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发展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关系，支持西欧各国联合自强的努力

一、中国同西欧国家普遍建交与发展关系

尼克松访华在政治上打开了闸门，使美国的欧洲盟国无顾忌地靠拢中国，并同中国建交。首先是英国和荷兰，它们是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 但因在台湾问题上脚踏两头船，而只能同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现在它们最早采取了步骤。1972 年 3 月 13 日和 5 月 18 日，英国和荷兰同中国先后签署了关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联合公报。英、荷两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或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从而使中国同英、荷两国之间，由代办级关系（过去称为“半建交”）而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 年 8 月， 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波恩开始建交谈判。1972 年 10 月 10 日，联邦外交部长谢尔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签署了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至此，西欧大国已全部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2 年欧洲国家还有希腊（6 月 5 日）、卢森堡（11 月 16 日）同中国建交。1973 年 3 月 9

日，西班牙同中国建交。于是，整个欧洲国家除了葡萄牙、爱尔兰两国系 1979 年同中国建交，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尚未建交外，都已同中国建交。

70 年代初，西方国家，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美国外，几乎已全部同中国正式建交。从这时起，中国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就十分频繁起来。拿 1972 年至 1975 年的情况来说，1972 年来华访问的有：法国外长舒曼（7 月）、加拿大外长夏普（8 月）、西德外长谢尔（10 月）、英国外交大臣霍姆（10 月）；1973 年来华访问的有：意大利外长梅迪奇（1 月），新西兰外交部副部长兼外贸部部长所率领的政府代表团（3 月）、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4 月）、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5 月）、挪威外交大臣沃尔维克（5 月）、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5 月）、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5 月）、法国总统蓬皮杜（9 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0 月）、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10 月）；1974 年来华访问的有：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4 月）、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8 月）、澳大利亚副总理凯恩斯（10 月）、丹麦首相哈特林（10 月）；1975 年来访的有：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1 月）、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4 月）、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6 月）、西德总理施密特（10 月）、法国外长索瓦尼亚格（11 月）。同一时期中国出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1972 年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访问英国和法国（11 月）；1973 年有外交部长姬鹏飞访问英国和法国（6 月）；1975 年有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5 月）。政府的一般部长和未任政府现职的政界知名人士都未予计算。

从上述来访者所属的国家看，几乎第二世界的西方国家是齐全了。从来访者的意图看，发展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增进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致的； 特别是希望同中国多做生意。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说得最直率：“我们需要互

相贸易；而且由于英国以外贸为主，我们自然希望在这方面有大的进展。”① 法国总统蓬皮杜也说：“我们的贸易关系虽然已很活跃，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②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西方国家经济困难严重，这种心情就更为热切。但是，有这样多的第二世界国家来访，中国不能单从经济上找原因，还要联系当时美苏霸权主义同他们的关系来认识。

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宣布的“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 增收 10％的进口附加税，是一种完全不顾其盟国利益的做法。特别是事前不给它的盟国打招呼，独断专行，唯我独尊，一副霸道面孔。虽然附加税一项， 被盟国反对掉了，但这件事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1972 年，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的恶化突出表现在 5 月份美苏妥协，签订一系列重要协议这件事上。尼克松不同英国等西欧盟国商量，同勃列日涅夫达成有关战略武器协议，还发表了美苏关系准则。而北约理事会包括美国代表在内，在那时的几个月内却一直在讨论，在对苏关系方面西方如何保持一致的准则的问题，这使人产生受骗的感觉。从那时以后，西方政论家指出，要反对美苏两家说了算。英国在 60 年代还留恋于全球性大国的往昔，沉湎于所谓英美“特殊关系”之中， 至此时，它不得不警醒，那只是一种虚幻而已，还是要以一个欧洲地区国家的面貌出现为好。1972 年 10 月西欧九国首脑举行了一次实际上是西欧对抗美国霸主的会议。与会者为欧洲共同市场六国和正在申请加入“共同体”的三国（英国、丹麦、爱尔兰）。会议发表声明说：“对欧洲来说，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要明确认识到自己利益的一致，能力的增大和责任的重要”， “欧洲应该能够在世界事务中使人听到它的声音”。显然美欧关系紧张起来了。基辛格想调整美欧关系，把 1973 年称为“欧洲年”，表示美国对欧洲的重视。但由于美国仍是摆出超级大国的姿态来要求于欧洲，因而未能见其功效。至 1974 年 3 月 15 日，尼克松甚至这样说：“欧洲国家不可能既在安全方面同美国合作，又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同美国进行对抗，甚至采取敌对行动。”①后来当 6 月间在渥太华举行的北约理事会发表了“大西洋关系宣言”

