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给了我政治觉悟

[采访者：路易斯·苏亚雷斯(西班牙马德里《大道》杂志记者)/采访时间：1978年]

由于西班牙的民主开放，涌现了一批新的出版物，《大道》杂志乃其一，它受到西班牙读者的广泛欢迎。因此，只靠了类似新闻的手法，这本杂志就成为左派在政治领域中的向导。

问：所谓的魔幻文学，是在发展落后的国家的地区和民族应运而生的。如果这些民族和地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取得了某些物质成果，那个魔幻世界会趋向于消失吗？由此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魔幻文学也会消失吗？

答：所谓拉丁美洲的魔幻文学，也许它是世界上最现实主义的文学，它限定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文化领域：加勒比和巴西。一般认为这种魔幻文学的出现是由于黑人这一因素，但实际上它比这出现得更早。第一部魔幻文学杰作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记》。这本日记已充满那么浓厚的加勒比魔幻色彩，以致书中的故事本身都不像是真的。日记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亦即发现新大陆的那一时刻，写过两次，但没有一次是我们直接了解到的。的确，在第一次回到西班牙的几个晚上之前，哥伦布已遭到严重损害的大船在亚苏尔群岛附近遇上了可怕的暴风雨。当时哥伦布认为没有一位船员能从那场暴风雨的劫难中活下来，他发现新大陆的功绩将为马丁·阿隆索·平松所占有，因为后者的船航行在他的前面。为了预防他的光荣被那样突然抢走，哥伦布用一个晚上急急忙忙赶写出了他的发现的经过。他把这些文件放进一个为防止恶劣天气而涂上沥青的箱子里，然后把箱子扔进大海。人所共知，哥伦布是个非常多疑的人，他没有把那件事的实情告诉任何海员，而是让他们认为他是向圣母许愿，祈求她让暴风雨停下来。最出人意料的是暴风雨真的停了，另外就是那个箱子永远没有出现；就是说，即便哥伦布的大船沉没了，他写的文稿也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哥伦布第二次写他发现新大陆的经过时已不是那么匆匆忙忙，但同样是丢失了。现在传世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记》实际上是拉斯卡萨斯神甫重写的，这位神甫读过哥伦布的原稿。尽管神甫在许多地方添枝加叶同时把许多地方做了删节，事实上这仍旧是加勒比地区的第一部魔幻文学作品。

问：如果在这本日记里记录的是发现新大陆的全部真实过程和哥伦布的个人经历，那为什么称它为魔幻文学作品？

答：因为日记里讲到了神奇的植物，神话似的动物和具有神力的人，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哥伦布首先是一个生意人，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于天主教国王，以便让他们继续乐于资助他的发现。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这部日记都是加勒比地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第二部文学作品大概就是哥伦布本人的生平了。哥伦布生平中充满了神秘，而这些神秘都是哥伦布自己引起的。神秘开始于这位发现者本人的形象。生平一书中把他描写得太神秘了：他跟自己的儿子迭戈从拉维达修道院带着一副撼人心弦的模样走出来，从这儿到那儿，戴着镣铐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可实际上谁也想不到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陌生人哥伦布

问：那么，他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答：此人身材高大魁梧，红头发，满脸雀斑，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秃顶。他对秃顶非常在乎，以致在旅行中总是找些神奇的方法保护他的头发。可尽管如此，他最奇特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或许还是他的真坟到底在何处。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他是唯一在世界上三个不同地方有坟墓的人，而且不知道哪座坟墓里真的埋着他的尸体。这三座坟墓的地点是：圣多明各、哈瓦那和塞维利亚。

问：那么，在哥伦布之后，文学中的魔幻是怎样扩大，或者说是怎样发展演变的？

答：加勒比地区这种魔幻的发展随着非洲黑奴的到来而加强了。非洲黑奴无限的想象力同新大陆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土著人的想象力溶混在了一起，然后又同安达卢西亚人的幻想以及加利西亚人对神灵的崇拜溶混在了一起。由此而产生的现实不可能有别于我们的现实；从这个现实中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出有别于我们加勒比地区文学、绘画和音乐的文学、绘画和音乐。举例说，古巴的黑人音乐和三位一体宗教仪式上唱的歌曲都是跟我们的文学相一致的，也是跟维尔弗雷多·拉姆的绘画相一致的，它们全都是同一现实的美学表现。

