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贝塔朗菲的系统进化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创立与一位奥地利科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v，1901—1972）的名字是紧紧镌刻在一起的。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系统理论方兴未艾，它的迅速崛起，冲破了以分析思维为主的经典科学体系，为我们重新理解科学、理解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901 年 9 月 19 日，正当 20 世纪拉开序幕之时，贝塔朗菲降生在维也纳一个古老而又赫赫有名的家族之中，其家族史可溯源到几个世纪以前，也许正是他那古老的家族，孕育了他日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贝塔朗菲的父亲是一个杰出的铁路管理人员，他的母亲是维也纳一个富裕出版商的女儿。由于贝塔朗菲的哥哥姐姐都曾不幸早夭，所以贝塔朗菲受到了母亲极其细心的照料，10 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接受私人教育。

少年时期，贝塔朗菲的父母离异，并又各自重新组织了家庭。贝塔朗菲随母亲与继父爱德华·卡普兰（Edward Ka-plan）一起生活。在度过初始的一段冷漠期之后，贝塔朗菲开始欣赏继父及其母亲生活圈子中的朋友，朋友中有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等，这使贝塔朗菲从小就受到学术氛围的熏陶。在大学预科学习阶段，贝塔朗菲即涉猎了荷马、柏拉图、维吉尔（Publius

Vergillius Maro，公元前 70—公元前 19）等人的著作，还接触到拉马克、达尔文、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的理论。此时他的爱好广泛，兴趣还未定型，这从他还尝试写过诗、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在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中，他熟悉了显微境，同时开始练习动植物的解剖。贝塔朗菲早期对生物学的兴趣，显然与环境的熏陶有关。母亲的朋友，也是他们的邻居，保罗·卡默勒

（Paut Kammerer，1880—1926）是一位生物学家，信奉拉马克主义，他经常与贝塔朗菲一起讨论生物学问题，这对贝塔朗菲日后生物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求学生涯，使得贝塔朗菲能自由地涉猎广阔的知识领域，从而为他以后的博学和跨学科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维也纳大学学习阶段，贝塔朗菲强烈地被科学哲学所吸引，他参加了

由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组成的维也纳小组的讨论会，这个小组的领袖人物就是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 Moritz Schlick，1882—1936），对于贝塔朗菲来说，当他系统地跨进哲学门槛之际，首先受到的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强烈影响。然而，贝塔朗菲以后的哲学立场却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背道而驰。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应当同科学联姻，与形而上学分离，因此就要抛弃宗教、伦理学等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忠实于严格客观的经验事实。但是，贝塔朗菲的一生钟爱恰恰是科学中人文价值的地位问题，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立场而展开，这正是贝塔朗菲研究事业中的魅力所在。

1948—1949 年，贝塔朗菲受莱迪·戴维斯基金会赞助，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任生物学教授，并获政府资助研究生长和癌细胞问题。在那儿，他发明了一种简单的癌症诊断方法，并且长期以来对生长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在对细菌、昆虫、啮齿类、蠕虫、蛇的生长研究基础上，他设计了一种数学方程，可用于预言被测试物种的生长速率，还可应用于对植物、动物生长过程的基本研究。贝塔朗菲对人和动物的不同生长曲线特别重视。由于受激素的影响，人类的幼儿期延长，从而性成熟推迟。此外人类还有幼态延续

现象①。这就是说，动物体大脑的神经细胞发育在胎儿期即已完成，出生后不会再有分裂。然而，对于人来说，神经细胞的分裂要一直延续到出生后，直到发育前才告终止。所以，人从出生后到发育前这段时间，是学习的关键阶段。贝塔朗菲认为正是这些特性，使得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创造文化，这就为文明的积累和符号世界的创造提供了体质上的条件。

贝塔朗菲曾为选择哲学还是生物学作为事业的起点而犹豫过。因为在哲学的气氛中生活和呼吸，贝塔朗菲视生物学为科学的生命，他认为生物学占据了知识的中心位置，它建立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基础上，反过来又构成行为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所以，生物学能为许多哲学问题提供丰富的线索。贝塔朗菲的学术生涯即从生物学研究开始，后又转向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研究，在后一领域，他对人的本质特征做了可贵的探索。当然，贝塔朗菲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是一般系统论的创立。在这一崭新的领域中，他将科学与哲学有机地揉合在一起。贝塔朗菲力图使一般系统论不仅成为思维的客观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世界观，作为对在工业文明时期建立起来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替代。