之后，美欧之间才改善了关系。但 70 年代初美欧关系的那种状况确是人们认识当时国际背景时所不可忽视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人们可以从来访者的讲话中看到，除了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内容外，有对欧洲一体化的颂扬和对中国支持欧洲共同体的积极态度的肯定；还有关于西欧国家同亚非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如洛美协定的签订）和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的愿望。①这些做法同美国显然是有区别的。

对于同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的问题，中国抱积极的态度。这从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互访中一般都签订了贸易、海运、航运或其他方面的有关协定等，都可以看出。70 年代初这些方面只是开始。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某些“左”的思想还有干扰，特别是在具体工作中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应该放在什么适当的位置上也曾有过困惑，因而这些方面的进展在当时有一定限度。虽然如此，象“中法公报”中所指出的，“双方对这方面的良好前景表示高兴”。

① 见 1972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

② 见 1973 年 9 月 15 日《人民日报》。

① 见 1974 年 3 月 18 日《参考消息》。

① 见 1975 年 10 月 29 日西德总理施密特在邓小平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问题叙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指出，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世界和欧洲各国人民需要进行反霸斗争。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在接待最早来访的西方政府要员时即指出：“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仍然遭到外来的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这种损害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危害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应当继续存在下去。”“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各国人民的事要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别国无权干涉。世界上的事要由世界各国商量解决，不应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①“只有在欧洲所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得到真正尊重，他们的平等地位得到完全承认的情况下，欧洲局势才能缓和。”②

中国领导人的这类讲话，对于到中国的来访者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例如，当时中国所指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除了向来访者指出美国霸权主义外，更是要求人们认清苏联霸权主义。

1975 年时，美苏争霸的形势日益紧张，苏攻美守的形势也日益显露，中国领导人在同西方大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要求人们警惕霸权主义；并表示， “中国是坚决支持西欧联合的。我们认为，西欧国家为维护独立和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联合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这有利于世界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联合的欧洲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③

中国对于国际形势的观点，并非同这些国家一无分歧。但是经过会谈， 主要观点还是逐渐接近的。有的观点还得到共鸣。如 1973 年 9 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发表的“中法公报”，双方就有不少共同点。

蓬皮杜访华是第一位西方大国首脑的来访，具有重要意义。在“中法公报”中指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也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一律平等；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和各国人民的事应该由各国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根据国家独立的原则自己解决。”公报还特别指出：“为了国际局势的改进，双方声明，反对任何霸权。”公报并指出，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在 1972 年至 1975 年这几年里同中国领导人互访次数也最多。中国同西欧国家普遍建交，也就促使西欧各国更加积极推动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建立关系。1975 年以后的特点是中国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有新的进展。

二、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建立和发展关系

1972 年起，欧洲共同体希望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开始试探中国对共同体的态度，并愿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但当时由于共同体同台湾当局签订的为期三年的棉纺织品贸易协议没有满期，共同体中有些国家尚未同中国建交，因而时机尚未成熟。

1972 年和 1973 年两年间，除爱尔兰外，所有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些国家都表示希望中国与共同体建立关系。1973

① 姬鹏飞在欢迎法国外长舒曼的宴会上的讲话（见 1972 年 7 月 8 日《人民日报》）。

② 姬鹏飞在欢迎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的宴会上的讲话（见 1972 年 10 月 31 日《人民日报》）。

③ 邓小平访问法国时的讲话（见 1975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年 12 月 14 日，欧洲共同体通过的关于“欧洲同一性”的文件，在谈到中国时说：“九国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打算加强它们同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且促进各方面的交流以及欧洲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接触。”随后，英国前首相希思先生于 1974 年 5 月 25 日来华访问，并表示“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同中国友好合作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接着，1974 年 10 月 18 日至 26 日，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访华，

