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欺骗企图的互斥性

——欺骗企图的互斥性是利益对抗性的集中表现。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是欺骗与反欺骗斗争的焦点。

军事欺骗是在利益根本对立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利益的对立，使任何一方都竭力避免做对方所期望的事情。指挥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不仅要考虑他的每一项措施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考虑这些措施是否是敌人所期望的，会不会被敌方所利用。正中敌人下怀的蠢事是不能干的。“违对方意志而动”，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有力地支配着指挥员决策思维的神经。

改变敌人的意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使用暴力，剥夺对方的反抗手段， 迫使其放弃自己的意志。这是作战企图所反映的内容。另一种是使用欺骗方法，诱导敌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意志（当然，欺骗方法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不代表敌人根本利益的意志）。例如，通过示形用佯，制造假象，隐蔽企图， 使敌人作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判断，进而采取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部署和行动，授我以可乘之隙等等，这是欺骗企图所反映的内容。欺骗企图是作战企图的派生物，它曲折地反映着作战企图的本质，是作战企图的辅助成份。欺骗企图是受作战企图支配的，作战企图的对立性决定了欺骗企图的互斥性。作战企图的实现对欺骗企图的达成有一定的依赖性。欺骗企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战企图。比如，1947 年幡龙战役的作战企图是攻取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为此，需要孤立蟠龙守军，把猖集于蟠龙地区的十几万敌军引走。欺骗企图是诱敌北上，孤立蟠龙守敌，为我攻取蟠龙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战机。敌主力北上绥德，这是我们的战役利益所在，敌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所以调敌北上必须采取欺骗的方法。担任诱敌任务的 359 旅制订了详细的诱敌计

划，全旅编为五个支队，全部配备电台，以两个支队扮演 1 纵队和新 4 旅，

以两个支队扮演 2 纵队和教导旅，以 1 个支队扮演 359 旅，旅部扮渲西北野战军的领率机关。白天，他们拉开一副“野战大军”行进的架式。晚上，在东西宽达十里的地域遍燃篝火，远远望去，极象大兵团集结的样子。部队转移以后，驻地是一幅“大军仓惶退走”的场面。破烂的门板，散乱的担架， 没有烘干的旧军装等，扔得到处都是。在泥泞的地面上还东一张西一张地粘着草纸，其中有一张上的文字依稀可辨，可以从中猜测到部队向北转移，尔后东渡黄河的动向。为了防止敌人识破我军的意图，命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在缓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大批船只，制造东渡黄河的假象。这一系列欺骗措施使得敌人把 359 旅完全当成了野战军主力，在后面步步紧

逼。359 旅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九旅之众诱入绥德地区，置于无用之地。与此同时，蟠龙守敌被我主力团团围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军很快攻取蟠龙，全歼敌 167 旅旅长以下 6700 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从蟠龙战役诱敌与歼敌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欺骗企图是为作战企图服务并围绕作战企图展开的，是作战企图的折射。欺骗企图一旦被敌人识破，敌人就可能从中窥见我作战企图。又由于欺骗企图是通过作战企图这个中介与作战利益柏联系的，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不象欺骗措施那样变动不居。相同的欺骗企图可以通过不同的措施达成。同样，相同的欺骗措施也可达成不同的欺骗企图。因此，反欺骗要着眼于粉碎对方的欺骗企图，而不是破坏其欺骗措施的实施。透过对方欺骗措施的疏漏之处，还可窥探其作战企图。可见，军事欺骗斗争是围绕着粉碎对方欺骗企图而展开的。敌对双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欺骗对方，一方面又竭尽全力识破对方的欺骗。谁能从对方的欺骗措施中发现破绽，迸而推断其真实情况和意图，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欺骗对方，谁就获得了军事欺骗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