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加博畅谈埃伦蒂拉

[采访者：路易/采访时间：1983年]

编者按　路易的这篇访谈录最初发表于1983年11月。同年哥伦比亚卡利市的《祸端》杂志5月号转载。本文转译自哥伦比亚卡利市1987年5月17日《国家报》星期日副刊。

路易(以下简称“路”)：您电影中的女主角、温柔纯真的埃伦蒂拉是一位十四岁的少女，这位少女由于意外事故引起的火灾烧掉了祖母的房子，祖母就恬不知耻、心安理得地逼她卖淫来还她这笔债。那么，您曾对我说过，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实有其人、都是在您加勒比地区的故乡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这就是说，您也认识埃伦蒂拉了？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当然，我也认识埃伦蒂拉……我对您说过，这不是我的想象。这是在加勒比海岸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的事。

有一个老太婆开了一家流动妓院，从这村到那村。每次遇有圣神节的时候，“老妇人”总要租一个大房子让她的一群妓女待在里边。但是，由于从四乡八村来赶会的人太多了，结果往往弄得老太婆租不到地方做她的生意。

那时，她就把招来的妓女安排在一家大商店里，那商店酷似马戏团的大帐篷。

一天，在她收留的妓女中，我看到一个新来的女孩；这孩子至多也就有十二岁。有人告诉我，她在一家店后房间里被一个老头强奸了，经营卖淫的老太婆就趁机把她收留在自己的队伍中。这小女子发挥得十分出色，以致男人们都扔下惯常的妓女来找她玩上一阵儿……男人们络绎不绝地排的那支长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一久，这个故事就萦绕在我的脑际了。我心里琢磨，这个妓院老板娘很可能就是那个女孩的祖母，她们之间大概有某种可怕的秘密。在《百年孤独》中，当轮到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第一次开始性生活时，我觉得他显然只能是在这个地方，在埃伦蒂拉的怀抱里。因此，这个人物有时被认为是我从《百年孤独》中拉来的……她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路：在南美的整个这一地区，妓院真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吗？

马：(开玩笑地)我认为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您不同意吗？

路：(叹口气)在法国我们已经没有了……

马：(怜悯地)太遗憾了!在我看来，这就是说，跟在我们中间一样，这种传统要消失了。近些年来，在我出生的南美加勒比地区，也就是埃伦蒂拉所在之地，性关系也改变了许多，年轻人再不像从前那样去妓院了。

路：一切都要失掉了。

马：您知道，我们那地方的妓院，并非只是一个供找女孩玩上一会儿的地方，而是一个娱乐场所。那儿举办舞会。我经常带我的妻子梅塞德斯去那儿……舞会总是在露天，在一个树木葱茏的大院子里。村里的男人们都聚在那儿。院子里有鸡、狗，甚至驴子穿行……那是一个彻底开放的健康的地方!

路：我们19世纪的作家描写的妓院都是隐藏在阴暗的街道上，尤其喜欢在教堂后边……那是些肮脏丑恶之所，一个人进去时，就像做贼一样，先是偷偷地向周围观望一下，肯定没有人看到时再往里走。您说的妓院跟这种妓院完全不一样吗？

马：当然不一样!可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是两种文化，两种不同的世界……对我们来说，那地方从来不是禁地。那儿没有任何暗处和秘密，而是恰恰相反!请注意，我说的是加勒比海沿岸。在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地区就大不相同了。那儿的妓院就隐蔽得多了，几乎是开在偏僻的地方暗藏着的。另外，福克纳说，妓院是作家的梦想之家：早上安安静静，晚上热热闹闹。

路：这儿说的是加勒比的妓院，不是安第斯的妓院吧？

马：那是当然!加勒比是光明，是音乐；安第斯是大雾，是忧伤……

路：在您的作品中，给人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坚强，比男人成熟，男人像是些充满幻想的脆弱的孩子。这是否是因为您书中的女人是安第斯女人，男人是加勒比男人？

马：这是我对女人的看法，没错。女人是看守人，她们担任着维持秩序的职责。相反，男人在无限地发疯之后就去游历世界，或许他们也推动历史前进。但是，假若他们真的有这种表现，那也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当回到家中时会找到女人。

路：一点不错。您这样考虑女人，就不怕把一腔怒火发泄在埃伦蒂拉的出路方面吗？这个故事可是讲的一个少女百依百顺地被她的祖母逼良为娼啊……我显然想到了女权运动。您可是要冒被戴上大男子主义的帽子的危险噢!

