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挫败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阴谋和战争威胁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就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的声明获得了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美国政府被迫于 1955 年 7 月 13 日，经由英国的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表

示愿意进行大使级会谈。中美两国政府在 1955 年 7 月 25 日发表了关于在日

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第一次会谈于同年 8 月 1 日举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首先，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政策在国内外都遭到严重的打击。中国人民于 1955 年 2 月间解放大陈岛的坚决行动，给予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谓的“必要时”将以战争手段干预我解放沿海岛屿的正式宣告以直接的打击。但是，此时美国政府仍未放弃酝酿对我进行军事干预。1955 年 3 月 26 日的纽约时报透露，一批右翼好战分子曾就台湾问题建议政府向中国发动原子战争。这些人中有海军参谋长卡奈。他曾向报界正式透露了这种意图。①正是在这之后，美国舆论开始指名道姓地谴责存在于美国国内的好战集团。舆论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在战争道路上有所迟疑，它使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政策在国内也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其次，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联合国组织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手法也没有能够得逞。

1955 年 1 月间美国策动下产生的在安理会的“新西兰提案”，企图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内政问题按“国际冲突”进行处理，没有得逞，即为一例。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还有美国企图通过联合国组织干涉中国行使司法主权一事。1954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两起美国间

谍案进行判决，1952 年 11 月 29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特务唐奈和费克图两

人驾机侵入中国领空和 1953 年 1 月 12 日美国 581 联队上校司令官阿诺德等

间谍 11 人驾机侵入中国领空分别被中国部队击落、捕获，他们从事间谍特务

活动的罪证确凿，分别被判处 4 年徒刑至无期徒刑。对此，美国政府曾经通过英国代办向中国提出所谓“抗议”，遭到中国政府严正拒绝。随后，美国政府竟向联合国提出阿诺德等 11 个间谍的释放问题，并操纵九届联大于1953

年 12 月 10 日通过所谓“控诉违反朝鲜停战协定拘留和监禁联合国军事人员” 的荒谬决议，把被判罪的美国间谍说成是“联合国军事人员”，诬蔑中国对他们 11 人的判决违反朝鲜停战协定，要求把他们 11 人作为战俘予以遣返，

并要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努力，用他认为最合适的方法，使 11 人获释。同日，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要求来北京访问。

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给联合国发去两份电报，一份是坚决反对联大荒谬决议的，另一封是表示准备在北京接见哈马舍尔德。在前一份电报中申明了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判处在中国境内捕获的外国间谍的案件，是中

① 转引自《冷战及其起源》（迪·弗·弗莱明）（英文本）716 页。

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不去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间谍侵入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反而企图干涉中国判处证据确凿的美国间谍案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电文还指出：“联合国在美国的叫嚣和操纵下，对于 4.8 万余名鲜

中被俘人员的惨遭扣留和劫夺置若罔闻，反而对于中国判处 11 名美国间谍案件横加诬蔑，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愤慨。”

哈马舍尔德于 1955 年 1 月 5 日抵达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了 4 次会谈。关于间谍案，中国在会谈中指出，中国政府缴获的证件，说明了这些美国人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以军服作伪装，侵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中国按国内法处理，判决是公正的。中国对此间谍案进行判决，是作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之一来处理的。远东紧张局势并非由中国判处间谍案引起，而是由美国侵占台湾引起。中国指出：为了缓和局势，哈马舍尔德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应劝美国将武力撤出台湾，哈马舍尔德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是有权判决犯罪人员的。会谈经过表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会谈的同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的考虑，宣布允许给予罪犯的家属以来华探亲的便利。

作为背景的第三点的情况是，中美之间不但存在因美国侵略和敌视中国而发生的争端，其中台湾问题已成为最重大的问题；也存在一般关系中的争端，如侨民回国等问题。由于美国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都无法迫使中国屈从其旨意，中国的坚决斗争又使美国处于被动境地，美国不得不改变初衷而同中国举行直接的谈判。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之前，中美之间已经有了直接的外交接触。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代表由英国代表介绍见面后， 曾于 1955 年 6—7 月间多次接触，商谈侨民问题。虽然并未达成协议，但是用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的方式是出现了。

中国并不排斥谈判，也不乞求谈判，但对于谈判斗争的方式中国是重视的，也是认真对待的。在大使级会谈前夕，中国提出了会谈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为会谈的开始准备良好的气氛。中美两国 1955 年 7 月 25 日发表的新闻公报，商定把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改在大使一级举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这符合于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关于愿意举行中美谈判的立场。1955 年 7 月 30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同中国合作的话，希望中美大使级会谈能够为中美之间关于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在大使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宣判提前释放阿诺德等 11 名美国间谍。无疑，中国的这一举措对中美大使级会谈起了有利影响。

第一项议程协议的达成和美国的破坏 1955 年 8 月 1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参加会谈的中国方面是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王炳南；美国方面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尤·阿·约翰逊。

在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中国方面提出会谈的两项议程：（一）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关于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的实际问题。在讨论第二项议程时，各方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 以便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美方同意中国提出的议程。

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这是一年前中美领事级会谈未解决而移过来的

问题。关于美国侨民回国问题，从新中国成立至 1954 年 6 月，已有美国侨民

1485 人离开中国。中国代表王炳南在中美领事级会谈中曾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他们遵守中国法律是一贯给予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着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返国， 只要他们没有什么未了的刑事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领事级谈判中所未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当时有 5000 多留学生在美国，不少留学生要求离美返回祖国，遭到美国政府百般阻难甚至予以扣留、虐待、逮捕和监禁。对此，在领事级会谈中，美国方面不愿予以解决，因此，当时未达成任何协议。问题移至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后，双方代表从 1955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的

40 天当中，共举行了 14 次会议。9 月 10 日达成协议，发表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

