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出现。中国以“自卫还击”惩罚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武装挑衅，并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战争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维护东南亚和平的斗争

一、美国军事力量撤出越南后印度支那三国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越南南方的解放和越南的统一 越南人民进行了十多年的抗美救国战

争，给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终于迫使美国在 1973 年 1 月 27 日同越方签

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政府确认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同意限期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停止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承认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 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这一协定的签订符合越南民族的愿望，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内部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独立和统一开辟了前景。但是，协定的签订并不等于协定的履行。西贡阮文绍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肆意破坏协定越南南方军民在越南北方人民的支持下，在政治上揭露西贡伪政权的罪行，在军事上击败敌人的“蚕食”进攻， 1975 年春季，越南军民对西贡反动集团发动总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4

月 30 日一举解放西贡，5 月 1 日解放了整个南方。其后于 11 月 21 日，南北

双方当局签署公报，决定实现国家的统一；1976 年 7 月 2 日越南国会六届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南北两方实现统一，并确定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朗诺政府被推翻和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 尽管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已经签订，美国政府没有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干涉。他们在军事上推行战争“高棉化”计划。但仍不断派遣包括 B—52 型在内的大批飞机对解放区进行狂轰滥炸，甚至唆使西贡伪军再次入侵柬埔寨领土。他们在政治上抛出了关于柬埔寨“停火与和平”和所谓在柬埔寨人民之间实现民族和睦的建议，企图继续保持右派势力的统治。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政治上揭露了上述阴谋，军事上粉碎了美国对柬埔寨种种破坏和干涉，并挫败了 1975 年美国为挽救垂死的朗诺集团而进行的“紧急空运”。

1975 年初以来，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个战场上向敌人发动强大的进攻，形成了对金边的分割包围形势，4 月 17 日一举解放金边；19 日全国获得解放。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完全胜利。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在签订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之后，

在老挝也出现了一些新形势。老挝各爱国力量全权特别代表和万象政府全权特别代表于 1973 年 2 月 21 日在万象正式签订了关于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协定规定，老挝全境实行停火，恢复和平，老挝国内政治问题将由签字双方本着民族和睦精神，通过协商加以解决。1974 年 4 月，老挝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作为王国的两个中央权力机构同时宣告成立。但是，美国不顾老挝人自己的协定，明目张胆地出动飞机对老挝领土进行轰炸，继续支援万象右派军队蚕食老挝各爱国力量控制的地区。老挝人民依靠万象协定和临时民族联合政府的十八点政治纲领，进行连续两年的胜利斗争：一面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一面揭露极右派势力破坏万象协定的罪行，并坚决打击极右派势力的军事冒险。柬埔寨和越南南方人民的完全胜利，为老挝革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形势。1975 年 5 月以后，老挝人民坚决奋

起，依靠军事压力，普遍开展了夺权斗争，驱逐了美国侵略势力和本国的右派势力，陆续在各地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8 月 23 日在万象市和万象省也成立人民政权。1975 年 12 月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终于在 1975 年先后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争得和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在这以后，印支三国人民面临着继续肃清帝国主义势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但是，他们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政策虽然已彻底破产， 但是美国的战略并不是放弃整个东南亚地区，它还要在东南亚显其身手。另一方面，苏联霸权主义则趁美国日益衰落和战略处于被动之际，力图控制印度支那，把脚进一步向东南亚伸进，苏美争霸将在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特别需要重视的一个新因素是，越南统一后，在苏联支持下竟然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这一政策趋向早在 1975 年就显露端倪。后来形势的发展，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在苏霸支持下，果然成了印度支那国际政治中的突出因素。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形势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中国的南边，出现了又一个制造战争的因素，它必然要影响印度支那各国的关系，影响中国的安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能不加以密切注视。

二、越南大力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人 民的抗越救国战争

越南黎笋集团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长期以来越南当局一直把建立所谓“印支联邦”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越南全国统一后，越南当局很快走上了穷兵黩武、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加紧实现其“印支联邦”的计划。1976 年 12 月越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对老挝和柬埔寨两国政策，这就是所谓“努力维护和发展越南人民和老挝及柬埔寨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本来是互相支持的三个国家将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以及在维护各国的独立和繁荣的事业中永远结合在一起”。越南当局在“特殊关系”的旗号下，对老挝、柬埔寨肆无忌惮地推行控制、颠覆、侵略和吞并的政策。

越南当局对老挝实行全面控制 越南当局在 1975 年后加紧了对老挝的控制。在短短的几年里，它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控制了老挝。

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它在“援助”、“保卫”的名义下，把大批军队开进老挝。抗美救国战争后，不但不撤兵，反而借口“协助维持边境安全”、“保卫老挝后方”，向老挝大量增兵，进行军事控制。1977 年，越南迫使老挝当局签订了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及边界协定，不仅吞并了沿老挝边界的大片老挝领土，并在政治上对老挝积极施加影响。

老挝是个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国家。面临“全面短缺危机” 的越南当局，对老挝垂涎欲滴。以“援助”、“合作”为名，对老挝进行经济掠夺。

在越南的压力下，自 1978 年 7 月起，老挝对华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当时，老挝当局无理要求中国方面撤销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处驻孟赛的代表处。1979 年 2 月，在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后，老挝当局即发表声明，支持越

南，攻击中国；同时，单方面宣布停建由中国承担援建的孟南巴至琅勃拉邦市公路，强令中方限期撤回筑路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应聘在老挝工作的中国专家；并无理停止新华社万象分社工作，赶走中国记者。1979 年 6 月，老挝当局又进一步无理限制中国大使馆人数，要求撤销大使馆武官处，并强行要中国大使馆人员限期离开老挝。上述种种蓄意破坏中老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都是越南当局为了加紧控制印度支那所策划的一系列反华阴谋的组成部分。

越南当局对民主柬埔寨发动武装侵略 越南当局在力图全面控制老挝的同时也对柬埔寨伸手。在 1975 年柬埔寨全国解放后，越南悍然要柬埔寨政府同它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搞所谓“越柬联合经济”和海上的“共同防务”，还要柬埔寨同它一道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均遭到柬埔寨政府的坚决反对。于是，柬埔寨便成了越南实现“印支联邦”并进而称霸东南亚的障碍。越南当局于 1975 年 6 月派兵侵占属于柬埔寨的威岛，并以此为开端，不断用武力侵犯柬埔寨领土。1976 年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谈判中， 越南当局公然向柬提出改变边界和领海分界线的现状，以实现其领土扩张野心。越南当局的领土欲望在谈判桌上没有得逞，小规模武力侵犯和内部颠覆均未奏效的情况下，就急欲诉诸庞大的军事行动，以一口吞并柬埔寨。1977 年底，越南从不断扩大越柬边界冲突发展到公然出兵侵柬，对柬埔寨展开了第一次战略性的武装入侵。但是，这一切都遭到失败。1978 年底，越南出动10 多万正规军，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占了金边， 并立即拼凑一个所谓“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

越南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军事侵略和占领一个主权国家，是受到苏联霸权主义支持的。1977 年 9 月越南开始大举进犯柬埔寨之前，越南军政头目就曾前往苏联。1978 年 6 月，苏联把越南拉进了“经互会”，给越南撑腰打气。随后，苏联在 8 月间将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军事人员和包括导弹在内的

大量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入越南。同年 11 月黎笋再次去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接着越南当局就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越南对柬埔寨的赤裸裸的全面侵略，妄图吞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柬埔寨爱国军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起抗战。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 不只是捍卫着本国的独立和民族生存，而且对于维护东南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具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这是国际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把支持、援助柬埔寨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的坚决支持表现在：

（一）揭露苏越大小霸权主义是危害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根源。1978 年 7 月，当越南当局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入侵柬埔寨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指出越柬边界冲突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在这侵略阴谋中，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为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提供支持，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则为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充当小伙计。这是当前国际局势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格局。1978 年 12 月，越南对柬埔寨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指出，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在苏联大力支持下，侵略柬埔寨、老挝，拼凑“印支联邦”，

为苏联建立“亚安体系”效劳。中国政府还指出，越南的侵略行径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问题，而是苏联以越南为基地，加紧向亚太地区扩张，推行南下政策的一个严重步骤，是苏联争夺全球战略优势的一环。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苏越勾结和加紧扩张，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二）从一开始就对柬埔寨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在越南武装侵柬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坚持原则立场，主张越南从柬撤军，然后谈判协商解决争端。1977 年底，越南按照“速战速决”战略，对民主柬埔寨大举进攻。这次侵犯在 1978 年 1

月 6 日遭到可耻的失败。1978 年 1 月 18 日至 21 日，正是柬埔寨军民准备越军随时卷土重来并准备予以痛击的重要时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对柬埔寨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本身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柬埔寨的坚决支持。在这次访问中，邓颖超对柬埔寨反对越南扩张主义斗争的胜利表示热烈祝贺，并提出“民主柬埔寨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柬埔寨人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正义的事业，正在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978 年 11 月，正值苏越刚刚签订所谓“友好合作条约”，积极准备再次大规模侵略民主柬埔寨之际， 中国第一次派出了党政代表团访问民主柬埔寨，再次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与此同时，邓小平出访了东南亚联盟的一些国家，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重申了中国对民主柬埔寨的支持，并表示希望东盟国家政府以适当方式给民主柬埔寨以道义上的支持。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军大举进攻民主柬埔寨后，民主柬埔寨政府于 1979 年 1 月 2

