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支持国际上反帝反殖、反对侵略战争、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反对日本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

一、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和坚持筹备工作按正确方向进行， 反对超级大国的插手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 196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在两国外交部长联合公报中说：“两国外交部长认为很有必要在最短期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经过中国、印尼等国的宣传和推动，1964 年 4 月 10 日至 15 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会议。会议由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喀麦隆、锡兰、中国、加纳、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拉克、印尼、印度、柬埔寨、利比里亚、尼泊尔、阿联、巴基斯坦、菲律宾、叙利亚、土耳其、几内亚、摩洛哥和坦噶尼喀等 22 国参加。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于 1965 年 3 月 10 日在非洲举行，东道国由非洲统一组织选定；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凡亚非独立国家、“仍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政府” 以及大洋洲的西萨摩亚，均将被邀请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等。后来，阿尔及利亚经过申请，并经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 1964 年 7 月 17 日通过决议选定，担任了东道国，主持常设委员会。

中国十分重视第二次亚非会议，对会议的筹备，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1964 年 12 月 10 日，陈毅谈到近期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柬埔寨、阿联、巴基

斯坦、印尼、缅甸等 6 国，其会谈的主要内容，第一项就是亚非会议问题。

周恩来 1965 年 4 月 2 日在开罗答记者问时说：“自从第一次亚非会议以来， 十年里亚非两大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需要巩固独立，进一步谋求发展。还有许多国家正在为争取独立而奋斗。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甘心失败。他们正在向亚非各国人民进行疯狂的挣扎和反扑。在这种新的局势下， 亚非各国在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支持，相互援助，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深信，第二次亚非会议必将体现亚非人民的愿望，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加强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发展亚非国家民族经济和加强亚非国家互助合作，作出重大的贡献。”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明了，中国热切希望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够举行，并在促进亚非团结、加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象第一次亚非会议一样，完成其一定的历史任务。

原定 1965 年 3 月 10 日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因东道国阿尔及利亚物

质准备上的原因而推迟至 6 月 29 日举行；届时还将先期举行亚非国家外长会

议（6 月 24 日），以最后核定亚非会议的进程。可是，在 1965 年 6 月 19 日， 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政变，本·贝拉下台，布迈丁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政权。

阿尔及利亚新政府一上台，首先关心的是政治上得到各国的承认；而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作为东道国，竭力主张一切照常进行。阿政府一再宣布，阿尔及利亚将遵守它的一切国际义务，继续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斗争，如期举行亚非会议。

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是一国内政问题。中国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关于亚非会议，在筹备过程中就充满着各种矛盾，美国力图阻挠会议，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想直接插手会议，亚非国家之间对会议的要求和想法也不尽相同。阿尔及利亚的政变使亚非国家中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要求会议再度延期，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会议如期举行。1965 年 6 月 23 日上午的外电报道，

决定参加外长会议的有 19 国；据阿政府报道，已到和将到首都阿尔及尔的有

28 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出于如期把亚非会议开起来的想法，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并且主张如期召开亚非会议，把会议开好。表示同中国同样愿望的也有一些国家。因此，正是在阿尔及利亚政局发生变化后的几天内，中国仍派出外长到达阿尔及尔，准备参加外长会议。同时派外长抵达阿首都的还有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等国。

为了争取更多国家参加会议，常设委员会在 1965 年 6 月 24 日决定外长

会议推迟 48 小时举行。6 月 25 日，一共有 27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其他部长到达。但是仍然还有不少国家没有来，非洲国家来得不多。有些国家仍要求会议延期召开。6 月 25 日在会议大厦发生了爆炸事件，这使与会代表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时的形势告诉我们：首先，那些没有到达或主张会议延期的国家其出发点并不都是一致的。相当多的国家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主张延期开会，是希望能够开好这次会议。其次，也有少数国家，对这次亚非会议是另有打算的。印度报纸《印度时报》就毫不掩饰地宣传“亚非团结概念本身已有些过时了”。印度《政治家报》承认，印度从来不想召开另一次亚非会议。此外，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一时之间也对一些代表产生影响。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会议已经不适宜。中国和一些国家的代表们，郑重地考虑了这种新的局势，从维护亚非团结的利益和确保各国首脑和外长的安全出发，主动倡议把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一起推迟，东道国不变。根据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协商一致的原则，这一倡议，通过充分协商，受到许多国家的赞同。

1965 年 6 月 26 日晚常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亚非会议延期到 1965 年11 月5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前的外长会议于1965 年 10 月 28 日举行。特别会议公报明确重申，雅加达筹备会议对常设委员会的授权继续有效。

不利于亚非会议举行的复杂形势和中国的对策 中国参加倡议并得到常设委员会通过的延期，是为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期，使准备工作取得进展，以便有可能把会议开好。但是，自从 1965 年 6 月底以来，形势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的复杂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存在着障碍：

（一）在关于亚非会议要不要反对美国的问题上：

1965 年 7 月以来，约翰逊政府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它公然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军队，投入越南战场，并且更加疯狂地轰炸越南北方。亚洲的和平， 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问题上，许多亚非国家认为， 坚决谴责美国，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已经成为亚非会议的首要任务。但是，仍有些国家认为不能谴责美国。陈毅在 1965 年 9 月 29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有某一个国家的部长对我说，

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美国援助，解决面包问题，因此，不能在亚非会议上公开谴责美帝。”虽然中国不同意这种不能谴责美国的立场，但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着。显然，在要不要反对和谴责美国这一点上，亚非国家之间一时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在关于应不应该让联合国插手亚非会议的问题上：

