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1859—1941）出身于法国巴黎，他诞生的那年正是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同年。柏格森的父亲是一位波兰扰太人，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母亲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犹太人。由于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自幼就熟悉英文。

柏格森高中毕业以后，1878 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委任为一所公立中学的哲学教师，他曾辗转于几所中学上课，并在中学教学中获得很大的成功。1898 年，他被任命为讲师。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柏格森的主要哲学观点已在该书中初见端倪。

1891 年，柏格森与路易斯·纽伯格结婚，他们有一个天生就耳聋的女儿，后来成了画家。

1900 年，柏格森荣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职务，次年被选为伦理和政治科学院的成员。

1907 年，他发表《创造的进化》，这是他的代表作，并很快为他赢得崇高声誉。

像著名哲学家康德一样，柏格森一生很少外出旅行，只在 1911 年到过牛津和伯明翰授课，1913 年到过纽约讲学。柏格森基本上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

1927 年，柏格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7 年，柏格森立下遗嘱，他说倘若不会助长反优太人的势头，他将在天主教教堂接受洗礼，但他在精神上仍愿同在宗教上受到迫害的人在一起。 1941 年 1 月 3 日，寒风凛冽，柏格森在敌占区巴黎犹太人登记的队列中

站立数小时后，由于肺炎发作而与世长辞。

柏格森是一位富有自然科学造诣的哲学家。他在中学时，就曾参加过各类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获得优秀的名次。但是，以一个哲学家特有的敏锐意识，他对当时经典科学中的基本观念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以至有人说，柏格森学习自然科学，仿佛就是为了挖科学的墙角。这话似乎尖刻，但又何尝不是对柏格森的一种赞美呢？科学不是神圣的宗教，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而以柏格森精湛的自然科学素养，他的批评是深刻而富有启迪性的。尤其对进化理论，柏格森有他独到的理解，当然，这一模式截然不同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模式。

柏格森曾经谈到，每个伟大的哲学家一生只能说出一个主题。对于柏格森来说，他所要表达的主题乃为“时间的真实性”。柏格森的讨论从芝诺悖论开始。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Zeno of Elea，前 490？

—？430），曾提出四个诡辩式的论证，其中最著名的是“飞矢不动”。芝诺说，人们以为飞箭在运动，其实不然，因为一支箭在经过 A 点时即停在 A 点，经过 B 点时停在 B 点⋯⋯这样无限多的静止加起来仍然只能是静止，不是运动。

事实上，飞矢确实在动，但是，在哲学家的思维中，运动却成了一个矛盾，一个不可推理的存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柏格森认为，这是由于西方民族自古以来有一种思维模式，将连续的运动轨迹分割为不连续的、静止的质点，表明希腊人不习惯于处理动态、连续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种思维模式的鼓励。因为牛顿力学所处理的对象，就是一个无数质点的总和，其间缺乏真正的连续性、动态性。它在哲学上的表达即为时间的外在性、间断性。“现代科学中的时间，仅仅呈现了流量中的各个点，而绝不是流量本身，当我们说一个运动或变化，占据了时间t，仅仅表明 t 与流点对应。”①所以，真正的时间仍排除在科学视野之外。柏格森的哲学主题乃在于发掘出一个真正的时间，他称之为“绵延”

（Duration）。

柏格森对绵延的讨论首先从心理分析开始。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处于持续的改变中，处于流动的存在中。心理生命表面上的间断性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固定于一系列分离的行动上，分离的实在纯粹只是符号。如果我们的存在是由分离的状态所组成，这种状态由被动的实体所连接，我们就失去了持续性、绵延性。我们用这种方式获得的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人工仿造物；一个静态的平衡物，以满足逻辑和语言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从中清除了真正的时间。然而我们的意识充满了不可预见性、不可重复性，它不可能两次经历同样的状态，这是一种真正的时间，或者说是一种绵延状态，是过去、现在、未来相互契合的一个过程，绵延具有内在性、连续性，与自然科学中的时间观恰好对立。