日和 1 月 11 日先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野蛮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政府和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柬埔寨人民为反对侵略、扩张和吞并领土的越寇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谴责越南侵略，停止向其提供援助， 并强烈要求他们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为了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中国政府于 1979 年 1 月 7 日和 14 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柬埔寨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十分关切。我们一贯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 1 月 2 日声明的正义立场，支持柬埔寨政府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合理主张。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把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我们希望，一切关心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和人民，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制止越南当局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野蛮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柬埔寨政府 1 月 11 日声明的严正立场表示坚决支持，而且强调指出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呼吁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迫使越南“停止一切侵略活动，从柬埔寨撤出全部侵略军，为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而共同努力”。同年 1 月 13

日和 15 日中国领导人会见了民主柬埔寨副总理英萨利。在会见时严厉谴责了越南扩张主义者对柬埔寨野蛮侵略的暴行，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斗争。并说，“柬埔寨人民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我们过去支持你们，现在支持你们，将来也支持你们。”2 月 17 日至 3 月 5 日，中国对越南不断向中国边境武装侵犯的罪恶行径实行正义的自卫还击，有效地支持了柬军民的斗争，鼓舞了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扩张的斗志。中国政府还对一些国家进行工作，提高对越南的花言巧语的识别和警惕性，不让越南的阴谋得逞。

（三）赞扬和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高举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

推动柬抗越力量的联合。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柬埔寨和越南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则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根据新形势，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爱国统一阵线，就成为柬埔寨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民主柬埔寨政府于 1979 年 1 月 11 日发表声明，庄严宣布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阵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同年 9 月，民主柬埔寨政府颁布了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

纲领。同年 12 月作出了调整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决定，并终止 1976 年宪法， 以阵线纲领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指针。柬埔寨人民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中国政府不仅赞扬民主柬埔寨政府制定的战略和政治路线，认为这对于加强柬埔寨国内各种抗越力量的广泛团结，进一步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把反抗越南侵略者的斗争坚持下去，使柬埔寨局势向着有利于柬埔寨人民的方向发展，将起积极作用；而且，中国政府通过实际工作，尽力促进柬埔寨各种爱国力量的团结。中国对民主柬埔寨政府之外的其他爱国政治派别也提供必要的援助。这对推动柬埔寨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抵抗越南侵略者，起了促进作用。

（四）维护民主柬埔寨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越南当局在侵占了柬埔寨大片领土后，在金边竖立起了一个韩桑林政权，大力加以扶植，拼命为这个伪政权涂脂抹粉，竭力谋求世界各国承认这一外国侵略的产物。它们还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进行一系列破坏捣乱活动，企图排挤民主柬埔寨政府的代表，由金边伪政权取而代之。针对上述图谋，1979 年 1 月 14 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还指出，韩桑林伪政权所代表的所谓“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越、苏匆忙炮制的傀儡工具，是完全非法的。它根本不是柬埔寨人民的什么‘代表’，而是一小撮无耻卖国贼和民族败类，越、苏想用这种愚蠢的拙劣的手法掩盖其侵略罪责，只能是欲盖弥彰。”中国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会议中的合法地位。在 1979 年第三十四届联大会议上，正是经过中国和东盟等许多国家的努力，挫败了越、苏的阻挠和破坏，不仅保住了民主柬埔寨的席位，而且以 91 票对 21 票通过了东盟等三十国“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提案，对苏越大小霸权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代表团还针对有的国家代表在大会上表示，它既不支持韩桑林政权，也不支持民主柬埔寨政权，或以所谓人权为“理由”，不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的说法，提出了中国的看法。指出：韩桑林政权，离开了越南刺刀的保护，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而民主柬埔寨政府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 无论这个政权犯过什么错误，目前，它是柬埔寨国内抵抗运动的最主要力量， 支持它就是为了反对越南的侵略扩张，放弃和削弱对它的支持，只会对越、苏霸权主义有利。中国政府对 1979 年 12 月 6 日英国政府对民主柬埔寨撤销承认的举动，也持批评的态度，指出这只能破坏柬抵抗运动，对反抗越、苏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利。

（五）主张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实现政治解决的前提。有些国家表示希望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但是这在 20 几个师的越南侵略军对柬埔寨实行殖民占领的时候是没有可能的。1979 年 10 月，中国政府提出任何政治解决都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迫使越南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出它在柬埔寨的侵略军队； 二是建立一个联合阵线的政府，但这个政府必须包括民主柬埔寨力量，否则，

只能有利于越、苏的侵略扩张；而且任何的政治解决都不能导致对柬埔寨朴桑林政权事实上的承认。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柬埔寨问题的核心是越南对民主柬埔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了武装侵略。因此，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当局必须立即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侵略军。离开了这个当务之急，就谈不上政治解决。

三、越南威胁东南亚国家安全，中国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支 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维护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斗争

越南威胁东南亚国家安全 越南当局一度不承认由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它追随苏联攻击东盟，反对东盟关于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并对东南亚怀有野心。1975 年，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在越南劳动党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撰文说： “依靠得到全面加强的潜力，依靠越南革命的政治声望”，越南将为东南亚“争取真正和平、独立和中立”作出“积极的贡献”。1976 年 2 月，《学习》杂志曾发表文章，表述了越南当局对东南亚馋涎欲滴的心情。这些文章认为， 东南亚“地大人多，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越南则“拥有一支英雄的武装力量”和“相当大的经济力量”，是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堡垒”。这些文章还说，越南这样一个“新的强国”的诞生，“今后将对世界这一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大力加强”印度支那三国的所谓“团结”， 是“越南对东南亚政策的十分基本的一点”。上述内容明显地暴露了它企图鲸吞印度支那、侵略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对此，东盟各国深有疑虑和警惕；特别是 1978 年底越南军事入侵并占领柬埔寨，大军直逼东盟成员国泰国边境后，东盟各国安全处于越南刀锋威胁之下的这种形势使人们不再怀疑了。中国在这期间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对东盟各国反对越南侵略威胁的努力是极为有利的因素。

中国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东盟五国原来都是亲西方的国家，其中印度尼西亚曾经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只是在 1965 年发生了“九·三

○事件”后，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并在 1967 年 10 月宣布同中国中断外交关系。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四国，一向执行亲美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70 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的衰落和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东盟各国在对华政策上有了松动。东盟国家在1971 年 11 月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宣言》；其后，它们为使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而作出一定的努力。它们反对以“亚洲安全体系”取代东南亚中立化计划，这就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前后，出现了美国力量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收缩，苏联加紧向东盟各国渗透，苏美两霸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新的争夺的形势。东盟国家为本身的利益，除加强自身合作并继续执行以亲美为主的“大国平衡” 政策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有所加快。这有利于抵制苏联的渗透。东南亚国家扼守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中国的南边近邻，而且是华侨的主要集中地带，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情况的变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中国争取建立和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全面开展对第三世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后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实现了建交。

中国同马来西亚的关系。1972 年 11 月，由马来西亚总理特别顾问莫哈尔率领代表团秘密访华，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商谈。1973 年 6 月，马来西亚在联合国开始同中国建交谈判。197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马来西亚总

理拉扎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毛泽东在 5 月 29 日会见了拉扎克。31 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联合公报上，还谈到两国间一些重大问题，两国政府认为，“任何外国的侵略、干涉、控制、颠覆，都是不能允许的。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决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公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到马来西亚是由马来血统、中国血统和其他血统的人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声明，它们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根据这一原则，中国政府认为，凡已自愿加入或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都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至于那些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中国政府根据其一贯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尊重”。①

中马建交后，双方政府间和人民友好往来都有了新的发展。1978 年 11 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友好访问。1979 年 5 月，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通过互访进一步发展了两国的关系。

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1972 年 2 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派特别代表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来华，试探中国对中菲建交和开展两国贸易的态度。1974 年 9 月 20 至 29 日，马科斯夫人应周恩来的邀请，作为菲总统的特别代表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她。马科斯夫人表示，菲将尽快同中国建交，马科斯将亲自来完成它。1975 年 4、5 月，中菲双方在东京进行正式的建交谈判。6 月， 马科斯总统在夫人的陪同下正式访华。毛泽东会见了马科斯总统和夫人。6 月 9 日，周恩来和马科斯签署了《中菲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公报内容同

《中马联合公报》相似。邓小平受周恩来的委托，在主持欢迎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宴会上讲话指出，当前的世界还很不安宁，“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个超级大国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却的地方，另一个超级大国野心勃勃，企图明争暗夺，乘机进行扩张”。“具有丰富反帝斗争经验的亚洲各国人民， 一定会识破超级大国的阴谋诡计，注意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使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不能得逞”。

