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神论的哲学体系

如果说，上帝以外在的、高高在上的形式，凌驾于自然之上，这是一种外在论的神学观，那么，上帝还能以隐藏在自然界中的形式出现，甚至与自然同一，这就是内在论的上帝观。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文明中，已有简单粗陋的泛神论（亦即内在论）萌芽，但是作为一个确定的体系，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万物有灵论”中。在希腊精神黄金时代的所有伟大思想家中，以米利都人阿那克西曼德最为突出，他较之他的老师泰勒士以及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公元前 566—前500）更深刻更清楚地理解到无限的世界整体的原则统一性。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原本是统一的，一切现象是发展的，都来自于渗透一切的原始物质。许多后继的伟大哲学家，特别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 460—前370）、赫拉克里特和恩培多克勒都已在相同或类似的意义下，深刻地领悟到那种自然与上帝、躯体与精神的统一性。

然而，泛神论哲学体系后来却被柏拉图的理念哲学所替代。柏拉图视理念世界是一完美世界，而现实世界则为有缺陷的世界，这就是最初的二元论，它可被看作是精神与物质的最初分离。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首次塑造了蒂迈欧格斯——一个世界的创造者，这是一个人格化造物主，它是外在论上帝观的滥觞。后来，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的结合，致使外在论的上帝观一直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思想。这同时也是因为一个人格化的、超验的、外在的上帝形象，具有伦理学价值，它能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是宗教中道德规范的支柱，一般的信徒正是从这一层面上来理解、膜拜乃至敬畏上帝的。

但是，在早期基督教中，确实也存在着内在上帝观的曲折表达，虽然在漫长的中世纪，它或多或少是被当作异端思想来看待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奥古斯丁说，上帝的称谓“我是我所是”，意味着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与自身等同的存在，所以，上帝也是绝对的“一”。“一”包含着“多”，这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原型理念。奥古斯丁还吸收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人关于“数是秩序”、“原型是数” 的思想，认为不同原型的完善性程度可以通过数目加以规定。

奥古斯丁说：“从事物的内部，从全部原因网络的最高处，创造与管辖被造物是一回事——只有上帝造物主可以这样做；但外在地运用他所赋予的力量和能力，在某一时间，以某种方式使被造物存在又是一回事。所有事物

最初并从一开始就被编织进要素的网格，它们已被创造，但等待显现的合适机会。如同母亲携带着胎儿，世界携带着将要存在的事物的原因。”①这一思想与后来的涌现进化论的主题思想何其相似。上帝早就将创造的最初动力镌刻于所有事物之中，逐渐地展现就是一种进化（evolution），是事物不可避免的历程。当然，这一“进化”还带有早期“进化”一词的含义，表示一种展露、揭示的过程，而不带有新质的出现、创造含义。

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为“一”与“多”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布鲁诺（Girodano Bruno，1548？—1600）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布鲁诺把上帝解释为对立之中的统一，复杂之中的单一，唯一的实体。上帝是能生的自然，是“一”，自然界则是被生的自然，是“多”，“一”蕴含着“多”，所以，上帝的自我显示即是自然界，是宇宙。因为上帝同时也是无限的存在，所以，宇宙也表现为无限性；上帝又具有无限的能力，它不可能只单独创造出一个太阳，所以，天空中应有无数个太阳在同时闪闪发光。这就是布鲁诺从他的泛神论体系所推出的宇宙无限说以及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热烈赞美。

布鲁诺因为他的异端思想而被宗教法庭所逮捕，1600 年 2 月 17 日他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布鲁诺与其说是为了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英勇就义，还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神学观点而壮烈殉身。

内在论的神学观在基督教历史上始终处于异端地位的原因在于，首先，上帝与自然的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抹煞了上帝的人格化形象，从而削弱了教义的伦理学意义；其次，正如伯明翰的大主教所说：“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泛神论都是要不得的，因为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者注）真是上帝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人的邪恶也就是上帝的邪恶了。”①当然这是基督教教义所无法接受的。

但是，思想的火种是无法遏制的，殉道者的鲜血也不会白流，泛神论的思想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身上又一次复活，并且通过莱布尼兹又影响到法国思想界，从而在拉马克的进化论体系中大放异彩。然而，整个近代科学史的成长主要受到的是外在论宗教观的影响，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心目中的上帝都是一个威严的造物主形象，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好比是父与子的关系。19 世纪自然神学的繁盛，正是外在论上帝成熟化的标志。