更进一步地，柏格森还分析了存在的真正含义。他说：“我们发现对一个有意识的物体来说，存在就是改变，改变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持续不断地创造自身。”①然而，对于一个无机物来说，它的改变就是分离成各个独立的部分，所以，一群元素的聚集与分离，可以重复进行。在此意义上，它不会衰老，也就没有历史，更没有创造。这正是近代科学所处理的对象，是一个僵化、死寂的宇宙。柏格森不满意于这种自然观，他深刻地指出，宇宙本质上类似于我们的意识，处于绵延状态之中，这表现为“我们越是深入地了解时间的性质，我们就越是发现：绵延意味着发明，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以及绝对新颖的东西在持续不断的产生过程之中”。②

柏格森还以小孩玩积木与艺术创造之间的本质区别，来说明真正的时间是如何渗入于事物之中的。对于小孩玩积木游戏来说，图案早已存在，游戏仅是一个将碎片重新组合的过程，也可以说结局早在开始时就已存在，未来与现在等价，时间是一个外在的、几乎可以不考虑的因素，因为随着时间的展开，并无不可预料的，不可重复的新质的出现。

然而，一个艺术家创造作品，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性过程，其间不存在一个现存的结局，一切都处在向未来的开放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或是一个可以任意缩小或放大的间隔。相反，随着时间的展开，不断会有崭新的东西诞生，这就是艺术作品的问世。柏格森认为，创造一幅艺术品所需要的才是真正的时间或者说是绵延，其间充满着新奇性、不可预见性等。而外在的时间仅是一个参考系，它不是深深地植根于事物的进程中，从而无法与对象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绵延代表了一种动态的、持续不断的存在，它与静态的、间断的空间概念相对立；绵延状态还代表了一种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意

①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 Camelot Press.1913，P，332.

① bergson，Creative Fvolution，P.7.

② Dergson，Creative Evoiotion，P.11.

味着新形式的源源不断的出现。绵延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它与近代科学所处理的时间恰好相反，在此意义上，近代科学的最大弊端——在柏格森看来，是将时间予以空间化，这一思维特征滥觞于古希腊，芝诺悖论就是其典型体现。

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的时间中，一切都受必然的因果规律所支配，那么，在绵延这一状态中，这种因果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人类的意志具有绝对的自由性，它是一个主动的存在，不同于呆滞的物质，受到物理、化学规律的绝对支配，柏格森以此论证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从而摆脱了 19 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束缚，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

从柏格森的时间观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幅动态的进化图景：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随着时间的展开，新鲜的事物源源不断地被创造、被呈现出来。所以，真正的时间就意味着不可逆性、不可预料性、不可间断性，它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然而，经典科学对此却视而不见。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

（Laplace. 1749—1827）曾有一段名言，概括了机械决定论对宇宙的看法，亦即如果我们知道了宇宙起源时刻的全部初始条件，就可预测宇宙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太阳底下无新鲜的事。机械的进化论也沿用了这一思维模式，正如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所表述的：“如果进化论的基本命题是真的，这就是说.如果整个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是由于宇宙本来所赖以构成的分子根据一定规律和其内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的生命早就是原始混沌宇宙的一部分；一个足够强大的理智，由于知道分子的各种特性，就能够预先知道 1868 年英国动物区系的准确情况，就像人们能够预先知道在寒冷的冬天人的呼吸会出什么毛病一样。”①在这一决定论模式中，缺乏对进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新奇性、创造性等现象的重视，进化同其他的物理，化学现象一样，只在预定的轨道上进化，其要害就在于抽取了真正的时间观念。