中菲联合公报宣告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菲方还发表声明，自联合公报发表之时起，菲即终止和台湾之间的一切官方关系，废除同台湾的友好条约和其他一切官方协定，要求台湾在一个月内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机构。中菲建交，使中菲两国关系和中菲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菲建交后，两国友好互访日益增加，特别是 1978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应邀对菲律宾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取得圆满成功，增进了中菲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1979 年 7 月，马科斯夫人访华同李先念签署了文化协定、长期贸易协定和航空运输协定，中菲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影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联合公报》（1974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

中国同泰国的关系。1973 年 8 月，泰国春蓬中将率泰国羽毛球队来华访问，邓小平会见了该团。该团顾问泰外交部政治厅长乃攀同中国讨论了两国关系问题。1973 年 12 月，泰国副外长差提猜率泰贸易代表团访华，中国以优惠价格卖给泰国 5 万吨轻柴油。1974 年 12 月 6 日，泰国取消了禁止进口中国商品的第五十三号法令，消除了中泰两国发展贸易关系的障碍。1974 年12 月和 1975 年 1 月，泰商业部部长巴颂、副部长素坤和副外长差提猜相继

访华，中泰开始直接贸易，中国随即向泰国提供 7.5 万吨轻柴油。1975 年 1 月，克立·巴莫组阁，在施政纲领中表示，“将使泰中关系正常化”。1975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问中国。1975 年 7 月 1 日， 毛泽东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和外长差提猜，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同日， 周恩来同克立签署了中泰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内容同中马、中菲公报相似。另外，泰国政府发表声明终止泰国同台湾当局之间的一切官方关系，废除所签订的一切官方协定。中泰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泰建交后，泰国的历届内阁，除 1976 年 10 月至 1977 年 10 月的他宁执政时曾一度恶化对华关系外，其他如克立、社尼和江萨先后主持的内阁， 都继续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两国关系发展较快。197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5 曰，泰国总理江萨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会见了江萨，两国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78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邓小平对泰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印度支那形势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和反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中国同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如：中国共产党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华侨和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敌视中国的国家经常利用这些问题来挑拨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在同马（来西亚）、菲、泰正式建交过程中，这些问题经过交换意见，取得了谅解或接近。有的问题在双方“联合公报”中都有明白叙述。

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通过同有关国家的“联合公报”已基本获得解决。至于华侨问题，中国的政策从 50 年代中期起就已清楚宣告于众。其基本精神在“联合公报”中又得到重申。后来在中国领导人对各国的访问中还专门作了阐明和解释。关于中国党同东盟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借同各国的会谈，中国的态度也作了阐明。毛泽东在 1974 年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就指出过，中国党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有关国家共产党，并不妨碍同各国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5 年 6 月，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来华途中经过香港时曾说过，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毛泽东在会见克立时， 对这段话表示赞赏。因此，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的相互谅解，这类问题都没有妨碍建交。后来，邓小平在 1978 年 11 月访问泰国时，对这个问题的中方

态度及这个问题在建交过程中的地位作了清楚说明。他在 11 月 8 日泰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我们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不仅是在和泰国的关系中，都存在一个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既然是历史形成，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我们同东盟各国就首先是相互谅解， 认为这样的问题不妨碍我们建立相互关系，发展相互关系。在这样的谅解下我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就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友

好关系。事实上，我们正是同泰国政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且发展了我们两国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加深我们的友谊，加快发展两国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关系”。

当然，中国同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发生个别争端。如：菲律宾坚持在中国南沙群岛的岛屿驻军，并在礼乐滩地区进行石油钻探。1976 年 6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事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的主权。指出，“这些地区的资源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外国派兵侵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或在南沙群岛地区勘探、开采石油和其他资源，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都是不能允许的”。1978 年 12 月 2 日，菲把中国南沙群岛的中

业岛等岛屿划为菲管辖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29 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但这些个别争端中的事态，没有影响中国同菲律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总进程。

中国同新加坡的关系。1974 年中马（来西亚）建交后，新加坡官方表示， 这为中新建交铺平道路，但又多次强调新加坡将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同中国建交。1975 年 3 月，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访华时表示，新加坡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但两国关系不能走得“比邻国快”。1976 年 1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华盛顿明星报》记者说：“新加坡将在东盟五国中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同年 5 月，李光耀亲自率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

接待。毛泽东 5 月 12 日会见了李光耀。1978 年 11 月，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中新虽未建交，但两国关系得到发展。

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由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先后同我实现关系正常化，影响所及，印尼对华政策有所松动。两国外长和大使曾在联合国进行接触。1977 年 11 月，印尼政府第一次派了一个印尼工商会代表团到广州参加秋季交易会，接着又分别于 1978 年 4 月和 5 月派了羽毛球代表团

和第二次印尼工商会代表团到北京。印尼总统苏哈托 1978 年 3 月 11 日在人民协商大会开幕会议上说：“我们目前正努力采取准备措施以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也一再表示两国复交在中国方面没有障碍。但由于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加上苏、越的挑拨和破坏以及印尼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上层人士对中国仍有疑虑，对华政策意见还有分歧等，两国复交进程的步子还显得不大。

支持东盟各国警惕和反对越南扩张主义的斗争 东盟各国合作的加强，既有对付苏越霸权主义的一面，也有对付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的一面。中国人民对这些方面，都是给予支持的。1975 年后，越南控制老挝、蹂躏柬埔寨，东盟各国同越南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中国对于他们警惕和反对越南扩张主义及其后台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支持马来西亚政府倡导的关于东南亚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支持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维护对马六甲海峡的主权，支持东盟各国维护本国资源和经济权益的斗争。对此，东盟国家表示赞赏。

1978 年 2 月，中国领导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了“我们支持东南亚各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争取实现东南亚中立化的努力”。

前面提及的 1978 年 3 月李先念对菲律宾的友好访问，和 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友好访问，都是在越南准备再次向柬埔寨大举进攻的重要时刻进行的。鉴于越南于其时，先后派出阮维桢、

潘贤、范文同等人访问东盟各国，兜售在东南亚建立以越南为核心的所谓“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的新亚洲安全体系的骗人方案，中国领导人的访问， 更加具有重大意义。中国领导人在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中，都表明了中国坚持援助东盟抗越和反对苏越霸权主义的严正立场，显示出了中国在维护东南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事业的斗争中，具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

东盟国家普遍关心的是苏、越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 严重地威胁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问题。1978 年 11 月 8 日邓小平在曼谷记者招待会上应邀回答了大家十分担心的问题。他指出越苏条约“并不只是对付中国的，这是苏联全球战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恐怕条约更大意义是威胁亚洲、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他希望大家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他指出“在国际上，不仅有全球霸权主义，也有地区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就存在区域性霸权主义”。他相信， “世界上一切愿意维护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和人民，都反对霸权主义，不管大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邓小平重申：“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全球性霸权主义，也反对区域性霸权主义。”“至于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要看越南走多远，首先它对柬埔寨的侵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根据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走多远，来决定怎样对待”。他希望东盟国家在反对大小霸权主义扩张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979 年 10 月 29 日，泰国议长哈林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向他表示：“如果越南进攻东盟国家，中国将站在东盟国家一边；如果越南进攻泰国，中国将站在泰国一边。”这些重要访问和中国所表示的明朗态度，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助于维护和巩固东南亚、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四、越南推行反华仇华政策。中国对越南在边界地区武装侵犯的自 卫还击和中越副外长级会谈

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越南全国统一后，黎笋集团的反华仇华情绪日益暴露，并公开推行反华排华政策。他们徒劳地企图使人相信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敌人。这是违背中越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的，违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生前长期倡导的越中友好的宗旨的，也是不符合越南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这种翻云覆雨、以怨报德、一意孤行的反华排华的反动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越南当局公开执行反华排华政策 无庸讳言，中越两党两国早在 60 年代就在一些重大国际共运以及双边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1974 年以后，越南当局蓄意制造边境事件，挑起边境冲突。从来是和平边界的中越边界，由于越南派遣武装人员越过边界，蚕食中国领土，而从此变成了非和平边界。早在 1957 和 1958 年，中越两党中央曾交换信件，双方

表示尊重 1885 年至 1897 年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同法国政府签约划定并会勘立碑的边界线，维持边境现状。1973 年越美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越南当局认为“不再那么需要执行”过去同中国友好的政策了，“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他们现在要改变边界现状了。他们任意移动界碑，制造和扩大边界事态；派遣武装人员越过边界强力侵占他们指认是他们领土的任何一块地方，

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1974 年，越南制造的边界事件为 121 次，1975 年 439 次，1976 年 986 次，1977 年 752 次，1978 年 1108 次。

