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新形 势。中国人民继续坚决支持国际上各种正义斗争和发展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以石油为武器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支持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在这一事实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各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经济内容逐渐增多。它们掀起了一个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剥削掠夺的巨大浪潮。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斗争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把世界各国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由于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之势，第三世界各国面临着反对两霸的斗争任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各种正义斗争，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一、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

70 年代，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处于老的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的已经不多了。它们主要是：在非洲葡萄牙的一些殖民地，以及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阿扎尼亚）、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在南非统治下）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在葡萄牙的各个殖民地，从 60 年代起，先后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1961 年在安哥拉，1963 年在几内亚比绍，1964 年在莫桑比克，当地非洲黑人拿起武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的持续和发展，终于迫使葡萄牙从这些国家陆续撤出了自己的殖民统治。如果说，英国殖民者在战后头几年在印度人民的武装斗争面前受到了教训，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人民八年抗法战争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八年独立战争中受到了教训，导致了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 50 年代至 60 年代在非洲等地采取了撤出直接统治，和推行

新殖民主义的手法，那么，葡萄牙则迟至 70 年代才采取了这种手法。随着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崩溃，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先后宣告独立。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非洲各地黑色人种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早在1963 年，中国人民通过毛泽东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对于黑色人种反殖斗争的深厚同情。毛泽东说：“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黑色人种的解放，首先是要挣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对于从 60 年代起广泛兴起的非洲黑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给予积极的支持。在政治上，凡是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中涉及反殖的会议和议题上，中国总是给予声援。在军事上，许多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到中国访问参观，想从中国学习革命道理和武装斗争的本领，中国人民也总是尽可能满足其愿望和要求，甚至给予其国内的运动以物质支援，包括武器支援。经济上，中国给予黑人国家的经济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中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占最大比重。70 年代，中国对外援助份额有明显增大。1970 年动工兴建，1976 年交

付正式使用，花费巨额资金和人力的坦赞铁路，就是中国对两个黑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援助项目。无产阶级的国际支援，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统治的斗争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和正义的。

关于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还必须包括支持他们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白人种族主义是老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表面上具有脱离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独立国地位，如南非共和国和罗得西亚共和国，实际上以白人种族主义形式，保持了外来白色人种及其后裔对当地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黑色人种土著居民的直接剥削、压迫和统治。1966 年在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掀起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争取黑人多数的民主权利的武装斗争；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也掀起了黑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除了政治声援之外，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中国人民也是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坚决支持。

对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进行斗争，这决不单纯是某一国国内的问题。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色人种和其他有色人种执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冒犯人类尊严和感情，远远背离当今的历史潮流。对白人种族主义这种社会丑恶现象，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憎恶、谴责和反对。例如： 在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各种组织历次讨论非洲“非殖民化”问题和所作出的有关决议中，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从来就是人们一致谴责的对象。在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所属机构有时还作出对南非和罗得西亚实行制裁的决议。例如：1962 年第十七届联大曾决议，要求会员国断绝同南非的外交关系；1965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曾呼吁一切会员国断绝对罗得西亚的一切经济联系等。

中国从 1960 年 7 月起就完全断绝了同南非的一切经济贸易联系。罗得西

亚是 1965 年片面宣布独立的，一开始就遭到黑人国家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谴责，除南非外，没有一个政府承认它。中国更是同它不发生联系。中国不仅对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观点和措施表示支持，有时还有专门的外交举动显示中国的正义立场。例如：1976 年 6 月 28 日和 197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发表谈话和声明，强烈谴责南非白人政权血腥镇压南非黑人群众运动的野蛮罪行。

自从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利以后，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中国代表团都谈到非洲的反殖斗争问题。例如：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长发言中，有专门一节，是“关于非洲反对殖民主义问题”， 其中阐明中国的立场：“在非洲，我们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等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又如：在 1978 年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三届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长在发言中阐明了对南部非洲的反殖斗争的看法。当时，葡萄牙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中国代表团长指出：“南部非洲依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区。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纵容和支持下，继续疯狂推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这种情况绝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彻底来个改变”；还指出：“我们一贯认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应该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必须予以粉碎；中国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正义斗争。”

为了支持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黑人“前线国家”