常设委员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所发出的参加会议的邀请，虽然遭到中国等国代表的反对，但一直没有撤销。亚非会议同联合国从来没有任何联系。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会议。而联合国当时受美国的控制操纵，中国认为，联合国派出的代表是贯彻美国旨意的。当时把联合国的代表请进亚非会议来，是不能很好发扬反帝反殖的万隆精神的。中国不反对别的亚非国家同联合国发生关系，但是，别的国家也没有权利强迫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曾经诽谤过他们为“侵略者”的联合国的代表坐在一起。许多地区性和其它的国际会议，都没有邀请联合国的代表，唯独有曾经遭到联合国诽谤的中国和朝鲜参加的亚非会议，却非邀请联合国代表参加不可；甚至吴丹秘书长可以自由不出席，而邀请却决不撤销。这不是要当众侮辱中国和朝鲜的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吗？

中国曾经为此作出种种努力，希望通过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未能如愿。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些国家对待美国的态度的反映。既然，在当时让联合国插手会议就是让美国插手会议，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召开会议的又一个障碍。

（三）在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上：

关于苏联有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本来是早经第一次亚非会议和 1964

年 4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解决了的问题。可是在 1965

年 4 月间印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东道国外交部发表公报也表示要将苏联与会的问题提交亚非外长会议讨论，这是违背雅加达筹备会议公报的。因为筹备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在公报中表示，不但在是否邀请的问题上， 而且在要不要将这个问题提交亚非首脑会议考虑的问题上，都“没有得出一致意见”，因此常设委员会无权重行将这个问题提交外长会议讨论。

亚非会议，顾名思义，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首脑会议。参加亚非会议的， 必须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或者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组织。这是一个地理上的原则。同时，这个地理原则也是一个政治原则。所有亚非国家，都或多或少遭受过或者遭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几乎所有亚非国家，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因此，亚非国家都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的客观需要。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共同性，才产生了第一次亚非会议，才有必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无论在历史上、政治上都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它没有理由参加亚非会议。

第一次亚非会议，没有人提出邀请苏联参加的问题。苏联自己也没有要求参加。万隆会议发起国之一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1954 年 12 月 30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指出，“苏维埃亚洲部分未被邀请，因为在政治上它是一个欧洲单位即苏联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苏联和它的亚洲加盟共和国，既没有以正式代表的资格被邀参加，也没有以观察员的资格被邀参加。对此万隆会议的所有参加国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苏联政府当时和事后也都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

对于雅加达筹备会议实际否定苏联参加的决定，苏联最初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后来苏联政府在 1964 年 7 月 28 日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决没有认为必须要参加”。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关于邀请它参加会议的这个问题成为这些或那些亚非国家的难题”。声明还说，“苏联没有主动提出过关于它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现在它也没有主动提出，并且不用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决定来约束自己或他人”。1964 年 11 月 21 日，苏联政府再次表示不希望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亚非国家之间产生分歧和纠纷的原因。

但是，苏联政府没有信守它的这些声明，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它重新提出要求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并且还坚持非参加亚非会议不可。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到一些非洲国家进行访问，还公然声称，谁要是不同意苏参加，它就要还击。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大肆活动，有些亚非国家又重新提出了要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1964 年 9 月 1 日一北非国家领导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发表公报，明白表示支持苏联参加会议。这就人为地重新挑起了争论， 使亚非会议只要一进入外长筹备会议阶段，就马上面临分裂的危险。

中国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绝不是由于中苏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也有同样的争论，但是中国并不反对它参加，而且认为它完全有权利参加。中国反对苏联参加，所坚持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不是亚洲国家。

此外，在当时，若干亚非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和冲突，例如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并在中国、锡金边界制造事端，以及亚非一些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歧。这对开好会议也增加了不利因素。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复杂和困难的因素，早在 1965 年 9 月 2 日周恩来在越南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就提出，如果第二次亚非会议不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这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必要召开。1965 年 9 月 29 日，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亚非）会议应该支持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刚果（利） 人民、多米尼加人民、安哥拉人民、莫桑比克人民、葡属几内亚人民、南非人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南也门人民、马来亚人民、新加坡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这个会议按照这方向开成开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各方面拉在一起搞成一个大杂烩，那就不如推迟”；“如果没有开好的保证，中国政府就赞成等条件成熟了再开”。后来，从会议常设委员会第九次会议（1965 年 10 月 14 日至 15 日）起，中国即表示会议应延期召开，认为如果勉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势必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论，不能获得一致，从而使会议陷于破裂和失败。在 10 月 19 日的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和

柬埔寨王国代表正式提出了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联合建议。10 月 22 日，周恩来还写信给亚非有关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阐明中国主张亚非会议延期召开的立场，希望亚非各国首脑和政府能郑重考虑中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提出的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建议，并作出有利反应。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常设委员会能作出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如果硬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将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

中国政府关于延期开会的主张，得到了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几内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和同情。在 15 国组成的常设委员会会议内，就有 5 个国家表示了主张延期

开会的明确态度。

由于常设委员会举行多次会议，一直没能就会议延期问题达成协议。中国代表为了打开僵局，充分协商，在 1965 年 10 月 25 日第十一次会议上提议召开一次外长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亚非会议延期问题。中国的这一建议立即受到了柬埔寨和几内亚代表的赞成。巴基斯坦代表也认为中国建议是一个让步，需要人们认真研究，如能取得一致他也赞同。阿联和摩洛哥的代表也认为中国的提议“是一条出路”“体现了和解精神”。但是，会议主席，在会上拒绝了中国的这一提议，并作出了所谓“裁决”，强行宣布亚非会议如期

（196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从而创造了破坏万隆会议协商一致原则的恶劣先例，使得常设委员会会议陷于破裂。

1965 年 10 月 26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深信，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是符合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利益的，而强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只能给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国政府决不参加 10 月 28 日举行的必然会导致分裂的亚非会议。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同亚非友好国家和广大亚非人民一起，高举万隆旗帜，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努力。

强行召开的亚非国家外长会议，后来推迟到 1965 年 10 月 30 日下午才开

始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45 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由部长或部长级官员率领的