贝塔朗菲对一般系统论的研究是从理论生物学领域开始的。曾经有位学者这样表述道：“生命可以被定义为一件侥幸做成的艺术品，而理论生物学则要探索它是如何做成的。”正是在如何做成这一问题上，机械论和活力论有不同的回答，前者拘泥于简单还原观点，后者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但殊途而同归，两者都将生命系统看作是一个被动的存在，因为简单的物理化学因素无法面对复杂的生命整体，所以才有“活力”的介入。贝塔朗菲则独辟蹊径，通过“开放系统”来定义和描述生命体。

开放系统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生命的新陈代谢就是这样一种过程。贝塔朗菲写道：“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它们是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是组成有机体的物质和能量的永恒流动的表现形式。”①这种动态的过程以一种稳态的形式出现。在有机体中，稳态的维持是基于下列事实，即有机体是由复杂的碳化合物组成，一方面，它们富有能量但在化学上是隋性的，结果有可能保持相当大的化学势能；另方面，这些能量迅速有控制的释放是在酶的作用下完成的，所以稳定态得以维持。贝塔朗菲把这忡自我调节的稳态看作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所有其他的特征，如代谢、生长、发育、繁殖、自主性活动等，都是这个事实的最终结果。②

值得注意的是，贝塔朗菲所说的稳态（steady State）既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平衡，亦不同于坎农的自稳态（homeostasis）。在贝塔朗菲看来，虽然自稳态模型超越了旧有的机械论框架，它承认周期性的自我调节过程中有目标的方向性活动，但它仍然依附于机械理论，因为反馈模型本质上依然是建立在被动的刺激一反应框架基础上，仅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反馈环而已，而大量的事实证明，基本的生命行为是自发主动的过程。研究已经显示，器官的自律性活动，如心脏、呼吸中枢等的运动具有原始的自发性，而不是仅对刺激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处于一个缺乏外界刺激的环境中时，其正常状态不

① 这是指将胚胎期的某些特性延续到成体的现象。

① L. v. Berta Lanffv，Problems of Life，London，Watts，1952.P.124.

② L. V. Bertalanffv，Modern Theories of Devlopment，Oxford Vniversity pless，1933.P.149

是静止而是运动的。相似地，我们还可在本能行为中发现这种自主性活动。由此看来，对刺激概念必须作出修正，如果有机体基本上是一个自主的系统，那么刺激（外界条件的改变）并不引起一个过程而是修正这一过程，这就导致一个重要结论，与通常看法相反，并不是刺激而是内在状态同正常状态的距离——需要，才决定了有机体的反应，这种需要对动物来说表现为寻找食物、交配等，在人类身上，则有更高层次的表现。所以，贝塔朗菲认为他的哲学观点中，极其关键的核心内容是“有机体并不是被动地对刺激作出反应，而是一个在本质上能自主活动的系统”。①只有首先意识到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人类关系的各个领域。

强调生命系统的主动性，构成了贝塔朗菲理论生物学观点的核心，这也是贝塔朗菲同其他一切机械论观点的本质区别。从这一立场出发，贝培朗菲对达尔文进化论作了重新评价。他认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是一种机械理论，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其顶峰。贝塔朗菲一生都在致力于反对这种理论。他承认，自然选择和随机突变在进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绝不是全部。新达尔文主义认为所有存在的适应性状都是成功的适应机制，但这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这一机制也不能解释极其复杂的构造如眼睛的出现。在眼睛的进化中，问题在于第一个原始器官是如何随机出现的，因为它显然缺乏生存优势，而随机突变更可能是破坏而不是改进它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贝塔朗菲还认为新达尔文主义最不能解释的现象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如果最适合就能生存，那么我们今天仍有可能是微生物。