（即在南非和罗得西亚周围的处于斗争前沿的黑人独立国家）付出了很大力量。他们因此常常遭到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压力、经济封锁，甚至军事挑衅。中国人民不但直接给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以支援， 也给“前线国家”如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以积极支援。关于 70 年代中国给予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外电报道较多的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中国给予黑色人种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的支援，一般并不公开报道，只是偶然提及。如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在谈到安哥拉时，中国代表团长在发言中承认：“中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安哥拉的三派解放组织，我们都给予了军事援助，援助他们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但是，受援一方却公开地谈得较多。举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一次讲话为例，他说：“中国是南部非洲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爱国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国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持对这些国家的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前线国家为解放力量提供了战略基地和后勤支援，而中国对前线国家的宝贵支持，也是促使这一地区被压迫人民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因素。” “过去几年中，当津巴布韦解放战争达到一个关键性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时， 中国坚定地同爱国力量和前线国家站在一起，击退了罗得西亚叛乱分子和南非的联合力量对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凶恶进攻。在津巴布韦独立的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援助时，中国与我们共命运。”“我要明确指出，多亏中国的决定性的支持，才使赞比亚在那一阶段得以生存和获得安全。你们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给了我们鼓舞，你们的军事援助给了我们力量和鼓励来抵抗和击退敌人，你们对我们的斗争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保证了津巴布韦人民赢得历史性胜利。”①津巴布韦是在 1980 年 4 月 18 日独立的。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也说过：“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津巴布韦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②

这些话，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对被压迫民族的经济、政冶和军事的援助， 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确是具有重要意义，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0 年代，是老殖民体系最后崩溃的年代，也是中国给予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积极援助的突出的年份。

二、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权利和国家主权的正义 斗争

1972 年至 1979 年这个时期里，民族独立国家又增加了 21 国，计有亚洲

一国：东帝汶；非洲 8 国；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科摩罗、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塞舌尔以及吉布提；拉丁美洲 6 国：巴哈马联邦、格林纳达、苏里南、多米尼加联邦、圣卢西亚以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大洋洲 6 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杜瓦卢岛、马里亚纳、密克

罗尼亚西和基里巴斯。至此，战后新独立国家已达 90 国（占全部独立国家

161 国的一半以上），除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国家以外，在各洲大

①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1980 年 4 月 9 日在华国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见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

② 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 1980 年 10 月 13 日同赵紫阳会谈时语。

陆上已无大片的殖民地了。但是，所有处于被压迫民族地位的亚非拉和大洋洲的独立国家，它们面对霸权主义的干涉和侵略，仍有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任务。中国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第三世界内部，个别大国欺负甚至并吞毗邻小国的事，也是有的。对此，中国也是主持公道，坚决反对的。

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 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扩张，1948 年、1956 年和 1967 年先后三次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除整个占领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外，还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计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土地 7.3 万多平方公里，100 多万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家园，流落阿拉伯各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一直不承认以色列，也不同它来往。中国认为，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义务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为恢复民族生存权利，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而进行斗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和叙利亚为收复失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进行了正义的反击以色列侵略的战争。在战争打响的第三天，10 月 8 日， 中国外长姬鹏飞会见了埃及驻中国大使阿卜德、叙利亚驻中国大使阿特拉什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哈穆德。他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你们这种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表示敬佩和坚决支持。”并表示，“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全体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10 月 11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分别致电埃及总统萨达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次表示中国的支持。电中强调指出， “以色列侵略者之所以这样猖狂，敢于多次向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的结果，是同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分不开的。”电中表示坚信，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埃及人民、叙利亚人民， 在两国总统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坚持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必定能够同全体阿拉伯人民一起，克服征途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但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在武器、坦克等方面的积极支援，战争在埃及、叙利亚方面，未能如开始时那样地顺利发展。同埃及订有友好合作条约的苏联，在战争开始时并未给予埃及以支持，此时却同美国一起在安理会炮制了一个所谓立即停火的决议案，迫使双方接受。埃、叙人民的一次正义的军事行动，在美苏两家争霸中东、保持中东“不战不和”局面的共谋下，被扼杀了。埃及、叙利亚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丢失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地未能收回，现在，美、苏策动了停火，由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停火线维持双方脱离接触的局面，又一次地使问题拖了下去。

虽然如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全体会议上指出，“伟大的十月战争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了阿拉伯人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制造的僵持局面”，“开创了反侵略、反霸权主义斗争的新局面”。在这同时，中国也指出，埃、以和叙、以之间“脱离接触”后，埃及只收复了苏伊士运河东岸 28 至 30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叙利亚也只收复了戈兰高地的部分地区，“中东问题还远远谈不到解决”。

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过去不知讨论过多少次。1967 年安理会通过“二四二”决议（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尚未得到恢复，没有参加讨论）。

