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无私奉献

曾昭抡被划为右派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得到如愿的答复。1958 年 4 月，他应武汉大学李达校长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方面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而使他异常兴奋。

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后，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工作的重要场所。要经常查阅图书资料，熟悉各种专业期刊的内容、特点和查找方法，甚至在哪个书架、哪一层都要熟悉，这样查起来又准确又方便。”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像小跑似的在书架丛中穿梭，很快就抱出一大摞书，几乎是不依靠视力查找。查阅后又以同样速度迅速归还原处，然后又抱出一摞。他这种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精神，给学生、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不管是严寒酷热的天气， 还是风雨泥泞的道路，他总是每天去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个。盛夏的武汉奇热无比，到图书馆去的师生，都希望坐在电风扇旁边，而去得最早的曾昭抡却坐在远离电风扇的地方，把好位子留给别人。严冬，他总是穿着单薄的棉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帽子，看书时经常打冷颤，甚至流清鼻涕，但他仍是那样专心入神，别人问他：“曾先生不冷吗？”他说：“这样脑子清醒。”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个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的满脸是血， 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他主编了 200 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更令人钦佩的是，1961 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 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 撰写了 100 多万字的著作，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 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 3 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3 年 12 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会议，并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1964 年 11 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

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 共七章 24 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得了胜利的喜悦。

1964 年，他向领导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对死神发出了挑战：“我虽年

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 10 年、20 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 1967 年 12 月 8 日默默无闻的离开

了人世，终年 68 岁。然而，中国学术界这位杰出的人才，他终生奋斗的光辉业绩和令人难忘的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1978 年 9 月，中国化学会在上海举行第 20 届年会，400 多位化学工作者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曾昭抡等著名化学家表示深切怀念和哀悼。1980 年 4 月，中国化学会在北京召开全体理事会，理事长杨石先和常务理事柳大纲、戴安邦、袁翰青、王葆仁、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纷纷提出曾昭抡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为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1981 年 3 月 3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为曾昭抡平反、恢复名誉，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追悼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有关领导和首都科技界、教育界及武汉大学的代表共 300 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楚图南在追悼会上宣布，关于曾昭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经过复查，中共中央已决定改正。对他参与起草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当作“反党科学纲领”加以批判的问题，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曾昭抡执教多年，又长期从事高校与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对我国化学和教育事业均有卓越贡献。为发扬曾昭抡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精神，鼓励青年一代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攀登科学高峰，武汉大学于 1985 年特设置“纪念曾昭抡化学奖金”，每年评审一次，以奖励在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王治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