问：那么，在将来，当拉丁美洲像我在开头指出的那样取得了某些物质成果，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事情已经改变了的时候，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答：在将来，我不认为对这些美学表现的保护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阶级情况。自然，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美好的东西非但不会消失，而且还要加强和净化。因为可以设想，社会主义将会竭力保护和发扬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它最光辉的成果。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加勒比地区。

问：关于文学、艺术和整个生活中的承诺和战斗性问题人们谈论很多，文学中的承诺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来完成这种承诺？又为什么要有这种承诺？你在文学上的承诺是什么？你又期望别人有怎样的承诺？

答：在许多年间，我们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得不背着一个难以忍受的沉重包袱，这就是人家问我们的承诺是什么？当然，我认为这个承诺是存在的，而且也应该存在。但是，不应该只是作家和艺术家有承诺，而且木匠、医生和足球运动员也应该有承诺。一切愿意改变这个世界，主张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人都应该有承诺。不过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些抽象的定义。我已说过很多次了，现在再重复一遍：对一个作家来说，把作品写好也是一种革命义务。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问：在你看来，什么是知识分子？

答：我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他把事先想好的理论置于现实之上，想方设法把现实塞进他那套理论的框子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向来对这类知识分子极端地不信任，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作家生涯

问：为什么承认刚刚写了几页文字就获得了作家头衔的那些人为作家？

答：我们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写作的作家，一种是不写作的作家。而不写作的作家更能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穿梭于世界之上。当作家是个时髦的职业，哪怕你不写作。既然时髦，那就要求你作出许多社会承诺，就像要求电影艺术家和美女王后那样。另一类作家，就是我们这些搞写作的作家，却恰恰抛头露面不多，因为大家都在写作，太忙了。

问：在这方面，为什么许多拉丁美洲作家，现在我只指那些停笔的作家，他们只写了一部作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才思枯竭还是为了保存创作实力？

答：总的来说，我认为所有作家都只写一部作品，尽管他写了很多卷。举例说，巴尔扎克、康拉德、梅尔维尔、福克纳和卡夫卡都是这样。问题是，在所有这些作家身上，他们有一本书是最杰出的，亦即超过他们的所有其他作品，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只是一本书的作者。我们来分别说一下。比如说，塞万提斯写了很多作品，但是人们唯一经常提到的就是《堂吉诃德》。但是我却恰恰相反，我更喜欢他创作的某些短篇小说，特别是《玻璃硕士》。但丁写了很多别的作品，特别是诗写得很美，但人们却只知道他写了《神曲》。实际上，拉伯雷、弥尔顿、索克福勒斯、托尔斯泰，所有这些人成名都只是由于一部作品，尽管他们有许多著作。博尔赫斯的情况是再奇特不过了：他写了很多零散的作品，得到了应有的名声和当之无愧的荣誉，但是他没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称作家们是只有一部作品的作者这种倾向是最普遍的。但是，我对这一点有自己的疑问。比如罗慕洛·加列戈斯，他是因《堂娜芭芭拉》而出名的，我承认在当时那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我认为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直性子人》。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以《总统先生》而闻名，但我认为这是在我们这个大陆上写出的最糟糕的长篇小说之一。不过，《危地马拉传说》和许多短小的作品，毫无疑问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反，这里附带说一句，授予他列宁奖金我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说得稍微客气一点，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政治上并不是个始终如一的人，也就是不是一个坚定的人。另外，对胡安·鲁尔福批评甚多，说他只写了一本《佩德罗·帕拉莫》。他向来十分讨厌人家问他何时再有作品问世。这样问是错误的。首先，在我看来，鲁尔福的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同样重要。我再说一遍，就我而言，《佩德罗·帕拉莫》这部小说，如果说不是最好的，如果说不是最长的，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它却是用西班牙语从来没有写出过的最美的长篇小说。我从来不问一个作家为什么不再写作品。但是在鲁尔福这件事上我更是谨慎得多。如果是我写出了《佩德罗·帕拉莫》，我就一辈子再也不会去操心写什么别的作品。

