，带来一些障碍。1975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竟无理要求中国方面取消艺术团预备演出的节目中列有《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声称美方不能同意将提及台湾的歌曲列入节目中去，并推迟中国艺术团的访问演出。美方这一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

《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表达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深切感情。中国艺术团演唱这一首歌曲是无可非议的。美方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首歌列为预备曲目。并表示中方历来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持积极赞助的态度，但是中方决不拿原则做交易。1975 年 8 月，美国纵容和支持西藏外逃人员在美活动等这些做法都违反了上海公报的精神。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 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但是，1975 年下半年中美关系即使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明显冷淡了。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虽然一再强调改善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当时他们把美苏关系看得高于一切，并宣传所谓缓和新阶段，听不进中国人的不同的看法。1975 年 10 月，中国外长乔冠华在欢迎基辛格的宴会上指出：“严峻的现实不是什么缓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问题不在于双方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在于当时美国曾以怠慢中国来向苏联示好。

① 见《参考消息》1975 年 5 月 4 日。

② 见《参考消息》1975 年 8 月 17 日。

③ 见《参考消息》1975 年 11 月 27 日。

1975 年 11 月，美国政府人事调动，一方面将主张对苏联强硬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解职，一方面将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布什调回国，还说什么对布什的后继人选尚未考虑，简直故意表示轻慢中国。

虽然如此，美国总统福特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还是于 1975 年 12 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且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就国际问题同福特进行了谈话。邓小平同福特进行了三次讨论。中美双方强调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面临着共同关切的问题，也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一点是两国都表示不应该谋求霸权，并且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为了反对霸权主义，中美各自将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处境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在双边关系上，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福特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

福特在结束了对中国和对印尼、菲律宾的访问后，1975 年 12 月 7 日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提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名之曰“新太平洋主义”。这个主义的主要之点是：把美国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支柱”；强调美国实力必须作为一种“均衡的基础”继续留在亚太地区；强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以及重申在亚太地区反霸的立场等。这些并没有超出“尼克松主义”的范围。但是在西方和亚洲各国舆论批评美国存在绥靖思潮的当时，福特的这些表示被人们赋予一定的意义。

1976 年 2 月中旬，福特在芝加哥说，他打算采用所谓的日本方式来解决

台北—北京问题。①这个问题，由于 1976 年美国国内进行大选以及政府更迭又被拖了下来。总的说来，在福特任内中美关系虽然出现过冷淡，但正常化步伐仍保持着缓缓向前的势头。

卡特政府初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 1977 年 1 月，美国总统卡特就职。2 月 8 日，卡特即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会晤，并表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关系正常化”。虽然如此，卡特却一再重复必须“保证台湾安全”这类话；而且在其上台初期，把对华关系放在其外交上比较靠后的地位。其国务卿万斯则声称美国需要在美苏关系中“小心保持平衡”，美中关系的发展“慢慢来”。这表明， 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迈出新的步子。

1977 年 4 月 12 日，卡特之子奇普，参加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并受到中国副总理李先念的接见。事后，奇普说，两国继续往来，“对我们国家和他们的国家都是一件大事”。4 月 22 日，卡特说：“增进交往、贸易和最后通过履行上海协议来使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是符合世界和我们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的。”

1977 年 5 月间，卡特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一，

即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冻结美国人的资产 1.9 亿美元和美国冻结中国人在美存款等资产约 9，000 万美元的问题。双方政府已在会谈；而主要障碍则是台湾问题。卡特还说：“我们不愿看到台湾人民受到折磨或攻击，如果我们能解决那个主要困难，我将迅速朝着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显然，

① 1976 年 4 月 2 日《参考资料》下午版转载的美报消息。

这仍是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想法在作怪。

卡特的确说过重视中美关系的话，如在 1977 年 5 月 22 日的一次讲话中， 他说：“我们认为中美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中心因素，并且认为中国是保持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但他又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具有紧迫感。他曾说过，“我们不感到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有任何紧迫性， 虽然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之一。”①所谓没有紧迫性这种话，在美国人中间也是反对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要求是美国承认侵略印度支那政策失败后的逻辑的产物；同时，中美双方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有某些共同点，即基辛格等人所说的“并行的利益”，也要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其实在后一点上， 面对苏联正在向非洲伸手，到处碰到美国的势力，美国比任何人都要着急。因此，美国人自己都要求加快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如 1977 年 8 月 8 日《华尔街日报》登载的巴尼特的文章曾说，一些美国人“认为完成正常化的过程没有什么紧迫性，那将是很大的错误”。

