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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加西亚·马尔克斯答记者问
[采访者：马莱斯·西蒙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间：1988年]
[采访者：苏联《星火》杂志记者/采访时间：1987年]
编者按 美《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88年4月10日)、罗马尼亚文艺周报《金星报》(1987年第48期)分别发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前文作者是《纽约时报》拉美专题作家马莱斯·西蒙斯。他就《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英译本在美国问世采访了马尔克斯。后文的作者是苏联《星火》杂志记者对马尔克斯的釆访。这两篇访问记涉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和创作情况，对了解和研究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者有所裨益，现分别译介如下。
马莱斯·西蒙斯采访记
……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是马尔克斯一生最快乐的时期。在书里，他颇为怀恋地叙述了他父母的求爱经历和他自己的水上旅行，它们都成了这部书的重要素材。在他的长久居住地墨西哥城，他向我谈起了写作这部小说的情形：
写这本书是令人愉快的。它本来可以写得更长些。但是，我得限制篇幅。关于两个相爱的人的生活，可写得实在太多了，真是无穷无尽。
而且，我有个优势，就是事先便知道故事的结局。对这本书来说，结局可是个大问题。倘若让一个人死去或两个全都死去，那味道就逊色得多。最美妙的事情是他们能否永远相爱如初。因而，读者感到慰藉的是，那只载着恋人的船只将继续自己的航程，来来去去，永不停息，不仅仅在他们的晚年，而是永永远远。
马莱斯·西蒙斯(以下简称“西”)：好一段荷兰飞船式[1] 的爱情。您自己常常乘船旅行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我熟悉那条船有很长时间了。从我十二岁时起，就常常乘它旅行。我住在(哥伦比亚)沿海，可我得到了一份到波哥大上学的奖学金。我从巴拉奎拉乘船到达多拉达，再改乘火车到波哥大。这大约是那条河开始腐蚀的时候。从第一次河上旅行到最后一次河上旅行，这之间，我目睹了那条河的腐败污浊。后来，我把这写进了该书里。
在这部作品里，我不得不写了两次水上旅行。第一次是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2] 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内地报务员。但是，这一次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到达了，又后悔了，就返回去了。于是，我还得构想一次，来描绘这河、这风景。要不然，所有这方面的描绘就该放到该书最后，到两位老人继续旅行的时候。那样，他们的关系就会黯然失色。而这种关系在那时又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一方法也使我能够展示这条河是怎样从清净繁盛变得污浊萧条的。上大学的时候，我真该做最后一次水上旅行。那时我二十二岁，可船只已经停航了。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已成了怀旧的东西。怀旧是文学灵感、诗歌灵感的伟大源泉。
西：您这本书大部分是在卡塔赫纳[3] 写的吗？
马：是的。写这本书的那两年几乎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事事都尽如我意。人们一辈子都在想究竟该怎样生活着。我就此问过一些友人，可谁也说不明白。现在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希望我的一生都能像写《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
那时，我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早晨五点半或六点起床。然后听听新闻。我总在六点半到八点之间看书，要不就找不着其他时间了。我的生活节奏常常被打乱，总会有人带着在附近捕的新鲜鱼或龙虾小虾什么的来我家。我从八点一直写作到下午一点。中午，梅塞德斯到海边，与朋友们一道等我。我总料不到将要见到的会是谁，人们总是来去匆匆。午饭后，我睡会儿觉。太阳快落山时，我就出去走走，到街上去寻找我书中人物要去的地方，找人聊天，搜集语言和气氛。这样一来，次日上午，我便有从街上搜集来的材料可写了。
那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我文学生涯中最奇特最叫人愉快的事情之一。有个人物叫费尔米娜[4]，是个十八岁的姑娘，住在19世纪加勒比海岸一座小镇上。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有她父亲，是个西班牙移民，还有她母亲。我老想不出这位母亲是什么样子来。一同生活的还有一个姑姑，她父亲的妹妹。这姑姑我看得很清楚，而且，也有个她一样的名字。我常常让他们围坐在桌边，我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除了那位母亲。起初，我以为是那姑姑碍的事，于是将姑姑抽了出来，又放进去，可母亲还是成问题。我看不见她，看不见她的脸。她的名字以及别的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后来，有一天我醒来时，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那位母亲在姑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样，她反而活起来了，成了实实在在的人。她活着，常常出现在家里，出现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解决了这一难题，我非常高兴。我一直都在滥用本书的逻辑，企图将死人放在活人一起，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西：那么，男人呢？您是怎样看待弗洛伦蒂诺的？
马：我真的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很自私，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自私。至于费尔米娜，我认为她变得比自己料想的还要俗气。她因此变化很大，变得矫揉造作起来。等到老了，到她答应继续乘船旅行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点。为此，她只得与自己的整个生活决裂。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型。它无名无姓，就是加勒比海岸的社会，它的偏见和迷信，它的老一套的行为方式。这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动力。
西：您说过，您父母早年曲折的恋爱经历部分地成了本书的原型，您母亲看过这本书吗？
马：我不知道她是否全都看完了。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我想肯定有人念过一些章节给她听。不过，书里的内容她是知道的。我在卡塔赫纳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下午都到她那儿去，单独向她和父亲提些问题。那时父亲还健在。
西：您是否看过英译本？
马：我的英译者是拉巴莎[5]。我一向很信任他，从不费那个事。但是，这回他另有所约，我只好另找翻译。我能看懂英文，但要评判文章的优劣，却远不及法文和意大利文。好在译本多。在三个翻译样本中，我只看了这个译本的第一章。无疑，这是最好的译本。诺波夫[6] 的编辑也有同感。何况，我又能怎么样呢？我管不了那么多，还有日译本、瑞典语译本、荷兰语译本等等，等等。
