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反对苏联领导人大国主义的斗争

一、波匈事件的发生和中国的态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活动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不论其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都引起国外的极大注意。苏联共产党 1956 年 2 月举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所作的一个秘密的但随即被美国公之于众的否定斯大林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波澜，也招来资本主义世界和帝国主义阵营在思想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巨大冲击。在当时一个世界性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的背景下，发生了波匈事件，即：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

1956 年 6 月，波兰的波兹南地方发生了罢工事件，后来发展成武装骚乱。这次骚乱虽被平息，但影响很大，国内局面更加混乱，集会和示威游行不断发生。1956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在华沙群众的激动情绪中开幕。当时，原在苏军工作的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遭到人们的激烈反对。就在全会开幕当天，赫鲁晓夫突然径自飞抵华沙，企图指挥波党中央的选举。于此同时，驻波苏军迅速调动，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形势。这就是波兰事件。

在匈牙利，当时出现所谓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的各种“讨论会”。在这些群众集会中既有要求匈牙利执政党劳动人民党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正当呼声，也有在反斯大林主义名义下抛弃马列主义，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思潮。1956 年 7 月，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拉科西，在赫鲁晓夫的干预下，以拖延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为理由，被撤销职务。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分子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劳动群众和青年对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的正当不满，利用当时群众中的思想混乱，也利用赫鲁晓夫的粗暴干预所造成的匈牙利党的软弱无力，正在积极进行反革命策划。1956 年 10 月 22 日，重又在匈牙利政治舞台上露面的纳吉及其拥护者，乘新任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诺奉赫鲁晓夫指示率领代表团赴南斯拉夫之际，召开了布达佩斯各大学会议，通过一些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中央，让纳吉重新进入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要苏军撤出匈牙利，在平等基础上调整苏匈关系， 取消大学中的马列主义课程等，共十项。在这同时，纳吉集团还起草“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名单，并在裴多菲俱乐部和警察局建立起指挥部。1956 年10 月 23 日下午，纳吉集团组织了数万名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广播电台发动了进攻，武装暴乱被迅速地煽动起来。一部分警察、军队向国民议会、国家机关和有要害工业企业的重要城镇，发动进攻。全国各地也发生不同程度的骚乱。在这种局面下，匈的党政领导机构仓促进行改组，纳吉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宣布解散保安机构和军队。1956 年 10 月 31 日纳吉发表广播演说，宣布取消一党制，并要求立刻同苏联谈判苏军的撤退问题。这时，苏军开始撤出匈首都布达佩斯。但是， 也就是在这同时，暴乱武装向市委大楼进攻，共产党人和原保安警察被大批屠杀；许多在羁押中的反革命分子、霍尔第分子和刑事罪犯都被释放出来，

他们参加了对爱国军人、原保安警察、共产党员、党的积极分子和忠于人民的干部的屠杀。它是在共产党对国家政治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全国陷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劳动群众和青年最初参加示威游行是为了表示对现实政治的某种不满和提出某种并非不正当的要求。但是，后来运动发展成武装暴乱，呈现出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也即对人民进行大屠杀时，它已被纳入到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的轨道，其性质已经变了。这就是匈牙利事件。

中国党和政府，对波匈事件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当苏、波之间即将发生一场军事冲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联领导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解决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1956 年 11 月中旬，苏、波两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调整了两国的某些关系。

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中国人民极为关切事态的发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是站在匈牙利的坚贞的社会主义战士方面；强调指出，只有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才能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才能使匈牙利走上富强、繁荣、幸福的道路。在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即将断送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应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后来，卡达尔在 1956 年 11 月 3 日成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为了帮助匈牙利人民渡过反革命暴乱所造成的困难， 中国政府决定以价值 3，000 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赠送给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友好援助和支持。

二、中国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而努力

中国政府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声明 苏联在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大国主义错误。东欧国家对这个问题产生正当的不满。这也是帝国主义和某些反动势力所可以利用的最好题目之一，在发生波匈事件的严峻的日子里，中国领导人认为，对于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正确合理的关系问题上，苏联当局应该有所表示。这实际上是应该作出必要的自我批评的问题。1956 年 10 月 30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国政府于 1956 年 11 月 1 日发表声明予以积极的评价和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这个宣言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愿望。”声明还指出，苏联政府在宣言中表示愿意通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协商，来解决相互关系中的各种问题，这一步骤显然将有助于消除社会主义各国间的隔阂和误解，加强友好和合作。