然而，柏格森所提出的“真实的时间”或者说“绵延”概念，却遭致了各种批评，其中也有误解，爱因斯坦就干脆拒绝这种所谓的“哲学家的时间”。毋庸讳言，柏格森的时间观由于同人的心理意识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柏格森又拒绝时间在科学上的可测量性，这理所当然会遭到科学家的反对。但是，柏格森的时间观念毕竟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一种哲学家的语言，它无法同具体的科学研究等同起来。柏格森最为反对的就是哲学尾随在科学的后面，鹦鹉学舌般地讲着同科学一样的语言。柏格森力图说出自己的语言，用来表达一种全新的进化观念。这一工作体现在他的《创造进化论》一书中。

《创造进化论》发表于达尔文《物种起源》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所以，在这部著作中，柏格森首先对已经牢固确立其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作了详细的分析。柏格森认为，进化论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适应现象的起源，对此，拉马克与达尔文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柏格森看来，达尔文主义的适应概念虽说是一个简单的和明晰的概念，但是，它将适应现象的产生，完全归之于一种外在的原因，即环境对不适者的淘汰，而没有考虑到有机体内在的主动性。

达尔文认为，适应现象源于变异性状的出现。所以，柏格森又分析了达尔文的变异观念。达尔文的变异建立在偶然性随机性基础之上，亦即变异的

① 见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7 页。

发生与有机体的整体功能无关。可是，偶然的、随机的变异又如何造就出一个无论在结构与功能上都无比协调有序的整体呢？当然，达尔文最终是以自然选择理论来说明的。但是，各个微小的、不同的变异性状之间又如何建立起联系呢？达尔文引用了相关变异现象，企图对之作出说明。例如观察发现，有着蓝眼睛的白猫通常是聋的，这就是说，在蓝眼睛与耳聋这两个性状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在柏格林看来，这种相关性与有机体的功能无关，所以无助于改善系统在整体上的协调性。而且，遗传学上的事实已经表明，变异是 DNA 复制中的差错、例外，那又如何指望它进化出像哺乳动物的眼睛这样一种精致的器官呢？基于上述理由，柏格森反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出发点。

柏格森认为，自然的进化过程通常是从被动适应开始，稍后，她就建立起一个主动适应的机制。例如，在低等有机体中对光线敏感的色素点也许是被动地对光线作出反应的结果，而高等动物的眼睛其构造就是一个主动适应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柏格森与拉马克有着相似的看法。拉马克曾经提到，低等生命仅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高等生命由于造物主赋予的秉性，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进化越是往上，就越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对环境适应的努力。

在构筑他的哲学体系时，柏格森还坚持从科学事实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他认为，每一种进化理论，都由若干事实所支持，对应于进化过程的某一方面。这是必须的，因为一个理论应当唯一地将它限制于一个特定的方面，以便保持其科学性，并为细节描述给出一个精确的方向。但是，一个真正有关实在的理论必须超越于所有的具体的进化理论，这种实在性是哲学的特殊对象，它不局限于科学观点，因为它非关注于实际应用。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柏格森提出了他的进化论哲学体系，其中尤其对于进化动力有着独到的见解。

柏格森认为，生命进步的真正原因在于生命的原始冲动，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倾向（tendency）。这种作用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决定的，但它具有瞬时性、延续性，所以，分享了绵延的特性。生命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不断碎裂成更小的片段。这就是个体和物种的形成。这种形成受制于两种原因：生命从惰性物质中遇到的阻力以及生命本身所承受的不稳定倾向—

—爆炸力。两种力的相互阻抗，则规定了生命进化的形式。

柏格林还描述了生命进化的具体行程。通过对生命界的考察，他指出，生命在行进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但它只能在舍弃与继续的矛盾中选择唯一的一条。例如昆虫社会与人类社会，它们就分别代表了进化的两条不同路线，前者是有序的，但却是刻板不变的；后者是不确定的，充满着变异和机会，通向未知和开放的状态。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之中，对环境的适应是进化的必要条件。物种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它将在严格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意识到环境是进化必须依赖的一个因素，这是一回事，而机械论者将它看作是进化的充分原因，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它混淆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间的本质区别。柏格森强调，正是生命的原初冲动，是造成生物不断向复杂、高级的方向进化的充分原因，而适应机制仅解释了进化运动的蜿蜒曲折，但不是进化的一般方向，更不是进化本身。由此可见，柏格森赞同达尔文以自然选择机制来解释物种水平进化的作法，但是他不能同意