西：译者是否同您联系，向您请教？
马：有时，有编辑送些条子来问些小问题；有时，译者将他们有疑问的地方写在纸上送来。奇怪的是，无论译成哪种语言，有疑问的地方几乎总是相同的。
西：我想您肯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净写些什么？
马：有些读者写信问我，是从何处获得这一主题，哪一章节，这个或那个人物的。我觉得，他们的来信非常有趣。他们感到我所写的，正是他们熟悉的人和事。他们写道：某某人就像我姑姑。或者：我有个叔叔，就像某某。还有，那段插曲恰好发生在我们村，您是怎么知道的？拉丁美洲所有的读者来信写的都是这些事情，尤其是在《百年孤独》出版以后。他们觉得它就是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
西：这就是您至今仍不同意将此书(《百年孤独》)拍成电影的原因吗？因为那样就会失去这一本质特征？
马：那会毁了这一特征，因为电影不允许有普遍认同的特征。演员的脸，格里高利·派克[7] 的脸，就成了人物的脸。他不可能是你叔叔，除非你叔叔长得像他。
西：《霍乱时期的爱情》将拍成电影吗？
马：也许。只要拍成拉美电影，我就不在乎。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要由拉美人来导演；洋溢着拉美情调；展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的社会方式。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这出戏的决定因素。当然，这是个难题。我这方面解决的办法是：我不可介入。这种事已经在拍《预测死神的编年史》的弗兰西斯科·罗西身上发生过。他让我看脚本，我对他说：“别给我看。因为，倘若我看了，你的电影也许永远拍不成。我想的是我的书，你考虑的是你的电影。我自己写了书，你也自己去拍你的电影吧。”事情就这么定了，他很感激我。
苏联记者采访记
记者：据我所知，家庭对于您始终意味着可靠的避难所和永恒的精神支柱。您的两个儿子目前在哪里？他们各自从事什么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大儿子是电影摄影师，小儿子当上了设计师。两人都赋有一些父亲的创作素质，不过都应用于各自的实际领域中了。总的来说，两个孩子都比较注重实际，在这一点上，看来很像他们的母亲……
记者：作为父母，你们是否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道路？
马：我以为这首先牵涉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遗传问题。您知道，我们始终都在努力影响自己的孩子。我们作此努力也是因为他们一直由于父亲的原因而难以正常生活。例如，大儿子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尽可能少的人发现他以及他的父亲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一些影响仍然在所难免。比如，我们的家庭氛围。孩子们常常忆起怎样和巴勃罗·聂鲁达、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思特斯一起游戏。毫无疑问，他们也不会忘却他们常常听到的文学及艺术讨论。现在，他们的房间里经常响有现代化的、符合青年节奏的摇滚音乐。音乐声响彻整座寓所，连我也不得不洗耳恭听了。这样看来，他们也在影响我。当然啰，我听一些古典音乐时，也像他们一样，把音量开得大大的。这样一来，两种音乐孩子们都爱上了。
记者：但您本人对他们有何影响呢？
马：我可无处躲避啊。无疑，环境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不可抹杀。但两个孩子都从未试图进行写作。小儿子学过几年吹笛。对此我深表满意。我太高兴了，以至于强迫他坚持不懈，就像从背后硬推着他前进似的。不过后来他干上了设计。大儿子则一直喜爱摄影艺术。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想不管将来他们从事什么职业，重要的是们必须成为有文化的人。总之，我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挺满意的。大儿子获得了一张哈佛大学的历史文凭。但毕业回家后，他又重新操起了旧业——摄影。在回答您提出的问题时，我必须重复说明无论是我还是我妻子都从来没有对孩子们施加过任何压力。当然啰，经常光临我家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声望也曾对他们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我的回答很仓促，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哩。
记者：加亚西·马尔克斯先生，在准备对您采访时，我专门拜读了您的大作。我觉得似乎所有您的作品讲的都是孤独。一位苏联评论家在读过您的作品后也有同感。您的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实际上就是人性的疏远、孤独、不解，心灵的孤立。
马：您这样觉得吗？您知道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您还提及一位评论家的高论。我总是尽量不读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评论很糟，那就根本不值一读；反之，倘若评论很好，那就有可能影响你，就有可能将它的观点强加于你。关于孤独我能说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孤独是否存在于我的作品之中，但它肯定存在于作家的心灵之中。因为，当作家坐在自己的写字桌前时，谁也帮不了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一臂之力，没有任何人……他茕茕孑立，唯一的伴侣就是白纸。这就是孤独。在寻求真理的那一刻，人都是孤立的，孤独的——您愿用什么词都行。
记者：我偶然获悉您在创作时使用电脑。以什么方式呢，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
马：我并不想保守秘密。有关电脑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我和苏联科学院院士韦利霍夫谈论得很多，同他的会晤使我深感满足和高兴。我可以说得更多一些。假如我早一些注意到电脑的作用的话，我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比现在要多得多。电脑在各个领域对人类都大有裨益，文学领域也不例外。
记者：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您曾说过尽管自己享有盛誉，但真正亲密的朋友却很少。
马：看来，我的话被歪曲了。实际上，我有好几个生死之交，对此我一直感到无上自豪。而做到这点实在不易啊，因为一般来说，荣耀过多，友谊便会淡漠。而我却成功地与好几位朋友一直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正如我保持了自己的家庭一样，这实在是不易……我经常旅游。旅游途中，时常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之一就是拜访老朋友。朋友相会永远令人难忘，因为唯有在朋友中间，我才感到了真正的自我。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位最忠诚的朋友。我深信我爱他们中任何一位(即使是最少受爱戴的一位)的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他们爱我的程度。
晓风 高兴 译
[1] 意指“永远”，传说中的荷兰船只，上帝罚它不停地在海上航行，直到最后审判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