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诈降

诈降以投降为幌子，以打入敌人营垒里应外合、智送情报、诳敌上当为目的，是一种典型的欺诈术。在古代战争中，以诈降计欺骗敌人的战例很多，此处仅举两例。

例一：公元 616 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投奔了先期举行起义的高士达，被礼贤下士的高士达任命为军司马，掌管军队指挥大权。适逢宫府派涿郡通守郭绚率一万余人攻打起义军。窦建德让高士达留下来看守辎重，亲率七千精兵抗击郭绚。窦建德离开高士达以后，高士达即宣扬窦建德率兵背叛了自己。为了表明对窦建德的“痛恨”和“决裂”，还用俘获来的一名妇女假充窦建德的妻子，当众杀死。窦建德也装出与高士达有矛盾而率兵反叛的样子，派人给郭绚送去“降书”。窦在“降书”中说，如果郭绚接受他投降，他愿与郭绚合兵一处，打败高士达，报杀妻之仇。郭绚被上述假象迷惑，相信并接纳了窦建德，与窦建德订下了共同消灭高士达的盟约。这样一来，郭绚的士兵更加松懈麻痹。窦建德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大败郭绚军。

例二：公元 208 年 10 月，曹军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减少船的颠簸摇晃，曹操命工匠用铁链把船统统连在一起，并在上面铺上木板，做起了“连环船”。这样，不仅人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而且还可以在船上骑马射箭。曹操以为有了这种连环船，扫平东吴就指日可待，没承想，正好为东吴实施火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摆在吴军面前的难题是如何从水上接近曹军战船。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用诈降计欺骗曹操，得到了周瑜的赞同。黄盖一面加紧进行物资准备，一面修书一封，派心腹军士利围夜暗乘船过江给曹操送去。信中说：“我受孙氏的厚恩，长期担任将帅，孙氏待我是不薄的。但天下之事总要顺应大势。今孙氏想以江东六郡的乌合之众抵挡您的中原百万大军，显然是寡不敌众，必败无疑。东吴将吏无论智者、愚者都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惟有周瑜、鲁肃等人思想偏执，一意孤行，硬要打下去。现在我愿顺从大势，归顺于您。待两军交战之时，我担任先锋，自然会见机行事。我为您效力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曹操得到黄盖的降书，特意秘密接见了送信的军士，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让军士回去向黄盖转达自己的话，“只恐怕你这是诈降。如果你真的言而有信并见诸行动，我当然会授给你超过任何人的高官厚禄”。黄盖诈降这天，适逢东南风起，几十艘战船上装满柴草，浇上膏油，蒙上苫布，扯起黄盖的旗号，顺风向曹营疾驶。曹操远远望见黄盖的旗号，心中大喜，立在船头迎接黄盖到来。船离不远，突然燃起大火。曹操大惊失色，连呼上当，下令掉转船头躲避。无奈船只用铁链牢牢系住无法解开，眼看着烈火席卷战船，瞬时成为一片火海，军士纷纷跳水逃命，烧死、淹死不计其数。火顺风势，风助火威，一直烧到曹军在陆上的营帐。孙刘联军乘势

攻击，曹军大败。

以上是两个成功的诈降战例。战史上，诈降失败者也不乏其例。

三国后期，司马昭控制了曹魏政权。当时在位的曹髦不堪司马昭的强横，便与王经等人合谋除掉司马昭。由于事不机密，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昭察觉。司马昭派人杀死了曹髦，并夷灭王经三族，当时，蜀将姜维正在兴兵讨伐中原。交兵之际，司马昭派了一名名叫王瓘的人，诈称是王经的侄子，带五千人到蜀军投降。姜维没有多问，便收留了他，并派他率三千人到川口运粮。夏候霸担心其中有诈，来问姜维。姜维微微一笑说：“我明知有诈，只不过将计就计而已。”夏候霸不明白，姜维说：“司马昭既然杀了王经，灭了三族，如何能让他的侄子在关外领兵呢？”遂把今后防范王瓘的办法作了交待。过不多久，负责监视王瓘动向的人果然截获了王瓘写给魏军邓艾的信。信中约定某日运粮到某处，让邓艾前去劫粮。姜维将信中日期稍作改动，派人送给邓艾。到了约定日期，邓艾果然领兵前来劫粮。蜀军见状弃车而走。邓艾命军士迅速拉走粮车，不想车上突然燃起大火。原来，车上装载的不是粮食，而是芦苇等易燃物品。正慌乱之际，姜维等率兵从四面杀来，魏军死伤殆尽，邓艾弃马而逃，混杂于步卒之中才得以脱身。