协议虽然达成，但是美国并未认真履行，还蓄意破坏协议的执行。美国迄今未提交全部在美国的中国人名单和情况，也未采取任何同于中国的相应措施，对于已经要求回国而尚未离境的中国人，美国拒绝协助印度大使馆了解他们的情况，美国政府甚至仍然对中国留学生威胁，使他们不敢提出回到中国大陆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的这种破坏协议的行为进行申斥。

在 1955 年 8 月 1 日以后的 4 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又释放了在中国服刑的

美国罪犯 26 人。另有 16 名美侨申请回国并离开中国。

美国企图利用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的问题达成协议以后，1955 年 9 月 14 日，中国代表即建议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并在这项议程下提出两项具体议题：“禁运”问题和准备更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但是，遭到美方的破坏，美方先是在平民回国问题上节外生枝；接着，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无理主张，借以阻挠会谈的进展。

中国方面提出的取消禁运和准备中美外长会议来讨论缓和与消除中美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两个议题，是举世关心的中美双方有所争执的实际问题。会谈应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对缓和中美之间紧张局势作出贡献。但是，美国违背国际会议常规，提出所谓“在达成协议的关于遣返平民的声明得到履行之前，讨论其他问题未免为时过早”，无理地要求以第一项议程协议的执行作为讨论第二项议程的先决条件。同时，又以所谓“在朝鲜失踪的美国军人”问题进行纠缠。美方还违反商定的原则，发表声明，公开了会谈中争论的问题。

美方一直拒绝对这两项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直到 1955 年 10 月 8 日， 忽然提出中美双方应该首先发表“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的建议。美国代表避而不谈美国已经使用并且正在使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更不提美国应该放弃武力侵略和威胁，应该从台湾撤出美国的一切武装部队，以便和平解决中美争端，反而说什么“美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同意在它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威胁和武力”，以欺骗世界舆论。

中美双方不使用武力，而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是中国政府一贯的主张。1955 年 7 月 30 日，周恩来就曾经表示希望签订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

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举行更高一级的中美谈判的建议，也正是为了实现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主张，但是，在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能同中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内问题混为一谈。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是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中国政府虽曾经一再声明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但这是中国内政，是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的问题，而决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题目。中国主张， 在具体提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的时候， 必须同时明确规定举行中美两国的外长会议。因此，1955 年 10 月 27 日中国方面就美方提出的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中美两国大使协议声明的草案。它的主要内容是：中美两国同意，他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他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美国拒绝就中国的声明草案达成协议。

1955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具体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草案。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大使代表各自国家宣布，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美放弃使用武力。美方提出的这个声明草案实质上就是企图混淆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同中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国内问题。这个草案避而不提中美举行外长会议，以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问题，却企图用含糊的措词，把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内政问题包括在中美声明所涉及的范围之内，以干涉中国的内政，束缚中国的手脚，使美国得以长期霸占台湾。至于所谓单独和集体防御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发生防御的问题。相反，中国的领土台湾已经遭受到武力侵略和威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应该使用防御的权利来驱除这种武力和威胁。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有防御的权利，其目的就是要求中国承认美国有权霸占台湾，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这当然是中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尽管在会谈中，美方代表不断提出其所谓的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中国的这一立场是绝不动摇的。

第二项议程未获进展和中国在会谈中的积极建议和基本立场 由于美国坚持其在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的侵略逻辑，实际上使第二项议程根本无从取得进展。会谈出现时断时续的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美会谈不致成为无意义的拖延，为了促进会谈的进展，中国方面在 1956 年 8 月 21 日建议开始讨论“禁运”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协议声明草案。草案规定，中美双方“应该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美方并无诚意讨论“禁运”问题，因此它把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作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这就实际上拒绝了讨论“禁运”问题。

接着，中国又在 1956 年 9 月 22 日提出了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草案说明，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了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中美双方“将备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但是，美国仍以双方还未对“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和还有少数美国犯人在中国服刑为借

口，拒绝讨论这个建议。美国采取这种态度，表明它蓄意要使大使级会谈得不到任何进展。

中国政府为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曾经作了多次努力。1955 年，中国赴西欧演出的艺术团同美国人人歌剧团在西欧取得协议，进行相互访问演出，由于美国政府阻挠未能实现。1956 年 8 月，中国政府先后批准三批美国记者访华。但是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正式声明，禁止美国公民（包括新闻记者）访问中国，以致三批记者未能成行。1956 年底，有少数美国记者不顾美国政府禁令来到中国，美国政府却宣布取消了他们的护照。1957 年 8

月，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 41 人在联欢节结束后，到中国进行访问。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经过同中国人民的接触，他们发现，在和平和友好方面，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广泛的共同点。他们回到美国后，有些人遭到美国政府的政治迫害。

由于阻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遭到世界舆论的反对，美国政府乃在1957 年 8 月 22 日宣布“在试验基础上”允许 24 家美国新闻机构（以后增至

26 家）派记者到中国采访，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美国政府同时还声明美国不会给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人以互惠的签证，以显示对中国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同年 8 月 26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提出：美方的片面决定，是中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9 月 12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中国代表提出了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到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便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声明草案，美方代表以美国的“移民法”不能保证这样的互惠为借口，不考虑同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鲍惠尔等在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了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以及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等罪行。鲍惠尔回国以后，美国政府于 1956 年 4 月以“煽动叛乱罪”控告鲍惠

尔等 3 人。由于被告的证人大部分在中国，受理此案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

法院于 1957 年 9 月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要求对这个案件给予司法协助，包括帮助被告律师在中国收集证人的证词。1957 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发给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的直系亲属到中国探监的护照，同时，也给鲍惠尔案辩护律师威林发了护照，以便在中国收集证词。但是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关于司法协助的协定，而且上述要求也不是根据国际惯例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的。中国司法部不得不把美国地方法院的要求退回，但表示，如果中美两国政府同意缔结一项关于司法协助的协定，中国方面对上述要求可予以考虑。

