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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好时光
[采写者：弗兰西斯科·乌隆多(阿根廷诗人)/采访时间：1971年]
编者按 弗兰西斯科·帕科·乌隆多是阿根廷诗人，此次会见的采写者。他参与了对阿根廷独裁政府的反抗运动，197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野蛮拷打致死。著作有《被枪决的祖国》。本文刊载于1971年出版的《西班牙美洲手册》上。
他以难以掩饰的、颇带点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他从瑞士给孩子们带回的机器人玩具。此刻孩子们正在玩耍着机器人和餐馆里的顾客们共同欢乐。他开玩笑地答应我，当晚间孩子们入睡时，将通知我“我们也聚在一起这样玩机器人”。他有点对这种玩具入迷，非常喜欢同他的妻子梅塞德斯一起玩。他曾撒谎说，他像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一个人物一样，为了同梅塞德斯结婚，他等了她十多年让她长大成人。即便这不是撒谎，也属可疑。他的夫人正在为他复印一份她听到的关于他的评论。“太光荣了!”他用尽力气讥讽地高声喊道，“当有人在洗衣店里阅读你的作品时，那才是真正的光荣，因为是光荣自己来了。”实际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当我的小说售出七万册时，我害怕了，害怕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主要是出于责任感，甚至是出于对下一部小说的责任感。”后来，“我开始高兴了，因为我觉得有人讨厌这本书了。”这似乎是一种嘲弄，仿佛是把衣衫的袖子裁掉。不过，伴随着作品的成功，钱也就来了，手头拮据的日子已不复存在。钱是由梅塞德斯管理的。“她在我口袋里装点儿买糖果的钱，就像对小孩子那样。”梅塞德斯认为最好是这样，因为“作家是不会管钱的”。作家也不会做生意。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梅塞德斯言之有理，那钱就交她管好了，而且钱需要细水长流有计划地慢慢花。最好是拿钱做点生意，或者投点资，可作家不擅长此道。“我曾经中过几次彩。”小说家说道。他是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报务员和“镇上最漂亮的女人”的儿子，四十岁成名。说这话几天前，他刚刚获得意大利评论奖，大约一百万里拉。但是他险些丢了这笔奖金，因为如果他不亲自到场，奖金就不发给他，而他又拒绝本人去领奖。最后还是组织者不得不让步，无可奈何地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了奖。毫无疑问，他们准备了他出席的授奖仪式。除此之外，他还售出了十五万多册他的西班牙文版小说，其他版本也卖得很好。中奖的钱使他的日子很富裕，虽然称不上豪华。他可以髙高兴兴进餐馆吃饭，而且选某种上等葡萄酒。请人吃饭，也是一种小小的愉快：“别，我来结账，现在我口袋里有钱了，最好是把它花掉，这样又得开始干活了。”
修饰
实际上，他已在考虑新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很幸运，这部小说还在《百年孤独》之前就开始酝酿了。后来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摆脱开这部小说，转而写了一些短篇故事(他自己说写这些故事并非为了发表，而只是作为练笔)，为的是打破修辞对他的困惑。《百年孤独》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内容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始终强烈地吸引着读者。他担心在这部作品之后，修辞的弊病再度出现。不算从来无人知晓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1955年出版的《枯枝败叶》。他说：“这部作品我等了五年才出版。”继而他又出版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最后，在1967年出版了《百年孤独》。他已经想到了拉丁美洲小说修辞上的问题，认为修辞的雕琢会扼杀拉丁美洲小说。因此他打算写出没有过分修饰和疙疙瘩瘩、读来轻松流畅的小说。“后来我发现拉丁美洲小说不是简单的修辞问题，而是拙劣的修辞问题。”他说。这样，他成为了自己严厉评判自己的牺牲品，结果对自己在《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之间写出的三篇东西不太满意，因为那是职业的产物。另外，《恶时辰》是围绕一种主观意志写出来的，清楚地表现一种政治观念，所以他不可能预先构思好。这种观念应不应该出现，他永远不可能弄清楚。目前他也讨厌奇闻轶事。“哎，故事情节妨碍发挥水平。”马尔克斯说。其实，他是操作奇闻轶事的大师：善于赋予奇闻轶事超越那种格式化的东西赋予纯粹的故事结局的影响和效果，而把故事叙述得五彩缤纷，栩栩如生。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喜欢奇闻轶事，觉得奇闻轶事对他的创作是一种限制。此外，他不仅讨厌奇闻轶事，而且讨厌结构。他说：“你已经看到了，《百年孤独》是一个封闭圆。”他所讨厌的结构，系指几乎所有小说、散文都避不开的推理语言的逻辑结构。因此，他同意这样的一种见解：认为当前的拉丁美洲小说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力图摆脱那种沉浸于推论理性的语言。比如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有时打破阅读顺序、事件的连续性或故事结构；有时把它们连贯起来；有时把它们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我写了大量的诗歌，当然，很幸运地都把它们撕掉了。”他说。