这一切到了达尔文时代，才真正打上了一个休止符号。虽说自然神学在这以后也有余音缭绕，但已绝对构不成强音，更不用说主旋律了。

统计资料表明，1859 年，在英国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进化论者，然而到 1865

年，英国的生物学家大都支持进化论，到 1875 年，英国的生物学家几乎都已成为进化论者。①但是，这个数字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事实，这就是并不是每一个进化论者都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绝对拥护者。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学会了更灵活地看待《圣经》，并在此基础上，接受进化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地意识到，进化论把难于成立的信条摧毁，又何尝不是对神学的真正贡献呢！不久神学家的领袖和胆怯的教士们，都先后认识到必须把世界的创造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正是泛神论进化观的体现。

①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6 页。

① Michael Ruse，The Darwinian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229 。

更有意思的是，在自然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化论，虽然最初曾严重地摇撼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但是，当这个理论被人们广泛接受以后，它又反过来使神学体系受益匪浅。现在，开明的宗教理论家开始意识到，一套刻板、完备、一劳永逸地传给圣徒的教义，很容易在各种新发现的冲击下陷于紊乱，于是，他们接受了进化思想的真谛，这就是宗教观念本身也在进化之中，上帝在不断地向世人启示，在一定的时候，才有至高无上的表露，但从来没有停止向世人解释神的旨意。这是达尔文以后科学与宗教关系以及宗教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新特点。

泛神论的进化观认为，上帝是在事物进程之内发挥作用的一种内在力量，是在生命向着更高水平的、富有创造性的进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一种内在精神。

美国植物学家阿沙·格雷（Asa Gray，1810—1888），达尔文的朋友，同时也是向美国公众宣讲进化思想的带头人，就从神学的观点接受并支持进化论。他认为，尽管有浪费和竞争的现象，总体上的自然历史还是可以从目的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事物的出现是成批设计的，此进程伴随着人类意识与道德心的产生，后者不能用随意运动中的物质来解释。”①格雷维护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有一个造物主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一个逐步展现的设计蓝图；他还认为，上帝以天祐之力赐予物种以良性变异。

杜蒙德（Henry Drummond，1854—1896）是苏格兰学院自由教堂中自然科学讲座的主讲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本应对进化论怀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但是，他却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进化论者。他把进化看作是“科学的最后一种浪漫”和一个“窗口”——这个窗口重新塑造了自然界和思想的概貌，其中活生生的记忆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往过去和指向未来的林荫小道，而这是科学在以前从未目睹过的。”①

杜蒙德认为，除了那些有偏见的人以外，我们都能同意，进化

（Evolution）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分支才是达尔文主义，进化（Fvolution）本身还有其原因和动力。注意，杜蒙德这里的“进化”用的是大写字母开头的 Evolution，以区别于某一特定的科学理论。他还认为进化贯穿于一切过程之中，“这是一个连进化理论本身也处于进化之中的时代。进化论者所面对的全部思想，其中有各种理论和概括，它们本身也是通过进化而来并处于进化之中。即使他的理论已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但是首先必须意识到的是，该理论也不过是向着更广阔的观念进化中的一个阶段。所有的进化论者，由于他的天职的性质、他的职业的习惯性思考，他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甚至走向更为神秘的世界的理解，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必定是一个谦卑的、宽宏大量的、不固执己见的人”。②由此可见，杜蒙德对进化表现出了一种由衷的膜拜之情。

在杜蒙德看来，进化还是事物的最本质属性，他认为宇宙体现为由复杂性和有机结构所组成的一个等级次序。进化就像金字塔一样盘阶而上。“在无机界的底部，虽然是死的，但却充满了生命的物质基础，到有机界，就有

① 见伊安·G·巴伯：《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① Robert G. G. Reid，Evolutionary The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21 。

② Robert G. B. Reid，op，cit，P.122 。

了植物、动物和人。有机界反过来又为精神的出现准备了条件。”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本世纪初出现的涌现进化理论的萌芽。

内在论的宗教观由于强调上帝与世界的同在性，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取消了主客观的绝对分离，主张人对世界的主动参予，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交流，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Buber）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我