这一次 1973 年 10 月，安理会讨论通过了“三三八”决议。这两个决议中不论哪一个，都是既未谴责以色列侵略，又未提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因此，中国代表黄华在这次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曾经明确指出，如果安理会要作出什么决议的话，就要最严厉地谴责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的“一切侵略行为”，“最坚决地支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所正在进行的反击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要求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立即从其所侵占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全部撤走，并明确规定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在上述联合国决议中，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决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问题，说成是什么‘难民问题’。”中国代表曾在一次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指出，“这是极不公正的。我们历来反对，今后还要继续反对。”①

中国在联合国的正义立场是对埃及人民、叙利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此外，中国代表还特别指出怎么看待联合国的决议。就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联合国的决议，不应当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说到底，阿拉伯失地的收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恢复，只有依靠自己紧密的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才能实现。”

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 进入 70 年代以后，虽然在美苏争霸的国际舞台上，逐渐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但美国竭力企图维持其既得侵略利益和势力范围。它在南朝鲜驻有地面部队，破坏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在台湾问题上，还力图制造“两个中国”，迟迟不能消除这个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障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还竭力加以庇护；对被称为是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 美国也死抱住原有的势力和特权不放。巴拿马运河事件是个突出事例。1903 年，美国通过它强加给巴拿马的不平等的“美巴条约”，攫取了运河和运河区的特权，1914 年运河凿通后，美国在运河区任命了总督，在那里挂美国国旗，把运河区变为美国在巴拿马领土上的“国中之国”。 1964 年 1 月 9 日，

巴拿马人民掀起了反美爱国斗争风暴，毛泽东于同年 12 日发表了《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指出：“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

这次反美斗争风暴之后，美国被迫同意与巴拿马政府谈判签订一项新条约，来代替 1903 年的条约。但由于美国顽固坚持霸占运河的立场，谈判几经中断。在巴、美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美国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巴拿马人民为收复运河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得到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和舆论强调巴拿马人民的斗争是“整个拉丁美洲的事业”，对巴拿马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 1973 年 3 月，在巴拿马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上，第三世界与会

国一致要求公正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在这次会上，中国代表黄华发言再次表示坚决支持巴拿马政府和人民的爱国斗争。1977 年 9 月 29 日，黄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全体会议上发言重申了，“我们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而进行的长期英勇斗争”。1978 年 2 月 26 日，中国总理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支持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进行

①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巴拿马人民的顽强斗争得到整个拉丁美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迫使美国于 1977 年 9 月 7 日同巴拿马签订新约，同意废除

1903 年旧约，并在 23 年内把运河和运河区全部主权和管辖权逐步交给巴拿马政府。这是巴拿马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拉丁美洲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 进入 70 年代， 苏联的霸权主义也开始露骨地推行到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这随即引起民族主义国家的反对和抵抗。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这些国家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苏联乘埃及抵抗美、以侵略急需外援之际，在向埃及提供援助的同时，把势力积极渗入埃及。1971 年 5 月，苏埃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从此苏联得以进一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渠道，加紧对埃及实行控制、颠覆和干涉。对此，埃及不断进行斗争。1972 年 7 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下令驱逐在埃及的近 2 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

1973 年 7 月，萨达特公开点名谴责苏联出卖埃及人民的利益。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夕，苏联从埃及撤退专家，既表示对埃及准备中的正义战争不予支持， 也是实际上向以色列的一种“报警”。战争发生后，苏联对埃及卡住军火不给，还停止经援，甚至蛮横地向埃及逼债。直至 1976 年 3 月 15 日埃及忍无可忍终于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对于埃及为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所进行的斗争，中国一般在领导人讲话中或在报纸舆论上给予公开支持。另外，埃及因苏联逼债、违约停止供应武器零件，以及苏施加其他压力而遇到困难时，中国及时地向埃及人民提供了相应的援助。

1977 年 6 月，苏丹总统尼迈里率苏丹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在欢迎宴会上讲话，赞扬“苏丹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来侵略，有着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多次挫败了超级大国策划的侵略、干涉和颠覆阴谋”；并强调“特别是最近”，苏丹政府和人民面临霸权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毅然限令撤走它在苏丹的军事专家”。“这一果敢的正义行动，大长苏丹人民、非洲人民、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志气”，沉重地打击了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为第三世界的团结反帝反霸事业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77 年 11 月 13 日索马里政府毅然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全部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勒令苏联撤除在索的一切军事措施，并减少苏联驻索马里的外交人员。1977 年 6 月李先念在一次外交场合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赞扬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坚持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

1977 年 3 月和 1978 年 5 月，两次发生雇佣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扎伊尔

