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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胡安·戈萨因(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新闻部主任)/采访时间：1971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获得巨大成功后，如同一个拳击手摘取了世界桂冠凯旋一般回到了哥伦比亚，我有幸成为第一个采访他的国内新闻记者。我记得那段插曲的全部细节和发生的许许多多离奇古怪而非同寻常的事情，觉得值得把它们写出来以飨读者。那天，头顶着烈日，我们站在巴兰基亚的机场上等待着那颗璀璨的文学明星降落。
在欢迎的码头上，新闻记者、他的老朋友、看热闹的人，以及要小说家签字留念的女秘书(然后她们把这些签字拿到茹尼奥尔前锋中心去交换)挤得水泄不通。但是，重要的是还有加博已阔别多年的这座城市里的出色的伙伴们。他曾久居这座城市，在这儿写了《枯枝败叶》，享受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甘格药剂师的女儿梅塞德斯·巴尔查。在这里，他为《先驱报》的评论专栏“长颈鹿”撰稿，坐在玻利瓦尔大道旁的台阶上和罗马咖啡馆的金属桌上喝朗姆酒，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朋友们一身节日的盛装等在那儿。他们的鞋子是新的，衣服是爱尔兰麻料的。这种爱尔兰麻织衣衫自从轮船开进了玛格达莱纳河时代以来，一直都摆在橱窗的最深处。这些朋友中包括出租汽车司机、无所事事泡在“山洞”酒馆里以讥讽嘲弄人取乐的调皮鬼、卖报小贩，以及走街串巷的摄影师。加博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西装革履、令人肃然起敬的回国，他们普遍为自己早已认识的这位身材痩小、大脑壳的小伙子担心。
但是，机舱门打开了，首先探身出来的那个人却穿着一件花花绿绿、五颜六色(好像上帝把所有的颜色都染在了上边)的巴拿马豪华上衣，看上去似乎是大刚果狂欢节上的化装服(当时一位出租司机回忆说，二十年前，由于这种同样的怪诞行为，人们在巴兰基亚称加西亚·马尔克斯“衣疯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舷梯上走下来，看到了老朋友们的脸，看到了富恩马约尔的眼镜，看到了吉佩·埃斯科佩尔的大肚囊、拉塞多的金牙以及莫诺·曼哈雷斯照相机。他用一只手指着他们——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必将扔掉的纸箱子——，张大嘴高喊道：
“扯淡，还是同一伙鬼东西!”
他的纵声大笑淹没了最后的话语。那个独特而有趣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们心满意足地相互看了一眼：没错，那就是加博，尽管他已不那么痩小，尽管现在《纽约时报书评专栏》着了迷的评论家们坚持称他为“马尔克斯先生”。美国佬们向来都是些大笨蛋!
马孔多就是马孔多，干吗要否认它呢：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了巴兰基亚，主要是为了要拜访他那位亲密无间、难以忘怀的朋友阿尔瓦罗·塞佩达·萨姆迪奥，然而当时塞佩达不在巴兰基亚而在纽约，因此下午小说家不得不又回到机场去等他的朋友，这位朋友本来是上午应该在机场等候他的。在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领导了三十六次内战、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然后他便坐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候为自己送葬的队伍通过的事情发生以后，出现眼前的这种情况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大房子里人声喧嚷，人影晃动。
四瓶啤酒，一伙朋友，一个阳光照耀、轻风徐徐而来的院子，走廊里飘着花香，过道上传来一位老女人漫步的声音：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吉卜赛人回来了，箱子里带着他的魔法巫术和一大堆往事回忆。他把箱子放在了这儿，放在了院子里，阳光反射在屋顶和砖墙上。
将近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天气凉爽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唱起了山谷小调：“在那儿，在上瓜希拉，在那个走私诞生的地方……”富恩马约尔、埃斯科佩尔和安古罗跟着哼唱，并且还用手指在桌子和靠背椅背上敲击着鼓点。家中的狗再次吓得惊恐不安了。