—你关系，而不同于冷冰冰的我—它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亲切的、带有更多交流色彩的人间关系，重在参予和体验，柏格森的宗教情感中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柏格森的上帝观念别具一格。在他看来，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止的生命、行动和自由，当我们自由地行动时，我们就在体验着它。”

②上帝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救世主，进化过程中源源不断的创

造行为及其新奇性，本质上就来源于上帝的意志，在这里，上帝与它所创造的对象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同外在论中上帝与自然的分离关系有所不同。柏格森认为，人与物相对独立的关系来源于近代天文学，现代科学则是

天文学的女儿。在近代天文学中，测量一颗遥远的行星，相对于人类本身的活动来说，就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这里不需要人类主观因素的积极参予。然而，当伽利略将科学从天上拉回到地面时，也随之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地面物体的复杂多端，就需要不同的认识方式，柏格森认为有两种认识事物的方式：一种是位于对象的外围，对其进行观察；另一种是深入对象内部，与其成为一体，通过主动参予去领悟对象的本质属性。前者是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后者是直觉的艺术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宗教使用演员语言，而科学使用观众语言。前者需要与剧情融为一体，后者仅是剧情的旁观者。这种主客体的区分在古典科学中曾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现代科学中，随着主客体的界限日益消解，观众与剧情的交流也就更为密切。尤其当面对生命、进化、意识等一系列现象时，只有深入内部，用直觉去领悟、体验，才能真正把握并获得有关客体的完整的和绝对的知识。

对于芝诺悖论的驳斥，也体现了柏格森的这一思维风格。据说古希腊有位著名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3 世纪初），平时整日坐在一个长圆筒内，当他听说芝诺悖论以后，沉思良久，毅然走出圆筒，来回踱步。见此情景，他的学生佩服地说道：“老师，您已用行动证明了芝诺悖论的荒谬。” 可他却斥责他的学生道：“芝诺悖论存在于思维的矛盾中，我们只能通过逻辑的方法去论证或反驳，怎能通过行动去证明呢。”这就是古希腊哲学的风格。人仅是客观现象的观察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予者。这一传统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绵延不绝。现在，柏格森勇敢地跨出了一大步，他声称：“我们认为真正的运动具有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可以被我们每一个人所意识到，这就是当我们举起手臂或向前跨一大步时，芝诺悖论就消失了。”①这一论证方式显然不符合西方传统的思维特征，但却是柏格森哲学的重大特色。柏格森尤为重视行动的主动参予，在他看来，这是打破封闭的理性论证的重要一环。

柏格森晚年由犹太教皈依为天主教，这是极富勇气的行为。因为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之时，柏格森的举动，对于犹太人来

① Ibid 。

②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Camelot Pres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3，P.248 。

①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P.310 。

说，，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柏格森的皈依天主教，只能说是出自他内心深刻而又强烈的宗教冲动，同时这也是由犹太教的外在论转向天主教神秘主义教派的内在论的标志。当然，柏格森郑重申明，他在精神上永远与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看到，自达尔文以后，进化论的观念支配了现代主义的上帝观。神性的创造活动不再是外在的和一劳永逸的，而是内在于进程之中，在时间上是连续不断的；上帝的首要属性是其在自然之中的内在性，而不是其高高凌驾在上的超然性；上帝变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宇宙性力量，而不再是威严的、具有伦理性价值的人格化神。二元论的自然观不再流行，而上帝、人以及自然的和谐统一则备受推崇。总之，上帝不再是宗教激情对象，而是形而上学沉思的源泉、对象。

在自然神学的创始者阿奎那眼里，宇宙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所以，上帝是不动的推动者，是因果链条中的第一环，是不变的万能的神。然而，在泛神论者的眼里，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神性的创造力弥漫于其中，第一推动纯属多余，未来永远具有新奇性、开放性，这同时也就赋予上帝更多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上帝参与了一场悠久进化的发展过程，创造是一种缓慢而又痛苦的分娩。基督教总是认为上帝对世间痛苦的参与是代价高昂的—

—这正是十字架意义的一部分。

上帝的形象从第一推动到内在精神及秩序的象征，这一转变反映了科学本身的成熟。因为在前者，上帝更多地具有弥补缺口的功能，这是科学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在后者，上帝只是一种信念的象征，它用以指明宇宙的总体图景，或者说，为科学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框架。所以，泛神论的体系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更为确切，它充分表达了对人类理性的乐观信心。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摩尔根、亚历山大的涌现进化论，一直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都充分反映出这一基本的主导思想。