受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用成为评判进步的唯一标准，于是在达尔文进化论中，有用也正是适应的同一意义。然而在贝塔朗菲看来，进化并不仅仅表现为受利益所控制的机遇的产物，它似乎是一出忧虑的、动态的、悲剧性的戏剧。在生命的进化中，每一步都付出了代价。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同时引入了死亡；机械化过程使生物丧失了损伤后的可调节性；而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则给人类带来了对痛苦的意识。

所以，贝塔朗菲认为，生物的进化，除了受达尔文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些原则支配之外，必定还有一种原则在起作用，这就是有机体内部的自主进化，或者说有机结构的调整原理。他认为这能解释新达尔文主义留下的空隙。“从一般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进化的基本点不是物种的形成，而是有机结构的起源⋯⋯新物种的形成意味着在所有层次上有机结构的重新调整。①

从开放系统的角度出发，贝塔朗菲还进一步讨论了生物进化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经考察后贝塔朗菲发现，开放系统的演化会伴随着逐步机械化这一事实。这就是说，原始的系统往往具有全能性或无限制的可能性，随着过程的展开，这些特征逐渐丧失，代之而起的是功能的精确化、固定化，无限的可能性被有限的现实性所替代。这就是系统演化的机械化过程。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生物的进化、个人的成长、社会的演化乃至人类思想史的进程，都体现出这种逐步的机械化过程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所以，进化在某方面的过份展开，同时也意味着特化，比如熊猫，当它生长在茂密的竹林中时，它可以不必为整天觅食而辛勤地奔波，这是进化赐给它的优厚待遇。但是，一旦竹子开花，竹林将要消失，熊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因为离开竹林，它

① Mard Davidson, Uncommon Sense，T. P. Tarcher Inc，1983，P，85.

① Mark Davidson, Uncoommon Sense，T. P. Tarcher Inc，1983, P. 90.

将难以生存，这就是某方面的过度特化（取食的专一化）所带来的弊端，也许这正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地球上有不少物种确实如此绝灭了，恐龙就是一例。

从人类的起源来看，人类的诞生正是以人类的祖先在体质上的原始性作为前提的。与动物相比，人类没有可以快速奔跑的四足，没有御寒的毛皮，没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视觉等，没有尖利的牙齿、强而有利的咀嚼功能等。但是，正是器官上的劣势给人以压力，潜力上的优势给人以能力，使人在形成过程中，通过意识的中介，走上一条跟动物完全不同的道路，人以自己的智力而不是体力，去适应各种特殊环境。正是凭借智力上的优势，人类的足迹甚至踏上了月球。但这一进化途径同样值得反思，人类是不是该对自身如此发达的智力优势有所警觉以免误入进化的死胡同？

就人类的新生儿来说，刚出生的婴儿，在能力上的极度缺乏，在所有动物中是罕见的。而动物一生下来，就具有较完善的生命形式，应该说，与动物相比，人是过早地结束了胎儿生活，以一种尚不成熟的形式来到人间，但是，正是这一点对人的形成意味深长。新生儿在各方面都是不完善的，正是这种可塑性、原始性，使人能响应环境，进一步发生种种有益变化，最终走向功能上的成熟。

以社会的成长来说，原始社会的个人，也许既是渔夫、又是战士、还是农民，三百六十行，他样样都得干，这就是原始的未分化性。随着文明的进展，开始了各类职业的分工，每个人的功能都得到了精确定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具有最小的生产成本，最大的利润收益。于是，人成了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重复的、单调的、机械的工作使人丧失了许多潜力中本可发挥的优势，这就是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和扼杀！不少优秀的思想家都曾经指出这一点，而贝塔朗菲则是从系统演化这一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所以，如何使人从机械化的过程中解放出来，就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名具有深厚人文意识的学者，贝塔朗菲还从人文角度重新评价了达尔文理论。在基督教神学时代，《圣经》里对人所描述的形象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是按神的肖像造成的，具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并且经过神的嘘气立即成为一个有灵的生物。在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链中，人位于自然阶梯中所有动物的顶端，也象征着人本应具有的显赫的地位。但是，正如大多数思想家所赞誉的“达尔文革命使人脱离了中心的神圣地位”，现在，入就是一连串大分子的组合，人脑就是一架计算机，从整个人来说，就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只是纯粹偶然的产品。在贝塔朗菲看来，如果人真的走下了神坛，仅是随机选择的产物，那么，对人类的潜能和命运作出幻想岂不是在浪费时间？人的尊严、理想、对未来的关注又该立足于何处？确实，现代科学正在无情地撕去昔日笼罩在人类身上的神圣光环，莫诺说，人类就像是一群孤独的、毫无归宿感的吉普赛流浪汉，而宇宙对他的歌声是不闻不问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写道：“人是那些对于其所接近的目标毫无预见的原因的产物；他的出身、他的成长、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爱和他的信念，都不过是原子偶然排列的结果；没有任何火焰，任何英雄主义、任何强烈的思想和感情，能够超越坟墓而保存一个人的生命；世世代代的一切劳动、一切虔城、一切灵感、一切人类天才犹如日行中天的光辉，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大规模死亡中

