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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从事音乐并且写一部三角铁和管弦乐队协奏曲
[采访者：丹尼尔·桑佩尔·皮萨诺(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采访时间：1968年]
有影响的哥伦比亚日报《时代报》派它当年二十四岁的记者丹尼尔·桑佩尔·皮萨诺去巴塞罗那，这位记者受到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亲切接待，两人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如今，1979年，桑佩尔无疑已是哥伦比亚最受读者欢迎的报刊专栏记者。他为《时代报》撰稿，也为政治杂志《抉择》撰稿，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抉择》杂志的社长。
这是我最后一本书
开头先说一件事：我不再接受记者报道我，因为我要到此为止了。我到巴塞罗那来，是因为我认为这儿没有人认识我，但麻烦事同样出现。开头我说：不接受广播电台和电视釆访，但报纸可以，因为报界人士是我的同行。可现在我要拒绝一切釆访了，报纸也不接受了。因为记者一来，我们就一起醉到凌晨两点，结果我给他们说的话在他们的报道中就走样了。可我从不去纠正。两年以来，所有以我的谈话发表的东西全是一文不值的废话。事情总是那么讨厌：我讲上两个小时，他们发表出来仅仅只有半页，而且全是些胡说八道。此外，作家不是要发表谈话，而是要叙述事情。想知道我对事情有什么看法的人，就去读我的书好了。《百年孤独》有三百五十页，那都是我的看法。那里有所有记者需要的材料。还有，除了记者的追踪外，现在又发生了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件事：出版商的追踪。有个人来这儿向我的妻子要我的私人信件。还有一位姑娘带着一个很好的想法来找我，要我回答她二百五十个问题，让她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向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二百五十个问题》。我把她带到下边的咖啡馆，向她解释说，如果我回答她这二百五十个问题，那书出来就是我的了；而且，尽管如此，赚钱的还是出版商。听了我的话她觉得是这样，说我言之有理。她像是要跟出版商去争斗了，因为出版商也在剥削她。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昨天来了一位出版商，建议我给“切”在马埃斯特拉山的日记作个序。我对他说我很愿意做这件事，但是我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我想为他把这篇序写好。
这是因为有些人做得太过分。我这儿有一封信，是一位西班牙出版商写给我的。他说只要我把下一部小说给他，他可以在帕尔马·德马约尔卡提供我一幢别墅，我爱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只好写信对他说他可能弄错了地方，因为我不是妓女。这使我记起了纽约的一位老太婆，她写信对我的作品大加赞扬，并在信的末尾说，只要我愿意，她可以把她的全身照片寄给我。梅塞德斯怒气冲冲地把这封信撕碎了。我正正经经地告诉你件事：对那些出版商，我不慌不忙、客客气气地打发他们见他们的鬼去。
所有的波哥大人都穿着黑衣服
我第一次到波哥大时还是个小孩子。我得到了一份奖学金，离开阿拉卡塔卡到希帕吉拉的国立学校去读书。先是乘船在河上遭罪的旅行，继而是坐着火车以野蛮的方式爬山，我第一次在火车站接触到了首都波哥大。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是真正的另一个世界。我牵着我学监的手行走，因为由于家乡离学校很远，必须任命一个学监；另外，我也怕得肺炎死掉，因为海边的人说热带地方的人受不了波哥大的寒冷。我穿上足够的衣服，收拾好一切，然后同我的学监一起坐上一辆车，开始观看下午六点钟的这座死气沉沉的灰色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都披着斗篷，听不到巴兰基亚人的那种喧闹，有轨电车里挤满了人。当我穿过位于七道下边希门内斯大街的市府大楼前时，我看到所有的波哥大人全穿着黑衣服，手拿雨伞站在那儿，头戴椰叶帽，蓄着胡子。那时，说真话，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哭了起来，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从那时起，波哥大对我来说就是无可奈何和悲伤。波哥大人都是黑色的，那座城市里的气氛让我窒息，尽管后来我不得不在那儿生活了好几年。但是，尽管我生活在那儿，我也只是待在我的公寓房间、大学或报社里。除了这三个地方和它们的路线外，对别的地方我一无所知。我连玻利瓦尔故居都没去过，也不知道烈士陵园在哪儿。