南部沙巴省的军事进攻。1977 年 2 月 24 日李先念和驻联合国的中国代表赖亚力分别谴责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事件，给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以政治声援。4 月间，中国及时将援助物资运往扎伊尔。6 月间，扎伊尔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赞扬中国的援助说：“中国的援助，不仅最直接而且最有效，而且我认为也是最无私的。”①1978 年 1 月，李先念对扎伊尔的访问，是对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鲜明的政治支持。

① 转引自 1977 年 6 月 13 日《参考资料》下午版。

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插手这类事件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注意宣传和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和已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给苏联霸权主义造成可乘之机。

三、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被压迫民族在实现政治独立以后，还有个争取经济独立，以巩固政治独立的任务。但是，帝国主义加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上的经济罗网是经过多少世代编织起来的，它决不是轻易地就能被掀掉，这里存在着艰巨的斗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以后，仍旧在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严重剥削，就是一个证明。例如：据联合国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 1970

年比 1950 年下降了 4％，而同期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则增长了 44

％。到 1972 年竟增长达 65％。①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出现了一种新情况， 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经济上政治上都取得巨大成果。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的斗争有极大的推动。

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第三世界各国 经济上团结反帝的加强 1973 年 10 月 17 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二天，当时埃及、叙利亚胜利形势发生突变，战局正在逆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科威特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立即减少成员国的石油产量，并在以后每月以 5％的比例递减产量。②鉴于美国给予以色列最新武器和大量坦克的支援是造成战局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一措施显然是阿拉伯各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历来的偏袒、纵容和支持态度的一种抗议和反对。

美国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主要以石油为能源，而石油的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进口的。最大石油生产国之一的美国，石油在其能源构成中占 46％。① 而在美国的石油消耗中有 34％依靠进口（1973 年）。②其他发达国家也是类似情况，甚至更严重。如日本，动力资源的 73％是石油；每年消耗石油的 99.7

％依靠进口。③不论美国、日本和西欧，在石油进口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东；美国占 30％以上，西欧占 70％，日本占 90％。④因此，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这一决定，对美国等西方各国的经济生活将有极大影响。

1973 年 10 月中旬起，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科威特等产油国相继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12 月，阿拉伯国家又决定对葡萄牙、罗得西亚和南非实行石油禁运，以响应非洲国家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正义行动，并声援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

① 转引自 1974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掠夺》。

② 见 1974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斗争的创举》。

① 见 1973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美国能源危机严重》。

② 见 1980 年 2 月 5 日人民日报《美国的能源问题和能源政策》。

③ 见 1973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

④ 见 1979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报资料《“石油宝库”波斯湾》。

在实行减产和禁运的同时，阿拉伯产油国还夺回了一直为西方石油公司垄断的石油价格决定权，展开了对石油企业实行国有化和增加本国股权的行动。当美国国防部长发出将用武力占领阿拉伯油田的恫吓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针锋相对地警告美国：如果美国胆敢动用武力，阿拉伯国家就立即炸毁油田和设施，彻底摧毁美国在中东的全部石油利益。阿拉伯各国这一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增加本国参股权和反威胁等为内容的石油斗争产生了巨大威力：促进了阿拉伯各国在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分化了西方阵营，孤立了美国。当时，西欧同日本不顾美国的旨意纷纷同阿拉伯产油国直接对话，订立长期石油协定，使美国发起的旨在联合对抗阿拉伯产油国的华盛顿石油消费国会议归于失败。石油斗争还进一步暴露了建立在掠夺和剥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和对第三世界的依赖性。美国人写的文章承认：“阿拉伯人第一次进行合作，使用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工具——他们的石油。他们利用石油在政治上孤立以色列，并利用它对美国施加影响。这是在现代历史中给人最深印象的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并且很可能成为第一次获得成功的做法。”①

在阿拉伯国家石油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各原料生产国纷纷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在价格、销售等方面的垄断地位进行了斗争，原已成立的原料生产国组织加强了联合斗争；还出现了许多新的这类组织。它们通过协商出口贸易政策和计划，反对国际垄断资本操纵国际市场，争取和维护原料出口的较合理价格。

此外，第三世界各国经济业务的合作（如合办海运公司、运输和工程公司等）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如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等）也纷纷建立起来。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兴旺景象。

中国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第三世界国际经济合作及其斗争的发展。在 1974 年 4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称赞石油武器的运用。他说：“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以色列扩张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中国舆论从阿拉伯石油斗争一开始就欢呼这是一个创举。中国的文章指出：“石油武器的运用，确是一个历史的创举。它的影响深远，为第三世界人民指出了维护民族资源、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的斗争的新方向。”还指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益认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各种原料资源，都可以成为反帝反霸斗争的武器。这标志着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在经济领域内深入发展的新趋势。”①

