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拉马克：天才的悲剧

世纪法国的博物学研究及其启蒙哲学，曾经为进化理论的诞生摇旗呐喊，并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它们都还不是一种真正的进化理论，这些散乱的思絮注定要在
19 世纪才能汇合成巨流，它们还在等待一个天才的出现——这就是拉马克。

拉马克（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aine de Monet ， Chevalierde Lamarck，1744—1829）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里，世袭武职。拉马克曾英勇地参加过法国七年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后因健康原因而退役。离开军队以后，拉马克逐渐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经过辛勤的工作，他写成一部四卷本的法国植物志，受到普遍好评。1779 年，拉马克被选为科学院会员并有幸受到当时著名博物学家布丰的赏识，受聘成为布丰儿子的家庭教师，并有机会谐布丰儿子一起出国旅行，遍经欧洲各国。因此，拉马克得以采集各国的植物标本，并与各地著名学者会谈。这段时期，可说是拉马克一生中最璀灿的一页。

1789 年，布丰又推荐拉马克担任法国博物馆植物标本室主任，但好景不长，法国大革命随即爆发，革命后的财政当局向国会议员提出废弃拉马克位置的议案，以尽力缩减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拉马克上书国会议员，陈述自己工作的意义以及博物馆的重大作用，幸而法国民族是一个重实际但仍不失理想色彩的民族，故而拉马克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在革命的巨浪中，博物馆仍得以扩展。扩展后的博物馆下设有 11 个专门的部门，其中一个部门无脊

推动物学教授因无合适人选，最终由拉马克来承担，接受这项任命是 1793

年，其时拉马克已有 50 岁。以这样的年龄涉足一个新领域，并由此而皈依一种新信仰（进化论），这在人生的经历上，也近乎是一个奇迹了。如果说在此以前，拉马克还仍是一个普通的博物学家，那么在此之后，就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进化论者了。

在向来荒芜的无脊推动物领域，拉马克辛勤耕耘，不仅理清了被林耐归于蠕虫名下的各种动物类群，而且从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之果。纵观无脊椎动物，它们有以下特点：（1）物种数目远远超过脊椎动物；（2）体制变化明显，这就为博物学家的多样性研究提供了背景；（3）由物种的变异所形成的一个连续系列，在无脊椎动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中拉马克隐约看到了自然次序的概貌。

1809 年，拉马克发表了他的进化论名著《动物哲学》。在这本书中，拉马克首先由分类问题开始探讨。

对于物种的鉴定、分类、排序，是近代以来博物学家关注的热点。林耐分类学是其辉煌的成果。然而，它也带来了一种思维定势，这就是将物种的原型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从而赋予物种以不变性、永恒性，有机体的任何变异都是对完美性的一种背离，是一种倒退。诚然，分类学的哲学基础，与间断的物种模型有关，但是它却严重阻碍了进化观念的出现。

拉马克的突破就从这里开始。拉马克认为，所有生物分类，不外乎两种目的，一种是基于实利的需要，以满足人类的有用为标准，站在这个立场上，采取的就是人为的手段，考察得到的结果是生物界中含有各个独立的分类单元，如纲、目、属、种，其间的界限截然分明，物种表现出稳定性，这就是林耐的人为分类法。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出于哲学的兴趣，所以研究者的目的

是要“把握自然的进程、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工作，并且为了要得到一个自然使万物存在的整个观念，还有着想认识自然本身在它各个生成物内之情形的欲望。”①站在这样的立场看自然，他就不会满足于孤立地划分出一些分类单元，如纲、目、属、种等，他要进一步深入细究下去，找出其间的联系。这时，他才发现，自然的次序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此界限分明的分类单元，自然界中只有由无数个体连接而成的一张连续之网，这些个体“显示着一切的形态，而且表现着体制上的各种程度，跨着高低交互的境界，在不受到任何需要变化的原因之某种限度内，决不会起任何变化。”①

显然，在拉马克的自然分类体系中，物种之间应该呈现出一幅连续过渡的画面。但事实上，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却是各物种之间呈现出界限分明、截然有别的景象。正如居维叶所看到的，借此我门才能分辨出一个个独立的物种，那么如何来说明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呢？拉马克紧接着就来讨论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物种。拉马克赞同这样的观点：所谓物种，是相似的个体集合，这些个体，是从该集合中其他同样的个体通过繁殖得到的。但是他坚决反对这一公认观点：物种的永恒不变正如同自然本身之存在同样的古老。拉马克认为，物种由上帝创造之初至今未见改变的观点是一种幻觉，其实物种与物种之间还存在着无数变种，假设把这些变种全部搜集起来，使其日益丰富，终于填满了一切的空隙，则物种之间人为的划分线也就消失了，这正是自然分类法所追寻的本来面貌。物种、变种之间只有细微差别，这是因为随着生物栖居地的变化，物种会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造就了无数居于中间状态的物种，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搜集到所有的自然界中变种，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各物种井然有序的景象。