1957 年 12 月 12 日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主动建议中美双方举行谈判，以便就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方面拒绝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有关协议声明草案作任何考虑。两国间的司法协助也就无从实现。

就在 1957 年 12 月 12 日中美大使会谈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美方代表约翰逊通知说，他已调任，美国政府已委派他的助手马丁为美方代表参加今后的会议。美国委派不是大使级身份的马丁为代表，显然是不符合中美双方协议的规定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当即指出：中美两国举行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双方协商的结果，一方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因此，双方在这次会谈中，没有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其后，虽然中国方面一再催促，要求美方尽早指派大使级

的代表，但是美国却采取拖延伎俩，使会谈长期停顿下来。

至此，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认真对待，并抱着积极态度；而美国则是多方刁难，缺乏进行会谈的诚意。本来是美国别有用心地提出含糊的所谓“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但当中国对此提出合理的声明草案供讨论时，美国却无理地予以拒绝。美国始终企图为其军事力量侵入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取得合法地位。中美大使级会谈正是在台湾这个主要问题上被美国长期阻挠，才陷于长期停顿的状态。但是，当中国主动提出一个一个次要一些的问题谋求解决时，美国竟也一再予以阻挠，达不成任何协议。这些具体问题，从“禁运”问题、促进两国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问题、两国新闻记者互访问题，直至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司法协助问题，如果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本来是可以为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的。会谈过程充分说明，中国愿意为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努力，而美国则相反。美国装出的和平姿态，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它是既不愿改善中美关系，也不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可是，美国又害怕承担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责任， 因而拖延和停顿会谈，成了美国唯一可以依赖的战术。

面对美国在会谈中的阻挠破坏和无理纠缠，中国在具体对策中，不论是主动倡议还是揭露对方阴谋，始终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两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中美会谈开始以后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破产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使得中美之间有了一条谈判接触的渠道，并使得中美之间因美国的战争威胁而造成的非常紧张的关系有一定的缓和。会谈的进行使人们看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反对美国的欺侮和威胁，又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是个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正是如此，美国的反华宣传在世界人民中间更加失去市场；借反华以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和限制西方国家同中国交往的做法，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日益失去骗人的所谓“道义”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虽然在会谈中拒绝讨论“禁运”问题，他们的对华“禁运”政策事实上却不能照旧执行下去了。这可说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客观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是违背美国政府的心愿的。

所谓“禁运”，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即出现。当中国人民武装解放了沿海大城市天津、上海等地以后，美国就支持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实行封锁，来华外国船只经常被炮击、轰炸和扣留。美国政府还同英国政府协议，禁止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1949 年 11 月，美国设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最初是不公开的，参加的有 15 国：美、英、法、意、西德、荷、比、卢、挪、丹、希、土、葡、加拿大和日本，专门负责管制对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后来也管制对华贸易事宜。1950 年 12 月，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禁运，并不准美国人来中国。

1951 年 5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朝鲜、中国禁运案。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国家，除了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民族主义国家。195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通过巴特尔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如果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即取消对他的军事、经济和财政的“援助”。在美国的压力下，到 1953 年 3 月时，共有 45 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但是，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的禁运实际已被打破，例如：1952 年 10 月中国同锡兰的五年贸易协定，规定锡兰将橡胶售予中国，而橡胶则是

明显的战略物资。在朝鲜战争期间，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还有其他民族主义国家，至 1953 年后更是日益增多，对中国“禁运”实际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同时，中国赞成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外国进行贸易。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对中国搞“禁运”，中国坚决反对。但是，所谓的封锁禁运，不但在政治上丝毫不能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坚定立场；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如美国政府所设想的给中国以如何严重的损害。事实上它倒是反过来给予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以很大的影响。1951 年 5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斥责美国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中朝禁运案的谈话中指出，“一切追随美国对中朝两国实施禁运的国家必须负起他们敌视我国行为的全部后果”。还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利用这个非法决议，“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压低某些原料的市场价格，以便将这些原料独占在美国军火商人手中，并操纵这些原料的生产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切爱好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不能不警惕美国这个阴谋”。对于美国加于中国的“封锁”、“禁运”，中国还利用来加速中国摆脱

经济中的半殖民地依赖性。1951 年 10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说：“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的经济中的半殖民地依赖性，缩短我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美国的‘经济封锁’，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过程。”事实是，1950 年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额占对外贸易的 75％，到 1952 年仅占 28％。①中国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半殖民地依赖性，其速度是很快的。因此，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可以明确指出。“事实证明，实行这种禁运和歧视政策的结果，是与它的倡议者的愿望适得其反的，因为受到禁运的损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那些执行美国这一政策的国家。”

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以后，美国强制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是更困难了。1956 年 5 月，英国引用“例外程序”对中国取消橡胶禁运。所谓“例外程序”，是指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国家，如果认为合乎它的极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可输出一些“禁运”物资。同年 9 月间，日本也引用“例

外程序”而向中国扩大输出项目。1957 年 4 月 20 日，美国被迫同意放宽关于战略物资对中国禁运的项目，只是仍宣布美国单独对中国禁止一切贸易。接着，至 1957 年 7 月止，英国、比利时、西德、法国和日本也都宣布放宽。

1957 年 6 月 6 日，英国海军部宣布，英国军舰准备保护任何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商船。1958 年 9 月，顽固反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一次宣布，在战略物资国际货单方面又作一些放宽。事实上，对中国的“禁运”是破产了。

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继续阻挠中国在国际组织 中行使合法权利

“两个中国”方案的出现及其推行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只承认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但是，新中国作为坚决的反帝力量在国际上出现，美国不可能装作无视她的存在，也不可能不同她打交道。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的逐步展开，美国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1379 页。