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人民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发展中国家从 60 年代起建立了一些经济的或政治的联合组织，客观上它们的斗争矛头不能不是指向直接压迫和剥剥它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进入 70 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急剧衰落，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阿

① 哈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1973 年 12 月 20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转引自 1973 年 12 月 23 日《参考消息》。

① 新华社记者述评：《石油武器：反帝反霸斗争的历史创举》（1974 年 12 月 26 日）。

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胜利地进行了反帝反霸的斗争以后，这些联合组织及其斗争更加蓬勃发展了。从经济上看，这些联合组织及其各种联合斗争， 逐渐汇向一个总目标总口号：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64 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在这方面的斗争中成了一种有形的重要组织形式。中国支持“七十七国集团”反帝、反殖、反霸，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和活动。

1964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会上有 77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从此它们被称为“七十七国集团”。现在，它的成员国已超过 100 个，但仍沿用这个名称。“七十七国集团”在每四年召开一次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前，都要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来研究对策，协调立场。发展中国家还利用联合国所有讨论国际经济问题的会议和其他国际性会议，阐明看法，提出要求，进行联合的斗争。1974 年 4 月联合国举行第六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际经济中的原料和发展问题，会前“七十七国集团” 为会议准备了两个文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未经表决，即获得通过。从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帝反霸斗争，又有了重要的可资遵循的纲领和文件，它标志了斗争将会有更加深入的发展。

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一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他在发言中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指出“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指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邓小平还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邓小平还从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两者之间不可分的关系，指出发展中国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的重要性，并特别指出：“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贮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 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 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当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所提出的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邓小平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

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在这个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正面主张。他说：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冶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他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中国的正面主张在许多地方是向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树立起对立面，直接批判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立场。因此，这也是中国人民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种支持。

第六届特别联大以后，第三世界国家乘胜前进，要求贯彻实行《宣言》和《行动纲领》，并举行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进一步提出实施商品综合方案、价格指数化和建立共同基金的主张，提出就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通盘战略达成协议的要求，以及在债务、货币金融、技术转让、航运、粮食、控制“跨国公司”、修改专利制度和改革联合国有关经济机构等问题上的正当意见。中国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除了坚持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已申明的原则立场和全面主张之外，还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正当合理的主张予以支持。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剥削、掠夺、控制和转嫁经济危机以及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有了远比过去深入广泛的蓬勃的开展。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要求和具体主张，处处显出格格不入，甚至赤裸裸地加以反对。美国公然美化“目前的国际经济制度为这个世界服务得不错”，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其作用发挥不够好的领域里，加强这一制度”。在第四届贸发会议上，美国要用单项商品协议代替《商品综合方案》，以“国家资源银行”取代“共同基金”，以便继

续保持垄断原料价格的现象。苏联则不许发展中国家提“穷国”和“富国”。在六届特别联大上，它一再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字，主张“维持国际经济秩序”。在第四届贸发会上，苏联代表还歪曲中国代表团的立场，造谣说中国“反对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1976 年 5 月 13 日， 中国代表团对苏联代表的诽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中国代表团一直支持‘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并揭露苏联“鼓吹什么签订中、长期贸易协定，妄图以此代替商品综合方案。”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场意义深刻的斗争，它不会不遇到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反对。斗争将是长期的。中国将同第三世界各国一起，为其实现而努力。

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确立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 斗争 为了维护本国安全和沿海资源，一些拉美国家宣布了二百海里主权和管辖权范围。这项斗争也是 60 年代初就开始，到了 70 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响应，声势日益壮大起来。这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有集中反映。

1958 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四个海洋公约。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公约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经济利益。1960 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专门讨论各国领海宽度和渔区范围问题，未能达成协议。1973 年 5 月第十届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同年 9 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关于海洋法的宣言和决议，皆明确宣告，沿海国家有权建立最大限度为二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国家管辖区。1973 年 12 月在纽约举行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这次会议分期举行。在其后每一期的海洋法会议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坚决主张，把沿海国建立二百海里范围的专属经济区这一条作为新的海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坚决维护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和管辖权，要求外国在经济区内的活动，不得危害沿海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未经沿海国家的同意，不允许外国在经济区和大陆架上进行军事活动和设置军事设施；坚持专属经济区不是公海的一部分；反对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所谓“科研自由”；反对外国军用舰只和飞机在位于领海内的海峡“自由通行”和“自由飞越”。