生物分类学向我们昭示的是物种在空间上的横向分布规律，然而新物种的形成还需要时间，这就意味着物种在纵向的时间上也存在着关系，这就是进化。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拉马克是第一位将时间因素引入生物学的思想家。从进化的立场来看，拉马克认为，古代的物种应与今日的物种有所不同。但是有人举例，二千多年前在底比斯和孟斐斯地方，至今还保存着祭司坛上的动物，与今日依旧存在的动物完全一样，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拉马克指出，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几千年在进化的历程中仅是一瞬，犹如对于时钟，我们在一瞬间根本无法觉察到钟盘上时针的移动，但它确实在缓慢地移动，这就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物种的变异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如果变异能导致进化，那么进化的机制又该如何说明呢？这就是拉马克思想的核心内容。

对于进化的机制，拉马克有如下的说明。

地球上一切的有机体，是自然在长时期内逐渐生成的产物。
在自然的演化过程中，最初形成的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直至今日的地球上，仍在进行着这一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发生说，正是这一说法为拉马克招来了许多非议。自然所直接形成的东西，在体制上均限于最初的素描。
动物及植物在结构上的最初素描，是在适宜的场所及环境约束中形成的，随着生命能力的渐次展开，有机体的器官会日益增多，这就是垂直进化。
现存的一切生物，由于在漫长的时间中，承受各类环境的影响，使得习性发生改变。比如同样的哺乳动物，鲸适合于生活在水中；蝙蝠则在天空中飞翔；而北极熊即使在漫天飞雪中也能顽强地生存。这就是物种多样性的

① 拉马克：《动物哲学》，第 5 页。

表现，或者说是水平进化的由来，它与环境的影响有关。5.生物体的这种进化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综上所述，自然就是通过如此的进程，于不知不觉中渐次造成了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所有生物，这一进程之所以得以展开，是由于造物主的意志。这里就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拉马克的宗教信仰。同是在法国文化背景下成长，拉马克却不同于启蒙学派的思想家们，如狄德罗等人所持的无神论信念。拉马克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中的上帝是自然界中非人格化定律的比身，而不是启示录中人格化的上帝形象。所以，在拉马克的心目中，整个自然界所表现出来的规律的整体即为造物主的意志。在《动物哲学》一书中，反复出现的“造物主”这一名词，均应在此意义上来理解。

在拉马克的思想中，自然规律应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一必然性不同于神创论中的必然性。在神创论中，上帝创造了万物，并自始至终干预着自然中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迄今所见的物种均出自上帝之手，并不再改变，这是一种绝对的或最强意义上的必然性，导致的结论即是物种不变论。而在拉马克的心目中，上帝在创造最初的简单生物的同时，即将一种内在的自我调节、自我进步能力，赋予给了生物体，凭借这一能力，生物得以沿着进化之程，逐渐缓慢地进步。

对生物体这种内在进步能力的肯定，曾出现过各种争议。不少进化论者认为这是拉马克的一种主观臆测，或者说是唯心主义的解释，总之，是拉马克进化论中的败笔。对此，拉马克有过精采的论述：“自然最初是迫使动物的生活运动及行为的刺激力必须借助于四周环境，不久，动物体制逐渐复杂起来，就把这种力移入于生物体内，到了最后，自然才把这种力的使用法也一并付诸个体，个体乃得以随意运用。”①由此看来，拉马克对生物自主能力的解释与现在对生物体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简单的低级的生物，它们直接受制于环境的束缚，如水生的、冷血的动物，而随着动物体制的逐步复杂化，对环境的依赖性也就愈益减弱，因为动物体内日益完善、精致的内环境系统，使得动物能相对地摆脱环境的束缚，如陆地上的恒温动物，这就是拉马克所说的自主能力。

现代科学将生命体看作为开放系统，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中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获得了自主的调节能力，并能向着更高级的方向演化。拉马克当时无法用开放系统、耗散结构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概括生物体的本质特征，但他显然已深刻地洞察到了生命体作为自然的一个特殊的创造物，它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不同于一般的无机物，这就是一种整体协调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的自我进步能力，这正是生命进化的根本机制。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拉马克的核心思想，就不能把它等同于臆测，更不能看作是唯心主义的解释，而是一种相当理性的说明。只是在上一世纪，当经典物理科学还未达到这一认识时，人们只能把拉马克的学说看作是思辨性的东西，而思辨在实证哲学兴盛的 19 世纪是不受欢迎的。历史注定拉马克只能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生物的进化应该包含二方面的内容，垂直进化（由简单向复杂的序列）和水平进化（多样性的分化）。拉马克以生物的自我进步能力来说明垂直进化，以环境的影响来说明水平进化。那么，环境又是如何影响生物体的呢？