1974 年，中国军队驱逐了入侵的南越伪军，解放了西沙群岛。越南当局竟说什么“邻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争议需要进行仔细和周密的研究”。1975 年 4 月，越南侵占了我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随后，他们在国内大肆宣传， 把他们过去历来正式承认是中国领土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硬说是“越南领土”，并且篡改地图，把这两个群岛划入越南版图，并向中国提出了对西沙、南沙两群岛的领土要求。此外，1974 年 8 月中越两国开始了划分北部湾海域问题副部长级谈判。1977 年 10 月双方举行关于陆地边界和北部湾的同一级别的谈判，两次都未取得成果。相反，谈判一开始，越南方面不顾历史事实， 歪曲中法界约，突然提出北部湾的“边界线早已划定”，凭空臆造出一条所谓“北部湾海上边界线”，企图把北部湾的 2/3 海域据为己有。

1977 年初，越南方面开始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

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 10 月，越南又在西北地区的一些省份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同越南领导集团的反华排华政策及其各个表现作公开的坚决的斗争。

越南方面的反华排华政策，是黎笋集团的一伙人策划起来的。这伙人枉有共产党人的称号，不讲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不具有无产阶级讲真理的品格和作风。当他们在同美国交战，需要中国支援的时候，不敢公开反华。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改变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政策， 从“脱身”改为“插手”的姿态，这时越南开始向苏联靠拢。胡志明在世时， 黎笋集团虽然不敢公开地反华，但是，他们在报刊、电台上连篇累牍地着意渲染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越南的历史，借古喻今，竭力宣传来自“北方的侵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而到了 1974 年即在越美 1973 年 1 月签订巴黎协定以后，他们原形毕露了。他们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大为膨胀起来了，他们不再重视中国的友谊，特别是因为中国坚持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而对中国大大不满了；他们重视的是支持其搞扩张的苏联霸权主义；他们现在要用另一副面孔来对待中国了。拿越共中央委员黄松 1976 年对瑞典记者的话来说，“在越南战争时期，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 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今天同苏联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这一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①

果然，他们在反华排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78 年越南共产党四届四中全会以及其后的几次会议确定中国是“越南的直接敌人”，“头号敌人”， 对中国要采取“进攻战略”，并且把反对中国作为其战略任务。1979 年 8 月中旬，越南当局公布新宪法草案，公然把反华作为国策，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这种现象的出现，两国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是中国人民意想不到的， 也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但这不是重视两国友谊的中国人民的愿望所能

① 美国《防卫与外事日报》1976 年 7 月 13 日。

改变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只能象对待任何外国的敌视和侵略扩张一样， 对越南当局的敌视和侵略扩张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反对越南迫害和驱赶华侨以及就接运难侨归国和关于居住在越的华 侨问题举行谈判 在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越南当局改变了对华政策：先是背弃中越两国领导人 1955 年达成的关于华侨问题的协定，继之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华侨采取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的政策；直至最后对华裔越南人也加以迫害和驱赶。

1975 年越南南方刚解放，就公然接收侨办医院、华侨学校，停办中文教学、华侨报纸，解散华侨团体。对众多华侨不安排就业，不让升学，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停发口粮，使华侨无以为生。他们还在党、政、军各部门对“华人”进行了大清洗。到了 1978 年 4 月，就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大规模驱赶华侨。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内部协商，谋求及时解决，并且为此作了许多努力。早在 1977 年 6 月，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就曾严肃提出这个问题。其后，中国外交部、广西省和云南省的外事部门针对越南排华活动的加剧，都曾出面同越南有关方面进行交涉，但都无济于事，越南反华排华气焰日见嚣张。1978 年 6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就越南驱赶华侨问题发表声明，揭露越南当局实际上否认在越南存在大量华侨这一客观事实；指出越南当局恣意歪曲中越两党关于旅越华侨问题的协议；要求越南方面立即停止排斥、迫害、驱赶华侨的做法， 不要继续做损害中越人民友谊的事。

随着越南反华排华运动步步升级，成千上万的难侨被驱赶回国，中国政府不得不通知越方，中国准备派船前往胡志明市和海防市，接运已被越南当局迫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难侨回国。1978 年 6 月 15 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欢送中国赴越南接运难侨客轮启航群众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决定派船去越南接运受难的中国侨民回国，这不仅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保护侨民利益的合法权利。”同时希望越南当局对于中国政府派船接运受难华侨一事提供方便。1978 年 6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方，授权中国大使馆就中国派船接侨问题同越方进行商谈。其后虽经过多次谈判，但越方经常节外生枝，无理纠缠，拖延和破坏接运。6 月 24 日，中国驻越使馆照会越南外交部就派船到越南接运受难华侨回国的有关问题申述如下：

（一）“中国方面再次重申，中国政府派船接运的是遭受越南当局迫害的华侨，而不是由越南当局批准的什么‘愿意离开越南前往中国的华人’。”

（二）“海防港和胡志明港是越南对外开放的商港，这两个城市又是旅越华侨聚居的地方。”“中国船只只到上述两个港口接运难侨是合乎常理和实际情况。”“中国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在船只停泊港口问题横生枝节，继续对中国方面派船接运难侨制造障碍。”“中国方面认为，每批船只停泊港口的时间，应根据当地当时接侨工作的实际需要来考虑，而不应事先作出苛刻的硬性规定”。

（三）“受难华侨登船回国前，须向中国方面办妥必要的手续。中国使馆派出工作组负责对要求回国的受难华侨进行审核，并将要接运回国的每批难侨的名单提供给越方。中国大使馆将向获准乘接侨船回国的难侨颁发《归

国证明书》，并希望越方在该证件上办理允许出境签证。归国难侨凭此证件登船回国。”

（四）“越南方面应保证允许归国华侨带自己的财产和物品回国”。

（五）“为了办理受难华侨回国的具体事宜，中国大使馆将分别派出‘接运受难华侨回国工作组’到海防市和胡志明市”，“希望越方给予必要的协助和合作，向工作组提供住所、办公地点、通讯联络与接触的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等等。

从 19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7 日，中国驻越大使馆同越南外交部共举行

了 19 次会议，由于越南方面根本不承认在越南有大量华侨，更不承认有中国难侨，在接侨问题上毫无进展。中国派往海防港和胡志明港的两艘接运难侨的船只，一直被迫滞留越南港外海面上，接侨工作不能进行。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仍然继续对华侨实行迫害和大批驱赶，使被赶回中国的难侨急剧增加。

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 1978 年 7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郑重建议，中越两国政府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举行副外长级谈判。中国方面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越南政府对中国的此项建议做出有利的响应。7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通知越南方面，中国政府同意中越两国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于 1978 年 8 月 8 日在河内开始副外长级谈判。

1978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26 日，中越两国举行了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在整个谈判期间，以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认真分析了中越两国在华侨问题上产生的争端及其原因，全面耐心地阐明了中国对华侨的一贯政策，并且本着解决问题的诚意，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全面解决中越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的原则主张和一系列合情合理的建议。

在 1978 年 8 月 8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团长仲曦东即对越南方面过去曾经

执行 1955 年协议和后来破坏协议、迫害华侨的历史作了回顾，他发言指出：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 100 多万华侨居住在越南的南方和北方。1955 年，中国共产党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关于华侨问题的一贯政策，同越南劳动党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交换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达成了原则协议。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

20 多年来，中国从各个方面协助越南政府引导华侨自愿加入越南国籍， 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诸如把越南北方的华侨团体、学校、报纸交由越南方面领导，以及华侨回国探亲，先向越南方面提出申请，再由中国大使馆审批发证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访问越南时，总是亲自向华侨代表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和教育工作，动员他们自愿加入越南国籍。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中国一贯要求他们遵守越南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成为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中国方面是认真执行了两党协议的。

由于中越双方共同协商，互相合作，一直到 1975 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之前，两党协议的执行情况基本上是好的。然而，在越南全国解放以后，

越南方面逐步背离了 1955 年中越两党协议。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上，越南方面采取了不同于它曾经公开宣布过的正确立场，不同中国方面协商，竟然于 1976 年 2 月发布决定，强迫南方华侨一律按吴庭艳统治时期非法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并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对越南北方的华侨，越南方面也不再按 1955 年中越两党协议关于给华侨以越南公民同等权利和尽同等义务的规定办事，对他们进行歧视、排斥和迫害。

在以后的各次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不断强调解决中越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关键是要回到 1955 年的协议上来；并曾经按照 1955 年中越两党协议的原则精神，先后几次提出解决越南北方和南方的华侨问题的具体建议和意见。1978 年 8 月 19 日的会谈中，仲曦东对解决越南北方的华侨问题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一）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越南方面必须立即停止对华侨采取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的错误作法，根据 1955 年两党协议的精神，使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正当权益得到保障，为华侨继续居留当地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方面将一如既往继续教育和鼓励华侨安心留在越南生活和工作，积极参加越南的经济、文化建设。”

“（二）根据 1955 年两党协议精神，越南方面应该停止采用非法手段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做法，而应该通过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逐步地引导他们自愿地加入越南国籍。中国方面将一如既往继续鼓励和教育华侨自愿加入越南国籍。凡是已经自愿加入越南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中国方面从来没有要他们重新自愿选籍，今后也一如既往对他们已经取得的越南国籍一概予以尊重，他们将不再具有中国国籍。越南方面应该切实给予他们同越南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不要加以歧视。对于现在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我们希望越南方面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中国方面按照我国一贯的政策，要求他们遵守越南的法律，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继续为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