1977 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所谓“探索性访问”，探索美中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途径。访问期间，万斯虽宣扬“卡特将继续把美中两国间关系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因素的政策”， 但仍没有下决心按中方提出的“三个条件”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方提出的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一是要中国保证不用武力解放台湾。这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是美国欠了中国的帐，应由美国下决心解决，而万斯来华则强调双方都必须作出努力，从而否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二是美国提出在台湾设立美国联络处和在北京派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不管起用什么名称，实质是“倒联络处”的安排。这个方案实际上仍要求今后美台之间公然保持官方的交往关系，理所当然地为中国所拒绝。1977 年 9 月 6 日，邓小平在同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谈话中，阐明了万斯来访没有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进展的缘由，指出“倒联络处”的方案等于是从美国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了；并指出万斯离华后美方所宣称的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灵活性、立场有了松动等说法不符合实际。在这以后，中国还要求美国能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来考虑中美两国的关系问题，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8 年 2 月 26 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再次指出只要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进展 卡特执政以来，面对苏联咄咄进逼之势而招架乏术。1977 年 8 月上旬透露的总统《第十号备忘录》，主张在苏联入侵中欧的时候，秘密地放弃西德三分之一土地，这个战略在欧洲国家引起极大的不满。这对美国政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借重中国力量，在战略上谋求“均衡”，对抗苏联，这原是美国企图从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中得到的好处。

此外，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和发展，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准备了良好条件。中国首先同已建交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先后同日本、西欧共同体签订贸易协定。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纷纷要求迅速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步骤。据美报统计，1978 年上半年，“共同市场向中国的出口比美

① 1977 年 8 月 8 日美国《时代周刊》。

国的出口多 3 倍，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多 5 倍”（1978 年 11 月 19 日华盛顿邮报）。由于害怕被挤出中国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美国的一些财团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在香港的一些美国资本家也联名上书，要求卡特下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这一背景下，卡特于 1978 年 4 月 11 日，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在实现上海公报表明的那些目标时，美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国家的最大利益。卡特随即派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 1978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访华。

在访华过程中，布热津斯基同我国领导人讨论了共同关心的战略问题。他强调了美国在对待中美之间的关系上，抱有三个根本信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还强调双方在“有共同利害关系的许多地区我们分别采取的行动将能够起互相支持的作用。”在双边关系上，他说：“上海公报反映了我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的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他表示决定“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全正常化的剩余的障碍。”并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这次访问，美国所表示的态度，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向中美关系正常化前进了一大步。

1978 年 7 月，美国总统卡特又表示，中美两国的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美国下决心举行谈判。

二、中美宣布建交及其意义

中美建交 1978 年下半年，中美双方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继续接触。在曲折细腻的谈判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给予了直接的关心。1978 年 12 月中旬，邓小平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按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中美双方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双方决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

立外交关系。经双方商定，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提前于中国北京时间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十时（美国时间为 15 日晚上 21 时）同时公布。同时，中美两国政府还就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分别发表了声明。

建交联合公报除载明中美双方自 1979 年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外，明白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重申了上海公报中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强调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是说，1972 年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仅仅是“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但是，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现在， 美国承认了我们历来所坚持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妨碍中美建交的障碍是去除了。

联合公报还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

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这些原则，表明中美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点，而且至少是在一些问题上中国有可以遵守的准则，可以用来从法理上约束对方。

所提的这些原则比上海公报也有发展，如反霸原则，上海公报仅是适用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而建交联合公报则包括“世界上任何地区”。

联合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于 1979 年 3 月 1 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当然，中美建交谈判还有一些未完全解决或未能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

的问题。发表联合公报的当日，中美双方政府还各自发表了政府声明和政府领导人的谈话。

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除重复联合公报中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将仅“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之外，还声明它将在 1979 年 1 月 1 日通知台湾（一）“结束外交关系”；（二）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即在通知送达以后一年予以终止。美国政府还声明“在 4 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这样，中国将联合公报与美国政府声明合在一起看，美国已完全接受了中国一贯坚持的符合中国主权要求的“断交、废约、撤军”的三项建交条件。

美国政府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声明中的这一点，当然仅仅是美方的期望。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历来强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但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其他方式解决，这都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方的期望，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同一日（12 月 16 日），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声明除了指出“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之外，特别声明“至于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 美国政府声明中关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某些人说来是埋下一个伏笔，可以在日后做文章，那么，中国政府的这点声明可说作了回答。

在宣读中美建交公报和中国政府声明的记者招待会上，华国锋谈到了关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的问题。他说：“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谈判中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表明了严正态度。