① 拉马克：《动物哲学》，原序第 10 页。

这就是著名的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机制。生物在垂直进化的过程中，会碰到种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如气候的、地理的等等），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生物体就会分化出各种不同的结构与功能与之配合，这就是各类变种的形成，变种的逐步演化就形成了新的物种。

对于植物，环境直接影响它的各项功能。对于动物，情况就较为复杂。因为动物有神经系统，有感觉有意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动物体就会产生新的行为，并使得整个机体随之作出新的调整，这是造物主赋予的能力。这种调整后的性状遗传给下一代，就是获得性遗传，亦即需要产生行为并导致结构变化。用进废退基于同样的原理。前者如长颈鹿的脖子，因为长期吃高树上的叶子，导致脖子变长；后者如鼹鼠的双目失明，因为鼹鼠整日生活在地底下的黑洞里，长久受不到光线的刺激，眼睛的功能就退化了。这两种遗传机制的核心在于新获得的能力必须是通过生物体的主动调整之后才能遗传给下一代。被动的、由外界强加的行为当然不能遗传。德国遗传学家魏斯曼

（August Weismann，1834—1914）曾作过一个实验，将每一代新生老鼠的尾巴割断，再使之交配，直至第 21 代，新生的老鼠仍有尾巴。魏斯曼以此说明获得性不能遗传。但如果拉马克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认为这样的实验毫无意义，因为人为割掉尾巴不是生物体的主动行为，而是外界强加的压力，生物体的内部结构当然不可能对之作出新的调整，这又如何可能遗传呢？其实不用等魏斯曼来作这样的实验，人类社会中的某些习俗就可说明这一点。比如优太男子的割礼刁俗、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裹脚行为，都延续了数千年或近千年，但新生的婴孩仍无任何改变。

在拉马克看来，所有产生出来的生物都在不断地向高级的方向进化，那么，今日世界中存在的低等生物又该如何解释呢？拉马克以自然发生说予以说明。自然随时会在合适的条件中不断造就新的生物体。正是自然发生说，为拉马克招来了不少批评。因为它不仅与神创论相冲突，而且未得到科学事实的检验。但是，在拉马克的时代，人们正沉醉于显微镜所发现的一个新世界中，而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判决性实验还未面世，囿于局限，拉马克只能做出这样的假说，以使其理论体系首尾一致。

分析拉马克的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色：

进步和目的性观念。生物分类体系已经揭示出，整个生物界有一种结构体制上的逐渐变化。然而，由于受亚里士多德存在之链学说的影响，这列阶梯一直被看作处于静止的状态。拉马克通过引入时间因素，首次将原先静态、递降的存在之链转化成动态、递升的进化之链。这就是包含有进步观念的进化。生物体不断往上的进步能力，是造物主所赋予的，或者说就是生物的一种本性。在这种本性的引导下，生物的进化就有了一种目的论的色彩。对此，拉马克在《动物哲学》的最后，有过一段精辟的总结：“自然应该被我们当作一个由部分构成的全体来考察，他的构成目的只有创造者自己才知道，但无论如何，该目的在每一部分决不是单独的⋯⋯实际上，这个全体是完全的，已经达到了至高创造者所赋予的目的。”①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的表述，事物的整体和协调即体现为目的。
变异与适应。拉马克认为，生物体对各种不同环境条件的反应，就是“适应”的形成。亦即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有一种客观上的“必

① 拉马克：《动物哲学》，第 252 页。

要”产生变异，以使自身与环境相符合。“必要”一词原先曾被译为“需要”，而“需要”就带有一种主观上的倾向，有唯心主义之嫌疑。事实上，生物体内部功能上的必要，仅意味着生物体对变化着的环境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这里的关键在于，由环境诱发的变异直接等同于适应，所以，变异与适应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这是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有严重分歧的一点。在适应机制的形成上，也可见牛顿力学对拉马克的深刻影响。在牛顿力学中，事物的运动必然地对应于某一个原因。在拉马克的学说中，每一个适应现象的形成后面，都对应于一种环境的变化。