特别强调了中国与共同体建立关系的政治意义。同年 11 月，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向中国表示，共同体不承认台湾，不同台湾签订贸易协定，只承认中国， 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关系。1975 年 5 月 4 日至 8 日，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应中国外交学会邀请访问中国。中国官员同索姆斯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和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建立正式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派驻代表。5 月 8 日，索姆斯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台湾问题声明说：“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就台湾问题采取了为人民共和国所接受的立场。依照这些立场，我确认，对共同体来说，正如委员会发言人 4 月 30 日在布鲁塞尔所已经声明的那样，它不与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索姆斯称：“他参与开始发展共同体同中国的新关系，并且相信这种新关系将具有真正的意义。”索姆斯作为欧洲共同体官方的第一个代表访问中国，促进了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合作关系的新时期。索姆斯于 1975 年 6

月 18 日向欧洲议会报告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以及他访问中国的情况时说： “在中国和共同体之间建立正常的正式关系，将导致双方之间更深的了解。” 他说：“共同体委员会的看法是：中国和欧洲共同体在我们当前建立了的更密切和彼此更加信任的关系中会得到很多好处。”他还说：“从长远来说对华贸易给共同体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

自 1975 年 5 月中国与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并于 9 月 15 日向共同体派驻首任大使以来，双方关系有了良好的发展。共同的利益和友好愿望使双方在近几年内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增长。1978 年 4 月 3 日，双方签订了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表明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发展，这也是国际间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1979 年 2 月 21 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应邀到中国访问，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晤，双方就当前世界局势、重大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加强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总理华国锋在 2 月 24 日会见罗伊·詹金斯先生时明确指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欧洲朋友也希望中国繁荣富强，这是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发展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中国需要共同体成员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共同体成员国则把中国看作是潜力很大的市场。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要加强双边关系的诚挚愿望。

在北京会谈中，就影响双方贸易发展的最主要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 也即中国入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表明，中国方面应大力开辟货源，向西欧出口更多的、他们需要的商品；欧洲共同体应放宽对中国目前有能力出口的商品的限制。詹金斯表示，共同体委员会倾向于向共同体部长会议建议， 应该把中国纳入共同体 1980 年总的优惠计划内。如果这项措施付诸实施，将

使中国商品在西欧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后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纺织品谈判中，欧洲共同体决定放宽对进口中国纺织品的限制。

在会谈中，中国方面支持欧洲共同体为建立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所作的努力，认为建立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对发展双方经济贸易是有利的。

三、华国锋访问欧洲四国

197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6 日，中国总理华国锋先后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对西欧的首次访问。华国锋分别同四国领导人就国际事务中加强配合与合作和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华国锋阐述了，由于霸权主义正在加紧推进全球部署， 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形势，指出：“我们都面临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共同任务”；表明了“延缓世界战争爆发，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出发点”，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他还着重指出，“欧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一向十分重视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与西欧彼此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却有着息息相关的共同利益，中国人民和西欧人民有必要共同努力，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面，不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作出贡献。

在这次访问中，中国同四国分别达成了一些协定与协议，其中包括关于中法经济关系的发展、关于互设领事机构和关于 1980 年至 1981 年文化交流计划；关于中国和西德经济文化合作两项协定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关于中英航空协定和教育与文化合作协定；关于中意经济贸易关系与文化和科技合作意向书以及在上海和米兰互设总领事馆的议定书等。这将推动中国同西欧国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中国同西欧四国的友好关系。

在访问中，中国领导人向四国介绍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希望四国积极提供合作。四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在各自国家内努力促进和扩大同中国在经济、贸易、工业、技术方面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能对中国现代化计划作出贡献。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四国领导人在需要进行斗争以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是同中国一致的。在这次访问中，中国领导人同四国领导人不论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还是在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了广泛的一致的意见。中国领导人抱着“增进了解，加强友谊，发展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访问四国，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随同出访的黄华外长，还应邀专程访问了圣马力诺共和国。

四、中国支持西欧国家联合自强，加强同美国的平等地位，反对苏 联的军事威胁

在两霸加紧争夺欧洲，特别是存在苏联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西欧国家普遍感到只有联合自强，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并在世界事务中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1973 年 12 月 14 日欧洲九国首脑会议开幕时，发表了欧洲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通过的关于“欧洲同一性”文件。文件说：“国际上的事