苏美两霸迫于形势，在 1974 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上， 不得不表示接受二百海里经济区的概念，但又一直企图阉割专属经济区的实质内容。主要表现在：（一）主张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是“公海的一部分”；

（二）只承认沿海国在二百海里区域内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不承认它们对其他事项的专属管辖权，苏联甚至主张去掉专属经济区一词中的“专属” 两字，（三）主张除了明确规定沿海国的权利外，其他国家在经济区内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四）沿海国在该区域内捕不完的鱼应允许外国进入捕捞等等。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些主张办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专属经济区的性质。他们想在“公海自由”的口号下，继续对广大第三世界沿海国进行控制和掠夺，使他们的海洋霸权行径合法化。

中国代表团团长柴树藩于 1974 年 7 月 2 日在该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认为，确定一国的领海和管辖范围，是各国自己的主权，决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沿海国家有权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合理地确定自己适当宽度的领海，并在

领海以外划定适当范围的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当然，在确定自己的领海和管辖范围时，应当照顾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至于确定一个国际上合理的领海最大限度问题，应当由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中国重申，坚决支持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提出的包括领海和经济区的二百海里海洋权的主张。这是他们的正当的、合理的权益，而绝不是超级大国的恩赐。”发言也指出：“内陆国应当在相邻沿海国的经济区内享有合理的权益，并有权通过相邻沿海国的领土、领海以及其他海域。”

在 1976 年 8 月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五期会议上，中国代表针对两霸特别是苏联推行海洋霸权主义，把专属经济区作为公海的无理主张，指出：“专属经济区只有明确规定为国家管辖区域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保障广大中、小国家二百海里范围的正当权益，免遭海洋霸权主义的继续掠夺和威胁。如果专属经济区仍是公海的一部分，那就是否定沿海国在经济区对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其他专属管辖权，这与专属经济区的实际内容是不相符的；如果既承认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又规定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 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无论那一种情况，其结果都是等于承认超级大国有权继续侵犯沿海国的主权，威胁沿海国的安全，甚至变换手法，继续掠夺沿海国的资源。这是为争取二百海里海洋权坚持了多少年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和一切珍视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所不能答应的。”

中国代表还强调指出，“超级大国迫于形势，现在要公开反对经济区的概念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它们决不会轻易放弃霸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顽固坚持专属经济区仍是公海的一部分，以及否认经济区专属性质的根本原因。”

后来，1982 年 4 月举行第十一期会议，以 130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海

洋法公约》草案。同年 12 月 10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会议上有 119 个国家和

组织正式签署公约，大大超过批准公约所需的 60 个国家的数目。该公约规定沿海国拥有十二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确认“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以及其他重要内容。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不但拒绝签署公约，还进行破坏，企图阻挠公约之实施。中国历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斗争；虽然，中国认为正式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还有不足之处，中国代表在蒙特哥会上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约。中国认为这是第三世界各国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四、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平区和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和主张 尊重和支持拉美无核武器区的正义主张 墨西哥合众国和其他一些

拉丁美洲国家提出关于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主张，于 1967 年 2 月 14 日正

式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并于 1969 年 5 月生效。条约规定禁止缔约国在各自领土上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或拥有核武器；也禁止接受、存放和安置任何核武器。缔约国只能在和平的目的下使用核物质和核装置。并要求拥有核武器国家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即要求有核国家不采取违反条约规定的行动，不向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对拉丁美洲无核区作出相应的保证。

1972 年 11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在给墨西哥大使照会中表示尊重和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关于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的正义主张，同意这项议定

书的基本内容；并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决不对拉丁美洲无核国家和拉丁美洲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在这些国家和这一地区试验、制造、生产、贮存、安装或部署核武器，或使自己带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通过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1973 年 8 月 21 日，中国政府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在签署时代表中国政府宣读声明，重申了对拉丁美洲无核区的保证， 和在有关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声明指出：“中国政府认为应该注意的是，当前，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正在‘和缓’的烟幕下，继续加剧核军备竞赛和争夺势力范围，使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要使拉丁美洲真正成为无核区，首先需要所有核国家，特别是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作出不对拉丁美洲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切实保证，并要求他们承担义务，做到：（一） 撤销设置在拉丁美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并且不得再在拉丁美洲建立任何新的外国军事基地；（二）不得使任何带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通过拉丁美洲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声明希望，为了真正实现拉丁美洲无核区，拉丁美洲国家就必须加强团结，同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进行斗争。