拉马克深深地受到当时哲学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了正负两方面效应。首先，拉马克是一个泛神论者，所以，拉马克几乎是重复地强调，“如果不依据万物之至高创造者的意志，任何东西也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创造者以无限能力逐次造成今日为我们所见的一切，我们未知而已经存在的东西之各物的次序，不是没有探得的可能⋯⋯总之，自然之所以有这种能力及力量，都是秉承着创造者的意旨。”②造物主的意志，赋予生物体一种内在主动性、进化的必然性以及整体上的目的性，这些恰是被达尔文所忽略的。但是，由于造物主仅赋予自然以规律，而不是事无巨细地亲自干预每一细节的构成，所以，拉马克对于生物体在构造上的适应机制并不是特别重视，他对于适应现象的考察远不如达尔文。于是，他就无法深入下去，具体探讨适应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而笼统地以定向变异来说明之。泛神论的信念还使得拉马克执着于自然界和谐的信念。这样他就无法解释化石中所发现的生物体曾有过的绝灭现象。既然造物主赋予生物体一种不断进步、不断适应的能力，那物种又怎么可能会绝灭呢？拉马克只能解释为大型陆地动物所碰到的灾难或者说它其实还存在于地球上，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现在仍未被发现。

拉马克还深受莱布尼兹哲学体系的影响。他持有宇宙是完美、和谐、充实和连续的乐观信念。反映在拉马克的物种观上，拉马克认为存在之链是一张连续之网，其间物种与物种间的细微差别都可填满，这就是充实性和连续性。尽管现存的物种之间由于繁殖不育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它们有明确的界限，但事实上物种间可有许多变种，这些变种的存在使得物种间的界限模糊了，在拉马克的心目中，物种几乎是一个动态的观念，所以，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拉马克不讨论物种的起源，这与达尔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拉马克所设想的生物演化系谱树，也不同于达尔文所假定的那样，即所有生物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是单元发生论。拉马克坚持的是多元发生论，即每一个物种都分别有它自己的发生史，这样的物种只有纵向时间维度上的联系，而无横向亲缘关系上的联系。通俗些说，今天的猴子可能就是昨天的人类，但是，现实中的猴子与人类无丝毫联系，因为它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祖先。这种演化方式倒是与德国自然哲学中绝对精神的演化相一致。因为在后者，物种的进化也仅有逻辑上的关系，而无现实上的联系。

作为一个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受到法国特有的政治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拿破仑的自信体现在这样一句名言之中：“每一个法国士兵在他的背包里都带有元帅的指挥棒，”或者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这是对人的自我创造能力的充分肯定。反映在拉马克的进

② 拉马克：《动物哲学》，第 36 页。

化论中，体现为每一个物种都从造物主的手中秉承了主动进化的能力。

在 18 世纪的法国，有一个问题受到哲学家的充分关注，这就是人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支配，或者说，是环境支配了人，还是人有独立于环境的能力。其实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亦即人类的自由意志问题。拉马克以他的进化论学说，表达了对这一哲学问题的看法，这就是对于最低等的动物来说，它的推动力就是来自环境，因此，这些动物完全受外界因素的支配。但是沿着进化阶梯上升时，生物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自己发出推动力量，从而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自主性，在人身上则达到顶峰，这就是人的思维和智慧。凭着这一特殊的禀赋，人成为生物界的佼佼者。唯有她，才完全拥有了对环境的控制权。当然这是人的荣耀，但同样也可能是人类走向深渊的开始，这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这一份控制权。

总的来说，拉马克的进化论中，既有泛神论的烙印，又有牛顿力学的痕迹，因此，拉马克还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然而，拉马克的伟大在于，他不仅提出了进化理论，而且他还赋予生物体一种整体向上的协调性、主动性，这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原因，而是生物的内在本性。凭借它，生物体得以从内部演化出一套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生物体的运动变比是自我造就的，决不是外界给予的。这一机制同机械的、被动的牛顿力学体系截然不同，它代表了自然界的另一面貌，这是富有生机、充满生命力的一面，拉马克的形而上学体系就奠基于此。

20 世纪杰出的进化论者迈尔对拉马克有过一段深刻的评述：“现在是他应该获得人们赞誉的时候了，因为他在知识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由纤毛虫或蠕虫祖先衍生到最复杂生物的真正的进化思想，他所坚信不渝的均变沦，他对于地球年代久远的强调，他对于进化渐进性的强调，他对于行为与环境的重要认识，他将人包括在进化源流中的勇气。”①

我们怀念这位天才的生物学家（顺便提及“生物学”这一名词正由他首创），不仅因为他的进化理论，还因为他那悲剧性的一生：他在世时历经沧桑，不被世人所理解，在贫困交加中离开这个他曾抱有美好信念的世界。当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盛极一时的时候，法国政府才想到他们还有一位比达尔文更早的进化论者，于是想给拉马克重新树碑立传，但是，却连他的尸骨也不知去向。

一位真正的伟人，虽说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形的碑文，但他的业绩是一座最好的无形的丰碑，它将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① 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第 37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