中国政府的声明还进一步分析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声明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某些工作人员常常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各国平等的原则。这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主义的沙文主义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

来严重的损害”。中国的声明，既是一种自励，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

苏联领导人迫于形势，在随后的日子里，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协商，调整和改善了关系。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来往也大大加强。这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有利的，而中国对此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出访东欧 1957 年 1 月份，中国总理周恩来以政府和党的领导人的身份率领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在访问亚洲国家途中，应邀访问了苏联和波兰、匈牙利，同以上三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应代表

团进行了会谈，发表了各项有关公报和声明。其中 1957 年 1 月 11 目是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匈三方的党政代表团的会谈，发表的是三方的联合公报；除此之外，都是有关双方进行的。在华沙、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周恩来还向当地群众或积极分子的集会直接发表了讲话。在以上正式会谈、联合公报和声明以及向群众的讲话中，中国代表团既谈到了国际形势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问题，也谈到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关系和中国同对方国家的友好关系问题，特别是谈到了中国支持在匈牙利事件中把反革命颠覆活动镇压下去所取得的重要胜利，并支持波匈事件后苏联同东欧各国为调整和改善关系所发表的各项声明和采取的措施。中国代表团在这一段时间的活动中，强调了 1956 年 10 月 30 日和 1956 年 11 月 1 日苏中分别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声明中体现的原则。当时还强调了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在这同时，1956 年 11 月 25 日至 1957 年 2 月 1 日，彭真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同各国的团结而作出努力。

苏联同东欧各国也派来了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以及其他各种代表团。重要的有：1957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来访，中捷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和保健合作协定，并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4 月， 波兰政府代表团来访，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4 月 15 日至 5 月 26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受到热烈的欢迎；9 月和 10 月， 有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先后来访，并分别同中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此外，从 4 月到 10 月，还有各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团，如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的人民议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议会代表团以及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来访。

波匈事件后近一年时间里所有以上的活动，都是中国和有关国家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关系所作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为 1957

年 11 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195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

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 月 16 日至 19 日，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上述两个会议，还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得到加强。

三、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公开化和中国方面坚持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的立场

赫鲁晓夫觊觎中国主权的试探的失败 在莫斯科会议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行为准绳的一部分观点，受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等许多代表团的批评和反对。这种分歧在宣言中虽然没有反映，但在会后还是显示出来，主要是赫鲁晓夫等人对于中国对他们的批评怀恨在心。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一方面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受住了反共浪潮的袭击，另一方面也是表示苏共渡过了世界上包括东欧在内一度出现的反苏危机。这时候赫鲁晓夫认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他的地位已经稳固了，于是施展手法来对付中国了。这是他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

1958 年 4 月 18 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建议中苏共同建

设一长波电台；同年 6 月间，中国给予答复表示同意。由于中国坚持一切费用“应当由中国方面全部承担”，以确保中国的所有权和主权，苏联的设想未能实现。同年 7 月 21 日，苏联大使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共中央的建议：由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苏联的行动， 真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中国明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对这些不光彩的要求，赫鲁晓夫后来来北京同毛泽东会谈时竭力予以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不是苏共中央的事。

苏联领导对华关系中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 1959 年7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准备访美。在这之前，苏联领导由于热衷于追求同美国的合作，幻想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而对坚持反对美国侵略威胁的中国显示不耐烦，甚至敌意。在 1959 年 6 月间，苏联

政府片面地撕毁中苏双方 1957 年 10 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就是明证。待到赫鲁晓夫决定访美后，他更是企图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和取悦于美国。1959 年 8 月 25 日印度某些势力第一次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后，中国曾几次向苏联说明冲突真相和中国方面力求避免冲突的方针。但是，赫鲁晓夫急于献媚艾森豪威尔，竟不顾中国的规劝，于 1959 年 9 月 9 日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笼统地表示“遗憾”，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的发表，是赫鲁晓夫献给艾森豪威尔的两份见面礼。