“（三）遭到越方驱赶，未办理入出境手续而滞留在中越边界越方一侧的数千名华侨，目前处境十分困难，这个问题急待解决。越南方面应该经过说服动员，把他们送回原居住地。由于越方人员曾对他们施加暴力，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使他们对继续留居越南产生了极大的疑惧。为此，越南方面对他们的人身安全应公开并确实做出可靠的保证，使他们返回原居住地后能得到妥善的安置，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就业，并不受歧视。”

“（四）由于越南方面违背 1955 年两党协议，对华侨采取迫害和驱赶政

策，已经有 16 万多人被驱赶到中国境内，其中也有中国血统的越南公民和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少数民族。中国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被迫对所有这些人，包括这些越南公民进行了必要的接待和安置，”对于被荒唐地驱赶到中国的这批越南公民，越南方面有“责任把他们接回越南，进行妥善安置。为了顺利解决这些越南公民的问题，中国方面愿意同越南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协商，达成一项协议，以便这些越南公民顺利返回自己的家园。中国方面愿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礼送出境。”

“在那些被驱赶回国的华侨中，有许多家庭世世代代居住在越南，和越南人民已经血肉相连，现在有的家庭被拆散，不少人还有亲属留在越南。如果他们有人愿意重新返回越南原居住地居住，中国方面也将提供方便，希望

越南方面妥善接待和安置，不要歧视。”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种种合理主张和建议，越南方面总是加以全盘否定和全部拒绝。越南代表在会谈中声称在越南北方的“华人”，已经全部成为越南公民，也就是说他们否认在越南北方存在华侨；不仅如此，他们还否认 1955 年双方的协议包括有对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需待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协商解决的内容，矢口否认在越南南方存在华侨，他们竟把吴庭艳集团强迫在越南南方的华侨入籍的反动政策（当时中越双方都曾声明， 斥之为非法）全盘继承下来。在这个为了解决在越南华侨问题的副外长级会议上，越南竟然根本否认在越南南方和北方存在华侨，这使谈判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此外，越南代表在会上也提过所谓的建议，都不过是企图使越南当局已经和正在继续驱赶华侨的行为合法化而已。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越南方面还不断在舆论上攻击中国。他们炮制许多谬论如：说什么大批华侨回国是由于“华人资本家”逃避越南南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批华人回国是由于中国方面掀起一个“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等等。而且，副外长级谈判每举行一次会议，越南代表团每一篇发言，都成为越南报刊、广播、电视的反华宣传的重要内容，政府间严肃的外交谈判竟被越南当局利用作为反华宣传的讲坛。

此外，在整个谈判期间，越南方面在边境口岸和首都河内制造了一系列驱赶、劫持、逮捕以至杀害华侨的严重暴力事件。特别卑劣的是，1978 年 8

月 19 日，越南方面提出准备由双方团长发表一份旨在把难侨滞留边境口岸的责任转嫁于中方的“呼吁书”草案；在这同时，当天下午还在友谊关制造了向难侨行凶，把二三百名难侨赶到中国境内的暴力事件。8 月 25 日，越南方面原定要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公告”草案发表意见，但它却暗中紧急部署，调动近千名军警，于当天制造了友谊关血腥镇压和驱赶难侨的严重事件。中国代表团对越南当局残酷迫害、驱赶、镇压华侨的血腥罪行，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于 8 月 25 日，向越南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约见越南驻华大使阮仲永，就越方军警镇压驱赶难侨提出严重抗议。总之，越南方面对这次谈判的基本立场是：第一、根本不打算通过谈判

解决中越在华侨问题上的任何争端；第二、把谈判当作反华宣传的讲坛。 由于越南当局根本不打算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谈判无法进展，中国代表

团不得不于 1978 年 9 月 26 日第八次会谈时提出暂时休会。

中国被迫通知越方关闭在华总领事馆和停止对越援助 为了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两国贸易和处理其他领事业务，中国外交部于 1976 年 8 月向越南当局提出在胡志明、海防、岘港三市设立总领事馆；

同年 12 月，越南方面表示同意我方在胡志明、海防两市设领（越方拒绝我方

在岘港设领），但又说中国在胡志明市设领时间要等候越南通知。直到 1977

年 11 月，经中国再次催促越方后，越方才答应中国派人前在胡志明市筹建设领，然而又说总领事馆何时正式开馆，还要等待越方通知。

1978 年 4 月初，中国筹建领馆人员抵达河内，准备前往胡志明市，中国

外交部并于 5 月 30 日向越南外交部递交了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任命书。中方曾多次提请越南外交部尽快安排中方建馆人员前往胡志明市，但越南当局故意拖延，提出种种借口拒绝安排中国筹建领馆人员前往胡志明市执行任务。中国筹备建领人员滞留河内近三月之久而无法展开工作。

众所周知，越南单方面在中国广州、昆明、南宁三个城市设立领事机构

已有 20 多年。现在越南当局竟无理阻挠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这在国际上是

极不公平的现象。中国政府于 1978 年 6 月 16 日通知越南关闭它在中国的三个总领事馆。

对于中国政府这一措施，越南政府竟然大肆攻击，叫嚷什么中国“撕毁两国协议”、“毫无道理”等等。但是事情的是非曲直，人们是清楚的；特别是结合越南当时公开反华排华的政策来认识，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的正当合理性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

几乎与此同时，鉴于越南当局的整个反华立场和政策及其造成的中国所蒙受的重大经济、政治损害，中国政府被迫局部撤销和最后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谁都知道，近 30 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反抗帝

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曾给予了真诚无私的大量援助。自 1950

年到 1978 年 3 月，中国政府共签订并执行了几十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的经济、

军事援助协议，总值超过 200 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 200 多万陆、海、

空军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450 个成套项目（至 1978 年 3 月已完成 390 个）； 1，231 公里的公路；总计长 476 公里的铁路、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700 多艘各种船只和 3 万多辆汽车；3，000 公里以上的油管；200 多万吨汽油； 500 多万吨粮食；3 亿多米布和几亿美元的现汇等等，保证了越南军民在战争期间吃、穿、用的需要。这些援助无论对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还是对越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除了上述援助外，中国政府还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在 28 年间，派

出专家顾问 2 万余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

32 万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人。为了援助越南人民，数千名中华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许多中国烈士遗骨，长留在越南国土上。越南是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中国竭力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为维护和加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对此问心无愧，也不后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越南的事情。但是越南黎笋当局以怨报德，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的反华排华事件愈演愈烈，大大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人们不能不提出越南当局把来自中国的援助，用来加强反华排华的力量这样的问题。越南的反华排华还给中国的财政和物资上造成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需要立即对被驱赶回国的大批华侨作妥善安置。此外，在严重反华排华的恶劣政治条件下，在越南帮助工作的中国专家处境更加困难，无法开展工作。正是如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逐步撤销援越成套设备项目及其款项。1978 年 5 月 12 日，中国政府宣

布撤销 21 个援越项目；5 月 30 日再撤销 51 项成套设备以及用于这些项目的援助款项。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出耐心的劝告和警告，仁至义尽，但越南方面仍一意孤行，没有丝毫回头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于 7 月照会越南政府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并调回尚在越南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越南领导人过去曾多次对中国的这种援助作过评价。1974 年，越南总理范文同说过，“中国党和政府无论在任何环境都始终无私地支持和帮助越南

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重建家园。”①1975 年，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也谈到中国给予越南的“巨大和宝贵的支持和援助”，他甚至还说：“显而易见， 没有革命成功的中国，越南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是历史的逻辑。”②可是在中国被迫不得不停止对越南援助之后，越南当局出于反华需要竟然改变口吻， 攻击中国过去利用援助，“强迫”越南改变它所谓“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的路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诋毁和诬蔑。

越南当局现在奉行的所谓“独立、自主和国际团结”路线，并非始于今日。中国尽管不同意越南当局的路线，却始终本着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 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用援助去施加影响。抗美战争结束前后，越南当局派兵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和近几年来，越南当局蓄意破坏中越关系， 挑起种种事件和争端，中国也只是向越方提出劝告，诚挚地希望越南当局能够制止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行，以利于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仍然继续进行。中国从来不把对别国的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 在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索要任何特权。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国家利用对外援助实现其侵略扩张的目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使受援国在对外关系中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人们在新中国的对越关系中找不到任何侵略扩张的痕迹；反而是越南当局实行穷凶极恶的反华排华政策。

正是在越南当局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直接敌人”的时候，正是在中越之间连一般友好国家最起码的气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部分撤销并最后全部停止对越南的援助。对此，任何具有一般政治常识的人不会感到奇怪。越南黎笋当局利用“援助”问题展开的反华叫嚣，象其他反华叫嚣一样都是徒劳的。