政府出现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和做法。

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谈论“两个中国”的想法最早是在美国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出现的。1953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说：“有可能由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而由国民党中国参加安全理事会。”1955 年 1 月 19 日，即在中国军队解放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的第二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承认，“两个中国”问题是美国“经常研究的可能性之一”。还说，这就是“把福摩萨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互相保证安全”。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以制造“两个中国”为其总方针的。会谈中，美国代表的种种论点，从所谓的“不使用武力”，到所谓“单独或集体的防卫”的权利等，不外乎是要中国人民承认其侵占台湾的现状，也就是要中国人民接受其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这种计划遭到中国方面的揭破而归于完全的失败。

但是，在这同时，美国还积极在一些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推销其“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当时，在 1956

和 1957 年间，接连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等的活动中，发生这类事情。中国人民对此作了必要的斗争。

1957 年 10 月至 11 月在新德里召开的有 83 国参加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美国亲自出马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首先，美国指使国际红十字会常设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庞赛，不顾大多数委员的反对， 滥用职权，擅自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人参加大会。接着美国代表团在 1957 年 11 月 5 日的会议上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大会“按照各自的正式名称”邀请各组织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这实际上是要使蒋介石集团分子在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名义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一起参加这次国际红十字大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这个敌视中国人民的政治阴谋， 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露骨干涉，而且是违背“国际红十字章程”和“承认各国红十字会条件”中关于任何国家的地方当局和地方红十字会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的规定的。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彻底揭破美国的政治阴谋， 要求大会否决美国的提案，而通过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不准蒋介石集团分子以任何名义出席的提案。1957 年 11 月 7 日下午大会即将闭幕前，在美国压力

下美国提案以 64 票赞成、44 票反对获得通过。但是，在 135 票总票数中， 实际上以反对、弃权、不出席会议等各种形式支持中国的，却是真正的多数， 他们代表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当即退出大会，表示强烈抗议。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亚非国家和北欧国家共 16 个国家的代表团也相继退出会场，以致使会议无法继续，只得草草牧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挫败。会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自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即使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新中国，新中国不能参加任何一个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我们也不能承认美国侵占我国台湾是合法的，我们也不能容许在任何我们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中有‘两个中国’的局面出现”。

有人企图证明“两个中国”的存在，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拿来同当时的东西德国、南北朝鲜以及南北越南的情况相提并论。这是荒谬的。两个德国的存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造成的。朝鲜和越南分成南北两部分，

是有关的国际协议规定的暂时状态。台湾蒋介石集团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际，跑到台湾，依靠美国的武力支持而生存下来的。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是美国侵略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这种情况是不能同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相提并论的。

美国关于“两个中国”的多种方案 “两个中国”的主张是美国政府从 1955 年起在外交活动中逐渐出现的。1956 年至 1957 年，一度在国际活动中大肆推行，妄图制造既成局面。虽然，美国的阴谋由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揭露和斗争没有得逞，但是，从这以后的长时间里，美国始终没有改变“两个中国”的主张和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手法。每当台湾问题上或一般的中美关系中出现紧张时，美国总是祭起“两个中国”的法宝，舞弄一阵。

从 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为推行其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曾经提出过多种方案，有所谓“台湾独立论”，主张中国和台湾都参加联合国组织，由中国保证台湾的安全；有所谓“联合国托管论”，一方面鼓吹台湾地位未定，一方面主张将国民党踢开，由联合国托管一段时间以后，由当地公民投票决定其地位；有所谓“一个半中国”方案，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有“宗主权”，在这个名义下，使台湾成为保有独立外交权的“自治领”，而在联合国内中国和台湾都有席位；又有所谓“两个继承国”方案，鼓吹把中国和台湾都看作是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创始会员国中国的继承国，并主张台湾当局踞有安理会席位，中国则在联合国大会占有席位等，总之，所有这些主张和方案，不论有多少名目和花样，共同的一点是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即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主张和方案， 不论鼓吹者和制造者多么起劲，由于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意志考虑进去，因而都是不能实现，最后都不能不归于破灭的。

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中国的严正立场是：（一）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895 至 1945 年台湾曾被日本占领， 但 1945 年起台湾又重新回归中国。这是国际上所承认的历史事实，不容任何人抹熬。（二）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在美国卵翼下才得以存在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三）坚决反对美国武装力量侵入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四）坚决不参加任何会出现“两个中国”场面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

早在 1955 年 7 月 30 日，即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夕，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即明确表示：“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1958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管这个阴谋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绝不容许这个阴谋得逞。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并不是中国要美国承认，而是美国敌视中国人民，侵占中国领土，甚至还要中国承认这种侵占是合法的， 这是一个不能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报告并强调“在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都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继续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排斥新中国的荒谬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

就一直排斥它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开始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以后， 这种敌视中国的做法就为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服务。美国为了保证它实际控制下的台湾能以“独立国家”的资格出现于国际舞台上，始终坚持其在国际组织中排斥中国合法权利的做法。这在联合国的美国的活动中表现得最明显。

从 1950 年第五届联大到 1960 年第十五届联大，美国始终采用“暂不讨论”有关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的手法，来排斥中国。但这种办法越到后来越行不通了。1952 年第七届联大时的投票情况： 赞成予以讨论的票数为 7 票，追随美国即主张“暂不讨论”的 42 票，弃权

11 票；这之后支持美国的基本上维持在原来的票数上，赞成讨论的则越来越

多，至 1960 年第十五届联大时，赞成予以讨论的达到 34 票，追随美国，主

张不予讨论的仍是 42 票，弃权 22 票。两者已相差无几了。

从十六届联大起，美国改用歪曲联合国宪章的办法，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说成是按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二）款需要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二）款规定：“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该款规定中所谓的重要问题，在有关会员资格的问题上是指的“对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中国代表权问题并不是宪章中所指的那种“重要问题”，而纯粹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因为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会员国资格是早已解决了的。现在的问题是由谁代表中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联合国讨论决定的，是要由中国人民决定的。中国人民早已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作出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美国采用“重要问题”的手法，不过是想提高通过议案的必需票数，在无法控制多数的情况下，企图以不过是以三分之一出头的少数来阻挠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