以同样的机制来阐述物种的垂直进化。确实，达尔文进化论的难点也正在于如何从水平进化过渡到垂直进化。以自然选择机制来说明多样性的起源，已普遍得到认同，但是，若以同样的途径来解释垂直进化，总显得有些牵强。看来水平进化与垂直进化属于进化的两个不同层次，柏格林试图以他的生命的原始冲动力量来解释生物的垂直进化，当然这还仅仅是一种哲学家的语言。

进化理论中存在着机械论与目的论两大派别。机械论的进化论者将进化看作是一个沿预定轨道行进的过程，其中只有必然的决定关系，未来与过去等价，因为未来不包含新的、更多的内容；而目的论的进化理论则为进化预没了一个终局，未来已有一幅明确的蓝图，进化即是向着预定的目的行进。柏格森认为，生命的进化绝不是一个具体计划的实现，因为计划总是事先存在的，而进化是一种创造、更新，所以它远远超过一个计划的实现，它的未来永远是开放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柏格森不仅反对机械论，也反对目的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柏格森更同情目的论。他承认：“归结结蒂，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全部生物存在的理由。”①生命的原始冲动伴随着进化过程的展开，最终出现了有意识的人类。由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同宇宙进化过程类似的绵延性，所以，唯有人类才能回过头来体悟和洞察宇宙进化及其生命进化的真谛。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唯有人类的出现，才使得进化现象有了认识论上存在的理由，进化才显示出无穷的意义和魅力。这就是柏格森对目的论的理解，它与德国自然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目的论有吻合之处。

柏格森精辟地指出，生命的进化过程还伴随着不确定程度的增加。进化的作用就在于将某些不确定因素注入到物质中去。不确定性越多，自由度也就越大，这正是进化过程中创造性的由来。然而，还原论的生物学家则拘泥于惰性的物质中而不能自拔。19 世纪的生理学家洛布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以光线刺激蚯蚓，发现蚯蚓的运动具有向光性。于是，他得出结论，动物的运动，是由于某一种物理、化学的因素刺激而引起。对于人来说，同样如此。人类的运动、意识也是由于某种外界的因素刺激而引起，当然这种刺激因素可能比光线要远为复杂得多。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运动、意识与外界刺激呈现出必然定向的关系，所以，正如同那可怜的蚯蚓，人类从根本上来说，也无法摆脱环境施加的羁绊，无自由意志可言。显然，这是一种彻底的还原论思想。

柏格森认为，运动中神经系统的存在，正是不确定性的丰富源泉。生命冲动的主要能源就用于创造、完善神经系统的构造了。神经系统越是发达，享有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人类中具有最为发达、完善的神经系统，所以，人类也就享有最高程度的自由，这正是人类存在自由意志的本质理由。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贯穿于有机体之中的进化之力或生命冲动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是一种有限的力量，对自己所要完成的工作总会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中步履维艰。这就表明，现存的物种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存在，而是一个有着固有局限的大自然的作品。唯有不完美，它才能继续进化，这一看法与达尔文相似，达尔文曾经指出，通过自然选择作用形成的物种，不会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存在，它总有改进的可能，承认物种的相对完善性，正是达尔文与神学观念告别的象征。