有 20 多个。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阿富汗、坦桑尼亚、几内亚和刚果（布）等国，因反对举行这样的外长会议，都没有出席会议。

1965 年 10 月 30 日晚举行了第一次秘密的全体会议。会议一开始，印度代表就提出邀请苏联等国参加会议的动议。接着，日本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要求让南朝鲜政权参加会议的建议。还有代表进一步要求除南朝鲜外，还要让南越政权参加会议等。会议于是陷于激烈争论的混乱局面。

马里代表在发言中郑重指出，会议应该首先讨论延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建议。乌干达代表在发言中要求首先听取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近期的几次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其中涉及中国和柬埔寨联合提出的关于延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提案。马里和乌干达代表的建议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

这样，会上展开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先听取常设委员会的报告（实际上是研究会议延期问题），还是先讨论扩大与会国的问题。这个程序性问题， 体现了要不要强行召开分裂性亚非会议的实质性问题。

争论结果，印度的企图没有得逞。在许多代表的要求下，会议听取了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主席关于常设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

第二次秘密的全体会议在 1965 年 10 月 31 日上午举行。印度代表在这次会上继续纠缠要先讨论它提出的关于苏联、马来西亚等参加会议的问题。但在会上，支持印度的只有突尼斯等几个代表团，而主张延期举行首脑会议的国家越来越多，形成压倒的优势。印度尼西亚代表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亚非首脑会议延期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先讨论亚非首脑会议延期的问题。

两次全体会议争论没有结果，10 月 31 日晚间改为召开代表团秘密会议。有 17 个国家向会议提出了要求延期举行亚非首脑会议的建议。由于在会议是否延期和是否让苏联、马来西亚等参加会议问题上争持不下，按照摩洛哥代表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委员会，来寻求折衷方案。11 月 1 日下午，

代表团团长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要求亚非首脑会议延期的决议草案。晚上举行了最后一次秘密的全体会议，讨论了最后决议草案。到这时，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必须延期已经成为压倒的普遍意见。但印度代表硬要在决议中写上让苏联参加将来的亚非会议内容；还要求成立新的筹备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参加这次外长会议的代表中选出，把中国排斥在外。但是，印度代表团的主张遭到了拒绝，其别有用心的纠缠终于没有得逞。这次秘密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会议还决定，继续委托常设委员会负责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

会议的这个决定，是符合中国的要求的，也是符合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因为亚非各国人民是坚决要求维护反帝团结，反对分裂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是在亚非人民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声中进行的。从筹备到延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虽然，会议最后延期了， 没有实现最初决定筹备这次会议所抱的期望；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强调会议应遵循反帝反殖方向、反对美苏插手会议的过程。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事业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在这场斗争中，根据复杂的形势，制定了灵活机动而又坚持原则的政策和策略。为防止出现美国、苏联所期望的局面，作出了贡献。会议筹备和决定延期的过程也说明， 现在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比之于反对老殖民主义已成为更加艰巨的任务。如果说，二战后反对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心声，因而第一次亚非会议能够做到共同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那么，对于同以“援助”为手段谋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特权的新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远不是每个亚非国家当时都已具有同样的觉悟；特别是在美苏向亚非国家竭力施加影响和压力的情况下，要求所有亚非独立国家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共同表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突出谴责美国，显然，还不可能。因为形势和条件尚未成熟。当形势向中国表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之后，使会议延期，不导致亚非国家的公开分裂，使常设委员会照旧保持，不另组排斥中国的筹备组织，为美国、苏联提供可乘之机，这就是最大的胜利。中国的外交斗争做到了这一点。

二、支持巴基斯坦 1965 年和 1971 年两次反抗印度军事侵略的斗争

支持巴基斯坦 1965 年反抗印度武装入侵 1965 年 9 月 6 日，印度突然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印度军队越过印巴国界进逼西巴首府拉合尔。这样，印度政府就把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局部冲突扩大成为印巴两国之间的全面冲突。

众所周知，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印巴双方曾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联合国的干预下，1949 年元旦停火，7 月划定停火线。但归属问题仍存在着。1948 年 4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所提出的，要在克什米尔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以确定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原则，曾经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接受；1953 年印巴两国总理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也肯定了“举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的方法。可是后来，印度政府背弃了它所承担的义务， 公然声称毋须举行公民投票，并片面地宣布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巴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而在克什米尔当

地，特别是在印占区，由于居民的多数是穆斯林，在居民同印度统治者之间经常爆发宗教的和政治的冲突。这是一定程度上印巴关系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印巴关系。

1965 年 8 月，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穆斯林，为反抗印度的统治和教派迫害， 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印度政府在派出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 公然破坏印巴两国协议的停火线，派军队侵入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区，对巴基斯坦进行武装挑衅。接着，印巴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于 1965 年 9 月 1 日发生。

更为严重的是，印度不仅于 1965 年 9 月 1 日派遣空军侵入巴基斯坦本土

的领空，还于 1965 年 9 月 6 日，派出军队悍然越过两国边界，对西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地区发动武装进攻，轰炸巴基斯坦的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等城市。印巴之间的战争以印度进攻巴基斯坦本土而正式爆发。

中国对于在西南边界发生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争，不能不给予充分的估计。因为，这场战争的侵略一方印度，得到了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战争爆发前夕，在印巴之间紧张气氛日益浓厚之际，美国曾于 1965 年 7 月间延迟

对巴贷款，借以对巴施加压力。同年 9 月间印巴战争正式发生后，美国停止了对印巴双方的军援。但印度可以无阻碍地从苏联得到贷款和武器。另外， 美国最初似乎显得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没过几天就公然站在印度一边，诬蔑巴基斯坦。如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公然宣称：“美国政府同情印度，并且接受关于印度遭受巴基斯坦侵略这一看法。”特别是美国政府还指示它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同苏联代表一起，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两个决议，进行干预。