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或和平区的正义主张 为了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除了拉美国家提出关于建立拉丁美洲无核区主张之外，亚非地区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无核区、和平区的主张。1970 年 9 月，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主张。1971 年 12 月 16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印度洋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为了防止地中海成为两霸“大批军事力量的集结点”， 1973 年 9 月 5 日，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席布迈丁提出“地中海成为和平湖”的要求。1975 年 2 月，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为保卫独立和主权提出了建立“尼泊尔和平区”的主张。为了使红海摆脱超级大国的战略影响和争夺，1976 年， 苏丹总统尼迈里呼吁红海成为和平海、安全区。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先后提出了建立南亚无核区和中东无核区的建议等。所有这些主张和建议，都反映了亚非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倾向的国家侵略扩张的迫切愿望。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表示坚决的支持。

1971 年 12 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宣布印度洋和平区的时候， 中国代表就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并且指出苏、美、英等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不对印度洋和平区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没有保障的。1972 年 7 月 5 日，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总理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并且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应当得到尊重。

1976 年 5 月 26 日和 6 月 2 日，巴基斯坦总统和尼泊尔国王来华访问时， 中国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提出的南亚无核区的建议，坚决支持尼泊尔国王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正义立场，并准备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义务。

为了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无核区、和平区的正当要求，中国政府对超级大国的军事扩张和争霸活动不断地进行揭露和斗争。中国代表黄华 1976

年 11 月 11 日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上发言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同时也支持有关国家为建立拉美、南亚、中东、非洲等‘无

核区’和‘印度洋和平区’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超级大国起码要对无核区做出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并从这些地区撤出一切核力量和核基地；否则， 无核区的建立就会有名无实。”黄华还指出，苏联口头上大讲裁军，“却迄今拒绝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①黄华发言还揭露：“1971 年以来，印度洋地区各国要求超级大国从印度洋撤除它们日益增加的军事存在，而超级大国根本置之不理。苏联并以维护苏联舰队的‘航行自由’和‘当然航线’等借口，不断加强它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到处攫取明的或暗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肆意进行扩张，力图取得对另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地中海国家曾再三提出，地中海是地中海国家的地中海，要求超级大国把它们的舰队从地中海撤出去，超级大国对此也是充耳不闻”。

五、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斗争

不结盟运动的雏型 50 年代就已出现。后来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发起，经过筹备，1961 年 9 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有 25 国参加。以后，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

脑会议 1964 年 10 月于开罗举行，第三次 1970 年 9 月于卢萨卡举行，第四次

1973 年 9 月于阿尔及尔举行，第五次 1976 年于科伦坡举行，第六次 1979 年于哈瓦那举行。随着民族独立国家的增多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不结盟运动作为主要是民族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运动，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的活动在国际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1961

年 9 月开幕的前夕，8 月 31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打电报给会议表示祝贺。贺电中祝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

参加这次会议的 25 国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柬埔寨、锡兰、刚果、古巴、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尼、伊拉克、黎巴嫩、马里、摩洛哥、尼泊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突尼斯、阿联、也门和南斯拉夫，派观察员参加的 3 国是玻利维亚、巴西和厄瓜多尔。从会议参加国可见，这项运动主要是民族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运动。以后，参加的成员国虽有增加，但运动的性质并无什么变化。

这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宣言所宣布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目的是：“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以便更有效地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做出贡献。”会议通过一份宣言和一篇关于战争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宣言包括引言和本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对战争的看法；第二部分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第三部分提出了对国际争端的一些尖锐问题的看法。

1961 年 9 月 9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

① 苏联在拉美国家反复敦促下，至 1978 年 5 月 18 日才作为核大国的最后一个国家签署了这一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但它又发表声明，提出拉美缔约国不得擅自为和平目的进行核装置爆炸，而必须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行事。

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社论，指出：“会议是在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明显地反映了“殖民主义制度的最后崩溃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社论肯定了会议对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社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向赞成和支持民族独立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和不结盟政策”。社论分析了“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以后，拒绝参加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反对帝国主义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不仅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对于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具有积极的作用”；还指出：“这些不结盟国家既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它们本身也不是一个集团”，仅是“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不结盟国家会议发出的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响亮呼吁声，“明显地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和加强”。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每一次的召开，都是去电表示祝贺，并对运动的反帝、反殖、反霸的基本立场表示支持。而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在同中国有关问题上也是支持中国的。例如它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70 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及中国的支持 70 年代，两霸争夺激烈，苏攻美守，苏联霸权主义面目日益暴露，加速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不结盟运动也从一般反帝、反殖发展到了反对两霸。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 1973