马：我认为埃伦蒂拉最雄辩地说明了凡是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她都想到了。

埃伦蒂拉釆取一切手段来解放自己，甚至利用爱情。她利用了乌里塞斯，这个小伙子代表着那个如此龌龊的世界上的纯洁，她利用他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和逃走。可以认为，如果说这种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话，对她来说，那也将是一种归宿和感情的释放。

路：在电影开始的镜头，乍一看，埃伦蒂拉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被溺爱的纯情少女，她甚至让人觉得她爱那个把她变成娼妓的、令人作呕的拉皮条的祖母。

马：(面带笑容)如果有争议那就再好不过了，对电影来说，最好有争议。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揭示了加勒比地区某些女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它是确有其事，我亲眼看到过。而且直到今天，当我们在这儿交谈的时候，这类事情依然存在。

路：您是说现在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子做妓女？

马：一点不错。而且也还有从这村到那村的流动妓院。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改变。

路：您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已经谈过，这在您的作品中很重要，在您的实际生活中呢？

马：我认为女人是我们社会的动力，她们比男人更坚强。我们生活在一个女权社会里。或许正因为这个理由我们才成为大男子主义者？大男子主义是女权社会的产物。

路：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运动是对我们生活的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抗……

马：女权主义者……您说的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意思？现在各种运动实在是太多了……但不管怎么说，我敢肯定事情是相反：实实在在的女权社会创造了大男子主义!我们是待在月亮上，脑袋在空中，而她们，她们的脚是踩在地上。您看，我举个最好的例子：在一个重要男人的背后，我们肯定会找到一个杰出的女人；相反，在一个杰出女人的背后，却是一个大傻瓜男人。我需要女人。我生活在女人中间。我的文学代理人就是一个女人。我最好的女朋友是我的妻子。我跟女人的关系比跟男人要好。男人是我的同伴和朋友，但我所有重要的关系总是跟女人。

路：可以和一些女人保持长久的深厚友谊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情人吗？

马：可以。在拉丁美洲，一个人同女人的关系好于同男人而这些女人中间没有一个是他的情人，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我认为在欧洲就不是这样。您没有过同一个不是您情人的女人保持过深厚的友谊关系吗？

路：(他坚决主张男女平等)当然有过。特别是那个女人非常、非常、非常的丑陋而又非常、非常、非常的聪明。

马：我越来越相信，聪明在女人身上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您在描写埃伦蒂拉的祖母时，把她说得像个妖怪……您说：“她像一条白鲸……丰满的后背上……等等。”那是一个堆满脂肪的硕大身躯，小姑娘像打扮一个大洋娃娃似的为她化妆洗头。您不觉得伊雷内·帕帕斯扮演的这个角色与原著大相径庭吗？因为，尽管她穿金戴银，浓妆艳抹，但仍不失为人们眼中的那种漂亮女人，远远不是您作品中写的那种妖怪。

马：是这样。在整部电影中，这一点是我和制片人阿拉因·克费来安、导演鲁伊·格拉之间唯一存在的一大分歧。伊雷内的确是位大明星，但她绝不适合演我脑子中的那位外祖母。她太年轻了，也没有我所描写的那个人物身上的一堆肥肉。我认为这种妖怪似的体型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制片人和导演对我进行了说服，他们让我相信，演员在体型上的不足会在表演上得到补偿……我知道，如果我坚持要找到我作品中的妖怪形状的理想祖母，那电影就拍不成了。现在我看到了电影，我并不后悔听了他们的话。那是另一种妖怪，但却与我描写的祖母同样吓人……可说异曲同工，只是风格不同罢了!

