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历山大、摩尔根的涌现进化理论

涌现进化理论（Emergent Evolution）虽说在精神渊源上有其先驱，比如黑格尔（G. F. W. Hegel，1770—1831）、柏格森的理论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个理论的成熟却是在两位有着英国思想背景的学者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 1859—1938）和摩尔根（Conway Lloyd Morgan，1852—1936）的手中完成的，这就使得涌现进化理论的风格不同于大陆哲学的旨趣，而更多地带有英国思想界的学术韵味。

涌现进化理论首先从复兴一元论的自然主义观点开始。

在英国的哲学史上，曾经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或者说是非自然主义的观点，它发端于 17 世纪英国的大主教——贝克莱。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当我们闭上眼睛时，周围的景物将不再存在，于是，所有的实在全部幻化为我们主观的感觉印象，引用一句现代人所说的话，月亮当没人看它时，它就不存在。月亮也许过于遥远，但是，我们是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周围的一切并非如海市蜃楼、太虚幻境，而是无可辩驳地存在着，即使当我们闭上眼睛时，难道哲学家无法像常人那样地感受？对此，贝克莱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上帝的眼睛始终睁开着，所以保证了自然界这一海市蜃楼不会魔术般地消失。作为一位大主教，贝克莱的哲学归宿自然地通往上帝。

如果说，在贝克莱的哲学体系中，至少上帝还是一个不可抹煞的存在的话，那么到了英国另一位哲学家休谟的手中，自然界及上帝都失去了存在的坚实基础。

休谟认为，人类认识只不过是建立在支离破碎的感觉印象上，于是，只有那印象与观念才是实在的。因果性仅仅是一种心理的、习惯上的信仰而已。因此，科学知识并不具备普遍性和确定性。规律只不过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一种期待，而不具备必然的逻辑联系。

想当初，贝克莱仅仅拒绝了科学家所设想的物质世界的基础，现在休谟却更深入地把哲学家所设定的理性基础也一扫而光。科学只能就有限结果提出疑问，无权逾越到整个过程或起源。于是，对所谓“第一因”的追究就毫无意义，连上帝的存在也不再具有迷人的魅力，休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

我们看到，由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开创的经验论哲学，就像是一道亮光，在唯理论曾经一统天下的西方思想史上，它照亮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对经验事实的重视。然而，由于缺乏理性的哺育，经验论哲学经贝克莱、休谟之手，无可奈何地跌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

这一观点虽说是哲学史上的一股支流，但由它所引起的反响，意义深远。自此以后，哲学家开始作出不懈的努力，以拯救自然的实在性。

其实，实在论的自然主义观点在西方文明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希腊人满怀纯真的童心与自然共处时，这个家园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和谐的乐园。即使在中世纪，神学家眼中的自然依然是一种真实的、生机盎然的存在，因为它出自上帝的智慧之手。上帝以话语创造世界，这是世界真实存在的基础。但是，上帝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与作为物质的存在——自然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两者显然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是二元论哲学的开始。

笛卡尔正式建立了一个二元论哲学体系，其中物质与精神是两个不同的

实体，于是，两个不同实体之间的沟通从此深深地困扰着西方哲学。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又在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现象界是科学的领域，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必然性占支配地位的、毫无色彩的世界；而本体界则留给了道德、宗教，这里保留了人的自由意志，保留了上帝的存在。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反复加以思考，它们便越是给人心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两大领域的存在，使得主体与客体只能处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状态之中。康德的哲学，是对那个时代所能划出的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它的灾难性后果却是加剧了西方民族的精神分裂症。正如王国维（1877—1927）所总结的，西方近代哲学是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由此可见，认识与真理、事实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的分离，不是人类所企求的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于是，古老的、一元论的哲学信念又在人们心里涌动，回到斯宾诺莎的呼吁日趋强烈。另一方面，英国的诗人们不管科学家已将自然界分析、切割得如何支离破粹，也不管哲学家们正在摇撼着自然界的实在根基，他们感受、体验着自然界带来的崇高美感。英国的山川河流、湖泊海岸，滋润着诗人们敏感细腻的审美心理，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成了 19 世纪英国诗人魅力永存的主题。

