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苏联武装侵犯中国，制造“珍宝岛”事件

一、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批判其所谓的“有限主权论” 和“国际专政论”

苏联的扩张军备及其跻上世界超级大国地位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的战略方针是有变化的。赫鲁晓夫时期，执行的是打全面核战争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轻视常规军备，并在外交上执行片面追求以“和平共处” 为名的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了既准备打核战争， 也准备打常规战争的战略方针。正是从 1965 年起，苏联开始实行常规力量和战略力量的现代化计划。

随着战略方针的改变，苏联既加速发展火箭核武器，又大力扩充常规军备。他们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陆军司令部，充实了地面部队，加强了炮兵和坦克兵，并大力扩充空降部队；加强了空中机动能力、水面作战和两栖作战能力，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并开始建造大型运输机、大型登陆舰，万吨级远洋运输舰和航空母舰。他们还要建设一支“能解决进攻性战略任务的远洋海军”。与此同时，苏联颁布了新的兵役法，降低征兵年龄。他们还加紧对苏联居民进行“备战教育”和“民防训练”。

苏联的军费开支连年增加。1965 年的实际军费开支为 326 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苏联自己公布的军事费用是被大大缩小了的，它只是现有军队的维持费，而国防科研费用和专门制造武器的费用等则不包括在内。因此，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从 1965 年至 1978 年的十四年间，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每年增加 8％左右；最后五年约为 5％。①这些数字说明，从 1965 年至 1973 年的头九年里，每年的递增率比 8％还要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76 年的一份报告说：1970 年以来，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的 11—13％用于军备，这比美国的数字要高。“从 1973 年起，苏联的军费开支就超过了美国”。②这说明苏联扩张军备的速度是很快的。如：1964 年苏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为 200 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120 枚；至 1972 年就分别激增为 1，530 枚和 510 枚。③ 据美国报刊估计，1964 年时，美国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为苏联的 4 倍，核弹头为 17 倍。④这个优势很快就告丧失。70 年代初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未计算核弹头）就大致赶上了美国；1972 年苏联拥有的这三者的总数为 2，167 枚，美国为 2，165 枚。①而在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人数方面则苏联超过美国。正是依仗着这样一支军事力量，苏联逐渐地并日益公开地走上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这一点， 美国领导人也看到了。尼克松在 1972 年说过：“苏联建立了一支堪与我们的

①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1980 年 1 月 11 日）

②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1980 年 1 月 11 日）

③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转引自 1975 年 12 月 15 日《参考资料》。

④ 1980 年 2 月 21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转引自 1980 年 3 月 4 日《参考消息》。

① 《人民日报》专论：《克制不了的势头》（1979 年 6 月 5 日）。

核力量媲美的核力量”；②又说：“苏联在 60 年代后期奉行的是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象美国早就做的那样；我们两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利益和活动是互相抵触的。我们两国都拥有一旦爆发全面战争能够摧毁文明的核力量”。人们可以看到，正是 60 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以霸权主义面目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中国人民批判苏联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

1968 年 11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东欧某一国发生的问题造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这就已经不仅仅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了”，苏联就有权对这个“大家庭”成员采取“军事”“措施”。随之， 苏联报刊也纷纷叫嚷，“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必须把“大家庭” 的“共同利益置于首位”，而一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苏联报刊还宣传，“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权“决定性地决定”“大家庭”成员的“命运”，“其中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这就是“有限主权论”的由来。

在苏联制造“有限主权论”的同时，还制造了一种所谓的“国际专政论”。苏联另一个领导人马祖罗夫，也在 1968 年 11 月份说什么“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要把“一国专政”变成“国际专政”的任务，说“这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共同任务所要求的”。他还说，要“进一步完善”苏联用来控制“大家庭”成员的工具——“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报刊也大肆宣扬，“保卫”“大家庭”在目前“具有更加深远的国际性”，“大家庭”成员要由“大家庭”的“共同努力来保卫”。

1969 年 3 月 25 日中国《人民日报》登载的新华社记者述评中指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论调，明目张胆地蹂躏了公认的国家主权原则，这些论调完全是为苏联领导集团妄图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的。按照苏联的逻辑，别的国家只拥有“有限主权”而苏联自己却拥有无限主权。别国的主权必须服从苏联对外进行扩张侵略、建立世界霸权的需要，任让苏联随意践踏。如果谁不服从或反抗，苏联就要对它采取“国际专政”措施， 其中包括发动武装干涉。

述评指出，苏联制造这些论调，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就是向一切他们需要扩张的地方进行扩张，因为既然他们认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他们的“大家庭”的一些国家的“有限主权”应当服从于苏联的“最高主权”， 那么，他们又何尝不可以在譬如“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保卫民族独立” 和“保卫”其他什么“成果”之类的幌子下，要求“大家庭”以外的国家也把主权交给他们操纵，甚至把侵略军队开进这些国家，侵占这些国家的领土呢？