我正正经经地告诉你件事：对那些出版商，我不慌不忙、客客气气地打发他们见他们的鬼去。他们是一种真正的灾难，是一种真正的祸害。因为，除了纠缠之外，他们还说是他们养活我们作家，而实际上是我们作家养活他们。我们作家是靠我们的读者养活，而出版商是寄生虫，是靠我们作家和我们的读者活着。所以我建议小伙子们到书店里去偷书。但是让我烦的是很多年轻人写作是为了出版而不是为了写作。因此我对哥伦比亚文学的未来没有信心，这就是因为青年人写作是为了出版。现在，不要说什么青年人写的东西隐藏着价值，只是没有得到出版，因为没有人愿意出版他们的东西。没那回事。出版商是拿着扫把在床底下找作家，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意，他们自然要这么做，他们就是追踪着作家而求生存的。但是，等着瞧吧，我正和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其他作家一起筹划抵制出版商。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从没送过一本书给出版商。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希巴吉拉学校去，我在那儿读了几年中学。希巴吉拉也是一个寒冷的城市，瓦屋顶残破不堪。学校是一所大寄宿学校，里边住着我们二三百个孩子。许多别的孩子也是海边来的，比如里卡多·贡萨雷斯·里波尔(直至上个礼拜他还担任着巴兰基亚市长)和温贝托·海梅(当时他很严肃，从来没踢过一脚足球，但现在他是《时代报》体育版的编辑)。周六和周日学生可以离校，但是我从来未离开过大楼，因为我不愿去目睹乡下寒冷而悲伤的景象。那些年，休息的时候我完全把自己关起来，一本本地读胡里奥·凡尔纳和埃米里奥·萨尔加里的作品。就这样，感谢上帝，至今我不了解盐教堂。
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从没送过一本书给出版商。请注意，您会看到。1950年我在巴兰基亚的时候(坦白地说，我是在卡塔赫纳，但是我不愿提起卡塔赫纳人，因他们都穿着黑衣服)，用海关讨厌透了的报表背面写了《枯枝败叶》。波哥大罗萨达出版社的一位代理人几个月后听说有个海边的人写了一本小说，他就来找我要。而我却把它跟卡瓦耶罗·卡尔德龙的《背对人世的基督》一起寄到了阿根廷去。阿根廷的出版社退了我的稿子，还附了一封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斯的信。信中说不但作品不值得出版，而且写这本小说的小伙子也没有前途。五年之后，当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萨穆埃尔·利斯曼·鲍姆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他已出过两本书。他听说我手中有一本小说稿，问我是否可以给他。我打开写字台抽屉，把一本包着的书稿交给了他。没过几个星期，我接到了从西帕出版社打来的电话，说我的书已经印好，但是出版商却跑掉了，出版费用必须我自己来付。于是我只好带了几个书商去西帕出版社，说服他们每人买了五本或十本。后来，哥伦比亚图书节的时候，这本书得到重印，但在这第二版，我删掉了其中的一章。《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差不多有着同样的遭遇。
读完中学后，我去了国立大学注册学法律。我学了五年，但是一直没有毕业，因为我讨厌透了这个专业。不久前，一位与国立大学有关系的朋友建议我随便写一篇论文，他可以帮我处理考试问题，让我弄张大学文凭。如果这么办可真是太可笑和太可悲了，一位四十岁的作家却刚刚拿了张可以做律师的大学文凭。当时我住在弗洛里安大街的一座公寓里，倘若我记得不错的话，现在是第八道。尽管我的收入很有限，但我却大大方方地比别的房客付的房租都多，为的是早餐里有一个鸡蛋。我认为我是在房客中早餐唯一吃到鸡蛋的人。我的民法通过时比刑法还要难。但是不管刑法还是民法我都懒得学，对它们没兴趣。当时我留着小胡子，但是还打着领带。我成了玩小足球的专家，因为我们利用上商业法的时间，就在系的过道里踢着玩。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差不多有着同样的遭遇。这本书是1957年我在巴黎写完的。我把手稿寄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让他去看提出意见。但是他没告诉我把稿子交给了豪尔赫·盖坦·杜兰。后者把稿子发表在了《神话》杂志上。那是《上校》故事的第一部分。两年以后，我躺在巴兰基亚(我总是提巴兰基亚)普拉多饭店的游泳池边，告诉一个侍者叫他往波哥大给我要一个电话，因为我得向夫人要钱。当时一个名叫阿尔贝托·阿吉雷的安蒂奥基亚出版商正在那儿——我不知为什么他在那儿，反正他在那儿——，他说就不要麻烦我夫人了，还是他给我五百比索，我把那篇登在《神话》杂志上的故事卖给他。我当时就以五百比索把这篇作品的版权卖给了他，至今版权还在他手里。就在那些年里，我还写了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恶时辰》。
