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

任何事物的初级形态与高级形态都有明显的区别。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同一事物。军事欺骗也是这样。城濮之战中的诱敌，与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的诱敌不能相提并论。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排斥于军事欺骗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以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创造条件。就隐形伪装这一欺骗手段而言，从古到今不知有过多少次重大发展，在原始

的草衣草帽、近代的迷彩服和高科技兵器——隐形飞机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联系，但性能和外观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隐形手段的质的规定性。它们都是为欺骗敌人的“眼睛”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事物的高级形态否定其初级形态，对原始形态的军事欺骗采取不承认态度。

4、历史与历史中的“插曲”

我国和西方，都曾盛行过礼仪式的战争和战斗。比如，在古罗马，发动战争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程序。首先，负责调查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争执的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协定的城市，并且每次都举行仪式，高念咒语。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 33 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时候，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圣父”最后一次前往敌方城市的边界，将一支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以表示战争行动开始。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宣战方式当然毫无突然性可言，然而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的。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受周礼的影响，兵家也曾奉行过“仁义之兵”，提倡“不鼓不成列。”两国交战，要先下战表， 通知对方，再行交战。甚至规定，两军对垒，不能进攻 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正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等等。这很象盛行于西方 18 世纪的骑士决斗。不过，这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做法很快就被“节制之兵”； “诡诈之兵”取代了。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古罗马时代和我国西周以前，就没有军事欺骗存在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与整个人类战争史相比，时间十分短暂，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它代表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诡道制敌， “兵不厌诈”。在我国，“仁义之兵”之所以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各诸候国等级不同，拥有实力不等，势力范围有别，但分封利益共存， 军事斗争主要限于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象春秋时期那样主要用于侵吞、征服、兼并。而“仁义之兵”有利于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格局，便于为各诸候国所接受。二是周礼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节制周王朝与诸候国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使一些战争指导者即使懂得使用诡诈之兵，也不敢公开提倡诡道。但是，宣扬仁义道德，并不能在实践中束缚人们的手脚。当“道义”和生存权置于天平的两端而不能两全时，道义就不再继续制约人的行为。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宋襄公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免受人耻笑。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插曲促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故争规律，使随后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军事欺骗异彩纷呈的时代。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军事欺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 已经由一棵稚嫩的幼苗繁衍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不应以今日之华笑往日之陋。因为“华”是由“陋”发展而来的，历史就是从“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