问：有人说《百年孤独》是一部连作者本人都不可能再超越的作品，对此你有何见解？你愿意表示相反的意见吗？

答：《百年孤独》还在我写它之前就被我自己超越了。实际上，我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问题是从某种形式上看，《百年孤独》跟所有人的生活都相似；它那直抒、流畅，甚至有点表面化的写作方式使它比我别的作品更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给我带来声誉。尽管如此，可作为文学著作，《头领的晚境》的分量还是要比它重要得多。不管怎么说，我确信，当谁也不记得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街道的名字的时候，《头领的晚境》这本书会把我从人们的遗忘中挽救出来。

拉丁美洲的“爆炸”

问：真的存在一个先是在巴黎后是在拉丁美洲的作家“爆炸”吗？你怎样把今天的情况跟那些起源联系起来？

答：所谓的拉丁美洲作家“爆炸”的确存在，它是古巴革命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还在我们在世界上进行这次爆炸很久之前，我们属于这一爆炸的大多数作家都在写作了。可在拉丁美洲偏僻而欠发达的国家没有人理睬我们。就我而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大概1953年就写出来了，可让我等了三四年人家才给了面子出版。胡安·鲁尔福在这之前，也就是1955年出版了他的《佩德罗·帕拉莫》。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问世。阿莱霍·卡彭铁尔很久以前就出版了他最初的几部优秀长篇小说。虽然如此，这些作家成名还是从古巴革命开始，那时他们在拉丁美洲以外已有了声誉。这是因为欧洲这个喜欢追求新奇的大陆，喜欢读小说的大陆，特别是法国人，为古巴革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认为那将是一场他们所希望的革命，是一场完全不真实的革命。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革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使他们关心起了拉丁美洲，对这个大陆感兴趣了。法国人对地理一窍不通那是很有名的，而且是名不虚传。法国人很土气，说到自己的事情会眉飞色舞，说到外面的事情却一无所知。这件事一直是名声在外，他们缺乏地理知识也是人所共知。在听到古巴革命的消息后，欧洲人，我特别指的是法国人，他们不得不互相去打听：古巴在哪儿？于是他们发现了世界一个地方的存在，这个地方叫拉丁美洲。那时他们对拉丁美洲发生了兴趣，开始去研究它，设法了解它。而在他们发现在拉丁美洲存在的许多事情中，他们发现有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于是他们开始出版发行我们的书籍，其实，这些书稿都早已多次送到过法国和美国的出版社里，都被他们拒绝了。

问：他们为什么改变了看法？

答：当时他们看好我们的书稿，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古巴革命为我们起了扬声器的宣传作用。但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这就是文化殖民主义，而我们拉丁美洲人是这种现象的受害者，而且开始时我们受害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当从欧洲、从美国，传来我们的书是优秀作品的消息时，我们的出版商和我们的评论家也开始对它们感兴趣了。我们的评论家曾经说那些书很低劣，现在他们开始改嘴说它们是好书了。那些从前在拉丁美洲不出版我们的作品的出版商，现在开始出版我们的作品了。于是，拉丁美洲的公众开始了解我们了，他们有了了解我们的途径。说来奇怪，就这样，通过巴黎，通过纽约，通过从别的大陆传来的消息，我们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它仍旧是拉丁美洲长篇小说“爆炸”最重要的东西：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我们，他们知道了自己有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不仅当时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同样优秀，而且会继续优秀下去，在将来许多年间也将仍然优秀。因为我认为，拉丁美洲将继续是越来越重要的创作源泉，而且随着我们这些国家的发展，我们的表达能力会更深刻得多，因此这个创作源泉也就更重要得多。

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属于你喜欢的作家之列吗？

答：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他。自然，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我自己并且非去写书不可的话，我会对他更喜欢得多。