邓小平访问美国 1979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4 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受到美国政府和民间人士的隆重接待。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会谈，会见了政府成员、各界人士和报界人士，还专门在美国国会同许多议员进行了广泛交谈，参加了群众性的欢迎会和文艺演出；并参观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三个美国城市。

邓小平同卡特经过两天会谈， 1979 年 2 月 1 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指出“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一致认为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

相似的观点。双方也讨论了彼此看法有所不同的方面。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邓小平说：“两天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1979 年 1 月 31 日在布莱尔大厦）

1979 年 1 月 31 日，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随同邓小平访美的副总理方毅和外长黄华还同美方相应官员签署了其他协议和换文。在签署协定的仪式上，邓小平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

邓小平同国会议员的交谈中，台湾问题占了重要位置。在这次访问的几天中，邓小平在会内会外的各种场合，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坚持的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也有效地阐明了中国采取的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当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虽然当时更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未见正式文件，但 1981 年 9 月 30 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指出的九条方针政策，使人们看到，这就是其具体化。因此，中国领导人关于一定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很早就是明确的。当时有一位美国议员说，听了邓副总理的阐述，我觉得我们没有可说的了。①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访问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对反对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问题有专门的阐明。邓小平 1979 年 1 月 31 日对美国新闻记者说： “你通过谈判或协定约束不了苏联的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采取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②在西雅图机场邓小平发表告别讲话中表示， “中国人民在反对全球霸权主义和区域霸权主义方面将作出自己的努力。”

总的说，邓小平的访问，对于进一步交换中美双方领导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发展双方的关系，肯定共同点，缩小分歧点，收到了良好和巨大的成果。邓小平离美时致电美国总统卡特肯定了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并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的发展”。

1979 年 3 月 1 日中美双方互派了大使。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的篇章。

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国际政治有着深远影响。它将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对中国人民“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次访问也进一步表达了中美双方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有某些共同点，显然，这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建交，也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因为由于美国的态度而造成的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发展不快的情况，至少是可以减少一点。这对推动国际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美建交，对于台湾的一部分政治上仰仗美国卵翼而生存的人是个莫大

① 转引自 1979 年 2 月 2 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② 见 1979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

打击。因为，中美建交公报和美国政府就此发表的声明中，都肯定美台之间只能有商务、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非官方关系，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这方面还要看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

反对美国制订《与台湾关系法》 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 有一条是关于调整美国的法律和规章，以适应中美建交的新情况。声明中说：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1979 年 1 月 26 日，卡特在答记者问时宣布，他不会批准针对或违反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任何协议的任何立法。正是因此，中国十分关注 1979 年 1 月 26 日，卡特就今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所提出的一项《与台湾关系法》的法案。

经过国会修正的关于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

——《与台湾关系法》，1979 年 3 月 13 日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表决

通过。按照美国立法程序，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于 3 月 20 日就统一两院通过的议案的文本问题达成了协议，3 月 26 日国会正式通过，经美国总统卡特于 1979 年 4 月 10 日签署生效。

该法表示，制订该法是为了“继续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同建交公报相比“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的“非官方”一词被删去了。更重要的是，该法的许多规定直接违反中美建交公报所确定的原则。

首先，该法认为美国同中国建交“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为此，“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

其次，该法规定，美台之间在 1978 年底以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 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把美台间过去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大批“条约”和“协定”一字不改的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企图否认只有一个中国，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当该法在美国国会讨论之际，中国外长黄华于 1979 年 3 月 16 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国会即将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表明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的态度。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该法通过并签署后，中国政府又于 1979 年 4 月 28 日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照会，阐明了中方立场，郑重指出：“中美建交协议， 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两国建交协议， 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

针对美国损害中国主权的做法，1979 年 6 月 18 日中国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希望，美国方面能够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消除在发展两国正常关系过程中的某些障碍，不要做有损于我国领土台湾归回祖国的事情，以保证两国关系

继续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之际，美国政府领导人确实讲过一些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话。如 1979 年 1 月 25 日卡特在接见中国电视记者时说：“两国关系这一创造性的开展，使两国人民将来有可能在各个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为加强整个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奠定基础。”1 月 27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同中国的新关系总的来说有助于全球的稳定与和平。”后来，中美经济贸易有所增长，在执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上，双方也有了一些具体措施，相互在对方的一些地方开设了领事馆；解决双方冻结对方资产的问题也达成了协议，等等。这也应该说， 中美两国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曾经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台湾问题，美国领导人竟然重新把它挑起来，这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投下了暗影。

中美正式建交头一年，两国关系的演变表明，双方政府都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但是，台湾问题仍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而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