碧空如洗

袒露看它永恒的胸怀，夏夜的露滴

在静悄悄地凝结，

为了使清晨更显得珍奇“美”都苏醒了！

何以你们仍在睡梦中双目紧闭？这是济慈（John Keats，1795— 1821）由衷发出的对自然的膜拜之情。

自然之形，山岳之影，僻境之灵，

永恒构成无穷之貌，大地之景。

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序曲》所表达的是自然的崇高及庄严。

太阳温暖，天空明净

波光粼粼的大海舞涌不息，蓝色的小岛，积雪山岭，

承受着庄严中午透明的威力。

在雪莱（P.B. Shelley，1792—1822）的笔下，自然显得如此的亲切、生动，那是一幅动态的、富有生机的画面。

英国的哲学家无疑从本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灵感，涌现进化论中所洋溢着的自然主义风格，就体现出这一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机。

亚历山大和摩尔根都极其强调要对意识和心灵作实在论的处理，并且把它们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的次序之中。亚历山大认为：“如果我们忠实地描述我们观察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会意识到，客体对象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意识仅仅是由它所激发的另外一个事物。真正的哲学方法就在于意识到你本身只不过是其他事物中的一个，并接受这一事实，在感性的印象和观念中，一个物理客体是被‘揭示’出来的。”①

摩尔根同样深深地不满足于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他坚持一元论的自然主义立场：“不可能会有两个实在——一个叫自然；另一个叫超自然。我坦率地承认，我拒绝二元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拒绝超自然。”②

摩尔根反复地奏响“回到斯宾诺莎”的主旋律，表现出他对斯宾诺莎的一元论自然主义的由衷倾慕。但同时，斯宾诺莎的自然虽然是一个自足的、自我维持的体系，但却缺乏动态的演化。亚历山大说，时间是空间的灵魂，这样，涌现进比论就将真正的演化带入了自然界中，并且认为进化是以涌现的方式展开。

《空间、时间和神性》是亚历山大的代表作。评论意见认为：“这是以博大的方式写成的形而上学，它建立在时空的基础上，并接触了上帝这一概念，人类的理解在此只能保持沉默。它评价了实在性这一无处不在的特性，它描述了愈来愈广阔、新奇的复杂性的进化，而生命和意识正是由此涌现。”

③

在亚历山大看来，实在犹如一个浩森的、囊括一切的海洋，其中运动的复杂性是哲学的基本对象。与这些基本的范畴，如运动、定量、因果性和物质相比，所有经验的东西（包括心灵）仅是海洋中的漩涡。而实在的海洋中的更小的漩涡是他的涌现进化概念。所谓涌现进化，可被如此表述为：“在时间的进程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质（比如意识），环绕着新的层次所体现出来的特性，是不同寻常的和富有深意的，它绝不同于原来层次所具有的特性，正如心灵是一种不同于生命的新质，它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理由很清楚，意识的载体，虽然本身是具有生命的，服从生物学的规律，但意识不纯粹拥有生命，它还拥有更高层次的灵性。”①正如遗传的基础是 DNA 大分子，但是，遗传行为的表达却要远远超过 DNA 分子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一样。那么，进化是否必须以涌现理论来加以解释呢？亦即是否有这样的经验

事实，迫使我们接受一个涌现进化理论？对此，亚历山大没有提供详细的证明，因为他把它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即进化只能通过每一层次上新质的出现——涌现的方式来展开。

涌现进化在新层次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质变，这就不同于达尔文所强调的渐变。比如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真核细胞的出现，是由于一种巨大的吞噬细胞，吞噬了线粒体这种原始的细菌，从而使后者成为一种细胞器寄生在宿主细胞之内，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这就是真

① Robert G. B. Reid, Evolutionary Theory，Cornell Universitgy. press，1985.p126.

② L. Morgan, Life, Mind, and Spirlt.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6, P.301.

③ Robort G. B Reid，op. Cit，P.127.

① Robert G. B. Reid, Evo1utionary Theory，P.12.