态发展以及权力和责任日益集中于数量非常少的大国手中一事，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并且必须愈来愈用一个声音说话。”1974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西德总理施密特举行会谈后，双方一致认为，“欧洲的建设”（指建立一个联合的西欧）“是我们两国政府的基本目标”。对于西欧领导人里面出现的这种意向，人们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果西欧各国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支拥有三亿人口、能够抗衡超级大国的不可轻侮的反霸力量。1973 和 1974 年“欧洲联合”的呼声，是西欧各国在美苏争夺与勾结的面前，害怕美国任意摆布欧洲，欧洲更加脆弱无援的情况下激发出来的。显然，欧洲的联合，对于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欧自强不仅符合西欧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中国政府一贯同情和支持西欧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1973 年 9 月 11 日， 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中国“支持欧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他说：“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欧洲团结的事业，如果搞得好，将有助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改进。”对于英国首相希思毅然决意加入欧洲共同体，有助于欧洲联合的立场和活动，中国给予高度评价。1974 年 5 月希思先生来华访问，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对“希思先生一贯主张西欧国家团结起来，加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并且坚定地引导英国重新回到了欧洲”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有利于西欧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①邓小平在 1975 年 10 月 31 日西德总理施密特告别宴会上讲话，着重强调了“团结就是力量，分散易受欺负”，支持西欧国家团结自强的一切努力。1976 年 10 月，中国取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1977 年 4 月 7 日至 13 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李先念向她重申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西欧的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中国支持西欧人民的联合自强，中国希望“西欧更强大一些，更团结一些”。

西欧国家要联合自强，就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务力量。关于“欧洲同一性” 的文件，说到西欧的安全和防务问题时，除了要求继续保持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外，强调了不能忽略九国的自身安全。文件指出，“鉴于欧洲相对来说， 在军事上容易受到攻击，欧洲人如果想维护他们的独立，就应当坚持他们的义务，经常作出努力来保证它们拥有足够的自卫手段。”

中国对于国际上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主权而加强自卫力量的主张，总是给予同情。1976 年 11 月 8 日，中国代表黄华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上的发言指出，“目前，有一些中小国家强调发展独立的自卫武装的重要性；也有一些国家提出了加强防务合作联合反霸的主张。我们支持这些正确主张”。1978 年 9 月 28 日，黄华在第三十三届联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直接谈到了“第二世界”的防务问题，其中指出，面对“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和分化瓦解的阴谋， 西欧和其他一些第二世界国家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防务，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加强从经济上、政治上到军事上的联合。这不仅符合这些国家维护独立和安全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华国锋在访问西欧四国期间，也赞赏西欧国家“面对现实，提高警惕”，为“加强防御力量”所做的努力；并且指出“为了维护和平和安全”，“这是十分明智的”。

在当时的欧洲形势下，西欧国家感到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而美国则需

① 见 1974 年 5 月 26 日《人民日报》。

要利用西欧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和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增强其在对苏争霸中的地位。在对付苏联的问题上美国的出发点和立场同欧洲各国的出发点和立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还存在一个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问题。1977 年 8 月初，美国报刊透露的美国总统第十号研究备忘录的内容，即一旦苏联进攻西欧时，美国将放弃三分之一西德领土的设想。这一主张，在西欧，特别在西德引起强烈反响，加深了西欧对美国的疑虑。中国并不反对西欧国家自己提出的加强同美国防务合作的要求，但中国认为，这种合作必须争取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关键是西欧国家能把基点放在加强自己的力量上，联合自强， 增强防务，以保障西欧各国的独立与安全。

五、中国支持西欧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某些平等合作关系的建立

1973 年 10 月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在这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摧垮了西方石油公司垄断阿拉伯石油开采和销售的局面，运用石油武器，沉重打击了以色列扩张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这是一个历史创举。它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独立自主掌握民族资源，进行反对掠夺、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指明了一种有效的斗争途径。在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以石油为武器胜利斗争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各国掀起了维护国家主权， 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的巨大浪潮。在这一背景下，超级大国企图采取对抗的办法来否定和反对这一场斗争。西欧国家出于保障能源供应，扩大出口，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考虑，并想取得对中东事务的发言权，则开始注意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73 年 12