① 约瑟·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 35 页。

柏格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生命同其外在形式之间的不协调性是由于生命在本质上具有自主性，而生命的特定形式却只是勉强地接受了这种自主性，并总是在拖后腿，于是，犹如一个人穿上厚重的外衣，在雪地上无法奔跑一样，生命的表现总要受到其外在形式的阻碍。可以认为，生命倾向于作最大可能的行动，但是每一物种宁可只作最小的努力去与之适应。考虑到物种与物种间的过渡，生命之冲动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一观点与拉马克有异曲同工之妙。生命处于持续的进化过程中，而物种只是其暂时的固定形式，拉马克也曾作过如此阐述，以至他无法重视物种与物种间的截然界限，所以就无法从物种起源这一角度来充分考虑进化现象。

在生物界的进化路线中，柏格森尤为重视动物界中的两大进化途径—— 本能与理智的各自发展。如前所述，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努力，而理智与本能，就是这种努力的两种不同方法。“完美的本能是一种利用甚至构筑有机材料的能力，而完美的理智则是利用和建造无机材料的能力。”①所以，本能是特殊化、程序化的，而理智则具有创造性，永远处于开放状态之中。

在一般的意义上，理智和本能都是它们还不能控制的物质的囚犯，它们不能无限制地展开。所以，在进化的征途上，生命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充分的展开。昆虫社会与人类社会就是分别沿着本能与理智两个方面各自发展、并且取得较为完美结果的典型。

凡曾看过蜂窝的，对于它那精巧的构造，无法不由哀地赞叹！数学家说，蜜蜂已实际解决了一个深奥的数学问题，它们取最适当的形式建造蜂房，以耗费最小量而可贵的蜡质，达到收藏最大可能容量的蜜。对于这样的工作，即便是一个熟练的工人，用着合适的工具和计算器，也很难造成和真形相似的蜡房，但这却是由一群蜜蜂在黑暗的蜂箱内所造成的。这就是无与伦比的、令人叹绝的本能行为，然而，它却是一种来自于祖先的、刻板的、循规蹈矩的技能，与创造性行为正好对立。相反，人类的婴孩在本能上是最不发达的，除了吸吮本能之外，它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凭借他那高度发达的理智思维，他可以从后天训练中获得几乎是无限的技能。在此意义上，昆虫的进化也许已走到尽头，而人的进化仍面临着多种可能性。

然而，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本能与理智则具有不同的含义。柏格森认为，本能所处理的对象与事物有关，而理智所处理的对象则与关系有关。根据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材料与形式所做的区别，可以认为，理智正是关于形式的知识，本能则完全是材料的知识。本能型的知识，仅仅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对象，它是内在的、充实的，但不是清晰的。相反，理智型的知识，仅仅只具外在的，空洞的形式，但它好比是一个框架，无限的客体可以充实进去，所以它不受对象的限制，因为它除了内容不包含形式。理智着重于建立关系，本能着重于寻找材料。这是认识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这两种认识模式是并序的，当然理智认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特征。从总体上来看，这两种认识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在人类认识的不同阶段起到各自独特的作用。

柏格森着重对本能与理智在面对对象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认识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认为，物质世界的最一般特征是广延，它呈现给我们物

① Brngson，Creative Evolution，P，140.

质与物质之间的分离性、外在性。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的思维是有用的，但是，一旦这种非连续性被确定，我们就会建立起固定的联系，由它来统治我们的行动。这就是说，理智所针对的对象为惰性、凝固的物质。它已习惯于以固定、静止出发去考虑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柏格森说，我们都是天生的柏拉图主义者。理智对待变化、创新犹如对待静止的质点，对待时间犹如对待空间，所以，理智遇到生命，就无法理解，遇到进化，就不会思考。因为理智着重于基本成份间的重组，这样它就忽略了新意，拒绝创造活动。相反，本能更靠近生命形式，当理智机械地对待每一事物时，本能则原始地行进。所以，生命过程就是一系列的本能行动。可以认为，理智反映的是空间的性质，而本能则更贴近时间。所以，本能朝向活泼的生命，理智面对惰性的物质。理智，凭借于科学，提供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物理世界的秘密；然而面对生命，它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僵化、惰性的解释。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可分两大类：情感性语言和命题性语言。前者与动态的情感表达有关；后者与固定对象的认识有关，它们正对应于柏格森所说的本能与理智两大思维形式。从语言的发生角度来看，情感性语言处于较原始的地位。由此可见，在人类最初认识世界时，并不是以今天成熟的理性思维去认识的，而是更多地通过人类自身的情感去比拟自然界的性质，这一点在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神话故事中，人将内在深沉的情感客观化、外在化、以己度物，然而再没有比人类的情感更易于变幻的东西了，大喜大悲、转涕为笑、乐极生悲等，就是对人类情感的生动写照。故在原始人看来，自然界也是如此的变幻不定、富有生机；随后出现的命题性语言，才使对象固定化，于是，事物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这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开始。