第一个决议是在 1965 年 9 月 1 日巴军发动反击，克什米尔的印度军队接

连败退，在印军处境困难的情况下，美国操纵安理会于 1965 年 9 月 4 日通过了呼吁双方停火的决议。这个决议根本没有谴责印度破坏停火协议。

正是在美国操纵的安理会鼓励之下，印度军队在安理会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65 年 9 月 6 日，就在拉合尔方面大举侵入巴基斯坦国境，轰炸巴基斯坦的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等城市，从而发动了不宣而战的战争。

印度侵入巴基斯坦本土以后，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只笼统地说到“战争扩大”，“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却根本回避是印度发动和扩大对巴基斯坦侵略的事实。它不是责令印度停止它的侵略行动，从巴基斯坦撤出它的侵略军队，而是不问是非曲直，要求印巴双方停火。这种作法是故意歪曲事实真相，为印度开脱。

美国长期以来对印巴双方都有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美国原来同巴基斯坦关系是密切的：同时，对南亚大国的印度，美国也是竭力予以笼络的。但是，自从 60 年代初，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关系改善并日益发展以后，美国的政策越来越偏袒印度。在这次战争发生的前后，美国一方面袒护印度，一方面对巴基斯坦施加越来越粗暴的压力，完全不是偶然的。周恩来 1965 年 9 月 9 日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好象印巴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印度的侵略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联合起来利用联合国，一股劲地呼吁不分是非的和平。这是骗不了人的。”事实是清楚的，没有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印度“不可能采取这样严重的军事冒险行动”。“几个月来，美帝国主义就用尽种种手段，压迫巴基斯坦放弃独

立自主的政策。”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正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赫鲁晓夫以来的苏联领导人，一贯偏袒印度，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兼并政策。赫鲁晓夫早在 1955 年 12 月就公开宣布，苏联政府认为，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部分”。从那时起，印度侵吞克什米尔的行动，都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就在这次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越过停火线以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还跑到新德里，向印度重申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政策“仍旧未变”。

苏联领导人还给予印度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到印巴发生冲突时止， 苏联已经给予和答应给予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达 80 多亿卢比。印度从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中，获得了包括飞机、坦克、大炮、潜水艇在内的大量武器。

苏联领导人平时为印度的对外政策涂脂抹粉，大谈什么印度“忠实于” 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事实上印度在同周围国家的关系中经常背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次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武装侵略，又一次地否定了它那“和平与和平共处政策”，但苏联领导人却并不改变他们的错误立场。

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被侵略的巴基斯坦一边， 严厉谴责印度侵略者。1965 年 9 月 6 日，印度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

9 月 7 日，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印度的侵略，表示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这一扩大侵略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1965 年 9 月 9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说，印度“是侵略者”，无论是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中，或者是印巴的全面冲突中，印度“都是赤裸裸的侵略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权的斗争， 坚决谴责印度的侵略行为，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对它的扩大侵略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指出，没有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印度“不可能采取这样严重的军事冒险行动”。还指出，在这当中，苏联人“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反复说什么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公开鼓励印度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吗？”

1965 年 9 月 29 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谈话中说：“巴基斯坦是受害者，印度是侵略者，这是事实。最近印度军队继续在拉合尔地区发动进攻。我们不希望事态扩大，我们希望印度方面有所约束。如果事态扩大，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要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予巴基斯坦支持，这是肯定的”。印度政府仗着美国、苏联等国的支持，“企图为所欲为，这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希望它有所觉悟”。

印巴战争期间中国对印度就边境争端进行的交涉 中国同锡金的边界是明确确定了的。印度利用锡金的保护国地位竟然派出军人越过中锡边界，进入中国境内，设置工事，并进行骚扰。在美苏支持下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事发生以后，中国人不能不对这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事件，提高警觉， 尽速处理。考虑到美苏企图在印度得手以后，各自取得包围中国的更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人民更不能听任这种情形继续下去。1965 年 9 月 7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印度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是关系到它的所有邻国的。既然印度政府跨上了侵略巴基斯坦的第一步，它就不能逃脱由此产生的

一系列后果。”声明还指出：“在中锡边界，印度还盘踞着中国的领土未退。”但印度来照予以矢口否认。1965 年 9 月 16 日中国在给印度的照会中，指出： “中国政府现在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至此，印度始来照承认设有工事，并表示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于是中国把三天的期限延长到 1965 年 9 月 22 日的午夜 12 时。根据中国 1965 年 9

月 21 日报章消息，中锡边境的印军已全部撤走，工事也已平毁。

对于这次交涉，后来印度人的著作认为，在 1965 年的印巴战争期间，这是中国人对巴基斯坦人的一次配合。有的人因此而啧有烦言，想从这里做一点文章。显然这是枉然的。印巴战争是一回事；中国就中锡边界印度武装人员越境骚扰一事进行交涉是另一回事。中国系根据中印关系的需要而行动的，任何人都不能对此提出什么异议。当然，由于这一行动的正义性，客观上确是给正在反对印度扩张主义的其他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的人民的斗争， 以肯定的支援。对此，各国人民是欢迎的。

反对印度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发动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前，孟加拉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1947 年印巴分治，孟加拉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孟加拉属印度，东孟加拉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1966 年，在东巴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要求实行东巴全面自治。1970 年 12 月巴全国选举，东巴人民联盟获议会 313 席中的 160 席，成为巴的第一

大党，遂更力求贯彻实现其东巴自治的主张，并与政府进行谈判。1971 年 3

月 6 日，穆吉布·拉赫曼宣布接管东巴全部行政权力，3 月 25 日谈判破裂。在东巴宣布独立声中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取缔人民联盟，并采取军事镇压行动。1971 年 4 月 17 日，一部分跑到印度的人民联盟分子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有民族矛盾。这种矛盾曾经是十分尖锐的。这是1947 年 8 月印巴分立的重要背景。这种矛盾由于交织着政治的、宗教的因素， 在两国分别独立后仍然十分突出。但是，巴基斯坦本身在国内也存在多民族

