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造物的谱系

一道霞光在东方地平线升起。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所攻克，顿时，一个充满魁力的古代世界展现在西方人眼前，重新被发现的、较为完整的古希腊书籍，向当时的人们陈述了一个曾经有过的人类童年时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性，富有艺术情趣，和对自然怀有深刻热爱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当时的西方人陶醉了，他们欢呼，人在重重神性的束缚下，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就是史诗般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鼓舞人们走出书房、走出教室，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谛听风中传来的鸟鸣、观赏花的娇美和枝条的摇曳，从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中，寻找久违的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亲近。这就促进了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分类学的兴起。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正是在精通人体解剖学的基础上，才得以画出蒙娜丽莎那富有魅力的、永恒的微笑的。

此外，地理大发现也给生物学以极大的刺激。由航海家、探险家从世界各地带回的许多动植物品种，令西方人大开眼界，也使他们萌发了要为这些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愿望。分类学的兴起是进化思想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因为进化以物种作为基本单元，达尔文的名著即为《物种起源》，而物种又是生物分类学的出发点，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在思想方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分类学从静止的角度来看物种，而进化论却是从物种与物种间的联系着手。但是，从分类学过渡到进化论，这是一种必要的逻辑顺序。

对动植物分类学怀有浓厚兴趣的是博物学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当时被称作自然历史。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相对立，它着重于自然界事物（如矿物、植物、动物等）的分类、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文历史而没有自然历史。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徒更关注的是天国、来世等彼岸世界的事物，而忽视对于此岸现实世界的关注，文艺复兴运动中与古典文献的接触，恢复了博物学家们对自然界的亲切感情，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的、非实利的纯真兴趣。在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已经出现了在专门的园子里栽培药用植物，而不到野外去采集的刁俗，但是，它们完全服务于医学，正如中国的本草学，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园。只是到了 16 世纪中期，一些大学才把植物学作为科学的一个独立于医术的分支来研究，于是植物园便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植物学教学手段而出现了。帕多瓦和比萨两所大学率先肯办了这种植物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在欧洲其他城市，植物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有的附属于大学，有的属私人所有。

新一代博物学家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他们要求在理论上澄清植物学与医学的界限，使植物学有独立存在的权利。波希米亚植物学家安达姆·扎·冯·萨鲁兹安（Adam zaluzlansky Von zaluzian，1558—1613）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心声：

“人们习惯于把医学和植物学扯在一起，但是，科学的方法要求我们对它们分别加以考虑。从实际上看，在每一一种艺术里，理沦总是与实践相分离并有所区别的。在两者结合之前，必须依其完整的程序，单独地和分别地对它们进行研究。鉴于这一点，为使植物学（实际上它是生物学的一门特殊分支）在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之前自身首先能形成一一个整体，必须将它从

医学的怀抱里区分出来，解放出来。”①

而在此一个世纪以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的自然阶梯思想，在两个方面对后世的生物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自然阶梯上存在着不同等级的生物物种，并且各等级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不连续性，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成十一类或者纲。另一方面，则是将各种动植物看作是一大串生物链条中的许多个环节，它们之间的层次不易察觉而且连续无间。这就是间断性与连续性概念的不同体现。在生物分类的方法上。它们代表了人为分类法和自然分类法两大体系。

人为的分类法采用少数几个特征来进行分类，把物种分割为不连续的和界限分明的类群。自然分类法则尽可能地对生物体的全部特征进行考察，以便确定物种在自然阶梯中的自然位置，并充分地看到了物种之间存在的连续性。这种分类方法由于强调把动植物放在他们天然所属的位置上，比起多少有些主观，专断的人为分类法，更有利于阐述物种之间所存在的亲缘关系，但实用性较差。

文艺复兴后第一位重要的人为分类学家是意大利的植物学家安德烈·契沙尔比诺（Andrea Cesalpino，1524—1603）。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植物具有生殖灵魂，动物具有生殖和感觉灵魂，而人除此之外，还具有意识和理性。契沙尔比诺遵从这一体系，认为植物的生殖灵魂起的作用是有机体的营养和繁殖，营养通过植物的根吸收，繁殖则通过果实器官，所以，根和果实器官应当在植物分类中视为主要特征。比如，苔藓和菌类没有生殖器官只有根，因此它们具有最低下的生殖灵魂，应当放在植物等级的最下层，是植物与矿物之间的环节。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为分类体系。但他却为后来的植物分类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另一块基石由西班牙植物学家卡斯帕尔·博欣（Caspen Bauhin，1560

—1634）所奠定。博欣倾向于自然分类体系。他发现过许多新的植物品种。但是，他对植物学做出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许多种植物作了详尽无遗的特征描述；提出了双名命名制；按照植物的相似性对它们分类；清理了到那时为止植物学家们所使用的不计其数的同物异名。博欣的双名制命名方法后来为林耐的分类学所用。