神经心理学对人类左右大脑的研究表明，柏格森所分析的理智与本能思维还同左右大脑的分工密切相关。左脑是处理言语信息、进行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的神经中枢，它主管人们的语言、计算和逻辑推论，具有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论理性等特点，对应于柏格森所谓的“理智”思维；右脑则为处理图像信息、进行非逻辑的或形象化、直觉式思维的神经中枢，它主管人们的视一空知觉，形象记忆、模式识别、身体感受、情绪反应等，具有不连续性、弥散性、整体性、操作性和空间依赖性等特点，对应于柏格森所谓的“本能”思维。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的早期，正是那种更接近于动物本能的原始的、形象化的、情绪性的右脑式功能，帮助了早期的人们以最直接、快捷的直觉式反映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并且为右脑的语言分化奠定了基础。对于原始人来说，生活在一个变幻其测、随时会祸从天降的野外环境中，快速敏捷的反应是必须的。然而，快捷的直觉洞察却不能保证它必定正确，更无以保证它世代流传。因为人类的进化主要体现在文化而不是由基因作为载体的本能行为的完善上，所以，只有出现语言，才能有交流、延续的可能。同时，右脑的创造潜能，也必须通过左脑的逻辑处理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只有当人类开始以语言文字唤起视觉表象来反映客观自然时，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被动局面，以主人的姿态面对自然，这就是人类理性越来越超过非理性思维的过程。随着人类左脑语言的抽象化、逻辑化，人类的文明进程越来越快。

然而，这一过程也潜伏着一个危机，那就是随着左脑功能的日益强化，右脑充满想象力的，更贴近对象的思维方式会日益萎缩，这也正是柏格森对

现代科学所提出的批评。从人类的文明史、科学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思维方式确实呈现出此长彼消的反比关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这种直观的想象力极其发达，而随着哲学时代的到来，想象力减弱，推理能力加强，故神话、荷马史诗、《山海经》等作品只能产生在人类早期的幻想时代。世界各国的文字最早都起源于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大多是形象思维的结果。古代自然哲学家的思维活动也以形象思维为主，如毕达哥拉斯想象大地是球形的；赫拉克里特想象大地在绕着其轴而旋转等。

在一门学科的初创期，科学家的思维通常也以直观想象为主。伽利略曾想象：在一个极其光滑的平面上，一小球一旦进入运动状态且不受到任何外力作用时，它将无休止地运动下去，这就是惯性定律的起源；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借助曲线上“点的运动”这一想象得到“变量”概念和坐标系，把抽象的方程展示为直观的平面图形，从而有了解析几何；牛顿从抛物线运动中想象，若物体的初速度足够大，它就不会落向地面，而是始终绕地球旋转，这就是月亮绕地旋转的原理。

爱因斯坦 16 岁时想象，假设某人能以光速追随一条光线运动，那么他将看到，这样一条光线就好象是在空间中振荡而停滞不前的电磁场。这一想象同现存的实验事实和电磁场理论不符，但它却是通过牛顿力学推理所得到的必然结果。这就表明，两者之中必有一者错了，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前提之一，光速不变。