从以上三例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不难看出，诈降计运用得好，确实作用很大。然而一旦被识破，却往往会败得更惨。诈降计要取得成功，关键是诈降者取得敌人的信任。而要取得敌人的信任，首先就要有“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投降理由。从对一些诈降战例的剖析看，诈降者常常使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是怀才不遇，不被重用。在诸候争雄、军阀混乱的年代，各种势力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总是招贤纳士，广揽人才。诈降者正好借此机会，借口自己不被重用而改换门庭，投奔新主。

二是无端被疑、被贬、被罚。个人本无过失，却被上司毫无道理地怀疑、贬职或惩罚，再老实的人也会对上司产生怨恨。以此作为反叛的借口，敌人往往会信以为真。

三是众寡悬殊，胜利无望。黄盖诈降就是用的这种借口。他在诈降书中，并没有回避孙权对他的恩遇，只是认为寡不敌众，战也枉然，因而愿意顺应天势，归降曹操，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弱军在与强军作战时，以此为借口诈降是很容易被敌人接受的。

四是伤亡残重，力不能支。当战斗异常残酷，部属伤亡残重，再战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时，主帅借口为保存将士的生命而宣布投降，使敌暂缓攻击，从而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再谋它图。

五是政治信念不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以政治信念方面的分歧为由投向对方营垒，也是可信的。诈降者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具有正义感的“弃暗投明”的义士，有时还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改旗更帜。

六是物质利益的引诱。诈降者把自己装扮成目光短浅、贪图私利的卑贱之徒，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或得到金钱美女，而向敌人“投降”。

“投降”的理由还不止上述六个方面。总之，凡是在敌人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可信的，都可作为“投降”的理由。当然，诈降者要骗取敌人的信任，并非易事。对于狡诈的敌人，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送上敌人梦寐以求的军事情报（实际上是假的）；带去大队人马、

车辆、辎重（其目的是混入内部，里应外合）；等等。有时，为了打消敌人对诈降者的疑虑，还要使用“苦肉计”，造成诈降者无端被惩罚的假象。据史书记载，北宋庆历年间，种世衡（宋朝著名将领）率军驻守清涧城（今陕西省绥德县南）时，曾为一件小事对一员少数民族将领施以仗背的重刑，许多下属为这员番将求情，都未得到种世衡的宽免。这员番将受刑以后就逃奔了西夏王赵元昊。元昊见他遍体是伤，对他没有半点疑心。后来，他竟能随便出入西夏管理国家军事机密的官署——枢密院。经过一年多时间，他掌握了西夏大量军事机密，又逃回到种世衡身边。

古人运用苦肉计，有时是不择手段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王阖闾得到王位以后，俱怕在卫国的公子庆忌回来报仇，决定派勇士要离杀死庆忌。为了使要离取得庆忌的信任，经与伍子胥商议，采纳了要离的“苦肉计”。首先，阖闾借追查流言，公开抓了要离，砍了右臂，并把他和妻子一起投入监牢。然后，故意放松监禁，止其越狱逃跑。随后，又杀了要离的妻子，并在街上焚尸。要离逃到卫国，逢人便大骂吴王无道，并求见庆忌，要求为他报断臂杀妻之仇，并假意向庆忌献破吴之策。庆忌深信他与吴王有仇，便接纳了他。三个月以后，庆忌率兵乘船向吴国进发。要离持剑立于庆忌身后，行至中流，趁庆忌不备，杀死了庆忌。这种诈降手段的诡诈性和残酷性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当事人要离也觉得愧对妻子和世人，拔剑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