核细胞的起源。所以，像线粒体这样一种细胞器，仍保持着自己独特的 DNA 遗传体系，它们仿佛是寓居于真核细胞体内的房客，勤勉地完成着自己的职责——通过氧化方式分解有机物，提供生命体所必需的能量。当然，与寄主细胞的同舟共济，也使得它们得以经受漫长时间的考验，从远方时代一直生存至今。像这样一件生命进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涌现进化论者看来，就是一种全或无的事件，是即刻发生的，而不是通过若干个微小的步骤逐渐适应的。

由此看来，涌现的脚步，或多或少是跳跃式的，但这种跳跃最好被理解为当进化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时，在方向上所发生的特定变化。在此意义上，整个进化系列，仍不会出现缺口或间隔，即连续性的断裂，有的只是方向上的突然改变。涌现进化仍然强调连续性的进步，它与灾变或突变是截然不同的。

涌现的进化也是一种不完美的进化。这是因为涌现得到的新质不会等到一定层次中的每一件事物在内外方面都已完美适应的情况下才发生。不完美也许是由于涌现本身所带来的，在生物进化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不完美的痕迹，比如不完美的阑尾，由于它的发炎作怪，导致多少人丧生于此！其他还有如机能失常等。涌现还会使这些不完美继续存在，因此它不符合达尔文主义的适合度。

涌现还具有方向性，它会促使事物向着更高级的方向演化。正如摩尔根所指出的：“根据涌现的进化，我们发现并接受一系列上升的阶梯，这就是从较低的自然实体到较高的自然实体。在这一进化历程中，我们注定要达到最高的自然实体——人。”①

那么，我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更高和更低这一术语呢？摩尔根假设，有 A、B、C、三物体，C 包 B，B 包含 A，这就意味着，C 位于最高级，因为它必须由 B、A 作为基础，而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也不可能还原到 B、A，因为在 B、A 的基础上，它又拥有了自己的新质。摩尔根指出：“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仅仅只有已存在东西的重组，也就谈不上涌现进化。”①在此意义上，摩尔根特地区分出“涌现”（Emergent）与“重组”（Resultant）的相反意思。重组意味着较低层次成份的重新结合，它是可以还原到下一层次的，这正是机械论学说的根据。而涌现意味着一种新的性质和关系的产生，事先不可能得到预言，也无法还原到较低层次。

涌现进化论还特别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而不是类型的相似性，这正是由每一个层次上所出现的新质带来的。个体的独特性在人类中尤其表现为理想、目的、信念等主观价值的存在上，而这些价值曾被机械论者所抛弃、被康德赶到了另一个超验、彼岸的领域。现在涌现进化论者又力图使它们植根于自然的土壤之中。

强调个体的差异和独特性，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观是一致的。事实上，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近代以来所企求的生存方式是以三个有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英国）、平等（法国）和共有（德国）。以洛克和密尔（John Siuart Mill，1806—1873）为代表的英美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个人在宇宙进程中的独特性，强调个人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崇高价值，这些在亚历山大和摩尔根

① L. Morgan，Life，Mind，and Spirit. P.300

① L. Morgan，Emergcnt Evolution，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3，P.

的思想中都有所反映。

涌现进化论在讨论进化现象时，常从宏观、整体的图景着手。亚历山大就把整个宇宙体系看作是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底部是最纯粹的时空，从单纯的时空涌现出了物质，稍后，又出现了所谓第二性的质，相伴而来的是物理学、化学的研究层次。接着是生命、意识的涌现，这是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最高层次是进入理性、价值、道德等概念领域，显然，它们是哲学的研究对象。

对此，摩尔根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我的哲学观包括：（1）在整合系统中，有一个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新的关系类型随之源源不断地产生；（2）在此意义上，实在性是指发展的过程；（3）存在着一个上升的阶梯，我们也许可以称作是实在性的丰富性；（4）我们所知道的最丰富的实在位于涌现进化的金字塔的顶部。”①

由此可见，涌现遵循着一种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阶梯，去实现金字塔形的进化历程。现在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涌现的动力是什么呢？乍看之下，涌现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活力论在起作用。但是，亚历山大和摩尔根都竭力反对活力论学说，在他们看来，活力论借助的是一种外在超验的因素，而涌现则是发自事物本性的活动，这种本性，蕴含于一切事物之中，而简单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中则不包含这种能动性。所以，涌现进化论执着于事物的发生是通过自然原因而不是超自然原因。