年 9 月 5 日至 8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会前，中国总理周恩来曾致贺电，希望这次会议能“为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帝和反对大国称霸世界的斗争，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会议通过的《宣言》，首次提出了“反对霸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依附、任何干涉和压力”，坚持了反帝、反殖、反霸的方向，显示了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战斗精神，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要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正当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会议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自 1976 年 8 月第五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起，不结盟运动内部反两霸还是反一霸成为会议斗争的一个焦点。苏联反对将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企图使会议只反美国，不反苏联霸权主义。中国总理于 1976 年 8 月 15 日致贺电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的政策，坚决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并衷心希望，在广大不结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将在第四次首脑会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进一步加强不结盟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促进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反霸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显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不结盟运动不仅表示了关心和支持，也表示了中国的期望。最后通过的会议宣言，强调了“霸权关系的形式继续存在”； 指出不结盟运动是“抗击各种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外国统治的重要力量”，坚持了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正确方向。

第六届不结盟会议于 1979 年 9 月 3 日至 9 日在哈瓦那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加剧，苏霸得手较多，野心日益膨胀，而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长，苏联亟欲对它实行控制和破坏，使不结盟

运动面临内外空前压力的情况下召开的。苏联利用不结盟国家的分歧，挑起事端，制造矛盾，把不结盟国家分为所谓“进步”和“反动”的两类，蓄意分裂不结盟运动。在不结盟运动内部也出现改变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方向的企图。不结盟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总理 1979 年 6

月 18 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不结盟运动时指出：“我们高度评价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政策，支持它反帝、反殖、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和霸权的正义立场”；指出一个超级大国正在竭力施加压力，进行各种活动，“妄图分裂、破坏不结盟运动，改变它的政治方向”；“我们相信，在广大不结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不结盟运动将维护团结，排除外来干扰，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胜利前进。” 后来在 1979 年 9 月 2 日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前夕，中国总理在致会议的贺电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的正义立场和积极的行动”，并相信“广大不结盟国家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排除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将为进一步发挥不结盟运动的积极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在第六届首脑会议上，越南等国诬蔑中国是不结盟运动“最危险的敌人”，攻击中国“分裂不结盟运动”要使运动“偏离它的最终目标”，等等。但受到了广大不结盟国家的抵制和反对。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光明磊落的立场是有目共睹的，同广大不结盟国家坚决维护不结盟运动基本原则的立场是一致的，越南等国对中国的诬蔑纯属枉费心机。

会议期间，广大不结盟国家经过 7 天尖锐复杂的会内外斗争，使那个充满“偏离”观点的宣言草案受到重要的修改。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再次强调了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反对超级大国的政治或集团政治，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各种形式的侵略、占领、干涉或外国霸权。这说明篡改不结盟基本原则和方向的阴谋终于被挫败了。这符合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愿望。1979 年 9 月 14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结盟运动继续前进》的社论，向这次首脑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祝贺。

六、中国政府领导人一系列重要出访，继续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主动开展对外活动开创了有利条件。自 1978 年 1 月起，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亚非拉发展

中国家，同时也广泛访问西欧、日本和其他第二世界国家。从 1978 年 1 月至

1979 年 11 月这段时间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了柬埔寨和朝鲜；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朝鲜、缅甸、尼泊尔、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问了菲律宾、孟加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赞比亚、扎伊尔和巴基斯坦；总理华国锋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两年，中国其他重要负责人还访问了民主柬埔寨、斯里兰卡、叙利亚、索马里、刚果、几内亚、加纳、卢旺达、伊拉克、埃及、苏丹、贝宁、多哥、冈比亚、尼日尔、加蓬、土耳其、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巴西、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日本、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冰岛、丹麦、

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这反映了中国重视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重视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在访问中，中国领导人向有关国家领导人介绍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介绍中国对当前世界总的战略态势和地区形势的看法，指出苏美两霸加剧争夺霸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表示中国将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制订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国将坚决同第三世界各国在一起，同他们发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支持他们维护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将继续注意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国也努力发展同西欧、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经济、文化关系，并支持他们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控制、欺负而联合自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已建立的某些方面的平等合作关系；中国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 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中国领导人广泛出访，是中国争取同各国友好合作，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重大努力。所有被访问的国家都给予中国领导人以高规格的、热烈隆重的接待，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各有关国家及其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充分体现了中国同所访各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通过中国领导人一系列重要出访，有助于揭露霸权主义，宣传自己，团结和支持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仅进一步增进中国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也有助于加强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推动世界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到 1979 年 6 月，全世界已有 120 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断地有新的开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也更加广泛，更加活跃，中国的朋友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