（东巴的孟加拉族、西巴的旁遮普族、巴丹族、信德族和俾路支族等），相互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东巴和设在西巴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固然是东巴统治阶级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之间的矛盾；但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矛盾很容易转化成为国内西巴和东巴间的民族矛盾，因而问题显得复杂。但是，这种问题不管多么复杂，都只能由巴基斯坦人自己去处理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得干预。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 印度却采取另一种立场。

1971 年 11 月 21 日，印度政府以实现东巴人民的民族愿望和使东巴难民返回家园为借口，对巴基斯坦悍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这是一场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动起来的战争。1971 年 8 月，苏印签订的所谓“和平友好条约”，实质上就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自从有了这个条约以后，印度政府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发动对巴基斯坦的颠覆和侵略。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一方面通过海运、空运向印度提供大批新的武器和军事物资，全力支持印度武装占领东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又增派大批军事顾问到印度活动。这些军事顾问负责“指导导弹和‘米

格’战斗机等苏制武器的操作技术”。

1971 年 12 月 3 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1971 年 12 月 5 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对印巴局势“不能漠不关心”，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直接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因而它涉及到苏联安全的利益”。这是露骨地为印度撑腰。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印巴局势十分关切。中国副总理李先念 1971 年

11 月 29 日在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苏联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加剧了次大陆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当前印巴局势十分关切。中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该由当事国双方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更不应以任何借口动用大量武装部队任意越出国境，侵占别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为了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认为叶海亚·汗总统关于印巴两国武装部队从边界各自后撤、脱离接触的合理建议，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1971 年 12 月 4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东巴问题纯属巴基斯坦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印度政府以东巴问题为借口，武装侵略巴基斯坦，这是不能容许的。”

印度大规模武装入侵巴基斯坦，严重地破坏了南亚次大陆的和平，引起全世界人民极大震惊和严重不安。尽管 1971 年 12 月 4 日、5 日苏联在安理会两次配合印度的军事侵略行动，无理否决了要求印巴双方立即停火，并把军队撤回至本国领土的提案；同年 12 月 7 日，联合国大会以 104 票赞成、11 票反对、10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实现停火，并把他们的武装部队撤回到印巴边界的各自一方。这反映了广大中小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干涉、关心各国安全、维护各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愿望，也反映了他们对苏联支持印度武装侵略巴基斯坦行径的愤慨。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主张是：联合国必须做到（一）严历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彻底揭露苏联对印度侵略者的可耻支持；（二）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击印度侵略的正义斗争；（三）要求印度政府把它的武装部队和它派遣的武装人员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巴基斯坦领土；巴基斯坦政府为进行反击而进入印度领土的武装部队也撤出来；（四）在双方武装力量撤出对方领土的基础上，要求印巴双方立即停火；（五）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印巴边界各自后撤，脱离接触，为和平解决印巴争端创造条件。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通过后，巴基斯坦政府立即接受，而印度政府却断然拒绝。印度政府无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以大军直逼东巴首府达卡，以海军封锁东西巴港口和海道，以空军在东西巴连续不断地狂轰滥炸。这就彻底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

1971 年 12 月 13 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第三次否决了要求印巴停火、撤军的提案，从而使印度侵略军取得了攻取达卡的时间。

1971 年 12 月 16 日，巴军在东巴向印度投降。中国政府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印巴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反侵略、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反侵略、反分

裂、反颠覆的斗争，不仅在政治上这样做，而且将继续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1971 年 12 月 16 日以后，巴中央政府已无法影响东巴的局面。印度发动

的肢解巴基斯坦的战争事实上宣告停止。这以后，东巴宣告独立，孟加拉国的成立已成为事实。

中国政府严肃看待印度干涉巴内政，发动对巴侵略战争这一事件。中国并不因印军军事胜利而停止对印的谴责。中国政府并且仍然支持巴基斯坦斗争，坚持实施联合国有关决议。

1972 年 10 月 3 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在联合国大会要求有关各方停火、撤军、释俘的决议没有得到实施的情况下，苏联竟然在安理会上要求接纳盂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并且， “不顾许多国家要求推迟审议的合理意见，硬要进行表决，迫使中国使用否决权”，还指出：“中国主张推迟审议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根本反对‘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中国对东孟加拉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对拉赫曼先生也无成见，我们之所以主张推迟审议这一问题，是为了推动有关各方的和解， 贯彻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这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次印巴战争中，苏联领导集团露骨地支持印度侵略者。它利用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向印度提供武器装备，支持印度武装侵略巴基斯坦，使印度加深对苏联的依赖，借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这反映了苏联同美国争夺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霸权的需要；同时，这也是苏联企图从中国的西南方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一种部署。印度的扩张主义和苏联乘机伸展势力，这是南亚国际形势的一种严重发展，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巴基斯坦的邻国的严重注意。

三、支持各被压迫民族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在本时期里，除了印度支那战争、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巴战争外， 多米尼加事件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也是国际上的突出事件。在所有重大国际事件中，中国人民对于被压迫民族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无不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和可能条件下的物质支持。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入侵的斗争 1965 年 4 月 24 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以卡马诺为首的爱国军官的政变，推翻了雷德·卡夫拉尔政权，卡马诺出任共和国临时总统。这本是一国的内政；可是，美国总统约翰逊却以美国“不能、绝不能而且也决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 为理由，打着“保护侨民的生命和安全”的幌子，从 1965 年 4 月 28 日起，