对于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中国合法权利被排斥的问题，中国除了坚决反对美国敌视中国这个根本立场之外，还对一些有关问题抱有明确的严正的态度：首先是要辨清问题的性质，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等组织，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遭受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组织中的合法的地位应予恢复；其次是，虽然，对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目的中国是支持的，但是，只要中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得不到恢复，中国就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至于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凡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的参加，中国政府都认为是无效的。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对中国都是毫无约束力的。总之，为了维护中国的合法地位和应有权利，中国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至于中国暂时还处在这种合法地位和权利仍然横遭剥夺的情形下，对此，中国人民也应有正确的认识。这种情形阻挠不了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也阻挡不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56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只是在国际上进行来往和接触的一种形式。中国为了扩大同其他国家的接触和联系，不会因为被排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之外而感到困难。”

三、粉碎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的战争政策

美国在武装入侵黎巴嫩的同时加剧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争挑衅

1958 年 5 月中旬，黎巴嫩人民掀起了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美国趁机对黎巴

嫩事务进行横蛮的干涉。1958 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采取了反帝的立场。7 月 15 日，美国在“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7 月 17 日，英国出兵约旦，并在地中海和海湾地区集结军队，伺机蠢动。美英这一镇压阿拉伯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严重战争冒险行为，遭到阿拉伯各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激烈反对。中国政府为此发表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声明，并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政府的声明和抗议中指出，如果美英两国不停止其侵略行为，必将引起极端严重的后果。

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同时，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战争挑衅。1958 年 5 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国台湾协防司令部”等 17 个不同统属的侵略机构合并在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之下，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把它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集结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在美英发动对阿拉伯各国的武装干涉以后，蒋介石集团也起劲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的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1958 年 8 月 7 日，蒋介石集团宣布实行紧急状态。8 月 8 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叫嚣说，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8 月 11 日，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所谓“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大肆诬蔑中国人民，用相当多的篇幅攻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企图以此来掩盖它对华政策的失败，阻挡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趋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为了给盘踞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集团的军队以惩罚性的打击，1958 年 8 月 23 日起，猛烈炮轰金门岛。对这一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围的事情，美国竟加以干涉，用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大量兵力的姿态，对中国进行公开威胁。8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称：在过去 4 年中，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已“变得更加紧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靠程度也有了增加”。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自己的领土金门和马祖，他就“担心这会构成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威胁”。第二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和美国在东亚的其他海军部队采取“预防性防御措施”。8 月 27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9 月 4 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的沿海岛屿，并扬言已经为此作出了军事上的部署。接着，美国副国务卿赫脱、副总统尼克松、总统艾森豪威尔又先后发表谈话，叫嚣美国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金门、马祖。与此同时， 美国从本国和地中海调派了大批军舰和飞机，加强在台湾海峡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和增调飞机去台湾和菲律宾等地。9 月 8 日，美蒋海军在台湾南部进行海滩登陆联合演习。美国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战争挑衅，造成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1958 年 9 月 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的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

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 月 6 日，周恩来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的战争挑衅， 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象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 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鉴于杜勒斯 1958 年9 月 4 日的声明中提到重新举行为美国政府片面中断已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问题，周恩来的声明提出：“现在，美国政府又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同一天，中国的最高国务会议号召全国各界人民一致动员起来，为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挑衅而斗争。

在周恩来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就对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一事表示“欢迎”。但是，美国仍然玩弄两面手法，继续执行“战争边缘”政策。1958 年 9 月 7 日起，美国军舰竟开始为蒋介石集团到金门的船队护航。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当即给予金门蒋军和受美国军舰保护的蒋军舰船以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美国军舰侵入中国领海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

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有力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发表声明，严厉斥责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和向中国人民进行战争挑衅，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1958 年 9 月 8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表

讲话，宣布坚决支持周恩来总理 1958 年 9 月 6 日发表的声明。9 月 13 日平

壤市 30 多万人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在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表示朝鲜人民坚决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并警告美国侵略者不要忘了在朝鲜战场失败的教训。亚非各国和人民也都积极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谴责美国占领台湾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略，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真正干涉。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认为把沿海岛屿归还中国是“合理的， 对和平有利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于 9 月 5 日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的声明，认为这是“同目前时代的需要符合的”。

在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内部，除了李承晚和岸信介等人外，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国”公开支持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玩火行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1958 年 9 月 12 日说：“我们的美国盟友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我们去福

摩萨（台湾）地区给予军事支持的诺言。”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 9 月 12 日晚在电视谈话中说，法国并不直接牵连在金门海峡局势中。加拿大外交部长史密斯 8 月 25 日向众议院保证说，加拿大政府“没有承担使自己卷入”台

湾地区战争中去的“任何义务”。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 9 月 10 日说，如果台湾海峡爆发一场战争，澳大利亚没有义务加入。就是在东南亚条约的成员国中，美国的侵略行动也得不到任何支持。东南亚条约组织秘书长沙拉信 9 月

8 日晚在纪念这个军事集团成立四周年的招待会上，公开向记者们宣布，“现在无需把这个组织的地域扩大到包括台湾海峡”。泰国总理乃他侬·吉滴卡

宗认为，台湾海峡局势“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甚至菲律宾总统加西亚也曾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同美军一起作战的条约义务”。

美国政府的军事冒险政策在美国国内也同样十分不得人心。美国公众纷纷写信给报纸，反对杜勒斯的声明。据美国报纸报道，自 1958 年 8 月 23 日起，美国国务院就收到了几千封信，约有 80％的信直接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政策，或者对这种政策表示忧虑。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吵嚷也为此而增加起来。前国务卿、民主党人艾奇逊 9 月 6 日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晕头转向地” “听任自己卷入和中国的战争中去”。他说，这场战争，美国“既没有朋友， 又没有盟国”，美国政府已经“不理智地”陷入了“无望的境地”，“失去了对于局势的控制”。