灭绝——所有这些事物，如果不是不可争辩的，也是如此接近于肯定。”① 这是一个冷漠的宇宙，人不得不在这么一个无情的世界上依靠自己去为这些理想而奋斗。罗素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音、无神论者，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引导科学力量，那么，人类的主要希望就在于科学精神之中。但事实上，科学理论仅是对事实的一种判断，它不可能为人类提供终极的信仰和价值。

其实将人贬低为一种纯粹机械作用的物质体，在自然科学刚诞生时就已初见端倪。笛卡尔将世界分成两大部分——外在的世界和人的灵魂世界。两者之间的沟通就只有靠造物主——上帝来帮忙了。现在达尔文进化论又最终驱除了灵魂的庇护所。于是，世界只剩下无情的物质运动及冷酷的自然规律。人只不过是它们的产物。

所以，贝塔朗菲不无忧虑地看到，自从近代科学诞生的几百年来，随着科学尤其是技术的迅猛进步，源于宗教和哲学的荣誉感日趋式微，人性被贬值，人类正在蜕变为另一个物种的动物，对此，贝塔朗菲致力于要创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来珍爱人类超越生物性的能力。珍视人的自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个体独特性。于是，贝塔朗菲从理论生物学转入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在该领域中，贝塔朗菲开始直接面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一事实。

首先，贝塔朗菲反对行为主义学派对人的机械理解。行为主义学派的始作俑者是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8—1936）。巴甫洛夫致力研究条件反射许多年，最后形成一个理论，认为人类人格上的差异是由于个体对各种刺激作出不同反应的结果。哈佛实验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发展了巴甫洛夫的理论，将刺激一反应条件技术称作操作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实验动物会对刺激作出反应，结果动物就会在这种环境下动作。推而广之，斯金纳指出，所有的有机体包括人类，都是刺激一反应机器，当有必要时可以通过操作条件进行控制。这样人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机器上的螺丝钉。贝塔朗菲对这样的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他认为，当人的任何行为都可通过社会的强化予以调整时，人就失去了最珍贵的主动性，所以，在现代，“除了物理技术的威胁之外，心理技术的威胁通常被忽略了，也许比原子弹的存在更危险的是导致人性堕落的心理技术”。①

斯金纳说：“一切控制都是由环境实施的，因此我们要为之努力的是设计更好的环境而非更好的人。”②所以，在行为主义者的眼里，人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存在，他会不由自主地随着环境而变，从而丧失其弥可珍贵的自主性。但是，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贝塔朗菲首先看到的正是人的主动性，他有向环境挑战的勇气以及“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这才是处于大写状态的人。

从人的主动性中，贝塔朗菲还看到了人的创造性潜能，然而，行为主义的教育模式极有可能压制创造性潜能的充分发挥。在这一模式指导下，学校教育把知识塞到学生的脑袋中，仿佛学生是一个空的容器，被动地等待着装填。这一模式还使得教师窒息学生的自发创造能力，把下一代培养成机器人似的消费者和无灵魂的科学家。所以，贝塔朗菲大声呼吁，教师要致力于培养每一个学生的“自然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对于探索的欲望及其对成功的内

① 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02 页。

① L. V. Bertalanffv，"Bio1ogist Looks at Haman Nature"，The Scieniific Monthly，1995.pp.31—

② 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王映桥、粟爱萍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81 页。

