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及其他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其中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尤为突出，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女神》出版于 1921 年 8 月，除《序诗》外，共收诗歌 56 首，包括 1916

年至 1921 年的诗作。《女神》共分三部分，每部分都受到外国诗人的不同影响。第一辑收三首诗剧，受歌德影响较多；第二辑是《女神》精华所在，受惠特曼影响很大；第三辑受泰戈尔影响。其中惠特曼对郭沫若产生的巨大魅力，就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好合拍。

《草叶集》雄浑、豪放的气势振撼着郭沫若的心灵，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到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能感到诗兴的猛袭。“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郭沫若找到了抒发个人和民族愤恨的机会，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便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出来，融入到“五四”运动的大洪流中去。于是，《女神》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郭沫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在《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他心爱的“年青女郎”勾勒新颜，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即使变成灰烬也在所不惜。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诉衷肠：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34 页，唐弢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女神之再生》取村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揭示的主题便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世界，表达了诗人对旧社会的批判、揭露，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神》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女神》中的诗作，处处通过抒情来表现鲜明的自我特色，有一些诗篇，更是直接唱出了自我的颂歌。如在《天狗》中，诗人把自我比作“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称自我“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在《梅花树下的醉歌》篇中， 诗人公开宣称“我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 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当然，诗人所歌唱的自我不是那种忧伤颓废、孤芳自赏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

《女神》中还有许多诗是对劳动、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歌颂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如《三个泛神论者》和《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等。在

《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 “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斯”。在《光海》中，他讴歌自然， 赞美自然，能够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对劳动者的歌颂、对大自然的赞美使郭沫若的诗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篇章。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连韵脚也不押，但诗的内在旋律和诗人的感情节拍是一致的， 那些重叠反复的诗行表达了诗人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使读者受到感染。除自由体诗外，《女神》中还有一部分谨严的格律诗。如五言诗形式的诗剧《棠棣之花》等等。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奇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 激昂的旋律，使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新风。

发表于 1923 年的《星空》和 1928 年的《前茅》也是郭沫若的两部重要诗集。

《星空》中所收诗歌均为 1921 至 1922 年在日本和上海所作。此时国内政局混乱，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处在极端矛盾之中，诗中便常常流露出虚无主义情绪，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逃避。《星空》缺少《女神》中那种热烈奔放的诗情，但在反对旧世界、赞美英雄的精神上和《女神》是一致的。

《前茅》共收诗歌 23 首，多数写于 1923 年。此时诗人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力图摆脱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重新正视坎坷的现实。《前茅》中的诗，大部分是抒写革命情怀的，诗人已经辞别了《星空》中的苦闷和徘徊， 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乐观。在艺术技巧方面，《前茅》中有些诗内容空泛，过于概念化。

郭沫若于“五四”运动后开始了历史剧的创作。他力求用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以起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用。历史剧《卓文君》

（1923）、《王昭君》（1923）、《聂嫈》（1925）都是描写叛逆女性的作品。《卓文君》通过文君之口“我不相信男子能再娶，女子不能再嫁”，表现出作者反对封建社会的夫权思想，符合“五四”时期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

《王昭君》突出昭君藐视帝王王权的反抗强暴的性格，表现出维护人格尊严的思想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五四”思潮的特色。《聂嫈》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助严遂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着重写聂

嫈、聂政姐弟舍己为人，意在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 抗战爆发后，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统治，促使作家们借古喻今，用隐晦曲

折的形式暴露黑暗现实。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3 年 4 月，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五幕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四幕剧《孔雀胆》及五幕剧《南冠草》。这些剧作，通过不同的历史人物和曲折的故事情节， 表现了反对侵略、反对暴政、主张爱国爱民、团结抗日的主题。鞭挞了贪婪狡诈、卑鄙自私的丑恶灵魂，歌颂了见义勇为、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教育与鼓舞的作用。其中《屈原》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

《屈原》借用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当时的时代，塑造了光明磊落、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兼诗人屈原的形象。通过屈原的斗争和遭遇，来表现作者对黑暗世界的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屈原朗诵的《桔颂》，展现出他的人生抱负：“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桔颂》作为全剧的主旋律，强调了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注重历史剧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善于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艺术形象之中，从而表现出他的主观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