1959 年 9 月 15 日，赫鲁晓夫去美国访问。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①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苏联围绕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具体情况不同，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都要按其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的政策进行直接的攻击。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参加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参加中国十周年国庆宴会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还劝中国作临时性的让步和牺牲，不要解放台湾，要中国同意美国制造“两个

① 1960 年 2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中国”的阴谋。在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以后，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象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和说法，其影响所及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美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是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

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举行和会后苏联继续恶化同中国的关系

1960 年 5 月 1 日，美国 U—2 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击落。5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复照苏联外交部，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宣称派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和窃取情报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美国的恶劣行为和横蛮态度受到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但是赫鲁晓夫仍然去巴黎出席预定的首脑会议，赫鲁晓夫原希望艾森豪威尔会给他留点面子，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这种侵略政策；可是在 5 月 16 日的预备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这次首脑会议宣告破产。吹嘘了很久的“戴维营精神”，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再次见面而告结束。

中国人民为了支持苏联人民反对美国侵犯苏联领空的正义斗争，在北京曾有 320 万人集会示威，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努力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而更加着力地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这在随后举行的一系列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最后在 1960 年 6 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0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和 5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对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异常严重和不顾事实的指责，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以彭真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会后，赫鲁晓夫，竟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来，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以大国沙文主义口吻，无理指责中国政府，把中国有关方面提供给苏联专家的一些文章，说成是中国方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并且根据一些捏造的事实，说“完全有根据把中国当局的这些行为看做是”对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劳动的公开的不尊重”。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毫不征求中国方面意见，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甚至不等待中国的答复，在 1960 年 7 月 25 日，又通知中国方面，自 1960 年 7 月 28 日

至 9 月 1 日期间，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在同年 7 月 31 日给予复照郑重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中国政府的复照并详细解释，中国为满足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后一再提出希望了解中国情况和政策的愿望，多年来一直向苏联专家提供材

料。但苏联领导人不顾中国政府珍惜中苏友谊的正确立场和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华工作的真诚愿望，坚持 1960 年 7 月 16 日照会的错误立场。后来，中

国政府 1960 年 9 月 20 日在给苏联政府 1960 年 8 月 26 日来照的复照中指出： 根本问题在于苏联政府想以片面破坏协议的行动，利用召回专家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苏联政府对这种破坏协议的行动，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

由于赫鲁晓夫采取的片面行动，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专家 1，390 人，撕毁了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的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接着还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分的供应，这给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与此同时，苏联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1960 年 11 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虽然也通过了表示国际共运团结的宣言和声明等，但是，苏联大国主义未有稍减， 继续恶化两国关系。

比较突出的事件，如：1962 年 4、5 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制造伊宁反革命暴乱事件，并引诱和胁迫 6 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中印之间发生边界争端时，苏联采取公然支持印度的态度，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从军事装备上给予正在武装蚕食中国领土的印度以支持。中苏两国间关系的恶化，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是个根本原因之外，对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对国际共运的总看法以后，同年 6

月 14 日，中国党将自己对国际共运的总看法，以建议的形式，作为对苏共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在报上发表。这之后，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辩论更趋激烈，两国关系也更见恶化。

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仍对苏共领导抱有希望。1964 年 4 月16 日，中国四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联名祝贺赫鲁晓夫生日的电文中说：“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况，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可是，1964 年 4 月 21 日的苏联《真理报》， 第一次称中国为“叛徒”。同年 6、7 月间，《真理报》文章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文章都暗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同年 9 月 10 日苏共的一份宣传提纲，第一次称中国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他们不仅在外交上反华，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把中国当作敌人看待。他们在党的关系上，也作出从组织上公开同中国分裂的准备。但只是到 1964

年 10 月 16 日赫鲁晓夫下台之前还来不及走这一步而已。

赫鲁晓夫下台后，对于苏联新领导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苏分歧，中国需要观察。中国派出了周恩来、贺龙两位领导人赴苏庆祝十月革命节。可是，在莫斯科，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对中国领导人说：赫鲁晓夫已下台，毛泽东也应下台。两党会谈中，苏方仍主张按赫鲁晓夫定下的日期，在中苏两党之间和一些有关党之间尚未取得协议、达成基本一致立场之前，即举行各国共产党

会议的筹备会议。这种企图片面地召开会议利用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人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明确表示反对。事情表明，苏联并没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