路：我觉得有点怪，我读了小说，也看了电影，给我的印象是电影中拉皮条的祖母和卖淫的小孙女之间的关系跟您小说中描写的不尽相同。您看，祖母发现孙女身上汗淋淋地闪闪发光，发着高烧，浑身打抖；小姑娘恳求祖母那一天不要再送男人来……可老太婆一边抚摩着她的额头一边温柔地说：阿哈，就只有十个军人了……”这实在是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觉得祖母有点妒忌拥有她孙女的男人们，也妒忌孙女做爱时如此尽心尽力。这一点在书中没有看到。这或许恰恰是扮演祖母的演员进行了发挥吧？

马：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拍摄过程中，在伊雷内·帕帕斯和扮演埃伦蒂拉的巴西青年喜剧演员克劳迪安·奥哈纳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妒忌关系。这延伸了故事在舞台上的张力……但是，说到祖母这个人物，到最后，总是有读者对她感到失望，觉得跟他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路：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后，您认为它比译成一种外国文字走样更多吗？

马：是的!我认为一部文字的东西不能变成影像的东西。举例说，我反对把《百年孤独》拍成电影。因为我凭经验知道，《百年孤独》的每一个读者对书中的人物都有了自己的概念和印象。总的来说，他们把书中的人物看得像自己的家庭成员，自己的朋友，关系拉得很近。我以为形象会破坏这种认定。因为每个读者已经编织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电影上的面孔便是强加于他们了。

路：您喜欢让每一个读者去想象自己的电影吗？

马：当然了!读者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我有那么多专门为电影考虑的题材，干嘛要去改编一部纯文学作品呢？我认为，为电影创作脚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手法，甚至灵感都与文学不同。另外，还有舞台设计师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那样富有创造性，一点儿也不亚于创作文学作品本身。

路：那么，您为什么同意把埃伦蒂拉拍成电影呢？

马：因为埃伦蒂拉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是一个视觉故事。我开始是把它写成电影脚本的，后来看到拍电影无望，才把它写成小说。但是，对我来说，它一直首先是电影主题。您知道，十二年来，我一直期望它拍成电影。

路：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年？

马：版权被一个叫马戈特内纳塞拉夫的导演朋友买走了。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得可怕的拍摄计划，要投资五百万美金!……所以我认为事情绝对办不成。他们的拍摄舞台遍布全世界……旅行消耗了大量钱财。我曾两次同他们更新版权合同……

我知道鲁伊·格拉想拍电影，后来克费来安又具备了拍摄条件，这就是一切。不过，这是我唯一一部在出版之前为电影准备的作品。

路：这是您的一部作品第一次搬上银幕吗？

马：是的。但同时也是第一次我的一个电影脚本变成小说。

路：您认为一个法国的、意大利的或美国的导演可以拍这部电影吗？

马：不。鲁伊·格拉是拉丁美洲人，他了解并且能够把握、操作我童年时代瓜希拉的环境和炎热气候；当时瓜希拉住着印第安人、走私犯和巫师。

路：您需要一个反笛卡儿派的……

马：我需要一个充满狂热的拉丁美洲人，这被你们称为日常的巴洛克……(笑)。我应当告诉您，法国小组工作得非常出色，我认为特别是美工师。

他叫皮埃尔·卡迪乌。他去了瓜希拉，只在那儿待了三天拍照片和地图等……一天，我去了拍摄现场，一下子呆住了：我面前的布景完全是我童年时代的景象，每一件物品都处理得十分得当。色彩、影像……我觉得一生都生活在那儿!比在我书中塑造得还要精确，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要把事情理想化，要做些诗意的改变。但是，在皮埃尔的布景中，是他照片上的严格和精确。

路：鲁伊告诉我，十年前您在巴塞罗那认识他时，送了他一本《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并且为他题了词：“某一天您将把它拍成电影……”这是一种预言吗？

马：在这种具体事上，或许是一种直觉吧!我不是信徒，但我很迷信!当一个人不信上帝的时候，迷信是需要的。

我有我的黄玫瑰。当它插在那儿，插在我写字台上的那个小杯子中的时候，我就一切平安无事。

尹承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