就在这种国内外极端孤立的情况下，杜勒斯不得不于 1958 年 9 月 9 日记

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已于 9 日上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沙大使一份照会，表示准备“随时”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级谈判。

苏联人民是坚决支持中国的。但赫鲁晓夫十分担心台湾海峡局势会把苏联牵连进去。其实，中国人自己能够驾驭局势，不需要把苏联牵连进来，更没有让苏联当时用核武器来支持中国的想法。这一点中国明白地让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清楚。其后，1958 年 9 月 7 日和 19 日，赫鲁晓夫作了两次支持中

国反对美国威胁的表示。但是，后来，在 1959 年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带着所谓“戴维营精神”来到中国，竟举出苏联十月革命后成立“远东共和国”的例子，来“规劝”中国，他用这种任意类比不同的历史的方法，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

在斗争中揭露和挫败美国的战争挑衅 1958 年 9 月 15 日，中断达 9 个月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但事态的发展表明，在会谈中，美国并不愿意和平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而是蓄意干涉中国内政。

杜勒斯 1958 年 9 月 18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什么美国“希望很快实现停火”。这是美国继续玩弄所谓“停火”的阴谋，企图把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同中国人民解放台、澎、金、马的内政混淆起来。但同过去相比也有不同：日内瓦会谈中美国的“停火”阴谋是想剥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权利，而这次则进一步甚至阻挠中国人民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美国的“停火”主张甚至包括要求裁减在金门、马祖附近大陆上的中国人民的军队，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国所谓“停火”的真面目。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国继续在台湾海峡地区加紧部署，从地中海等地调动了六艘航空母舰和约 130 艘其他舰只，集中在台湾海峡地区；美国飞机调到台湾

的，至少有 200 架到 300 架。侵台美军司令部发言人马丁竟叫嚣什么美国飞

机要轰炸中国大陆的基地。1958 年 9 月 16 日，侵台美军又宣布从美国调到一个导弹营。在台湾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有数千人。侵台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也扩大到了 4500 人。美国军舰和飞机继续不断地侵入中国大陆的领海和领空。9 月 24 日，蒋介石集团空军在美国的直接指使下，竟使用美国制造的“响尾蛇”导弹，向中国空军进攻，美国妄图使用武力威胁来使中国人民屈服。

1958 年 9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严厉驳斥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造成的。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 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

火’。至于中国人民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那是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也从来没有造成国际紧张局势。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的领土，不论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装斗争方式，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是决不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前屈服。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如果美国侵略者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胆敢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那末，我国团结一致的 6 亿人民，必将不惜牺牲，在保卫伟大祖国的神圣旗帜下，为反抗侵略而战，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战！”

在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面前，美国的武力威胁是不能奏效的。而如果为金门、马祖这样的中国内海岛屿同中国人民作战，军事上的不利和世界舆论的反对，必将把美国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开始改变做法，准备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尴尬局势中脱身出来，开始散布从金门撤退的舆论，并更起劲地公开出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958 年 9 月 30 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有了看起来相当可靠的“停火”，他认为，在金门、马祖这些岛屿上“保持这批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愚蠢的”。他说，美国以前就认为，如果有了“停火”， “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杜勒斯还忽然一反过去的腔调， 说什么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天，我们并没有这种义务”。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也在记者招待会上改变了过去他在 1958 年 9 月 4 日声明中的说法，而说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对于台湾“并不是极为重要的”。这里显然蕴含着美国的一种策略：企图以迫使蒋介石集团撤退金门、马祖的军队，来诱使中国同意美国的“停火” 建议，亦即换取中国承认美国永远霸占台湾的“权利”，以便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的计划是：第一步，用撤退金、马蒋介石军队来把台湾同大陆完全孤立起来，以便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控制，制造“两个中国”； 第二步，利用联合国来托管台湾，一脚把蒋介石集团踢开，而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战争基地。美国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以使美国侵占台湾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又可以缓和它的盟国的不满，拉上一些国家来分担美国武装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责任。对于第二步，虽然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讳莫如深，但是，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人物和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许多议论中，却已泄露了出来。同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共和党参议员库柏在 1958 年 9 月初的广播演说里就主张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尤金·麦

卡锡等 10 个民主党众议员在同年 10 月初也联名发表声明说，美国“应当努力使联合国管理”台湾，这样，可以使美国“跟某些盟国一起”来“保障” 台湾。至于蒋介石集团的下场，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在 10 月 2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道，美国应该在台湾“站住”，“应该对蒋介石政权的消失作好准备”。总之，美国关心的是控制住台湾，至于金门、马祖这些中国内海岛屿，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在宣传上可能有些用处，对于美国人则不论在军事上还是舆论上都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包袱。

杜勒斯的谈话，引起蒋介石集团的恐慌，据美联社记者报道：蒋介石集团曾经讨论过杜勒斯的以减少沿海岛屿军队来换取所谓“可靠停火”的建议。1958 年 10 月 1 日，蒋介石对美联社记者说，他反对削减沿海岛屿的武装部

队或使沿海岛屿地位有任何改变。他表示，杜勒斯 9 月 30 日的谈话“只是单

方面的声明”，蒋介石集团“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为了粉碎美国想使中国领土台湾完全同中国大陆分离的政治策略，促使美蒋矛盾进一步发展，中国决定暂不消灭金、马的蒋介石军队。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在 1958 年 10 月 6 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并以 9 月 30 日杜勒斯的谈话为证，问道：“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告台湾同胞书》还宣布， 从 10 月 6 日起，在没有美国人护航的条件下，停止炮击 7 天。并指出，中国内部的战争，可以举行谈判，和平解决。

暂停炮击金门的行动，得到台、澎、金、马居民和全世界舆论的热烈欢迎。但是杜勒斯等人却硬要把中国这一军事措施同美国所要求的“停火”混为一谈。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在 1958 年 10 月 8 日宣布暂停护航。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于是又有发展。台湾方面的“外交部长”黄少谷表示坚决反对撤出沿海岛屿或使沿海岛屿中立化的主张，并且大骂“国际政客们”的“交易”。