月 14 日西欧九国首脑发表的关于“欧洲同一性”文件指出：共同体将“加强” 它同地中海和非洲国家的“长期联系”，九国打算“保持它们同中东国家的历史性联系”和发展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九国也打算发展同拉丁美洲国家的“传统联系”。这个文件表示了西欧国家要同发展中国家发展新的联系的愿望。九国首脑还申明与石油国为作出全面安排举行谈判的重要性，主张同第三世界用开展“对话”来代替对抗。

正是从这以后，出现了“南北对话”①和“欧（洲）—阿（拉伯）对话”， 以及其他属于“南北”概念里的对话，如 1978 年底、1979 年初，法国提出的“欧（洲）——阿（拉伯）——非（洲）对话”等的主张。

对于这种发展趋势，中国是欢迎的。第二世界中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有一些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只是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衰落了，其他一些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它们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具有两重性。即：对超级大国，它们既有反霸的一面，也有同两霸妥协，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追随两霸的一面；对发展中国家，既有在它们的斗争面前被迫收敛殖民主义剥削压迫行为的一面，也有力图通过各种形式保持新老殖民主义经济政治利益的一面。在这两面中，积极的一面有所发展，中国自然是欢迎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于 1974 年 10 月 19 日在会见希思先生时，对共同体各国采取同第三世界产油国直接对话的立场表示高兴，指出这是目前比较好的办

① 大概地说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几乎全在北半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几乎全在南半球，因而用“南”代表第三世界，用“北”代表工业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

法。

第二世界西欧国家同第三世界对话、加强联系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结果。这突出表现在 1975 年 2 月 28 日，欧洲共同体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

洋地区 46 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比 60 年代共同体同一些非洲国家签订的“联系协定”减少了一些殖民主义色彩，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洛美协定》签订后，又有一些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加入了这一协定，至 1978 年 4 月为止达到 53 个。1978 年 7

月共同体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续订《洛美协定》的谈判，以后又在 1979 年 10

月 31 日正式签署了为期五年的第二个《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的签订，是欧洲共同体在改进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关系方面迈开的新的一步。《洛美协定》的签订表明，在苏美加紧争夺霸权，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三世界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西欧国家为了对付两霸和摆脱经济困境，迫切要求在经济方面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联系，以利于它取得原料、能源的供应和工业品的可靠市场。而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击两霸和发展经济，也有在争取更优惠的条件下，同西欧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1975 年 10 月 29 日，邓小平向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表示欢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发展关系。1975 年 11 月 19 日，法国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在中国外长乔冠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呼吁工业国家同第三世界进行广泛合作。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长的讲话中，表示赞成“法国推动同第三世界对话的政策”。另外，在具体关系中，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第二世界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技术交流，宣布免除若干经济困难国家的债务，愿意修改同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关系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按照比较优惠的条件给以技术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等等，中国表示赞赏。①

但是，第二世界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除了积极的、有成果的方面以外，仍然保留着一些不平等、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包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 牟取暴利，在技术转让中规定苛刻的条件，索价高昂，只顾自己，不管对方是否受益等等。这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反映，为第三世界国家所竭力反对， 是应当进行改革的。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斗争。

1973 年 10 月中东战争以后，西欧国家在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时候，也注意在政治上采取区别于两霸的做法。这突出地表现在中东问题上，西欧国家纷纷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共同体九国一致提出：“以色列必须结束从 1967 年冲突以来所保持的领土占领”， “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西欧国家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

7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为了对欧洲进行迂回包抄，在欧洲侧翼中东和非洲大肆侵略扩张。这不仅直接危害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安全，而且严重威胁着西欧国家经济生命线以及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利益。因此，西欧一些国家在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还加强了政治上支持第三世界国

① 魏玉明在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78 年 8 月 31 日）。

家的反霸斗争。1977 年 3 月，苏联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共同体九国对扎伊尔给了不同程度的支援。同年 4 月，九国外长还通过了关于非洲问题的声明，重申反对任何国家采取旨在非洲谋求势力范围的任何行动。1978 年 5 月， 发生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第二次沙巴事件后，法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扎伊尔，并派出 900 名伞兵参战，帮助收复科卢韦齐，稳定了局势。英国也以“撤侨”行动同法国的出兵行动相配合。扎伊尔的斗争得到了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超级大国策动的一次侵略扩张事件终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