爱因斯坦曾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可以说从另一侧面丰富了柏格森对本能与理智两种认识方式的分析与阐述。柏格森对此问题的讨论，虽说更多地是以他那诗一般的哲学语言来表述的，但是综上所述，从语言学、神经心理学、科学史等多门学科中，我们可以找到丰富的案例，来进一步深化柏格森的观点，在此意义上，哲学之树常青，因为它留给后人的是永恒的启迪。

在柏格森看来，我们的科学，因为过多地吸收了数学的、理智的形式，从而过份加速了物质的空间化。当物理学如此行动的时候，自有其正当理由，因为它的对象便是惰性物质，然而当形而上学也向物理学靠拢看齐时，它是否理解自己的真正职责呢？柏格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可见，柏格森并不反对科学，他反对的是尾随科学的哲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柏格森在科学的层面上，力求客观地评价前人提出的进化理论。他承认达尔文主义在这一观点上是正确的，即变异的本质原因在于个体固有的差异，而不是后天获得的习性。然而，柏格森坚决反对偶然变异观，这可说是他同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分水岭之一。

分水岭之二在于柏格森尤为看重生命进化中的主动创造性因素。创造是新事物、新次序源源不断地涌现的过程。未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彻底敞开的，其中没有目的的实现，更不会有预定的计划。进化本质上体现了与惰性物质相对抗的过程，它在努力冲破物质的束缚中奋力挺进。与此相比较，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仅在呆滞的物质中寻求原因，这表现为它对外界环境的依赖上，在自然选择理论中，如果没有环境的制约，就很难想象生物体将如何进化，可以说，外在环境构成了进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说，环境对物种的水平进化尚属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对物种的垂直进化就构不成充分条件。在柏格森看来，要解释垂直的进化现象，唯有以生命的原始冲动来说明之。从柏格森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要真正说明进化机制，科

学上的理论（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仅仅是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而柏格森对之作出的哲学思辨，就是力图补充这一充分条件。

我们还可以将柏格森的理论与拉马克理论作一比较。虽然柏格森没有直接引用拉马克的思想，也没有正面赞同过拉马克的观点，但明显可见的是，柏格森与拉马克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两位都主张进化的主动性，拉马克认为这是造物主赋予的能力，而柏格森则认为是生命的原始冲动。不同的是，拉马克更多地是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这一进化机制，例举了大量的事实；而柏格森用的却是诗一般的哲学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宇宙进化图景。蓬勃的生命冲动在隋性物质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进化之道，从而将主动性，创造性赋予本来缺乏灵气的物质中，它的最高产物便是人类的出现。

柏格森和拉马克同为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两人的思想观点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尽管柏格森本人没有提及到这一点，但是对这两个进化理论所做的比较，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生命的起源、进化，犹如宇宙的起源、进化，它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这里既需要一个知识概念（由具体的科学事实来承担），也需要一个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两者相互依赖。柏格森曾引证 17 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Bishop Berkeley，1685—1753）的一段话：“形而上学对科学是必需的，因为它教会我们看出隐藏在屏幕背后的东西。”① 当达尔文理论力图将一种科学的原理——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最终原因时，这就意味着科学与形而上学等价，科学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充分完备的知识体系，足以说明整体，事实上，取消了形而上学思辨，科学将成为无源之水。

柏格森正确地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在科学的尽头开始。”①这正是我们评价柏格森的进化理论的出发点。柏格森的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 20 世纪的许多哲学流派中，我们都可找到柏格森思想的回音：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对人的本质在于可作出自由选择这一命题的阐述；怀特海机体论哲学中对于实在能动性的看法；普里高津的自然哲学中对于时间的独到理解及其对于天上与地面科学堪称精彩的划分等等。尤为重要的是，柏格森将创造性、新奇性带入了现代科学的思维中，对近代机械论的思维模式是一重大冲击。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自称是柏格森哲学的信徒，但是，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对于机械论自然观的批评就已经达成共识。

① 约瑟·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第 21 页。

①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