陆续派出 3.5 万名美国军队，登陆多米尼加，对爱国武装力量进行血腥镇压， 对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国的内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多米尼加爱国人民同美国侵略者及其所支持的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65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 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声明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

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对于事情十分清楚的一方侵略和一方受侵略的多米尼加事件，联合国组

织迟迟不能作出为受侵略者伸张正义的决定。至 1965 年 5 月 14 日，联合国安理会竟然还决定要调查事实真相，甚至对美军入侵这一事实熟视无睹，提出什么要求实现“严格的停火”，以剥夺多米尼加人民武装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权利。联合国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个组织长期受美国操纵的事实并未有变化。毛泽东的声明中曾揭示：“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 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世界人民，首先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美国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拉美人民的反美浪潮绝不是美国所能压得下去的。

支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反对以色列 军事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阿联（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突然的军事袭击。这场以色列发动的蓄谋已久的战争被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不甘心它在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在进行扩军备战，拟订作战计划，等待和制造可以发动另一次侵略战争的时机。从 1967 年春开始，以色列总理一再公开叫嚷，“要对叙利亚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边境地区制造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多。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战争威胁，叙利亚采取了必要的措施。1967 年 5 月初，叙政府宣布禁止美国间谍机构“中东之友协会”在叙展开活动；

并在 5 月 15 日公开揭露以色列武装进攻叙利亚的企图。与此同时，埃及采取了同叙利亚共同斗争的立场。5 月 18 日，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加沙地带和埃及领土；并宣布从 5 月 22 日起封锁亚喀巴湾。在日益逼近的以色列武装侵略面前，有关阿拉伯国家作出这样一些必要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1967 年 5 月 23 日，以色列总理埃希科尔竟攻击埃及的行动是所谓“对以色列的侵略”，等于是“一次武装进攻”；声称以将对封锁进行“坚决斗争”。5 月 24 日，以色列的代表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扬言，以将动用军事力量打开亚喀巴湾。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以色列果然于 1967 年 6 月 5 日发动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也对约旦展开了军事进攻。这次战争，由于受到侵略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的失利，难以持久作战，历时 6 天，很快就结束了。战争虽然过去了，但是，在国际政治中，人们看到美国是以色列的庇护者， 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元凶；而苏联则是阿拉伯国家的假朋友，实际上是以色列的真帮凶。

正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那些日子里，美国总统约翰逊曾经一周三次地攻击埃及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要求和对亚喀巴湾的封锁。当以色列外长埃班于 1967 年 6 月 25 日到达华盛顿从美国面领机宜时，约翰逊明白保证， 美国将“在军事上充分保卫以色列”，美国喷气式飞机将“对以色列城市实行空中保护”等。埃班回国后，以色列迅速作好了战争动员。在这同时，美

国向以色列紧急空运军事装备和弹药。需要指出，英国在给以色列紧急提供武器方面，也不落后于美国。战事发生后，美国的第六舰队在埃及附近海面游弋，向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进行军事威胁。据埃及官方揭露，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甚至参与了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还以同苏联交换意见，要求采取联合行动的姿态，对苏联施加压力，阻止苏联可能作出的不利于美以的行动。总之，离开美国的卵翼和直接支持，以色列是不敢那样嚣张的。

苏联素来以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是其同美国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当美以军事威胁日益严重之际，阿拉伯国家切望苏联能按其平日的姿态行事，做出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实际行动来。可是， 苏联领导人为了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冲突，先是同美国领导人一样，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埃及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要求和对亚喀巴湾的封锁；后又按照美国的意图劝说纳赛尔，要埃及“不要首先开火”，待到以色列终于发动战争以后，仅 5 小时，柯西金就通过“热线”向约翰逊表示，“苏联不希望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发生战争”。这使美国放心了，不必为它对以色列的纵容所可能引起的风险担忧了。显然，在整个第三次中东战争的酝酿和发生的过程中，对阿拉伯有关国家来说，苏联这个“盟友”起了背叛的作用。

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立场。对于远在中东地区的这场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缺乏对它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从政治上声援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1967 年 6

月 6 日，在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以对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揭露苏联纵容美以侵略，庄严宣告中国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同日，周恩来分别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叙利亚国家元首阿塔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表示在反击美国及其工具以色列的侵略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永远作阿拉伯人民忠实可靠的战友。当时，阿拉伯人民从其他任何大国得不到任何公道对待。1967 年 6 月 6 日和

7 日，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接连炮制“无条件停火”、“立即停火”、“限期停火”等方案，这些方案，有的被通过成为安理会决议，都不过是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既成事实加以默认而已。以色列于 6 月 8 日宣布接受停火，但

是 6 月 9 日又进攻叙利亚并随即占领了戈兰高地。对于这种蛮横霸道的行为，

安理会再度加以默认。（后来直到 1967 年 11 月 22 日才通过一个所谓和平解

决中东问题的基础的第二四二号决议。）在这场 6 天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计 6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迫使近 100 万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失去自己的生计，颠沛流离于异国异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始至终地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

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明显发展和坚决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 国、觊觎台湾的政策

中日关系存在着民间关系和官方关系这样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方面。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的政策和态度，要受中日民间关系开展状况的影响。但新中国同日本官方的关系基本上受日美关系的制约；在美国继续明显敌视

中国和日本追随美国这种政策的情况下，中日官方关系不可能有根本的好转。虽然如此，日本资产阶级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正是因此，日本政府有所谓对华关系要政治经济分开的主观想法；日本执政党不同政派的上台，有时也会在对华关系上呈现出细微的不同色彩。1964 年11 月上台的佐藤荣作内阁，在对华关系上较之前任池田勇人内阁，又有后退。当然，这并阻挡不住民间关系的继续发展。