对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实行自卫还击及其取得胜利

越南当局猖狂反华排华的表现之一是，不断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敌对活动。这种活动至 1976 年以后更见增多。对此，在长时间里，中国采取了十分克制和忍让的态度。为了防止中越边界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一方面教育军民，对入境挑衅的越方人员进行说服劝阻，不对骂，不对打，绝不开枪动武，严格遵守当时规定的各项政策；一方面再三向越南当局提出规劝和警告。但是，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在中国边境的挑衅不断加剧。特别是在 1978

年 8 月中断两国边界谈判之后，在边境地区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公然在中国土地上埋设地雷，插竹尖桩，挖掘堑壕，修筑工事，突袭哨所，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劫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1978 年底 1979 年初，越南当局在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加紧调兵遣将，下令军队进入战斗状态， 对中国边境的武装行动不断升级。1979 年 1 月 1 日到 2 月 16 日侵犯中国领

土即已达 129 起，至此，从 1974 年以来，越南当局在中国边境制造的武装挑

衅事件共达 3，535 起之多。从 1978 年 8 月到现在侵犯中国边境地段 162 处，

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705 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 300 余人。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要求中国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保卫边疆的和平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78 年 7 月 22 日。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78 年 7 月 22 日。

与安全。中国政府一再向越南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严重警告。1979 年 1 月 18

日、2 月 10 日和 2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强烈抗议越南当局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严重流血事件，警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一切武装挑衅、袭击和杀害活动”。照会指出：“如果越南当局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继续进行军事挑衅，那么越南政府必须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这同时，1979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11 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李先念就越南在中越边境继续进行军事挑衅一事警告越南当局，不要把中国说的话当耳边风。但是越南当局仍把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越南反动当局对中国的武装侵犯，保卫边疆，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边防部队于 1979 年 2 月 17 日被迫奋起还击。同日， 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愿意打仗。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在给予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严守祖国的边界。”

在这次自卫还击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在短短半个多月，先后攻克高平、谅山、黄连山、莱州等四个省的二十一县（市）和广宁、河宣两个省的部分地区，歼灭和重创当地越军有生力量，彻底摧毁了作战地区的各种军事设施， 给了越南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为捍卫祖国边疆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完成了对越南侵略者自卫还击的光荣任务。

1979 年 3 月 5 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即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声明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侵犯我国领土”，并“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中国信守自己的诺言，撤回全部边防部队这个事实，不但又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而且揭穿了苏、越当局散布的所谓中国“侵略”、“扩张”的谎言。越南反动当局在我自卫还击战中遭到沉重打击之后，于 1979

年 3 月 19 日在它公布的国防公报上，除了大肆吹嘘它那纯属虚构的“胜利” 以外，还捏造了关于中国边防部队“犯下罪行”的大量离奇谎言，以图稳定人心，欺骗群众，这充分暴露了它的虚弱本质。

这次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的正义行动，尽管在战斗目标、范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由于这次战斗发生在当时复杂错综的国际环境中，发生在我们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现代化建设的时侯，因而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

（一）保障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对越南当局的侵略行径听之任之，就会使大小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得到鼓励，危害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

（二）打击了越南当局的嚣张气焰，戳穿了它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越南当局在抗美战争结束时，捞到了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又有苏联霸权主义作靠山，就忘乎所以，不可一世，居然以“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自居”，吹嘘自己“永远是无敌的”。一些国际人士也认为，越南有一支号称百万的军队，

又有苏联作后台，不可小看。这次中国自卫还击的头几天，越军企图凭借险要地形，进行顽抗。但是敌人无论在地形复杂的高平地区，还是经营多年的谅山要塞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中国自卫还击战斗既惩罚了越南侵略骚扰的罪行，也打破了它自吹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这对中国人民以及东南亚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大有益处的；

（三）支援了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越南的反华排华及其对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同越南对柬埔寨的大举武装入侵，是同时发生的。这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对越南侵略行径所进行的自卫还击，牵制了越南的一部分兵力，使其无法抽调兵力加强柬埔寨战场，并迫使越南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战略态势。因此，中国自卫还击的正义行动直接支援了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救国斗争，打击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反对越南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个很大的鼓励；

（四）打乱了苏联全球战略部署，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苏联怂恿和支持越南当局侵柬反华，是它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越南的扩张野心能够无所阻挡地步步实施，不但越南要称霸东南亚，而且将使苏联的南下政策得以顺利实现，使苏联全球战略部署的很重要的一步得以完成，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面对苏、越霸权主义的欺侮，中国从战略全局的缜密考虑出发，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 进行对越自卫还击，这就是当时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国以实际行动直接地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也直接地打击了在背后指使和支撑越南的苏联霸权主义，这对于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反霸斗争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从中国国内来看，对越自卫还击的胜利，大增国威，鼓励人民群众，增强信心，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克服四个现代化所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这次作战，还直接锻炼了中国的武装部队，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

中国自卫还击的军事行动虽已胜利结束，但只要越南当局不放弃地区霸权主义，不停止利用各种形式在中国边境进行破坏和捣乱，中国同越南当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反对越南输出难民和支持国际上对难民的救济工作 1978 年以来， 越南当局加紧迫害和从印度支那三国驱赶大批华侨、华裔和越南人，变本加厉地实行难民输出政策。据统计，从 1978 年到 1979 年 7 月，约 100 多万难民越过边界，漂洋过海，从越南、柬埔寨、老挝涌向东南亚和其他国家。仅被越南驱赶出国而幸存的难民，1978 年平均每月人数为 7，500 人，1979 年第一季度平均每月为 1.1 万人，4 月份为 3.5 万人，5 月份达 5.9 万人。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大规模地驱赶和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虐杀难民，在世界历史上实为罕见。越南政府这种反人民、反人道的暴行和给邻国制造灾祸的政策， 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危及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引起了世界的公愤，遭到各国舆论的严正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1979 年 6 月 16 日发表声明指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是越南政府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所一手造成的。呼吁国际上坚决制止越南输出难民。7 月 1 日华国锋会见斯里兰卡外长阿·卡·萨·哈米德，在谈到国际问题的时候，指出：越南当局强制输出大批难民，已经成为东南亚和许多其他

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政府支持 1979 年 6 月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对越南难民问题采取的立场，支持由联合国召开国际会议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东盟国家外长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积极支持下，联合国召开的一次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部长级专门会议于1979 年 7 月 20 日在日内瓦举行。中国参加了会议，越南当局先是拒绝参加

（见越南外交部 1979 年 6 月 21 日的声明），后来，迫于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宣布参加会议，但又宣称：“有个条件，就是要从纯粹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处理”（范文同语）。显然，如果按照越南的要求，只讨论“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结果将使越南输出难民的行径得到合法的地位。当然会议不可能按照越南设想的轨道前进。

中国出席讨论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章文晋，于 1979 年 7

月 18 日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印度支那难民问题不单纯是个人道主义问题，

它涉及 100 多万人的生命，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亡。它还严重地威胁着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他特别强调指出：“难民问题是同世界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由于军事入侵而被蹂躏或受到严重威胁密切相联的。”

团长章文晋在国际会议第一次讨论时即发言指出：“讨论印支难民问题，不可能避开问题的根源。”“如果这次会议仅仅讨论难民的救济和安置，而回避问题的根源，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安置得多，它驱赶得更多，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因此，如果不去解决印支难民的根源问题，就很难说我们确实履行了我们大家所应负的道义责任。”中国代表团认为，对已经输出的难民给予妥善救济和安置，固然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但同时需要制定有效的措施，使越南当局放弃其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政策。

为了使难民问题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中国代表团提出下列建议：

（一）流落在东盟各国和香港难民的救济和重新安置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刻不容缓地应予优先解决的问题。呼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在重新安置难民，设置收容中心和提供财政物资援助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敦促接收难民定居的国家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简化手续，加快安置的步伐。（二）目前流落在外的难民中凡愿重返越南者，越南政府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予以收容，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并给予妥善的安置。对于因种种迫不得已的原因要求离境的人，越南政府负责保证他们有秩序地离境。越南政府承诺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在越南境内的适当地点设立若干离境者收容站， 处理上述人们的离境事务。

（三）所有国家的船只都有义务救援在公海上遇险的“船民”，并设法转送至难民转运站或难民营暂时收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根据难民自己的意愿在最短时间内安排他们到第三国定居。

（四）为了弥补救济和安置难民的经费不足，建议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捐款，并暂时停止对越南的援助，把这些款项转用于救济和安置印支难民，直到越南政府改变其导致难民外流的政策为止。

（五）敦促越南政府对国际社会采取合作态度并改变制造和输出难民的政策，停止对越南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包括华侨、华裔越南人的歧视和迫害。

在会议期间，尽管越南代表潘贤反对政治辩论，甚至说什么谁要是讨论

难民问题的政治方面，谁就是破坏会议；然而不少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除了谈救济和安置难民问题外，还点出了难民问题的根源。越南输出难民的罪恶行径，则受到了会议参加国的谴责。这次会议，对产生难民的根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分清了是非，伸张了正义。但是越南制造印支难民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不少代表指出还需要在适当场合进一步讨论这场灾难的政治根源，以便从根子上予以解决。