巴塞罗那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巴塞罗那是一座古城。不知什么时候，它被大海拦截，就只好沿着一座小山往上发展了。因此在它的西面有一些陡坡街道，其中一条这样的街道叫鲁卡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临时就住在这条大街的十六号。在进入大厅之前，必须向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接待员打招呼，之后走上几道台阶，打开一扇红门，穿过一条放着几个箱子的长长的过道。大厅里有几把扶手椅，一个长沙发，一个小书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把所有看过的书全扔掉，甚至有一次把一本正在看着的书劈成了两半，因为他的妻子催他赶快读完，她对这本书也感兴趣，急着要看)，一台每天都放几盘古典音乐带子的录音机，还有一张放着一台非常现代化的电动打字机的小桌。马尔克斯(外国人都这么称呼他)说，只要按按这台打字机的键，它就可以写小说了。下午四点钟，黑沙发上便摆满了那些滑稽的纸片片泰山、唐老鸭和米老鼠，因为罗德里戈和贡萨洛放学回来了。在梅塞德斯叫他们做作业之前，他们开始看猴子活蹦乱跳的动画片。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打领带，上身总是穿黑毛料衣服(他就那一件还是有几件？)，脚上的袜子红不棱登。上午他用一种特殊的纸写作，下午一点钟停手，把写好的干干净净的稿子收起来；设若写得不满意，就把写的东西一团扔进字纸桶里，五六个小时白干了。他的烟不像以前吸得那么凶了。以前他的烟是一只接一只地吸，如今在点一支烟之前要想一想，只有在真的有烟癮的时候才把它点着。他没有车，因为他说巴塞罗那的出租车很便宜，而且还因为在巴塞罗那很难找到停车位。因此，即使出门买东西他都步行。他走进一家商店，选好一条意大利领带或者一件米黄色衬衣(尽管他从不打领带和讨厌米黄色衬衣)，然后让店员给他送到家去，因为他从不带钱，都是梅塞德斯负责支付一切费用。或者他走过一家书店，就随便进去看看。这时候，九岁的贡萨洛也在书店里(他意外地生在了波哥大，出生十二个月后被带到了墨西哥)，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儿童读物。他从书店出来的时候从不空手，每次胳膊下都要夹着一两本书(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他才是家中的知识分子)。步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在一家咖啡店前停下来，要一杯牛奶咖啡和一个奶油鸡蛋甜饼，扔下惯例的百分之十的小费，然后去逛高级商店林立的街道。在那些髙级商店里，他会反复询问制作精良的高领衬衫，直至商家使他确信没有那样的衬衫，而只有高质量的橙色袜子。那些袜子，自然最后又是梅塞德斯付款。
每逢来客人，都必然是到巴塞罗那家最好的叫普尼亚拉达的饭店去用餐。要的一道菜叫龟脚，是一种泡在绿汤里难以描述的史前的蹄型菜；那蹄子到底是属动物、属植物还是矿物质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西班牙人都吃它，因为西班牙人没有不吃的海物。用餐的人在饭里洒上葡萄酒，如果那酒有点香槟成分的话，很可能就会溢出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嘲笑一个生在阿拉卡塔卡的人把酒还给了普尼亚拉达饭店)。吃饭时就着一片肉，肉几乎是生的。最后要一道皱纹型甜食。这种甜食做起来是如此的麻烦，以致每逢遇到要这种甜食的顾客老板就憋一肚子火。吃罢饭，一定要去唐人街。按照戈伊蒂索罗作家兄弟的习惯，在那儿要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夫人的面一位作家要买另一位作家的书，以便人为地增加销售量。之后是钻进一家小铺子，买上两瓶雪利酒，再沿人流如潮的戈特区逛一阵子，哪怕已是凌晨两点。最后是到一家非常热情的酒吧去痛痛快快地热闹一番。这家酒吧还没有被旅游者发现，在那儿唱弗拉门戈舞小调《潘帕尼》、《孤独女》和《美人儿》。实际上，唱的不是那些女人，而是那些男人自己。进这家酒吧要付二十五个比塞塔；如果想坐着，就得付四十个。