反对佐藤政府更加强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 佐藤刚一上台， 就在一系列对外措施上表现出强烈的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立场。例如：给台湾当局 1.5 亿美元的贷款；拒绝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日出席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拒绝中国政府关于举行讨论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却准许美国的核潜艇进入日本海港；日本外相在联合国大会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进一步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效劳； 恢复同南朝鲜会谈，阴谋阻挠朝鲜统一等。这是仅仅一个月内所发生的事。在佐藤的历次施政演说和有关讲话中，从不隐讳其公开亲美反华的立场。

这期间，佐藤政府亲美反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在美国拼凑“东北亚联盟”、包围和“遏制”中国的计划中，显得特别的卖力。所谓“东北亚联盟”， 是美国想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把日、蒋、南朝鲜都组织到美国统率的军事体系中去。由于“美日安全条约”（1951 年 9 月 8 日，1960 年 1 月 9 日重订）、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1954 年 12 月 2 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

年 10 月 1 日）和日本同国民党政权的所谓“日华和约”（1952 年 4 月 28 日） 的先后签订，这个体系就缺一个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相互调整关系的条约了。1951 年美国炮制片面对日和约时，日本和南朝鲜未能达成协议。10 多年来，

特别是进入 6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撮合之下，双方终于在 1965 年 2 月 20 日草签了“日韩基本条约”，4 月 3 日还草签了三项协定：对日财产请求协定，渔业协定和旅日朝侨法律地位协定。6 月 22 日正式签订了“日韩条约”， 日本政府并于 11 月 12 日正式通过。12 月 18 日，日本和南朝鲜互换了“日韩条约”批准书，宣布双方之间“非正常关系结束”，“国交正常化”开始。通过这个条约和有关协定，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势力，又可以进入南朝鲜了。但这个条约和有关协定首先是服务于美国拼凑东北亚联盟，包围和“遏制” 中国的战略的。

对于日本已被纳入到美国反华体系中这一点，佐藤政府不但不隐讳，而且一再向美国表白其不惜与中国为敌，并愿充当美国侵略战争炮灰的反动立场。1965 年 6 月和 10 月，日本社会党议员在国会中先后揭露日本防卫厅所拟定的“三矢计划”和“飞龙计划”，都是同美国勾结一起的、矛头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战争计划。1966 年 3 月间，日本首相佐藤和外相椎名公开承认日本加入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核战略体系；承认他们认为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中、朝、越；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应具体讨论、研究”向国外派遣军队的时候了。1966 年 5 月的一次使节会议上，佐藤政府的官员叫嚷要在亚洲“发挥领导能力”，来与中国对抗。

对于这些活动，中国坚决予以谴责和反对。1965 年 6 月 26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不承认“韩日基本条约”。声明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强烈谴责美国促使日、朴反动派互相勾结的罪恶活动。‘韩日基本条约’和其他有关‘协定’的签订，不仅是对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严

重挑衅。中国政府决不承认日本政府和朴正熙集团签订的所谓‘韩日基本条约’。”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同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站在一起，同亚洲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日、朴反动派进行扩大侵略的阴谋而斗争到底”。1965 年 11 月 16 日，中国政府声明指出，“‘日韩条约’ 是一个侵略性的军事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是针对朝鲜的，也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政府不能不对日本佐藤政府所采取的这一严重步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美帝国主义通过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 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行不通，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行不通，在侵略任何亚洲国家的战争中也决然行不通。美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印度支那人民、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奋斗，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反对佐藤政府觊觎台湾、侵犯中国主权的军国主义行径 佐藤政府为美国拼凑东北亚联盟，这本身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两个中国”。不仅如此，佐藤等人对台湾和台湾附近的中国岛屿充满着领土野心，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佐藤上台伊始就叫嚣“台湾归属未定”。有人还提出 “新征台论”，叫嚷台湾是日本的“防波堤”，决不能“放弃台湾”，“不能把台湾的地位和日本分开”等等。佐藤政府加紧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勾结，目的就是要把它的侵略黑手伸进中国领土台湾。 1967 年 9 月 7 日至 9 日，佐藤访问台湾。他在台湾叫嚣，要使日本同蒋

介石集团的“谅解和友谊”“更加密切”，加强所谓“亲善关系”。他诽谤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宣称，要在联合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据有中国的席位。

1969 年 11 月，正当佐藤访美时，日本前首相、佐藤的哥哥岸信介带着一些日本政客窜到台湾，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勾结。他在台湾叫嚷要同蒋介石集团加强“亲善与合作”；鼓吹日本在 70 年代“必须对亚洲有所作为”， “应当承担保卫亚洲和建设亚洲的责任”，要“成为具有政治领导地位的国家”。岸信介在会谈中，要求蒋介石集团“保护”日本在台湾的工业所有权， 签订“租税协定”，并以“技术合作”为名加强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从而暴露了佐藤政府进一步控制台湾的罪恶目的。在会谈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叫嚷要同朴正熙及美国在亚洲的其他仆从组成所谓的“相互协调合作的体制”，“一致合作”，“反攻大陆”。

同时，佐藤访美所发表的美日“联合公报”中，露骨地叫嚷，中国的台湾省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朝鲜“对于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公开宣称，日本要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把台湾、朝鲜、印度支那等地区划入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1970 年 6 月 22 日，美日两国政府分别在华盛顿和东京发表声明，宣布把当天期满的日美“安全条约”“自动延长”，实际上是无限期地延长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所有这些活动都显示了日本佐藤政府在美国卵翼下所具有的军国主义狂妄野心和明确趋向。

1970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粉碎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社论。社论表示：美日“为了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扩大对亚洲的侵略，玩弄了‘自动延长’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的把戏。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激起了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谴

责。”“日本人民正在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坚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社论指出：美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扩大侵略亚洲的罪恶阴谋，不但在日本人民中间通不过，而且正在遭到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有力的反击。”

在这段时间，对于日本政府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行径以及在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动态，中国经常通过报道进行揭露和谴责，使人民群众对美日勾结的战争计划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对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势力渗入台湾，中国也作了一定的揭示。

