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小说爆炸和拉美新电影

——加西亚·马尔克斯答记者问

[采访时间：1988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在布拉格出版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8年第一期，同年1月25日和29日，墨西哥《日报》分两次转载。

问：近年来，您参加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是否存在着某种可以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倾向的东西？

答：我认为每次会议都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对维护和平的责任以及合作的愿望。这一点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代表人物是个鼓舞。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对话和接触。

文化界人士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去年6月间举行的莫斯科电影节上，我参加了一次苏联电影工作者和美国电影工作者的会见。会见中，讨论了合拍问题。

起初，我感到有些怀疑。但是，当我得知不是和好莱坞的商业性“梦幻工厂”合作，而是和独立导演和制片人合作的时候，我开始相信这个主意会取得好结果，有助于加强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问：您认为拉丁美洲大陆各国当前的政治生活有哪些最突出的特点？

答：团结一致的感情越来越渗入到拉美人民的意识中去……我是说大家认识到决心和行动应该同时并举。

问：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以后，读者获悉：只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台上，您就不打算再发表作品。在一次会见记者时，您说您认为自己吃了败仗……

答：作家的生活是丰富的，其中也包括吃败仗。事实上，这一仗我是打败了，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的结论是：我写出好书比我放弃写作会给皮诺切特造成更大损害。

问：从最早的几篇故事起，您的作品一直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类理智的信心，然而您的文学创作大部分还是分析暴力……

答：如果人们不了解平等和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如果人们没有学会互相理解，那是不会引出好结果的。我认为：艺术以及整个文化对人们了解和学会这些东西能起到良好作用。

问：毫无疑问，您指的是真正的文化，但是还存在着一种经常宣扬残酷和暴力的所谓“群众文化”……

答：事实上，商业化艺术正把它那套陈词滥调强加于人，而且越搞越凶，其中就包括宣扬暴力崇拜的玩意儿。遗憾的是在拉丁美洲以及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知识分子、优秀作家忽视了这种状况蕴含的危险。

我们以电视为例。他们轻视电视，说它是“群众文化”。我认为这是个错误。实际上，我们把像电视这样强有力的重要手段留给了“反群众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没有在这个领域里和他们展开搏斗。

问：有时候听到这样一种意见，说您专门为知识分子甚至只为一小部分知识界精英写作……

答：对我来说，不应该存在什么不是群众性的文化。我不懂精英文化。当然，这种文化是存在的，可我不认为它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价值。没有一种现实的文化不是来自人民，不是面向人民。我本人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我懂得了一切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的文化那天起，我才开始成为小说家。从那时起，我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包括加勒比地区的民间艺术、音乐和口头流传的传统故事在内的大量的诗——文学材料。也有过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在为知识分子写作，为习惯于读书的人写作。

但是，后来我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的书有不同层次的读者，有些读者实际上处在文盲的边缘。他们不仅喜欢我的书，这些书还能引发隐藏在他们身上的创作才能。他们说：“我知道一个故事，跟你那个很相像。”于是，他们给我讲了个故事，比我写的还要好。

问：某些评论家说世界承认拉丁美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美小说具有人民性，您同意吗？

答：毫无疑问。多少年来，拉丁美洲创作出不少小说，包括好小说，但是作家们想的是要争取在巴黎、伦敦、美国翻译出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被称作“拉美小说爆炸”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60年代末的那次“爆炸”不在于我们的小说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在于在拉丁美洲人们阅读我们的小说。

换句话说，当我们开始表现读者、我们各国人民的真情实感、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不幸遭遇、他们的痛苦和欢乐的时候，才产生了那次爆炸。正是由于我们的小说在拉丁美洲大陆获得了成功，才在各大文化中心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事实和我们估计的正好相反，运动不是从拉美大陆之外到拉美大陆之内，而是由内到外。