在停止炮击期间，蒋介石集团一面强迫劫运金门的部分居民，一面加紧运输军事装备，而所谓“大陈型式的撤退”又甚嚣尘上。为了将我们的斗争策略贯彻到底，进一步促使美蒋矛盾的发展，1958 年 10 月 13 日，中国国防部命令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观察敌方动态”。命令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命令最后指出：“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到台湾，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那次会谈，尤值得注意。1958 年 10 月 20 日，在杜斯勒到达台湾的前夕，中国福建前线部队因美国舰艇又为蒋军护航，受命恢复对金门的炮击。中国国防部长 10 月 20 日下午 3 时发表的命令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决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美国人赖在台湾、台湾海峡是不行的，美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是绝对不允许的。”蒋社会谈之后， 在 10 月 26 日发表的公报表明，杜勒斯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集团从金、马撤出其军队的目的。本来，杜勒斯安排的蒋社会谈，是企图以事实上已经具有“停火”的借口，来逼迫蒋介石集团撤出其在沿海岛屿的军队，造成一个以台湾海峡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完全隔开的局面。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恢复炮击，杜勒斯又一次被抛入难堪地位。杜勒斯在赴台途中得悉恢复炮击的消息后，不得不承认他到台湾去进行的“磋商”就将“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蒋杜会谈的结果证明，美国原来利用中国暂停炮轰金门来促进实现美国的政治策略的想法遭到失败。

在蒋杜会谈中，蒋介石在杜勒斯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实现他所谓“重返大陆”的“神圣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不是使用武力”。蒋介石集团取得的代价则是美国承认他们是“自由中国”的“真正发言人”。就在前一天，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作竞选旅行时对“自由中国”作了注脚。他说：美国在“远东危机”中的目的是使台湾成为“一个自由之岛”而不是“把美国的政策同蒋介石连结起来”。又说， 有必要成立一个可以使 1200 万台湾人和成百万华侨“表示忠心”的“独立中

国政府”。1958 年 10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杜勒斯在 10 月 16 日同英国独立电视公司记者的谈话，杜勒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存在的”，

“承认”“同它谈判”、“同它打交道”。美国国务院宣布的这种“承认”， 是为了便于对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便于它实现“两个中国”的阴谋。

在蒋社会谈之后，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于 1958 年 10 月 25 日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除明白揭露美国的阴谋是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之外，劝蒋介石集团不要过于依赖美国，要千万提防。同时宣布：在不引进美国人护航的条件下，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金门诸岛能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蒋军长期固守；逢单日则蒋军船只和飞机不要到金门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集团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随人俯仰，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在这之后，美蒋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更加深刻化了。双方就公报上的“不使用武力”问题各执一词，吵成一片。

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一次台湾海峡地区斗争过程中，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适时地采取了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美国企图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连它的第一步孤立台湾都没有能够实现，而它的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分裂中国、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凶恶面目和毒辣手段，却被中国人民所充分揭露，大白于天下。美国侵占台湾、澎湖，并宣布要把它的侵略范围扩大到紧靠中国大陆的金门、马祖，实际上是自己制造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只要它不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海峡地区，它就无法摆脱被动状态，中国人民随时可以拉动绞索。美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终于在 1958

年 12 月 10 日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中国人民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对美斗争，再一次使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遭到破产。中国人民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国的斗争还支援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美国在黎巴嫩的侵略军队也在这期间撤走了。

毛泽东论美国为自己制造绞索 1958 年 9 月 8 日，美国正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战争挑衅时，毛泽东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

“美帝国主义 9 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 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中国在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握紧“绞索”的思想。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同中国 6 亿人民为敌，结果走入了死胡同。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发表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声明，这一声明在当年 6 月 27 日就被杜鲁门自己派遣武装力量侵略台湾的行为所推翻。1953 年 7 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美国侵占台湾的所谓“临时措施”丧失了根据，可是它又同

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55 年，艾森豪威尔还使国会通过决议，授权他来“决定”干涉或不干涉中国人民收复沿海岛屿。这次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争挑衅，又把自己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在所有这一步一步的发展中，美国都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现在在金门、马祖中国把美国侵略魔爪牢牢地拴住，让它在世界人民面前示众。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在沿海岛屿握有硬牌”的中国人民“知道如何巧妙地打这些牌”；由于中国人民“在金门握有军事上的主动，他们可以象拧开关上水龙头一样进行或停止炮击”。

美国干涉阿拉伯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是把自己置于阿拉伯人民的敌人的地位；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成了到处燃烧的火山。古巴革命起义，美国要干涉；伊拉克革命，它要派兵去镇压；印尼叛乱集团要推翻政府， 它去支持；柬埔寨要奉行中立政策，它要施加压力；中国人民要严惩蒋介石军队，它要随着制造紧张局势。于是美国的兵马、飞机、军舰，便从本国、从太平洋、从地中海调来调去。这种大游行，并非美国强大的表现，而是暴露了它的虚弱。军事基地多而分散，交通供应线又远又长，再有多少兵马、飞机、军舰也是不够用的，真是“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点松动的余地也没有了。

1960 年 6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和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到亚洲各国活动的正义斗争， 表示伟大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当心情，决定自 6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到

达台湾的前夕和 6 月 19 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示威，打炮“迎送”。6 月 27 日，在美国侵略台湾十周年时，中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反美宣传活动和示威游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和中国对美国敷衍破坏态度的必要斗争 在台湾海峡事件发生期间美国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美两国谈判接触的一个渠道，中国从来是认真对待的。因此，对于美国无端停顿会谈以及后来在会谈中进行敷衍、并不断加以破坏的态度，中国都展开了必要的斗争。