佐藤政府是岸信介以后在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届日本政府，不仅在大的战略决策方面，即在两国具体关系中，也充满了对中国的敌视。例如，1964 年 11 月 16 日，日立造船公司同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出口万吨货轮的合同，由于佐藤政府公然表示要接受“吉田信件”的约束，始终不批准“日立”使用输出入银行的资金，因而迫使合同于 1965

年 3 月 31 日失效。1966 年 7 月，日本政府无理拒绝前往日本参加第十二届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入境。1966 年 11 月 22 日，在佐藤政府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团体的暴徒疯狂地闯到中国在名古屋市举行的经济贸易展览会广场进行捣乱和破坏，并且行凶打伤了日本协力会的人员和一名华侨以及中国展览团的工作人员。1967 年 9 月 8、9 两日，佐藤政府竟制造事端，出动大批警察、特务和暴徒，打伤中国廖承志办事处驻日人员、中国驻日记者和工作人员多人，等等。

中国总理周恩来 1970 年 4 月 5 日，在朝鲜首相金日成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美国的积极扶植下，佐藤政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届政府，它野心勃勃，气焰十分嚣张，妄图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国的政策是：坚决反对美日勾结，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美日军事同盟，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

1971 年 7 月 16 日，中国和美国政府同时分别发表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的公报。这对死死跟随美国搞反华活动的日本佐藤政府说来，不啻当头一棒。由于佐藤政府事先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报，日本政界人士把美国这一着称为对日本说来的“越顶外交”。可是这时，带头人虽在反华道路上开始拐弯了， 作为仆从的佐藤政府却还继续起劲地反华。 1971 年 10 月 19 日，佐藤在国

会发表施政演说，仍然坚持反华立场。1971 年 10 月 28 日，日本防卫厅公然宣布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为所谓日本的“防卫识别圈”之内，佐藤政府还声言，要用武力“保卫尖阁群岛”（即钓鱼岛）。美日两国领导人在该年内，曾就美国向日本交还冲绳行政权问题进行磋商。1971 年 6 月 17 日， 两国签订“归还冲绳协定”。这个协定在所谓交还行政权的名义下，使美国在冲绳长期保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基地；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两国私相授受，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划为所谓“归还区域”， 妄图偷偷地就此列入日本版图之内。日本防卫厅把钓鱼岛列在“防卫识别圈” 之内，就是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的反映。所谓的归还“冲绳协定” 竟于 1971 年 11 月 24 日，在众议院原封不动地被日本政府强行通过。日本政府在该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上，作为唯一的同美国联名的提案国，还提出想把

台湾当局保留在联合国组织内的所谓“逆重要问题”和“复合双重代表制” 两项提案，遭到彻底失败。这徒然暴露佐藤政府由于对台湾抱有野心而坚持反华到底而已。佐藤政府终于也没有挨过翌年 6 月而下台了。

对于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中国外交部 1971 年 12 月 30 日发表声明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私自交给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所谓‘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的”； “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 “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中日民间关系的良好发展 周恩来在 1970 年 4 月 5 日访朝期间的讲话中，在指出中国坚决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仍然明确强调了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由于中国对日政策的正确、一贯及其良好效果，在本时期里，中日民间关系仍然有很好的开展。正是在“日韩会谈”起劲进行之际，1965 年 8 月间和 11 月间，中日青

年友好大联欢在北京接连举行。彭真和陈毅都在联欢会上讲了话。

正是在佐藤政府借口所谓“吉田信件”的约束，不让同中国贸易的大公司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给中日贸易制造障碍之际，1965 年 9 月 18 日，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就 1966 年贸易达成三项协议。

1965 年 12 月 17 日，中日签订了从 1965 年至 1967 年的中日民间渔业协定。

中日之间各种民间代表团的互访，仍然保持了频繁的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阶段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不论是关于贸易、渔业或政党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在同中国有关方面的会谈中，政治上相互支持的内容越来越多。

1968 年 3 月 19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工业展览会调查团

在北京签订了关于 1969 年日本在北京、上海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协议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六个组织的会谈纪要同时签字。纪要中指出，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美国、苏联和佐藤政府等方面，因此要与这些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指出，揭露他们的阴谋和破坏活动，排除他们设置的人为障碍，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才能顺利发展。双方表示决心为进一步加强友好往来、技术交流和友好贸易而努力。

1968 年 4 月 10 日，中日友协和日中友协（正统）总部代表在北京签署会谈纪要。纪要说，双方一致认为，日本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敌人，是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美力量，建立一个不包括敌人在内的反对美国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日友好运动是这个反美统一战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71 年 3 月 1 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会谈公报。公报中说：双方再次重申和确认，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中日双

方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了在此基础上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中国方面提出了对日贸易四项条件。这就是，中国方面不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厂商、企业进行贸易往来：第一、帮助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帮助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第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第三、为美帝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第四、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日本方面赞同中国方面的立场，认为上述四项条件是使日中贸易在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下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并表示愿意为保证切实遵守这四项条件作出努力。

1971 年 7 月 2 日，中国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提出了五点声明，即：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废除非法的“日蒋条约”； 美国必须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走；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中国方面对公明党的这五项主张表示赞赏和支持；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就可以结束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中日邦交，缔结和平条约。

在 1971 年 10 月 2 日，中国中日友协代表团和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双方一致确认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所谓“日蒋条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之后签订的，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内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1971 年 2 月 18 日，在日本成立了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这对于从民间外交促进政府外交的进程，又是一个重要发展。

中日民间关系是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向前发展的。中日两国是近邻， 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日两国人民要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这是佐藤政府等日本反华势力阻挡不住的。一个要求日中友好和促进、恢复日中邦交的群众运动，正在日本蓬勃开展。中日友好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