在亚历山大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神秘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词，那就是上帝和神性，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较高层次的质相对于较低层次而言即为神性，比如生命就是化学大分子的神性，意识则是生命的神性，时间是空间的神性，那么处于最低层次的空间就不蕴含神性了。但是，甚至在神性未出现之前，上帝就已存在于时空之中了，所以，上帝是涌现得以实现的最终动力。

关于上帝，亚历山大认为可用两种方式来定义：宗教的定义，那只是敬仰、崇拜的对象，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构造物；另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定义，它是指“获得神圣的意义，但不是宗教激情的对象”。摩尔根也赞同此类意义上的上帝：“上帝作为一种冲动（Nisus），通过它，涌现得以发生、展现，并规定了整个进化历程的方向。”①“上帝如果说存在的话，同实体是丝毫不分离的”。②

综观涌现进化论的整个理论大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体系从一元论的自然主义观出发，最终引入了上帝这一神秘的存在。著名哲学家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iehead，1861—1947）曾经精辟地指出：“实在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区别和客观论与主观论之间的区别不同。实在论和唯心论都可能从客观的观点出发，他们都承认从感性知觉中所认识的世界是超越于个别感受者之上的世界。但当客观唯心主义者分析现存世界所牵涉的实在性时，就发现认识的精神作用在某种方式下完全包含在每一个细节中了。但实在主义者则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这两种客观主义，不到最后的形而上学问题时是

① L. Morgan，Emergent Evolution，P.203.

① L. Morgan，Emergent Evolution，P.36.

② L. Morgan，op. cit，P36.

不会分家的。”③这里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是指实在的最终根据问题。在客观唯心论者看来，自然界只是许多观念中的一个观念，所以，实在的终极意义，完全属于认识范围内的事情。

在涌现进化论者看来，自然应该有一个终极原因，如果回避这一点，就是不可知论者的态度，比如某些科学家，达尔文、赫胥黎等就是如此，而唯心论——把实在归咎于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精神，这一作法又不可取，摩尔根只得假定：“上帝是一种最终的哲学解释，它是对科学解释不足的补充。”①然而，这个上帝不同于造物主、绝对精神等外在因素，它是贯穿于自然当中、与自然不可分的内在因素。

怀特海曾经说过：“彻底的进化哲学与唯物论是不相容的。”②涌现进化论虽然牢牢地植根于自然主义的土壤之中，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进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要挣脱单纯的自然主义的引力，求助于一个动力，来阐述进化的可能性和实在性。这就是摩尔根所指出的：“我们要承认，上帝作为终极源泉的存在，那是涌现进化最终依靠的对象。”③

我们已经看到，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曾将上帝逐出了自然科学中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然而，在 20 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和摩尔根所提出的涌现进化论，却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都援引上帝的力量作为最终解释，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带有了更多的形而上学色彩，从而失却科学的力量。确实，亚历山大和摩尔根对进化论的形而上学领域的关注，致使他们从根本上忽略了对涌现进化的基本发生步骤的追踪。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忽略。而且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摩尔根在认识、记忆和意识的涌现性与一般的进化理论相联系方面，很少尝试做些较具体的工作。

这一庞大的形而上学的进化论体系，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不啻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怀特海在其名著《科学与近代世界》的序言中，特地指出作者曾引用摩尔根的《涌现的进化》与亚历山大的《空间、时间与神性》。它们对作者的启发是相当大的。

自然，对于亚历山大著作中的具体错误，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不难辩别出来的。比如，亚历山大将纯粹的时空分离出来，在此基础上才有物质的涌现。显然这属于牛顿力学的痕迹。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被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将时空与物质分离开来的说法。

但是，暇不掩瑜，哲学思想的魅力在于它所提出的新概念对于后人的启发上。涌现进化论，更看重的是对于进化内在原因的探讨。而后来生物学中的选择论者，通过把进化的动力完全定位在外界的因素之上，从而有效地创造了一种新的“隐德来希”，这就是自然选择。

这是来自哲学的批评，它对于正沿着还原的道路愈走愈远的生物学来说，是良药，虽然苦口。

③ 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 88 页。

① L. Morgan，Emergent Evolution，P，1.

② 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 104 页。

③ L. Morgan，Ltfe，Mind and Spirlt，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