我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你知道我在四十年中学会了什么吗？我明白了一切都恰恰是同一回事，即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又回到了起点，要重新开始，从头再来。在我为报纸撰稿的时候，我终生的梦想是成为一个驰名世界的杰出的小说家，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了解我的作品，我的书被译成所有的文字，摆在欧洲、亚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所有书店的橱窗里。一切事情都不要来打扰我，我只是坐下来写小说，写优秀的小说，我自己的小说。现在这一点我做到了，我的梦想一个一个地实现了，可我却发现我真正想成为的是一个伟大的记者，是一个贪婪地捕捉新闻的人。我一直想成为的并不是现在的我……”
我变成了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这是一种失望吗？”
“不仅是一种失望，还是一种渴望。我刚刚明白，我二十年呕心沥血追求到达顶点——我自认为的顶点——，结果却变成了一个平庸无奇、墨守成规的人。更糟糕的是这种平庸无奇、墨守成规还会传到一个人的创作之中。有一天，在巴塞罗那我会发现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头领的晚境》——是一本陈列室里的作品。它的结构框架可能是非常好的，但是却缺少点什么……这就是我昨天告诉你的缺少的东西：番石榴的气味，也就是你所说的那种真实的感觉，你所考虑的那种绝对可信性。
到世界上去寻觅
“你就是因为要寻找缺少的东西到美洲来的吗？”
“对了，正是这样。开始我认为我可以像一个银行职员那样工作：跟时间表、办公室、电话、打字机和文件夹打交道。这像是让我着了魔，每天早上我都感到很焦虑，直到有一天我抓住了我的妻子，抓住了我的孩子们，也从内心里抓住了我自己。我说：我去游览世界。我们离开里斯本的时候正在下雨；我们到达帕拉马里博的时候也在下雨。自从我从机舱门探出头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帕拉马里博的雨跟里斯本的雨不一样，而这儿的雨才是我的小说所需要的雨，对，这是我的小说所需要的雨，这种雨我在家中找遍了各个房间都没找到。我不知道这种雨是不是下得更急、湿度更大或者是更热，是的，我说不清帕拉马里博的这种雨有点什么，但我发现它就是我寻找的雨，是我写的作品正在需要的雨。我感到有点高兴，因为这次旅行产生了我如此渴望的结果，发现和证实了我的素质……后来我们进了一家装有空调的酒吧，里边设备很好。我从一个连接大厅的小门走出来，看到大厅被分成许多部分，摆设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散发着各种味道。在一个角落里，有个胖黑女人额头上顶着块红桌面呢卖姜。我朝天花板上一看，几乎要哭了：它在那儿，职业作家的习惯使我把它忘记了，它就是翼式电扇……此刻我明白，我可以马上回巴塞罗那去写我想写的小说了，就像我计划得那样。”
“那么，《头领的晚境》……”
“这是一部非常难写的小说，因为我自己把它构思得非常难。与其说写的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我在作写诗的体验。如果到头来不能如愿，我会不慌不忙、心平气和地把它撕掉。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会把它写出来。这部小说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了，但在把我所有的难题解决之前是无法动手的。因此我说，我的小说一切就绪，就差动笔写了。我的生活全部集中在写小说之中。”
“我不阅读当代的小说”
“我们再谈谈您的阅读，哪些是您喜欢读的书？”
“很久以前我就不注意文学上的事了。我讨厌那些时髦的书。如果我没有写《百年孤独》，我也不会去读它。我继续读那些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书：约瑟夫·康拉德文集和一点福克纳的东西。不过，对这两个人的作品我也越来越没兴趣了。我读许多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我读的很多书，不是由于它们在文学上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它们的文献性。这就是著名人物的秘书们的回忆录，哪怕他们写的都是些谎话。特别是《蝶耳狗》，这本书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但却很精彩。它大概是由某个人重写的，而从写作手法上来看，此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却很想给人留下一种作品是出于一位新手的印象。”
“我在心灵中怀疑……”
“孤独是您小说中的支配因素，您感到孤独吗？”
“我感到无限的孤独，但是，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孤独。除了感到孤独外，所有的人也的确是处于孤独之中。如果我们承认我取得了成功，这个结论就是我的成就，但是我不向任何人推荐。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事都跟登山运动员一样。运动员为了登顶随时会失去生命，而一旦登顶，他们又怎么样呢？下山，设法带着最高尊严下山。我不相信《百年孤独》之后交的一些朋友。
生意：书和钱
“您的工作时间表是怎样的？