中国是越南制造难民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截止 1979 年 6 月底，被驱赶到中国的难民，包括华裔越南人、华侨和越南血统人，累计共达 25 万多

人，其中有将近 3 万人是越南血统。由于越南当局大肆掠夺财产，进入我国国内的越南难民，基本上是一无所有的。

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和关怀遭到越南驱赶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中国政府对入境难民，不分民族和国籍都给予了救济，为他们开办农场和工厂，给他们提供简单的食宿条件。为救济和安置难民，中国政府拨出的救济费和帮助难民发展生产的费用已相当于 4.5 亿美元。①为安排难民生活，

资助他们购置生产工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中国南方边境各地政府，至 1979

年 6 月底已经花费了人民币 5.7 亿多元，并另拨工业投资 1.5 亿元。平均为

每个难民付出的生产资料投资、住宅、文化设施、生活救济等安置费用达 1800 元左右。①另外，还需进行更为艰巨的安置难民的基本建设工作。

中国政府还同联合国难民办事处合作，作出有秩序的安排，接受总数达到一万名已在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临时收容、确系自愿来华定居的难民。中国政府还决定采取人道主义政策向联合国难民办事处提供 150 万元人民币的外汇捐款，用于救济东南亚和香港的难民，以便进行妥善安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哈特林和国际舆论给予赞扬。中国政府将继续为维护正义与人道，彻底消除这场国际灾难及其根源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两轮副外长级谈判的举行及其休会 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就在中国被迫对越南的武装挑衅开始自卫还击的时候，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于 1979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声明中，建议中越双方迅速在双方同意的任何地点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讨论恢复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3 月 1 日，中国政府再一次提出谈判建议。3 月 5 日中国政府在宣布从越南撤军的时候又作了同样的表示。3 月 16 日，中国政府把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到本国的时候，又重申了中越两国举行谈判的建议。3 月 15 日，越南接受了中国方面多次提出的建议，同意举行副外长级谈判。但是， 越南不断制造障碍，甚至提出无理的先决条件，使谈判一拖再拖。经过中国的斗争，直至 4 月 18 日谈判才得以举行。

中越两国这次副外长级谈判的第一轮会谈，于 1979 年 4 月 18 日在河内

开始举行；经过五次会议，于同年 5 月 18 日休会。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韩念龙4 月18 日在第一轮会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怀着真诚的愿望来到河内，准备同越南方面讨论有关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维护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措施；商谈确保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并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以及解决存在于两国

① 1979 年 7 月 20 日章文晋在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

① 新华社记者 1979 年 7 月 8 日报道。

之间的其它争端。”在 4 月 26 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

（一）双方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争端和问题，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谋求合理解决。

（二）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都不参加旨在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利用别国领土和基地向对方或其他国家进行威胁、颠覆和武装侵犯。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 谈判解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都应严格维持 1957 年、1958 年中越两党中央换文时的边界现状，不以任何方式和借口单方面强行改变边界实际管辖范围。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十二海里的领海主权，并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的有关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区和大陆架。

（五）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方面应当回到承认这一事实的原来立场，尊重中国对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并从所占据的南沙群岛岛屿上撤走一切人员。

（六）任何一方居住在对方境内的侨民都应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为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他们在所在国有关居住、旅行、谋生就业等方面的正当权益以及人身安全和合法所得的财产， 所在国政府应予以保障。

任何一方对居住在本国境内的对方侨民，均应友好相待，不得进行迫害和非法驱逐出境。

（七）为了满足被越南当局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重返家园的正当要求，越南政府应当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早日回国提供一切方便。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方面的关系， 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在这头两次会议上，中国方面把会议的主题、中国的希望和中国的主张， 就摆清楚了。中国上述原则建议属于中越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两国争端和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根本办法，为中越谈判指出了正确方向。

这一轮会谈的五次会议中，一部分主题是关于如何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另一部分主题是关于领土和边界问题的。在前一方面问题的讨论中，越南由于不愿涉及改变其地区霸权主义立场这个根本问题，因而讨论毫无进展，如：越南代表曾提出“解决办法的主要原则”三条，其中两条是一般表示要讨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和解决两国边界及领土问题，唯一有具体建议的一条是，双方武装力量从 1979 年 2 月 17 日前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三至五公里，这个地区成为“非军事区”，并由双方组成一个监督实施的“联合委员会”。人们记得，1978 年 2 月初，越南当局在武装进攻民主柬埔寨失利之后，也曾提出解决越柬关系的三点建议，其中第一点，也是“双方武装部队应驻在离边界五公里的各自领土内”这样的内容，但是，越南吞并柬埔寨的计划照常存在，过不久越南就派出十几万侵略军越过边界，向民主柬埔

寨猛扑过去。因此，联系到越南在会外继续向中国边境武装挑衅，继续惨无人道地制造和输出难民，人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越方在会上这样的建议有什么意思。除此之外，在妥善处理华侨等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上，越方代表除了一再重复谎言和对中国的诬蔑外，并无任何新东西。针对越方的无理态度，中国代表团团长从揭露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根本立场着手，给予应有的打击。

这一轮会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1974 年以来，越南当局制造了边界争端，提出了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的划分，以及西沙、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中越之间在这些问题上过去并没有什么争议问题，只是由于这几年来越南怀着领土扩张的野心，蓄意反华，制造事端，才使所谓中越边界和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事端。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 1347 公里。这条边界线是清朝政府同法国政府于1885

年至 1897 年签约划定，并会勘立碑的。中越两国革命胜利后，双方都表示尊重这条边界。尽管双方对边界某些地段的位置看法不一致，但争议面积不大， 问题不难解决。1957 年和 1958 年，中越两党中央曾换文双方表示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线，在两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并确认边界问题应由两国政府解决，地方无权解决领土归属的原则。在中国同越南建交后 20 多年间，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边界争端。

1973 年越南停战后，特别是 1974 年起，他们宣称中法边界条约“太陈旧了，也太烦琐了，不能据以标示边界”（越共中央委员黄松谈话），实际上就是用单方面主张的所谓“历史边界线”来代替中法界约制定的边界线。它们不顾两党换文所达成的协议，开始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挑起纠纷，制造事端，不断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越边界问题，1975 年 3 月 18 日，中国外交部首先倡议举行两国边界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同时建议，在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继续发生纠纷和冲突。此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 敦促越南政府响应这一建议，但越方百般推脱，一直到了 1977 年 6 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向越南总理范文同直接提出，越方才勉强同意，两国边界问题和北部湾海域划分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才在 1977 年 10 月于北京举行。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点原则建议，主要内容是，“中越边界是已定界，双方应以中法界约为依据，核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一切边界领土争议；任何一方超越边界线管辖的地区，原则上应无条件归还给对方，如果双方对某些地段边界线走向有不同认识，应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然后签订中越边界条约代替中法界约，并重新标定国界， 树立界桩。”①但是，越南方面一开始就缺乏谈判的诚意，先是节外生枝把划分北部湾问题和边界问题扯在一起，硬说中法界约“已划出一条贯穿越南和中国陆地和北部湾的边界线”，力图迫使中国承认越南的无理要求，作为中越谈判的先决条件。后在中方驳斥下，越方虽同意双方先商谈边界问题，却又抛出一个空洞的“边界协定草案”，坚持在没有解决陆地边界的具体争议问题以前，双方先签订正式的边界协定，实际上根本不想解决边界问题。

为了推动谈判进展，中国政府充分考虑了越方的一些意见，在自己原来五点建议的基础上，就解决边界问题综合提出了九点原则建议。其主要内容

① 韩念龙在中越谈判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79 年 5 月 12 日）。

是：“双方以中法两国政府签订的各项划界文件、附图以及按规定所立的界碑为依据，核定中越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为了便于核定边界走向，双方同时交换标明两国边界线的地图。在核定边界走向的过程中，如双方对某些地段边界线的具体走向认识不一致，可以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 友好协商解决。经双方共同核定后，任何一方超越边界线管辖的地区，原则上应无条件归还给对方，对其中少数地区，为了照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作适当调整。在以河为界的地段，凡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深水线为界，并按此确定河中岛屿和沙洲的归属。双方核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领土争议后，签订中越边界条约，成立双方联合委员会，共同勘界立桩，签订边界议定书，绘制边界地图。在中越边界条约生效前，双方尊重中越两党中央1957 年、1958 年换文所确认的原则，维持边界现状，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单方面改变实际管辖范围，以维护两国边境安宁和友好睦邻关系。① 然而，对中国方面的建议，越方竟凭空诬蔑为要“修改历史边界线”。谈判进行了十个多月，双方连商谈边界问题的程序也未达成协议。