由于美国降低会谈级别，中美大使级会谈在 1957 年 12 月 12 日的会谈以

后陷于中断。在这以后，中国代表王炳南和他的助理赖亚力先后在 1958 年 1

月 14 日和 3 月 26 日致函美方，指出美方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表面上维持中美会谈，造成一种假象，而实际上不准备解决问题。中国代表声明，中国政府既不能同意美方片面改变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也不能同意美方用行政性理由使会谈长期中断，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政府还有意继续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应该尽早指派大使级的代表。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催促，仍故意继续长期不派大使级代表。1958 年 4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公

布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同年 6 月 30 日，中国政府发

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 15 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害怕公开破裂谈判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由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在 6 月 30 日和国务卿杜勒斯在

7 月 1 日先后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为美方代表参加会谈，但是要求改变会谈地点，从日内瓦转到华沙；同时，又想挽回面子地说什么美国“不打算”对中国政府“限期 15 天的最后通牒屈服”。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在 7 月 2 日和 15 日先后发表谈话，指出杜勒斯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话自相矛盾；同时提出，改变会谈地点问题既不能推卸美国长期中

断中美会谈的责任，也不能解除美国指派大使级代表问题上的狼狈处境。发言人还说，中国提出 15 天限期的目的，原本是要美国遵守协议，指派大使， 恢复会谈；美国既然声称愿意迅速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推迟几天指派美方大使级代表也无不可。

美国在台湾地区进行战争挑衅，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使自己陷于极端孤立地位以后，被迫在 1958 年 9 月 15 日恢复了大使级会谈。在会谈中， 美国要求以立即“停火”作为进一步谈判的主要条件，并根据美蒋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为其干涉中国内政强行辩解。这些谎言遭到中国的严正驳斥。中国代表指出，台湾及其他美国霸占的中国领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本是中国的内战。历史记录表明，中国的内战已经进行了好多年，并没有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只是美国对中国内战进行军事干涉之后，才使问题变成为美国干涉中国事务问题，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现在中美之间并未发生战争，并不需要讨论停火。至于中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停火问题，则完全是中国内政，美国对它并无发言权。因此，美国军队立即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才是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根本措施。

美国的“停火”阴谋破产后，大使级会谈便转入关于互换记者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拒绝平等互惠的原则。中国政府曾于 1957

年 9 月 12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根据美方提出的记者采访问题，提出了中美之间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记者入境采访新闻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国断然拒绝。1959 年 4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仍拒绝同中国政府达成平等互惠的协议，但又故弄玄虚地说什么如果有“真正的”中国记者申请签证，国务院“准备考虑建议”司法部门在法律上予以通融。这个声明在说法上与过去有了某些改变，实际上却仍然坚持拒绝平等互惠的无理立场，继续反对和阻挠中美记者互访。1960 年 4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声明继续散布烟幕，表示“根据法律，已有充分的规定允许记者可以‘平等互惠地’ 访问各国”，企图以这样一句闪烁其词的话来掩盖美国政府拒绝实行平等互惠原则，拒绝达成正式协议，从而继续阻挠中美记者的互访。中国政府在 1960

年 5 月 16 日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最近的声明暴露了美国政府在记者

互访问题上的前后矛盾和没有诚意。因为 1957 年杜勒斯曾明确表示，“这种事情（指中国记者进入美国）是我们根据法律所不能做的”；如果人们相信杜勒斯过去的说法，那么最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显然是一种欺骗；反之，如果相信最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那么杜勒斯过去显然是在胡说八道。这种情况只能进一步证明，中国政府坚持必须首先达成以平等互惠原则为基础的正式协议，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反对平等互惠原则，阻挠中美互换记者的立场，长时期内遭到全世界舆论包括美国新闻界在内的不满和谴责。 1960 年 6 月 7 日，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在宪法和美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条例的范围内，并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进入美国，以便能直接报道美国的情况，被接受进入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将被给予同一般给予在美国的外国记者一样的、作新闻报道的便利。”这个草案，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平等互惠原则；但是，美国政府之接受中国记者进入美国，是要“在宪法和美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条例的范围内”，而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

次明白表示，根据美国的移民法，美国不能保证给予中国方面所建议的那种互惠，因此，草案中提出所谓“在宪法和美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条例的范围内”，不仅否定了平等互惠原则，而且正是为将来拒绝遵守这个原则留下一个借口，随时可以阻难中国记者入境。

在 1960 年 9 月 6 日举行的中美会谈第一百次会议上，中国方面拒绝了美国方面的草案，并且提出了新的协议声明草案。中国方面的草案坚持贯彻平等互惠的原则，列上互换记者的目的和宗旨，并防止美国政府以其国内法为借口阻难中方记者入境的可能。草案明确提出了两国政府应“不以现行的或今后制定的任何法律和条例阻难被批准的对方新闻记者入境”。中国还坚持了一切协议都必须采取由双方大使代表双方政府共同声明的形式，拒绝了美国方面所主张的各方分别发表声明的形式，因为后一种形式在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时已经采用过，美国方面至今没有认真执行这一协议的事实，说明这种形式对美国方面的约束力是不够的。中国方面的协议声明草案， 竟为美方当场所拒绝。1960 年 9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声

明，历述了从 1956 年秋以来在这个问题上谈判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过程。

13 日的声明中特别指出，“过去，中国政府曾经设想，虽然中美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善，在于解决中美两国间的根本性问题，而且首先在于美国同意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但是双方也可以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一百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都遭到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无理拒绝。事实证明，只要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政策，仍然坚持以武力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并且继续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为了首先解决个别问题而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从五年来一百次的中美会谈的经验中，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该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美国政府同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的问题和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出的问题。”由于美国的根本态度依旧，因而，自这以后，直接的中美双方之间仅仅保持一个不绝如缕的关系，会谈既未结束，但也从未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

中国对于中美会谈，一方面认真地同美国谈判，努力谋求协议，另一方面也并不对谈判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同美国谈判而放松对它的侵略的警惕，或者放松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