苏联的其他一些侵略谬论，如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所有制论”、“国际工农联盟论”等等，在这里不去一一涉及。

苏联的这些“理论”，都是为其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中国的党报对这些所谓“理论”都予以揭露和批判，这不但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有好处， 对于帮助世界人民擦亮眼睛，认清苏联霸权主义的真面目，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② 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1972 年 2 月 9 日）。

二、从别有用心的“联合行动”要求，到武装侵犯中国边境的“珍 宝岛事件”的发生

揭穿苏联要求的所谓同中国“联合行动” 勃列日涅夫集团对越南问题采取“插手”政策以后，还对中国施展了一种手法，所谓要求在对付美国侵越问题上同中国采取“联合行动”。1965 年 2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刚做出准备援越的表示后，即提出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即行张罗起来，显得分外积极。1965 年 4 月 2 日，柯西金又提出要召开苏、越、中三方最高级会议。

苏联新领导在对华问题上，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反华立场。他们在 1964

年 11 月，当面对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事实是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美国一起，继续积极酝酿签订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来对付中国；在中印关系上，用给予印度贷款和军事援助的办法，继续给执行反华政策的印度撑腰打气；尤其是，在苏联新领导上台以后，苏联开始制造和加剧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在中苏边界驻扎重兵，从赫鲁晓夫时期的 10 个师急剧增加，最后达到 54 个师，100 万军队。①

更重要的是，所谓“联合行动”应该是用来对付美国的；可是，苏联新的领导人一上台就吹捧美国总统约翰逊是什么“明智派”、“温和派”。其实恰恰是约翰逊把过去美国历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战争边缘政策，恶性发展为直接侵越战争的政策。苏联领导人如此积极反华，对美国却温情脉脉， 而又要求中国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中国能予以轻信吗？

1965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集中地揭示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破坏了联合的共同基础，中国“不能同颠倒敌我关系的人联合行动”。1965 年12 月，波兰党提出举行华沙条约组织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会议，以谋求“一致行动”。中国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1966 年 3 月间，中国拒绝了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并指出，苏联新领导执行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身于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外；在中国同他们之间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联合行动”。他们的所谓“联合行动”，不过是妄想控制中国对外政策，当时主要是控制中国的援越抗美政策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民做好抵御苏美联合入侵的思想准备 1965 年间，中国人民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曾经不得不作好苏美可能联合入侵的思想准备。

首先，美国约翰逊政府从 1964 年 8 月制造北部湾事件，热衷于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以后，公开把中国当作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对手。1965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长在众议院军委会作证时说：“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并说美国“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这段时间里，美国官方人士曾不断暗示，美国飞机在战斗中将要追击至中国，打击中国空军。当时，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事件也增多了。

其次，苏联把中国当成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总路线的主要障碍， 为了克服障碍，它已经在对中国施加军事威胁。

① 1980 年 11 月 15 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见同月 24 日《人民日报》）。

1965 年 3 月，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警告，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传给美国四句话，已如前述。同时，中国也对苏美联合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1965 年 9 月 29 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就反映了中国领导在这方面的总的考虑。他说：“为了反对美国侵略，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讲话还考虑到了如果敌人从四面八方来中国所应有的思想准备。这反映了中国国家领导人把形势发展的最坏可能都考虑到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内外困难越来越大， 国力越来越削弱；而苏联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施加战争威胁相对说来危险性却在增大了。

“珍宝岛事件”和苏联武装侵犯中国边境被击退 苏联在起劲叫嚷“联合行动”口号的时候，实际上在中苏边境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却在不断增加。苏联武装部队从 60 年代初就开始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1963 年 7 月， 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加强蒙古南部军事力量的秘约。1966 年 2 月，又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的推进和在蒙古积极经营军事基地，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在 7，300 公里长的中苏边境上，苏联也摆开了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架势。苏联在中苏边境不但大大增加驻军数量，而且不断制造冲突流血事件。早在1963 年 8 月，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提出六项建议，要求在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苏联竟拒绝这些建议。待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中国边境武装挑衅明显增加。1968 年 1 月，苏联在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上制造严重流血事件，竟用装甲车压死抗议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的渔民 4 人。至 1969 年 3 月又出现规模更大的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

从 1967 年以来，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地区曾遭到苏

联边防军 10 多次入侵，中国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被打伤，枪枝弹药

被抢走。1969 年 3 月 2 日，苏联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出动全副

武装的军人以及 4 辆装甲车和汽车，从南北两个方向，气势汹汹地再次侵入珍宝岛，对中国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进行突然袭击，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中国边防战士英勇地进行自卫反击，将入侵的挑衅者击退，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1969 年 3 月 4 日和 14 日，中国外交部和驻苏使馆先后向苏联提了抗议照会。