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头领的晚境》中，他将让书中的人物讲出自己一切的所想所思，毫无限制和约束地成长。写完这部著作之后，他将写诗。这是他目前最想做的事。他承认在拉丁美洲小说崛起之前，已经出现了拉丁美洲诗歌，它同小说同等重要，尽管不如小说那样出名。因此，回归这些表现源泉将是自然而然的事。他说：“我将去写我脑海中不断涌现的东西，写完就把它撕掉，最后停下来，等着瞧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目前的小说还是有其前身的。比如乌拉圭的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他写的东西从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永远自成一格。”马尔克斯用这句话直言不讳地表示了他对这位作家的敬佩。阿斯图里亚斯的那些可疑的神话，同样是当代拉美小说的前身。最近马尔克斯重读了《总统先生》。“我也在写这个主题，你想想。”他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小说是不可救药的。“问题是那个主题对他产生的影响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或许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不过，现在看来已是平淡无奇的事了。“大惊小怪而已，写出来只是为了气一气危地马拉那个军人和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或者什么人罢了。”因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眼中，阿斯图里亚斯是拙劣修辞的支持者之一，说他“把拙劣的诗篇奉若神明”。
有人给他写信的独裁者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中，他要跟阿斯图里亚斯写同样的主题。不过，他要以抒情的手法来写，就是说，要赋予那些被众多文学作品格式化了的人物人性化。“我不清楚，这些人物要对我讲述一切，但我要讲述这些人。那个人命运不佳，成了独裁者；他屠杀学生，干了你所知道的那一切。此外，这个人是我们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创作的唯一的新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站在民众运动[1] 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另一边处理这一主题。是一部没有信息偏见的小说，至少没有理性压力迫使他这样写。族长一百六十岁了，已记不清在何时、利用何种手段掌握了政权。他怀念大海，但是他不去海边，而是造了一台巨大的生风机器，让风来减轻他思念遥远的大海的忧伤。他掌握了政权之后，便孤独一人和他的妻子被留在了那座巨大的宫殿里，他们开始在宫殿里游荡，直至最后走累了，便在一道巨大的大理石台阶上坐下来。到这时他的妻子才说：“我们有多少床单要在这儿洗呀。”族长将慢慢衰老，他将觉得金丝鸟歌唱的声音越来越低，而想不到是他自己逐渐变聋了。尽管如此，他将总是像孩童那样趴卧着、脑袋枕在手上睡觉，直至飞来一群像母鸡似的鸟——乌鸦，看到他消沉无力，开始拼命地啄食他，最后让他命丧黄泉。乌鸦把族长啄得面目全非，已经没有人能判定那是否是族长的躯体，是不是族长真的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想预示他的小说取得如何的成功：“也许我对你讲的这些根本就不会问世。”但是，基本上说来，他还是愿意早一点把信息传达给读者。这个数目可观的群体轻轻松松地读了他二十万册书，而现在也许他们将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在等待着《百年孤独》的续篇，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来的是另外的东西”。这部作品跟别的作品一样，在他的脑子里已酝酿了许久。从前他记笔记，现在他不记了，因为如果记笔记，他会“老是想笔记”，而影响他想作品。
愿望和权利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任何人别来干扰他，因为他几乎跟律师一样，没有固定的主题，性格外向，十分健谈，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格，对拜访者来者不拒，尽管他只是最愿意跟自己的朋友们相聚。不过，如今由于他名气太大了——很奇怪，倒是没有人妒忌他——，他就没那么多时间了。“有个人来了，是因为人家告诉他我很热情，所以他就希望看到我很热情，如果我对他不热情，他就会认为我高傲了。于是我就摆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自然，他就觉得我真的很热情。”由于缺乏时间，如今他对接待蜂拥而至、要跟他谈文学的来访者已有所控制了。“就连我儿子们的老师都希望我出席他们学校的聚会一块儿谈谈文学，仿佛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文学似的。”马尔克斯说。这样，逼得他不得不筛选电话和约见。不管怎么说，他处理私事的时间是不容侵犯的，这就是他写作的时候。他感到当写作的时候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时，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不管我的妻子还是孩子，没有任何东西进入我的心灵。”“幸福就是一个人能随心所欲地写作，除此之外，什么都无所谓。”“我在写《百年孤独》时感到是如此的幸福，做梦时就觉得自己是在创造文学。”写作是件奢侈享乐的事，比选购安达卢西亚葡萄酒还髙雅。“我买了台电动打字机，写作就不费力气了。我必须用特殊的尼龙打字带，每写好一页就修改一次，改完了就放在左边，那就是成稿了。”而当有的段落超出一页纸的时候，他就整体地再改一遍，重新放到左边。唯一让他焦心的是缺少第一段。《头领的晚境》的第一段已经写就了。他说第一段有了，而且要求保存好，因为他总是要用第一段(这是有道理的)来告诉读者，如果族长的母亲猜疑了她的儿子将成为独裁者，她会做些什么。