问：60年代的“爆炸”之前出现在拉美大陆文学领域的现象，在电影领域内不是又出现了吗？

答：拉丁美洲电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可惜，反响不大。我们这些国家正在制作出优良的影片，可是在本大陆上发行和放映都控制在美国几家跨国大公司手里，它们对我们的影片不感兴趣。它们感兴趣的是“反群众文化”的电影。这就是我们在两年前成立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的帮助下正在力图改变的现状。基金会提出的首要目标是制作电影，确保继续制作拉美新电影。其次是确保拉美新电影的市场。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保存拉丁美洲的电影资料。大陆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有条件建立电影资料库，随时掌握电影的生产情况，进行系统整理。

由于这种情况，一些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的文献片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散失了。如果情况继续下去，再过二十年，切·格瓦拉、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有那些独裁者的镜头就会荡然无存。

目前打算保存的不只是一种资料，而是全部历史性资料。为此，我们正考虑成立一个耗资颇大的机构，这就需要凑集余资，弄到钱，才能办成。我们将把机构设在巴西的“圣保罗影业公司”，保存下拉丁美洲的电影资料，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资料。

问：为了争得市场，是否需要按照那些控制着发行和放映的跨国公司的办法行事呢？

答：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为了争得市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提前办了交涉，要在每个拉美国家找到一家电影院，专门用来经常放映我们的导演拍出的片子，也许还要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设立类似的电影院。

说来说去，主要还是改变观众和发行者的心理状态。这就不仅限于对跨国公司控制的国家做工作了……有件事看来似乎很奇怪，那就是近年来苏联观众实际上也没有机会观看拉丁美洲生产的优秀影片。问题是苏联方面负责选购影片的人并不都是专家，他们凭个人喜好办事，常常宁要商业性影片也不要严肃影片。

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有所变化。我们认为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主要是目前苏联正在发生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变化。“改革”包含着巨大的积极潜力。因此，我们相信随着新的艺术观念的逐步确定，苏联方面对忠实地反映我们大陆现实生活的严肃影片会越来越有兴趣。

问：去年在古巴开办的“国际电影电视学校”是否是为实现基金会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您称之为实现拉丁美洲电影一体化——而迈出的第一步呢？

答：是第一步，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花钱最多的项目是保存本大陆的电影资料，而雄心最大的项目则是开办国际影视学校。我作为基金会主席，曾向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提出过办学的设想。但是，他们都不大理会。古巴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拨给我一幢房子，也就是眼下办学的地方。未来的导演、摄影师和编剧正在那里学习。

问：在西方的报刊上，有人硬说开办学校的主意是古巴领导人提出来的，您不过是在替他们作宣传……

答：我想再强调一遍：国际影视学校不是古巴的学校，它没有列入古巴的教育体系。完全是由我们管理。从根本上说，学校是民主的，而且完全是免费的。老师水平很高，他们来自各个国家，不领一分钱。当然，不是每位教师都能呆上一整年，什么时候能来什么时候来，周末也行，一周也行，一个月也行。

比如，每年我都要花去三个月的时间主持一个叫“如何讲故事”的讲习班。在班上，我们探讨一些未来的剧本的主题。假使二十年前我就知道了教学是如此令人愉快的事，那就不知道我的小说会怎么样啦。不过，现在我想两件事可以一起做。我想教给学生什么呢？首先是思考。

我那个讲习班的主要目标是打破文化束缚，教会青年人独立思考，从而让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表达人民的感情。但是，这个目标有时却难以达到。学员们在到来之前已经写过一个剧本或者拍过一部故事片，这就带来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更多的局限。因此，我们打算现在，就是1月份吧，为十名九岁的儿童开个讲习班……学员们将来自农村，更加接近民间传统，更加接近人民。

我还想说一句，“如何讲故事”讲习班完全可以叫“敢想”讲习班。我相信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创作人员定将继续忠于人道主义传统，主要是行动、斗争。这种斗争可以保证把我们大陆各国人民的真正文化、把全人类的真正文化保存下来。

刘习良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