1969 年 3 月 15 日，苏联再次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侵入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向岛上的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尽管苏联方面不断增加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投入战斗，并用重炮向中国境内纵深开炮，中国边防部队经过英勇作战，终于把入侵者全部赶走。

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方面蓄意挑起的。苏联方面反诬中国边防军侵入苏联领土，甚至向中国政府提了“抗议照会”，但改变不了客观事实。

1969 年 3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文章，同年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

发表声明，都阐明了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 1689 年 9 月 8 日《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珍

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60 年 11 月 14 日，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这些岛屿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

还应指出，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 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1964 年中苏曾举行边界谈判，苏联方面在谈判中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几年来，苏联军队一再出动直升飞机、装甲车、汽车，侵入珍宝岛。仅在 1969 年 1、2 两个月中，就达 8 次之多。他们绑架中国居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枪支弹药。1969 年 3 月 2 日和 3 月 15 日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无可置辩地是苏联方面蓄意挑起的。

在“珍宝岛事件”中，苏联挑衅者没有捞到便宜，接着又在中苏边境的多处地方进行武装挑衅，不仅在中国北部边境也在中国西部边境制造流血事件。计有：1969 年 6 月 10 日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

部地区，绑架和打死中国牧民的流血事件；1969 年 7 月 8 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事件；1969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等。

中苏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争端，中国希望通过谈判予以解决；但在尚未谈判解决之前，苏联竟企图以军事压力和武装挑衅来改变中苏边界现状。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苏联执行了十足的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政策。

三、苏联拼凑军事包围中国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 苏联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失败 苏联一方面在中苏边境上进

行军事挑衅，一方面企图拼凑一个新的反华集团——在苏联控制下，由苏联

指挥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69 年 5 月 29 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一篇评论，诬蔑中国在亚洲“造成麻烦”，并且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所谓“集体安全”。1969 年 6 月 7 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事件的进程正在把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事实上，苏联领导集团从 1969 年 3 月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就先

后派出了 20 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频繁活动。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兜售的这一套货色，无人欣赏，连当时与苏联关系较密切的印度也不愿接受。组织这样的集团，谁也清楚，一个重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苏联一旦抛出这种“亚安体系”的建议，客观上就是同美国一个时期以来妄图拼凑的新月形反华包围圈的阴谋相配合。但是，任何国家都清楚，一旦参加到这种所谓“安全体系”里面去，它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拖入苏联的军事冒险中，与中国为敌，这是任何国家不得不郑重对待的。尤其是，这种在苏联控制下，由苏联指挥的军事集团，一旦建立起来，苏联的军事势力首先就要向作为集团成员的这些国家渗透，这是已经有过先例的。因此，所谓“亚安体

系”，将是首先侵犯这些亚洲国家本身利益的，并且不能不同时侵犯到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在这样多种矛盾因素中，人们更不能不对这种“安全体系”建议侧目以视。这种“亚安体系”的拟议从一露头就遇到人们的冷遇， 后来也没有实际进展，但苏联从未放弃。

苏联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 苏联在 1969 年挑起“珍宝岛事件”和其他对中国边境的严重武装冲突后，曾经向美国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早在 1969 年 9 月，西方报纸盛传一英国记者维克托·刘易士关于苏联拟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小道消息。同年底，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轮会谈和 1970 年在维也纳第二轮会谈中，苏联代表曾经提出同美国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的问题。①美国人很清楚，这所谓“第三国”是指的中国，而且具体的是指的袭击中国的核基地。苏联的这一秘密活动，后来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到。一位名叫纽豪斯的美国人，在其著作中还谈到，他印象很深的一点是“莫斯科在其间明显地流露出来的恐华病”。苏联领导妄想以核袭击来对付中国人，却又患有莫明其妙的“恐华病”。这就象 1955 年赫鲁晓夫在同德国总理阿登纳谈话时，提到对付中国人一样。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表现出“恐华”，谈论什么对付中国人，这不符合两国人民相处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苏联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和要求。可是，他们在这种乖张的作态后面，敌视中国，甚至狂想用军事手段对付中国，则是不容忽视的。

1969 年 10 月 7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其中明白表示了中国对任何核

威胁的严正态度。声明指出，在 1969 年 6 月 18 日，中苏双方在伯力举行两国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第十五次例会后，“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曾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 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中国的严正态度，显然可以使得在核战争问题上头脑发昏的人变得稍为清醒一些。