泛神论哲学以浪漫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生机盎然的、自我进化的宇宙。然而，这些充满诗意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虽然令读者得以尽情地领略进化过程的魅力，但它却不是由确凿的科学事实所铺就，从而难以被科学界的主流思想所接受。

但是，科学本身也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之中，它远不是已经完成的体系。20 世纪以来，物理学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演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尤其从耗散结构理论出发，重新审视进化观念，自有一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色。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是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 1917—）。据描述，普里高津身体结实，一头灰发，具有线条清晰的面容和像激光一样的力量。由于对考古、历史、艺术以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深深爱好，普里高津将演化的、不可逆的思想带入了自然科学。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的一段话曾经深深吸引了普里高津：“我们越是分析时间的性质，我们就越加懂得时间的延续就意味着发明，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一切新鲜事物连续不断地产生。”①然而，时间的不可逆性在牛顿力学中被严重地忽略了，普里高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古老的哲学意义上的“时间” 观念翻译成为现代科学的语言？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此，他荣获

① Bergson，Creative Evolution，p.11 。

1977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耗散结构的模型，亦即如何从无序中产生有序，对此，普里高津有一个特殊的化学反应加以描述。反应体系中有四种特殊的化学物质（丙二酸、铈的硫酸盐、溴酸钾和硫酸），将其以特殊的浓度相混合，放在一个浅盘里进行反应，几分钟后，同心的或螺旋形的波纹传遍浅盘，并且这些图案能保持几个小时。这个化学过程所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应物间交互催化，也就是说，上一阶段的生成物对下一阶段起催化作用，可见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结果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形成了明显的图案。有序图案的出现说明了盘中熵的减少，使之有可能向周围输出更多的熵。这就是耗散结构，因为它所产生的熵耗散到周围环境中去了。耗散结构的前提条件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其中存在着随机涨落，生命体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体系。对于耗散结构来说，系统内部的涨落如果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内部组织

就能继续维持。如果涨落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系统就会失去稳定，并面临两种状态，要么走向崩溃，要么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进化。

对于生命系统来说，这些涨落表现为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生物体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或者是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进化到更高阶段，或是因无法调整而走向毁灭。一部生命进化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最初的原始生命孕育于海洋之中，它们通过异养——即吞食环境中丰富的有机物而生存。当原始海洋中的有机物被耗尽时，这是生物进化史上面临的第一次危机。生命体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光合作用的出现。通过光合作用这一自养方式，地球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二极生态系统，它由异养细菌和绿色植物所构成。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氧气，氧气的出现，改变了原始大气的还原性，早期的厌养生物又面临着一场氧污染危机，因为对于它们来说，氧气不啻是一种致命的毒气。于是，生物体发展出了有氧呼吸的代谢途径，有氧呼吸的效率要大大高于无氧呼吸，生命就此又上了一个台阶。今天，当我们经过剧烈运动以后，肌肉会出现酸胀现象，这是因为在剧烈运动时氧气不够供应，于是机体又调用了最原始的代谢途径，这就是无氧呼吸。无氧呼吸的产物积累在肌肉中，导致肌肉酸胀。

脊推动物从水生向陆生的进化，同样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大约在古生代泥盆纪末期，由于地质史上的加里东造山运动，某些水域干涸。在这些水域中生活的鱼类，其中有一支为古代总鳍鱼类，它具有原始的肺脏构造，从而适应于陆地生活，它的后代就是两栖类（如青蛙等）。两栖类的名字就表明它必须在水陆两种环境中生存，不能完全脱离水。这是因为它的肺脏功能还不完善，还必须借用裸露的、湿润的皮肤进行呼吸，尤为重要的是，两栖类的繁殖还离不开水，蝌蚪就只能在水中生活。大约到古生代石炭纪末期，地质史上的又一次海西宁造山运动，使得更多的水域干涸，两栖类的生存面临着危机。这时，在古两栖类中演化出一支具有羊膜卵的动物，它们就是爬行类的祖先。对于爬行类来说，完善的肺呼吸已不再需要裸露的、湿润的皮肤加以配合，所以，爬行类的皮肤高度角质化，以避免陆上生活水分的散失。尤为重要的是，它产羊膜卵进行繁殖，从而真正解决了在陆地上进行生殖的关键问题。爬行动物是一切陆栖脊椎动物的真正祖先，鸟类和哺乳类都是从爬行类中进化而来。