“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早晨七点钟同我的孩子们一起起床——我们有一个协议，谁先醒就立即把别人叫醒——，我们一块去淋浴，一块吃早餐，然后他们去上学，我就坐下来写作，直到下午两点半。这时罗德里戈和贡萨洛从学校回来了，我们就和“麦切”[1]一起用午餐。由于一般来说我前一天夜里都躺下比较晚，所以饭后我就睡一会儿午觉，起来后便听听音乐，到晚上总是去看朋友。我认为这是所有作家最理想的时间表。”
“那么，生意上的事呢？”
“我从来不管钱的事。钱的事由我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文学代理人负责，目前他管着世界上十七家出我的书的出版社的账目。我每天都见到他，或者在街上，或者在某个地方的社会活动中。不过我们有一个铁打的协议，每月就谈一次生意的事，别的时候都不谈。谈生意那一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块待四五个小时，看看应该看的东西，签字，商议些事情和作些评论。再谈生意上的事就要到下一个月了。这是我唯一想到我的书、我的钱的时候。”
“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会带有您的自传色彩吗？”
“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带有自传色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我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塑造的，他们身上都有我的部分成分，绝对是都有，一个也不例外。在每个人物身上，至少最基本的成分都是自传性的。”
“那么，为什么《枯枝败叶》里荒唐的法国医生跟驴一样吃那些普普通通的青草？”
“这不是他人格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不是我们所说的自传成分。它是另外的东西，但是天机不可泄露。然而，请你注意，孤独是怎样地围绕着这个人物，怎样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呀!他是我作品中最孤独的人物。问题是当时作家写这个人物时还缺乏经验。”
“那么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又怎么讲呢？您也跟他一样出售奇迹吗？”
“在我所创造的所有人物中，这两个人物是最不像我的。我不像他们一样卖奇迹，而是赠送奇迹，如果我的东西可以被认为是奇迹的话。不管怎么说，我没有买卖圣职的罪过……”
“那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谁呢？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我写了五本书企图探讨这件事，打算把它弄明白，想揭开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谜，但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我弄明白了：我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们的最好的朋友。这个首席位置我是决不让任何人抢去的。”
番石榴飘香
在另一位作家——巴兰基亚作家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家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他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起在巴塞罗那签署了一份支持在蒙塞拉特修道院避难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电报。这座修道院在巴塞罗那附近。签署这份电报是抗议对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的审讯”。然后他又补充说：“我回哥伦比亚的旅行早就定了，因为我要重温番石榴的味道……”
在接听从波哥大和卡塔赫纳打给他的电话时，作家回忆起了在巴兰基亚过流浪生活的时光，当时在那儿出现了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文艺小组。
“一天晚上，”他说，“我最后一次从国外回来，我们跟阿方索(富恩马约尔)一起去逛‘罪恶大街’。我们曾经有多少个夜晚在那儿寻欢作乐到黎明呀!看到人行道上的一些女人，我附到阿方索耳边悄悄说：‘真叫人扫兴，全像些大兵的老婆……’有个女人听到了我说的话，冲着我叫道：‘你妈才是大兵的老婆哪，讨厌鬼!’巴兰基亚的这件事我终生难忘。‘快活酒吧’的事也是如此。还在‘山洞’文学小组存在之前，我们那伙人就常在那儿相聚了。我们开创了这家酒吧，我们也毁掉了这家酒吧。当有人告诉我们华尔兹舞比朗姆酒要好的时候，我们便转到了‘山洞’。然后我们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在上面发表我们想发表的一切……”
我在北京有……