四、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和边界谈判中苏联 的无理立场

中苏边界存在的问题 中苏之间的边界，从 60 年代以后由于苏联领导集团反华政策的发展，而形成了一条不平静的弥漫战云的边界。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将历史遗留的和当前存在的边界问题予以全盘解决。可是，苏联政府在谈判问题上制造种种障碍，而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16 世纪沙俄开始向东扩张，到 17 世纪下半叶才和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 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1727 年中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已成为蒙苏边界）。

① 纽豪斯：《苦寒的拂晓》（中译本 268 页及 288—289 页）

至于当时中国西部疆界则在巴尔喀什湖，同沙俄的疆界相距尚远。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俄伙同其他西方列强，推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一再大幅度地修改中俄边界，侵占中国领土， 并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关于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首先在中国的东北边境，1858 年的中俄《瑷珲条约》，把边界从外兴安岭推移到了黑龙江，俄国割去了黑龙江以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

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 年的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全部划归了俄国。

在中国西部，通过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和 1864 年的勘界议定书《勘

分西北界约记》，沙皇俄国割去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 44 万多平方

公里的领土。通过 1881 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沙

皇俄国又把斋桑湖以东、伊犁西部等总共 7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的版图。

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皇俄国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去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 3 个法国或 12 个捷克斯洛伐克。

但是，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俄国在沙皇统冶时期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大片领土，还由于在不同时期它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甚至一些一直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中国领土也被画入了苏联版图。例如，在帕米尔地区，沙皇俄国违反 1884 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侵占了 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再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苏联政府违反《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把边界线几乎全部画到了中国岸边；有的地方甚至画到了中国的内河和岛屿上，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 700 多个中国岛屿划去了 600 多个，面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

对于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列宁和他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是主张废除的。

苏维埃政府在 1920 年 9 月 27 日的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1923 年 9 月 4 日的对华声明又宣布： 苏维埃政府“在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完全放弃从其他国家人民掠夺的一切土地和财产的基础上，制定对各国人民的政策。苏联对华政策也是如此”。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在双方商定的会议上，“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 1919 和 1920 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根据 1924 年的协定，中苏双方在 1926 年举行了会谈，商议重新划界， 订立新约。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两国疆界没有重新划定，两国没有签订平等新约，中苏边界问题长期成为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具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在 50 年代中苏边境一直是安宁的。1960 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 苏联在中苏边境设置重兵，并制造武装冲突，进行武装挑衅，使中苏边界问

题尖锐起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具有了迫切性。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并力求通过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早在1960 年 8 月 22 日和 9 月 21 日，中国政府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

行谈判。1963 年 8 月 23 日，中国政府还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六项建议。1964 年 8 月，中苏边界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在最初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即提出了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的合情合理的主张。但是苏联政府却坚持其大国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立场，既要霸占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的中国领土，又要中国承认苏联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从而使谈判遭到破坏。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 1969 年 5 月 24 日的声明中指出：“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声明中再次合情合理地提出中国方面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盘主张。首先是，“中国政府认为，必须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这些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迫中国签订的，苏联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同时还考虑到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些土地上长期居住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准备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不能含糊”。其次是，“在肯定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决不能容许采取沙皇占了的是你的，你要占的也是你的这种蛮横态度”。关于边界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应当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另订平等的新约，代替不平等的旧约；而不是就“核定苏中两国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

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再次建议：“双方保证维持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将边界实际控制线向前推进，在以河流为界的地段，双方边防人员不越过主航道和主河道的中心线；双方保证避免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双方边防人员不向对方射击；双方边境居民按照惯例进行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鉴于苏联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声明指出“为了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中苏边界上的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还特别严正表示： “小战、大战、核战是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

中苏两国总理 1969 年达成的谅解和苏联在谈判中制造重重障碍

1969 年 9 月 11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要讨论了边界问题，也谈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双方为此应该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两国总理还就临时措施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协议。

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苏双方又一次开始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之前，

中国外交部于 10 月 8 日发表文件，将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

主张概括为五点：（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 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 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三）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四）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

（五）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 1964 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这五点归纳，任何无偏见的人都可看出，中国方面的主张是有助于谈判的进行的。可是，这次谈判仍然无结果。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使得任何认真的有成果的谈判成为不可能。苏联代表在谈判中，对于沙俄强加于中国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蓄意挑起争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同时却又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这就为谈判设置了重重障碍。苏联还对周恩来和柯西金 1969 年 9 月 11 日在北京机场会见时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出尔反尔，拒绝予以履行；一口咬定中苏边界上不存在争议地区， 不同意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反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当时已就这些问题达成明确的谅解。苏联就是这样在是非判然的问题上一再纠缠。问题很清楚，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实行霸权主义政策，这一情况不改变，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