北部湾是中越两国陆地和中国海南岛所环抱的一个半封闭海湾。它历来是中越两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世界各国同中国南部和越南北方保持来往的一个海上要道。北部湾海域从来没有划分过。1973 年 12 月 26 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明确表示：“两国在北部湾海域，由于越南一直处于战争环境，至今未划分”。可是 1974 年 8 月，中越两国就划分北部湾海域问题的谈

判一开始，越南方面就突然提出北部湾的“边界线早已划定”，硬说 1887 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已把东经 108°03′13″作为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并说近百年来两国历届政府都是按照这一条线“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还说北部湾是中越两国的一个“历史性海湾”。越南凭空臆造了一条“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把它的所谓边界线划到中国海南岛边上，要把北部湾的 2/3 的海域据为己有。

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在 1979 年 5 月 12 日中越谈判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指出：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关于广东界务的条款明文规定：“至于海中各岛，照两国勘界大臣所画红线，向南接画，此线正过茶古社东端山头，即以该线为界（茶古社汉文名万注，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该线以西，海中九头山（越名格多）及各小岛归越南”。在界约的法文文本中，载明这条红线的位置为巴黎子午线东经 105°43′，也就是格林威治东经 108°03′13″。很明显，这条红线只是划分了海中各岛的归属，根本不是什么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而且整个界约中根本没有出现“东京湾”（即北部湾）三个字，条约附图也没有画出整个东京湾。此外，从缔约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19 世纪末期，正当“海洋自由论” 盛行的时候，中法两国把象北部湾这样的广大公海作为内海加以划分，也是不可想象的。越南方面不顾条约文字和历史事实，竟然对条约做出这样荒诞无稽的解释，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韩念龙还指出：“越南方面说什么近百年来双方历届政府都按上述经线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更是信口开河，毫无事实根据。”事实是，中国旧政府和法国殖民当局都奉行三海里的领海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① 韩念龙在中越谈判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79 年 5 月 12 日）。

月宣布领海为十二海里。中国从未对领海以外的北部湾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1964 年 9 月越南政府宣布的领海宽度也是十二海里，并公布了标有北部湾领海线的地图。韩念龙还指出，“按照越南方面的说法，北部湾东经 108

°03′13″以西的广大海域早已是越南的内海，怎么又在内海里面划出一条领海线呢！”“直到今天，又有哪一家的船只进入东经 108°03′13″以西海域要获得越南当局的许可呢？越南当局所臆造的那一条‘海上边界线’， 无论在历史条约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

越南方面还说北部湾是中越两国的“历史性海湾”，这也是无中生有的说法。韩念龙指出，“我们从来也不知道两国哪一届政府在什么时候宣布过这件事”。

关于北部湾海域问题的谈判，由于越南方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无理主张，未能取得任何成果，问题至今仍是悬案。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不仅为中国大量史籍资料和出土文物所充分证明；而且在 1974 年以前也为越南当局自己所承认。这无论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照会、声明等正式文件中，还是在越南报刊、教科书和官方出版的地图中，以及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中都曾多次郑重表示予以承认和尊重。但是，在 1975 年 4 月越南竟趁解放南方的机会，侵占了我国南沙群岛的南子岛、沙岛、鸿麻岛、景宏岛、南威岛、安波沙州等六个岛屿， 继而 1975 年 6 月 3 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竟然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表示“长沙群岛（即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越南领土”，还说什么越方“有充分材料证明黄沙群岛（即中国西沙群岛）属于越南领土”，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且为此而在越南国内和国际上大造舆论进行宣传。应该指出，这是越南领导人明目张胆地恶化同中国关系的一个严重的事例，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地区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野心。

对于越南侵犯中国主权的蛮横要求，1975 年 9 月 24 日和 1977 年 6 月 10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托，就中越两党、两国关系问题在北京分别同越共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会谈时，都严正指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希望越南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回到原来的立场。对此，范文同进行无理的辩解，说什么“在抗战中， 当然我们要把抗击美帝国主义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我们的声明，其中包括我给周总理的照会上所说的，应当怎样来理解呢？应当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理解。”李先念当即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眼的。作为两个国家，对待领土问题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不能说由于战争因素就可以作另一种解释，而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何况 1958 年 9 月 14 日范文同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确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的时候，越南并没有发生战争。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先后于 1976 年 6 月 14 日、1978 年 12 月 29 日和 1979 年 9 月 26 日发表声明都一再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地区的资源属于中国所有。

关于领土和边界问题的会谈毫无进展。在第四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曾经指出过，中越之间在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状况，这就是：

（一）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是产生中越边界领土问题的根源；（二）越南背离了 1957 年、1958 年中越两党换文确认的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不断破坏边界现状；（三）由于越南当局的阻

挠和破坏，1974 年、1977 年中越关于北部湾海域问题的两次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现在，这种状况照旧未变。

由于越南方面坚持地区霸权主义立场，这一轮会谈毫无进展。1979 年 5

月 18 日团长韩念龙在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指出：由于越方毫无诚意致使会谈没有进展，建议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至此，中越副外长级谈判第一轮会议结束。

第二轮谈判 1979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团长韩念龙在第二轮谈判首次（整个会谈的第六次）会议上，重申了中国方面在第一轮谈判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建议；并且强调指出：“这个建议集中表现了中国方面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诚意和决心，是中国政府为促进谈判顺利进行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他进一步着重说明了中方的建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原则列于首要地位，作为处理两国关系问题总原则的理由，是因为近几年中越两国矛盾日益尖锐，争端不断发生，关系全面恶化，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都是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穷兵黩武，向外侵略扩张，恣意践踏国与国关系中关于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仇华所造成的。现在，要恢复中越两国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和东南亚和平与稳定，首先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持维护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双方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谈不上根本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是中方在整个第二轮会谈中的基本方针。

在第二轮会谈的九次会议中，越方代表不是为越南的侵略扩张进行辩解，以拒绝讨论任何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就是对中国进行诬蔑和攻击，妄图借此掩饰其地区霸权主义。中方代表不能不为揭示其侵略扩张真相，驳斥其满嘴谎言而花费不少唇舌。越南代表也提出两个所谓建议，但那是企图掩饰其霸权主义本质或者为了骗取中国承认其在印度支那称王称霸的既成事实这样的货色。一个建议是越方在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的所谓“反对霸权主义的五点内容”，连字面上的冠冕堂皇的反霸都不敢涉及。韩念龙在 1979 年 8

月 14 日第十次会议上严正指出：这“五项内容”对不向外国派遣军队、已经派驻外国军队必须撤回本国这个关键问题讳莫如深，根本不敢触及；对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谋求霸权以及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这些问题也丝毫不敢触及，这有什么‘反霸’可言？这样的“五点内容”，除了为大小霸权主义辩护和张目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另一个建议是第二轮谈判一开始，越南就提出所谓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停止两国边境武装挑衅行动达成协议”。由于越方顽固拒绝讨论中国八点原则建议，也即拒绝讨论涉及反霸和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衡量一国对外关系性质的这样的根本问题，这就回避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 越方还企图把受越南侵略之害的中国同越南放在同等地位上，既减轻其罪责，又在中国脸上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 1979 年 6 月 28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韩念龙指出，越南的这个所谓建议及其提出的草案，无非是企图掩盖它继续在中越边境制造紧张局势，掩盖它在东南亚的侵略扩张。

正当中越谈判有待打开僵局的时候，越南当局于 1979 年 10 月 4 日发表了充满谎言、恶毒反华的《三十年越中关系》白皮书，掀起了新的反华高潮。这表明越方对谈判和恢复中越关系没有任何诚意。在 10 月 19 日第十三次会议结束后，团长韩念龙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和批驳了越南当局发表的

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肆意歪曲篡改中越关系历史的卑劣行径，严正指出越南当局无视起码的道德，恣意歪曲，编造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妄图把“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罪名强加给中国。越南以怨报德，把中国的支援说成是为了“削弱”、“分裂”、“吞并”越南的“胡萝卜”和“大棒”，是什么对越南的“背叛”。韩念龙说：越南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欺骗越南人民， 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摆脱孤立处境，掩盖它加紧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罪恶行径，为对柬埔寨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施放烟幕。任凭越南耍弄什么花招， 都只能暴露它自己的背信弃义。1979 年 11 月 15 日至 26 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阐明历史真相，揭露和批驳越南当局的反华“白皮书”。

同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文欢同志的文章，题为《越中战斗友谊的事实不容歪曲》。黄文欢同志熟知越中关系的全过程。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明了 30 年来越中关系主要问题的真相，使越南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不受黎笋一伙的欺骗。

其时，联合国大会已于 1979 年 11 月 22 日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立即从柬埔寨境内撤走。可是，越南根本拒绝执行。这再一次证明，越南根本不愿意改变其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这也决定越南当局将顽固坚持敌视中国，根本不打算解决任何争端，也根本不想改善中越关系。1979 年 12 月 19 日第十五次会议后，中越谈判就中断了。其后，越南从未停止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挑衅的流血事件，恢复谈判的条件自然并不具备。1980 年 3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外交部，指出越南毫无谈判诚意，建议结束谈判。于是，历时九个月的第二轮谈判，正式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