最后的决定
他自认为是通晓语言的专家，这并非傲慢。“透彻了解了，西班牙语并不难，问题是在你不了解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难。”现在“我已经有了一种工具，我甚至想拿西班牙语做游戏”。像巴尔扎克那样，当写出第一段后，他就能预知他的小说写多长。“这部小说大概要写八百页左右，或许比《百年孤独》长一点，《百年孤独》是八百页。”他估计写《头领的晚境》需要一年的时间。“独裁者们的孤独始终死死地映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那些现实中的回响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像进了一座橡胶钟。”《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写了两年，但是“再写下去我就难以忍受了，当时也只希望有一千多个读者就满意了，而且也不敢指望遇到敏感而有眼光的出版商，直到遇见了帕科”。他所说的帕科，是指波鲁阿，即南美出版社的经理。在这之前，他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我一直待在新闻行业，甚至写了一系列的不体面的电视作品。”他说。“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将来的写作做准备。”他也干过广告行业，直到有一天他对妻子说她得承担起所有的家务，因为他要坐下来写作了。说到做到，他真的坐下来写作了。
巡礼者和诗人
他甚至写起了诗。像开始时一样，他写诗并不动脑筋，但作品并不晦涩。“你知道，青少年时代写爱情诗，并不清楚是写给谁的。实际上，也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在恋爱了。”但是现在，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已进入故事创作，因此我们会想到，诗歌不是表面地加入进了超现实主义，而是毋庸置疑地使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这样我们便可以肯定——在《恶时辰》中——死人会说蠢话，或者《百年孤独》中的一个人物会消失。当然，是消失在空间或釆用多种扭曲现实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人匪夷所思、打破常规去理解这类事。所以，这令人必然想到超现实主义的经验必然会存在于诗中，尽管有时用超现实主义并不能阐述诗。超现实主义也存在修辞、主观意志主义和“老化过时”的问题。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崇拜超现实主义之父们，不厌其烦地阅读法国剧作家阿尔弗烈德·雅里怪诞不经的剧作《乌布王》里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乌布王这个人物的放荡不羁和作者无拘无束地自出机杼吸引着他，将他拉近他的诗的灵感，激起他立刻写诗的欲望。而这种写诗的欲望不仅仅限于诗中，并且扩张到音乐。他说：“实际上，我爱音乐超过爱任何东西。”有一次他和胡里奥·科塔萨尔一起旅行归来，他对后者说：“我们连续听了六个小时的音乐了。”接着他跟科塔萨尔打赌：假使他们不得不幽居到一个荒岛上去，每个人会带上什么。“科塔萨尔说他要带书籍，而我说要带唱片，尽管我向他承认我会偷偷地带上一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从这种散文与诗歌，文学与音乐之间的两分法，似乎推断出一种无处不在缺失的道理。“十四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国外。”他是被派去任一家哥伦比亚日报的记者。“后来我回来了，但是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我又去了国外。曾经有一个时候，我感到待在哪儿都不舒服。我现在要回到国内，总感到挺别扭。不是因为觉得国内的生活排斥我，因为如今，尽管我批评他们，而且我的小说所描写的现实也不会去恭维任何人，可他们却甚至认为我是一种国家的光荣。如果我像以前那样发表公开的声明去批评他们，最高级的官员马上会出现在电视上进行解释，说我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大概掌握的材料不确。加西亚·马尔克斯愤怒并带点悲伤地断言道：“我在自己的国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很痛苦。因为我以前感觉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可现在昔日的感觉已失，因为走到哪儿都感到不自在了。”可是，他喜欢巴塞罗那。他说：“巴塞罗那人非常好，西班牙语也好。”但是，他在巴塞罗那也不是感觉很好，尽管他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就、夫妻关系以及跟孩子们的关系都十分融洽，甚至可说非同寻常，这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使他的生活舒适安宁。“我要在这儿住下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费用比巴黎便宜(另外的原因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人之间有一种无声的斗争)，在巴黎干活必须比马德里干得多。马德里大街小巷都有酒馆和朋友，他们是那样的热情，一切都充满诱惑。此外，我非常喜欢巴塞罗那，尽管在这儿的感觉与在国内不同。在国内那种感觉真不好。”
尹承东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