团结一致的含义

问：在最普遍接受的理解上或者甚至是最个别的实践中，政治的含义是什么？浪费时间，行动之间的休憩，抑或是对创作的丰富？

答：团结一致的含义跟天主教徒所说的“天主教徒大家庭”是一致的，即感情的交融。这个含义对我来说很清楚。就是说，在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全人类负责。当一个人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他的政治觉悟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谦虚点儿说，我就是这种情况。我生活中没有一个行为不是政治行为。

问：作家和几乎成为作家的那些人，他们逐渐地放弃一切，为的是达到真正能写作的那一天，你怎样看待这件事？你怎样理解和实践作家的纪律？

答：写作是件苦差使，需要埋头苦干。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过去，写作越来越吃力。有一个时期，我认为这是由于表达才能逐渐枯竭所致，但现在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我明白了这是责任感逐渐加强的缘故。一个人会越来越感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会产生更大的反响，都会影响更多的人。当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他为发现了作家这个职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可说兴高釆烈。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写作就慢慢地对他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一种痛苦。自从我能够开始写作以来，就是说以写作为职业以来，或者说靠写作为生以来，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条与从前不同的纪律。实际上，我大概从十八岁开始写作，到了四十岁才开始靠写书养活自己；就是说，在四十岁之前，我只是在自己空闲的时间里写作，也就是在我赖以吃饭的那些职业留给我的空闲时间里写作。这意思首先是说，我的最有用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最轻松安逸的时间，最富有创作力的时间，必须得卖给挣饭吃的工作；再一层意思就是，我留出来的空闲时间，或者说是剩给我写作的时间，那是我最累的时候。不消说，这对创作文学作品是很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却在我当时写作的热情、流畅，甚至有点不负责任中得到了补偿。那么，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时是什么时候能写就写。可自从我靠写书谋生那一刻起，我便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每天从上午九点写到下午两点，生活非常有规律。在我是年轻小伙的时候，大约在凌晨两三点种结束报社的工作之后，我就开始写作，有时用上剩下的两三个小时就能写出四五页，甚至十页的稿子。偶尔我能坐下来一口气写出一个短篇故事。可现在，如果一天能写出一大段，我就感到够幸运了，尽管这一大段总的来说第二天就被我撕掉而重新再写。换言之，写一本书要费很长时间，所受的折磨非常之大。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工作是更有意识得多，头脑更清醒得多，因此对自己写出的东西也就更有把握得多了。

问：你这样做，也就是你对写作时间的安排，是你愿意这样做还是你觉得应该这样做？或者是你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答：实际上，作为作家的工作，我最喜欢的是在脑子里构思酝酿故事，最讨厌的是必须把故事写出来。举例说，说不定在哪会儿，顷刻间，我的脑子里便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这个故事的所有细节和特色。我能马上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仿佛我读过它一样。这是最迷人的地方，是我最感兴趣之事，我认为这也是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作家之所在：顷刻间在脑子里构思酝酿出一个故事的才能。现在，被逼着不得不去写作这件事实在是太难太苦了。我觉得最理想的做法是想好一些故事后满世界的到处去讲，就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那样。或者为了与我们的现代世界合拍一点，一个人想出的故事，口述着让另一个人代笔来写。如果能做到，这将是一种很好的工作关系，它会使一个人更加多产，或许他会被大家公认为优秀作家。

政治觉悟

问：什么是文学和新闻的主要区别？在写某些新闻稿的时候，比如说新闻报道，是否应该设法加入些文学成分？这样会减弱新闻的灵敏性和现实性吗？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新闻？

答：我越来越觉得新闻和文学的区别不大，尤其是在我说新闻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新闻报道，我在说文学的时候基本上考虑的是短篇故事。两类文体都在同一现实中吸取营养，都要求同样的体验和同样的职业操作。我认为二者都是同一职业才能的结果。我现在认为，过去也一直认为，我想将来永远还会继续认为，总的来说，我更多的是一个记者，而不是作家。此外，我认为，我作为小说家的优秀成果都应归于我的记者才能，归于我的记者素养和我的记者经历。正是由于这种记者生涯，我才有了对现实的敏感，捕捉到现实；没有这一点，就成不了什么小说家，难有任何成就。自然，我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即我的政治觉悟，同样来自新闻事业。人所共知，政治觉悟是感悟现实的最高水平。

尹承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