在愉悦”。他强调：“合格的教育总是并且总将在揭示人类潜能的意义上进行，纯粹功利性的教育最终是与人类的目标背道而驰的。”①所以，“科学事业不仅要知道如何，而且还要补充人文意义上的为什么”。②更进一步地，贝塔朗菲还对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作了阐述：“它们不是短期的、有用的价值，而正是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之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但这却构成了人类的本质。”③

贝塔朗菲极其重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珍视个人的独特价值。他认为群体的工作可能是富有成效的，甚至在概念的应用上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是在概念的起源上，亦即群体思维不能产生新的基本发现。他指出，大多数的科学发现，都是被杰出的个人所取得的，所以，人类个体这个系统在所有其他系统中拥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当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拥有自己的世界，这一观点正与贝塔朗菲的核心思想相吻合。诺贝尔奖的颁发也强调，受奖人最多不能超过三位，显然有其合理性。

正是在此意义上，贝塔朗菲反对教育领域中民主的变形，他反对“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能力和智力”这一前提的平等意义，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创造潜能，但他的这一观点却常被朋友们误解，他为此而申辩：“当我攻击平等主义原理时，请不要认为我站在精英主义、种族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如果我强调这一科学事实，即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并不意味着我把这些差异看作具有优劣之分，我仅是不要个体的潜能被平等主义的风暴所碾碎，因为它把这各个层次上的人都拉到了最低的起跑线上，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荒谬的，连巴甫洛夫都意识到他的实验狗显示出大量的个体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可见于人类。中国文化、东方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深深地不同于西方文化，我绝不认为我们的文明要比他们的更好，但假装我们都是相同的这却毫无意义。”①华生曾说，给我一打儿童，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医生、律师、乞丐。贝塔朗菲说，仅仅是在此意义上，我毫不怀疑华生是正确的，这就是他们将成为非常可怜的医生、律师和乞丐。

由于行为主义学派的兴盛，贝塔朗菲认为，我们的文明正面临一忡价值危机，机诫论的价值观或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全面泛滥，人类被机器所控制，从而失去人性导致机械化，于是，人类个体正在被还原成为杂志上所描述的卡通片形象，而人类社会正在被机械的社会秩序所控制。真正的价值失去了依托，宗教中传统的教堂就变成了社会的俱乐部，面对精神价值的缺乏，大学正在变成培养高度有技能的野蛮人的工具。

出于一位人文学者的关怀，同时也出于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贝塔朗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建人类特有的尊严，这就意味着拒绝接受人类所有价值来自于生物学需要这一机械论观点，因为人类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就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要。精神上的危机不是来自于生物学需要的受挫，而是来自于现代社会中生命的无意义、价值、前途、目标的失落。所以，“一

① 转引自：Mark Davidson：Umcommon Sense，P.129.

② Ibid.

③ Mark Davldson，op.cit.p.108.

① 转引自 Mark Davidson：Uncommon Sense，P.

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①

正是在力主弘扬“人性”这一意义上，贝塔朗菲拒绝还原论。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我们行为的方式或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一个人如果认为他只不过是物理、化学层次上的机器，他就会不愿为人类的远大目标和尊严进行努力；如果人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动物，他就不会致力于使人类的创造性和同情心达到顶峰。由此可见，贝塔朗菲在他的理论中，一以贯之地体现和把握了人文主义这一信念，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结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点展开。所以对他来说，拒绝还原论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技术处理，而是服从于一个最高信念，这就是人类的独特价值。

在贝塔朗菲的思想体系中，高高扬起的是人本主义的大旗。他珍爱人的独特价值，重视人超越于动物的不凡之处，他的生态哲学也以此作为出发点。既然人类与地球组成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系统，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必须同舟共济，所以，人类必须倍加爱护我们的家园。但是，这种爱护的前提正是人类是这个家园的主人。这就是贝塔朗菲的人本主义。贝塔朗菲以人类为价值的核心，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由于将人文性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贝塔朗菲在两种文化——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以，贝塔朗菲的思想远远超越了生命科学本身的范围，他为 20 世纪的科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也为我们对生命、进化、人性等问题的探讨留下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思索的话题。

① 转引自 Mark Davidson：Unconmmon Sens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