在分类学的历史上，植物分类学比动物分类学更早走向成熟，这是因为植物结构比较简单且植物标本更容易得到保存。

生物分类学的集大成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耐（Carl Lin-nacus，1707

—1778），他被称为“分类学之父”。确实，林耐对分类学有着特殊的嗜好。在他看来，为动植物命名，或者说为上帝的后代建立谱系，是在完成一件亚当未竟的事业，神圣而又崇高，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分类学事业中去。

林耐以属、科、目、纲、界等单位建立起一个分类体系，使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链精确化、条理化。然而，对于林耐来说，这些高级分类单元，目、纲、界的划定，更多地是出于实用而不是理论的考虑。他自己也坦白承认这一点，纲和目不如属来得自然，随着认识植物的日益增多，目、纲间的界线最终会消失。所以，林耐更关注的是“属”这一分类单元。”属”代表了事物的本质属性，自被创造出来以后，它就具有永恒不变性、间断性。所以，

① 埃伦·G·杜布斯：《文艺更兴时期的人与自然》，陆建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 页。

“属”成了上帝赐给的多样性的真正单元。

在林耐的科学生涯中，对于种的间断性和稳定性的观点，林耐曾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他始终坚持属的本质特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变性。

对林耐来说，分类就是设计出一套系统，使得迅速而可靠地为植物命名成为可能，所以，必须用界限明确、稳定的性状来设计这套系统。植物的营养部分由于显示出许多对特殊环境的适应性，属不可靠、不稳定性状，以至常引起早期分类学家的错觉。林耐认为，花的堆蕊和雌蕊在数目上的不同（还有花的其他几个性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不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花最适合作分类的依据。对林耐来说，生殖器官象征着造物主神秘的设计计划。

以某些重要器官作为分类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为分类法。所以，林耐的分类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好比是一部字典，只要掌握某种规律，就能顺利地查到一个信息。对于一个植物学家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学好数目相当有限的花和果实的各部分名称，然后就能鉴定任何植物了。难怪林耐的分类体系受到极大的欢迎。

1735 年，林耐在其经典巨著《自然系统》一书中，首次试图对许多生物体进行系统的整理、命名和分类。林耐采用双名制命名法，对每种动植物给以特殊的种名，并在前面冠以普通的属名。亲缘关系相近的种都被归在一个属里，例如，林耐把家犬、豺、狼、狐等作为不同的种归在犬属里。这种双重命名法是很实用的，以至很快就被普遍采用，在动植物的分类学中，一直沿用到今天。

林耐分类学是生物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它第一次使凌乱不堪的、分散的生物学事实建立在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中。林耐分类体系的完成对于进化思想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林耐保守的物种不变论的观点，使他唯以容忍任何进化思想的出现。在此意义上，生物分类学与进化论是严格对立的。另一方面，分类体系客观上有利于我们更为完整地看清整个生物界的面貌，它们是通过种、属、目、纲等分类体系表达出来的。自然，对于林耐这样的神创论者来说，它们只不过反映了上帝的计划；但对于进化论者来说，物种就有一个起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分类学奠定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物种的不变性。试想，若物种可以转易地转变，那就不会有分类的必要，但也更不会有进化思想的出现。因为进化论者首先要问的正是，经验上所观察到的具有明确界限的物种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物种的起源，也正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出发点。

两种分类方法与不同的宗教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亦称旧教）有着严格的等级制，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到各种大小不等的天使直至人类本身，都占据着各自的等级位置，这是一幅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宇宙图景，它对生物分类学的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对于契沙尔比诺等天主教徒来说，这幅图景在生物界中的投射，即是间断、实用的人为分类体系的采用。可见生物分类学的最初兴起，与天主教教义中严格、分明的等级次序密切相关，这也是分类学最初诞生于天主教的意大利等国家的原因之一。

16 世纪在欧洲广泛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改革天主教为主要的目标，从中诞生了基督教（又称新教）。新教教义更多地强调上帝直接控制宇宙，中间不存在各种等级层次的天使，从而打破了旧教中严格的等级次序。对于英

国植物学家、新教牧师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来说，他相信由于上帝已经把自然界中生物的所有等级都填满了，因此在生物物种之间不会有巨大的空缺，生物的等级是连续的，这一思想正是自然分类法的前提，约翰·雷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自然分类法的创始人。

然而到 18 世纪，情况又有所变化。新教的林耐采用了人为分类法，而法国的博物学家则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一变化可能与下面的事实有关，即新教的思想中逐渐吸取了早期天主教的一些成份，包括等级性概念；而法国 18 世纪的哲学家则在启蒙哲学中强调平等观念，从而打破了一切等级次序。

18 世纪的生物分类学家，借助于自然和人为两种分类方法，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阶梯概念有了一个更为扎实的基础。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是，存在之链仍定格在静止的画面上，所以，这是一个存在的宇宙，其间还谈不上进化，但它却为进化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