由此可见，当生物每克服一次危机之后，它就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如前所述，耗散结构体系内部所发生的化学反应是一连串交互催化的反应，

亦即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这就提示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正反馈能导致生物的垂直进化，而负反馈则导致水平进化。比如至今仍未离开水域的鱼类，在它们的历史上，没有遇到过较大的挑战，它们始终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动，对水环境的高度适应就是鱼类的进化方向，但这只是一种水平进化，因为水环境作为一种负反馈的预定终极目标，制约了它向更高层次的进化。而正反馈导致的进化则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它在失败与机遇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其中风险与成功并存，所以，进化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开放的、没有终点的创造过程。垂直进化与水平进化的关系，曾是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难题之一，现在从耗散结构的角度来看，当系统面临较大的随机涨落时，导致的就是正反馈的垂直进化。

耗散结构理论还揭示，系统的进化与空间及时间上的不对称性有关。人们公认，近代科学是在亚里士多德空间被均匀而各向同性的欧几里得空间代替时诞生的，这就是说，亚氏空间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空间，它与生物机能的组织性有关。普里高津指出：“耗散结构理论使得我们更加接近亚里士多德概念。无论我们是在讨论化学钟、浓度波、还是化学产物的非均匀分布，不稳定性都起着打破时间上和空间上这两个对称性的作用。”①

一部生物进化史，就体现了这一点，以动物进化来说，原始的腔肠动物，如水螅、珊瑚等，外形呈辐射对称，在水里漂浮，没有固定的方向。神经系统也呈网状分布，传导是弥漫性的，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至扁形动物开始，体形呈两侧对称，在前部分化出了“头”，这是神经感觉系统较为集中的地方。与此同时，神经系统也从网状变为索状，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这是动物界的基本体形构造。从对称性来看，辐射形的对称程度显然更高。从脊椎动物的进化来看，越是低级的纲（鱼类、两栖类），其肌肉、骨骼的分节对称程度也越高，到了哺乳类如人类，只剩下腹肌还有原始的分节对称痕迹。（从健美运动员的肌肉中可看出）。而人类的高度智力也与左右大脑半球的不对称有关。

进化的更深层意义还体现为新层次上自主性、独立性的获得，这种自主性、独立性增强的标志在于个体从环境中逐步获得解放的过程。例如，脊椎动物中的冷血动物，因为缺乏恒定的体温，只能以冬眠的方式度过寒冷，显然这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措施；而哺乳动物和鸟类，则有了恒定的体温，哪怕是在温差变化极大的环境中，它们照样能应付自如。

千古之谜——意识，因为常常被哲学家在独立于物质的基础上进行沉恩，以致带来无穷尽的神秘及其困惑。但是，“如果把意识定义为系统在其与环境的动力学关系中所获得的自主性程度，那么，甚至最简单的自维生系统，例如化学耗散结构也有某种意识原型。”①一种耗散结构确实“知道”，为了维持和更新自己必须输入什么和输出什么，它只需要以自身作为参考。

随着进化的步步展开，这种在最低层次上所获得的最原始意识，在较高的层次上，就表现出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到了人类，它就是可贵的自由意志以及思维着的精神。

现在，进化可以被理解为在“复杂的、然而又是普遍有序展开的整体动力学现象，这种现象表现在诸多方面，诸如物质与能量、信息和复杂性、意

① 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6 页。

① 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曾国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 页。

识和自反映等。”②进化是宇宙的一种内在属性，它不再是泛神论者著作中思辨的语言，而成为现代科学的坚实内容。

进化有两个方面，外在方面是指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进化在挣脱束缚中渐渐成熟起来；内在方面是指进化通过自身各个部分的协调导致新层次的涌现，从而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其中有神性贯穿的话，那么，这个神性不是外在论宗教观中人格化的上帝，也不是泛神论体系中神秘的精神力量，而只是在复杂系统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特性。

② 埃里奇·詹奇，前引文献，第 35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