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的自然神学：上帝与进化

正如同德国有着浓郁的泛神论信仰一样，英国有着深厚的自然神学传统。在那里，基督教义和科学被奇特地结合在一个系统内。英国大学的许多科学课程都是由神学牧师来讲授的。对于自然神学家来说，自然界是上帝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自然界所体现出来的和谐性、目的性，在更深层次上就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和智慧。博物学家时自然历史的研究激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激情。

世纪英国的神学家、植物学家约翰·雷自小体弱多病，母亲经常采制草药为他治病，这使他从小就有了对植物学的深深热爱。后来他成为一名新教牧师，他将植物学知识与神学框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他的名著《上帝在创世中的智慧》一书中，他对植物的解剖结构、功能，与环境的关系等等，
做了细致入微、周到透彻的描述和分析，所以，这与其说是一部神学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扎实的博物学著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生态学著作。当然作者的原意是企图通过寻找上帝设计的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赞美造物主的智慧。

对于著名的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来说，仅仅是因为没有直接聆听到上帝的召唤，所以他才没有成为一名专职的神职人员—

—牧师，直接向信徒布道。他选择科学，仅仅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上帝的作品，所以，还有什么方法能比直接研究造物主的作品更好地表达出对他的敬意呢？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天职（calling），它听从于神圣的召唤，而非现代人的职业（profession），为养家糊口所需。

在这里可以附带提及的是，正是博物学家的宗教激情，保证了生物分类学得以蓬勃地兴起。我们看到，在中西方历史上，植物学最初都是与医药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西方历史上，植物分类学最终获得了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精神的推动。这就是通过分类学，力图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中，寻找上帝的理性与智慧。林耐的光荣与梦想，就在于为上帝的后代建立谱系。这是一种神圣的非功利的追求。

与之比较，中国近代生物学以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作为象征，达到了一定的高峰。但是，李时珍的分类依据首先是根据药性，这是一种本草学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它在某些细小的分类体系上甚至可以超过林耐，但是在总体上，它却构不成生物分类学的开端。因为它缺乏一个客观的分类依据。也许将李时珍与林耐相比，并不合适。但是，面对同样丰富的生物界种类，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一批林耐式的科学家，创生物分类学之先河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对超验、彼岸世界的追求，过份拘泥于现世的、此岸生活的秩序中，以致植物学与本草学的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会有一个脱离实用目的而去构筑一个纯客观抽象的理论体系的需要。所以，近代科学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彼岸与此岸世界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结果。

与德国的泛神论宗教信仰中上帝与自然的同一性不同，英国自然神学中的上帝形象，是外在于自然界的。如果说，生物界中的适应证据为造物主的意志所为，那么这种和谐秩序、这种适应证据乃是一种外在原因（上帝）所造成的，而非内在机制所致，这就表现出了与德国自然哲学的不同，在后者，

上帝即体现为自然，当然就无须再从外部去寻找原因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充分体现出的是自然神学的风格，它与牛顿力学的风格也是一致的。

自然神学中上帝与自然的可分性，还意味着精神与物质的可分离性。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思维与广延是实体的属性，它们不可分开。在德国的自然哲学中，绝对精神的演比导致人类的出现，并在人类的心灵中充分体现了自身，所以，精神与物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英国的哲学传统中，两者不幸被分离了，这就有了如下的传说：

一个英国发明家造出一些最巧妙的机器之后，终于想到用人工方法来制造一个人；据说他终于也成功了。他所制作的这个制品竟完全能像一个人那样举止动作，甚而在它那皮革制造的胸膛里还具备了和通常英国人的感情相差不远的一种人类感情，它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它的情感，并且就连人们那时听到的内部的齿轮，磨擦器和螺丝所发出的杂音、也赋予这种声音以一种地道的英国腔调，简言之，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十足的英国绅士，并且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除了一个灵魂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缺少了。但这位英国技师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而这可怜的被造物，自从意识到这种缺欠之后，便日日夜夜折磨它的创造者，要他给它一个灵魂。这位大发明家终于无法忍受那日益迫切的不断请求，于是他便丢掉自己这个制作品而逃走了。但这机器人却立刻坐一部特快驿站马车追他到欧洲大陆，它总是跟在他身后，常常突然抓住他，哼哼卿卿地对他说：“Give me a soul （给我一个灵魂）！①

这是一个可怕的寓言，但它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物质与灵魂相分离以后，英国的哲学家就备受煎熬。在上帝与物质之间，该取谁舍谁？最后，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从哲学上，达尔文从科学上，两人殊途同归，都走向了不可知论，亦即对世界的最终实体保持沉默。

自然神学还代表着一种非常乐观的世界观，因为上帝的“善”保证了世界的秩序及合理性。然而，在 18 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许多事件摧毁了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这就是里斯本的大地震，法国革命的恐怖以及人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导致信徒对合理的秩序表示怀疑。于是，自然神学在 18

世纪末，开始走下坡路。然而在 19 世纪上半叶，它在英国又重新盛行起来。佩利的《自燃神学》（1803）特别强调地提出了“设计的证据”。当时英国起主导作用的古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大多是自然神学家，其中不少是达尔文的朋友，如赖尔，亨斯罗等。这一事实可以解释《物种起源》中的许多思想背景。

①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 9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