有人打电话问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经济的角度上讲，他的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说：“噢，当然了，我在北京的地平线上有一套私人公寓，在纽约有股票，在俄罗斯有庄园，在乌拉尔山有别墅……”
此时作家的一个老亲戚出现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戈麦斯。此人有二十个儿女，但他只认识十二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活脱脱的一个布恩迪亚少校，但愿会有一天用灰十字把你这些子女都标在你的额头上。”这位亲戚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姨表兄弟，他记得哥伦比亚内战中的丰塞卡战役和卡拉苏阿战役，这些战役不久前的民族英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少校是都参加了的。这位少校一生发动了三十六次军事起义，但全都以失败告终。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愿透露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但他至少还要在哥伦比亚停留半年。这段时间他将住在巴兰基亚。他会长时间留在哥伦比亚吗？暂时他还不想说。而只是重复了那句话：“我想回忆番石榴的味道……”
我们谈政治
“您认为美国的制度会发生某种变化吗？”
“是的，美国在变化，它在后退。不久前尼克松说要少想些智利多想些芝加哥。这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话，而是事实。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深刻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分化瓦解的过程，这就迫使它以后的政府越来越反动，越来越野蛮。直到现在它的一个充满自信的政府所维持的言论自由和对批评的宽容将越来越受到限制。”
归根结底要发生什么事？
“你没看到吗？你没感觉到吗？你没意识到吗？越南正在到达曼哈顿……”
您是不是跟某些人一样，认为在美国发生的一切，都必将在拉丁美洲引起反应？
“美国承认，1970年对它在拉丁美洲来说是最糟糕的一年，而以后的年月会更糟。这就是说，对拉丁美洲来说，是最好的年月。目前，美国面临着古巴问题、智利问题和秘鲁问题。这是三个腹股沟淋巴结炎、三个胃痛病和三个肠梗阻，而它手中并没有良药可治。并且，这三种病同时患在它身上。我们不要再跟它拐弯抹角了，不要再跟它客客气气了，我们不要再上当受骗了，拉丁美洲已经进入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而这个进程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今天上午(星期日)的日程是去哥伦比亚港。那是巴兰基亚附近的一所浴场疗养地。他一边不停地在从巴塞罗那带来的箱子里寻找他的呢料裤子，一边继续跟来家里的客人一个接一个地交谈。
“您怎么看哥伦比亚？”
“最近在欧洲有个人对我说，哥伦比亚是唯一一个永远不变的国家，为的是当全世界都社会主义化之后教皇有一个避难所。这句玩笑话讲的很不错，但是你知道，历史可没有那么多的幽默感……”
“您认为在哥伦比亚仍旧存在着您三年前在《旁观者报》这上讲的对文化的迫害吗？”
“哥伦比亚文化研究会这个机构是成立来装装门面的。我的可爱的朋友豪尔赫·罗哈斯被任命为会长。他是西班牙语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我不认为有人那么幼稚，会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哥伦比亚的文化问题了。哥伦比亚的文化问题比这要深刻得多，因为它的根在我们腐朽的制度本身。”
美洲之家博尔赫斯
“您不认为在像哈瓦那美洲之家这样的文学竞赛中，一切非革命作家，或者说右派作家，不管他有多么优秀，都是预先就被淘汰了吗？”
“不对，绝不是这样。在这些竞赛中，选择评委的标准是非常宽的，评委完全自主行事。问题是有一些文学外的因素，这就是在得奖的书中显露出一种左的倾向，因为右派作家基本不参加。这使我想到一种奇怪现象，一种偶然，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但是，除了人所共知的例外外，不可否认的是所有优秀作家都是左派作家。最大的例外可是不得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如果授予您诺贝尔奖，您会接受吗？”
“我希望在我的工作使我有了足够的钱的时候授奖给我，以便我拒绝领奖而不遭遇经济上的尴尬。如今诺贝尔奖这件纪念碑似的大事，在国际上已变得平庸无奇了。”
外边，妻子和朋友在催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去哥伦比亚港与加勒比海重新相聚，这是他来美洲的唯一目的。
尹承东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