就在那些年里，我还写了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恶时辰》。我记得很清楚，《恶时辰》的手稿卷起来用一条黄格蓝领带捆着扔在那儿很久。1959年我结了婚，梅塞德斯决定把我的东西好好整理一下。当时她看到这部卷着的手稿时，问我是否可以把它扔掉。我说可以，可是最后她还是把它收了起来，结果手稿没有丢。不知为什么，我们在说说笑笑中，当我去纽约生活的时候，把它也带上了。这时候，阿尔瓦罗·穆蒂斯正被捕在墨西哥坐牢，他写信要我给他点东西看。我拿出《葬礼》的手稿寄给了他，他把这部手稿借给了女批评家埃莱娜·波尼亚托芙斯卡娅，而后者把它丢失了。直到两年后，我才又得到了这部手稿的消息。当时穆蒂斯打电话给我，说手稿找到了，原来把它送到韦拉克鲁斯大学去出版了，他们要寄给我一百墨西哥比索的支票，不到一百美金，是付的作者版权费。这就是我为《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收到的一切。
1962年，吉列尔莫·安古罗来到我住在墨西哥的家中。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埃索石油公司组织了一次长篇小说竞赛，眼下搁浅了，因为没有一篇像样的作品。你就来一篇吧，因为如果得了奖，那可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时梅塞德斯记起了那卷长时间扔在那儿用黄格蓝领带捆着的稿子，结果《恶时辰》真的得了埃索奖。不过，这部用领带捆着的稿子得了三千美元的奖金至今我觉得不是滋味。坦白地说，我认为拿这笔钱是一种罪过，因为我感到像是偷来的；不过，我还是用它买了一辆车。我还在墨西哥的时候，收到了南美出版社寄来的一封信，他们说想重印我的书。
然后，我进了《旁观者报》当记者。我唯一希望重干的职业就是当记者。而我的一大遗憾也正是现在我没有从事记者生涯。我终生唯一悔恨的一件事就是齐根吉拉发生集体中毒事件时我不在哥伦比亚。如果我在哥伦比亚的话，肯定会无偿地去做全面的报道。当时我们的每一次报道都是根据来自吉布多通信员的电报杜撰的。这位通信员叫普里莫·格雷罗。那时邻省正企图瓜分乔科城，人们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示威必将爆发。有一天，也就是第二天，我们又收到了同样的电报，于是我决定亲自去吉布多看看那儿的情况。烈日当空，天热得像下火。我一路几经波折，就是要去一个从来没人去的地方。我到了一个荒凉的昏睡中的小镇，在它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炎热使影像全被扭曲变形了。我打听到了普里莫·格雷罗的停留处，到了那儿，看到他正在下午三点钟的闷热中躺在吊床上呼呼大睡。
那是一个大块头的黑人。他对我说，不，那儿什么也没发生，但是他认为即便如此发些抗议电报还是应该的。但是，我费了两天的时间才到达那儿，而摄影师也不愿空手而归，于是我们同普理莫·格雷罗商定用大鼓和汽笛制造一次游行录音带走。两天后，游行的报道发表；第四天，首都的记者和摄影师大军便赶来寻找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了。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在这个可怜的镇子上所有的人还都在睡觉，但是我们给他们制造了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游行，结果乔科城得救了。
我还在墨西哥的时候，收到了南美出版社寄来的一封信，他们说想重印我的书。我回答说对他们重印我的书不感兴趣，但可以把一本几乎就要写完的小说给他们。我把《百年孤独》寄给了他们，结果他们捞到了一桩一本万利的生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销售了十万册。可现在还说什么我们靠他们活着。而且，他们还没完没了地缠着你。家中没有一天不接到两三个出版商的电话；记者也是如此。我妻子接电话的时候，不得不总是说我不在。如果说这是一种荣誉，那么也应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不，最好您别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落到文字上很滑稽)。这是真话。因为弄得一个人都不知谁是他的朋友了。
还有一次，可发表的材料实在太少了，我们就来了个发明创造，安排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德根达马瀑布。这桩英雄业绩实际上是干一件蠢事：直升飞机千百次地都这样降落，普通平常，只不过这一次是降落在瀑布的小山谷罢了。我们摆的阵势很大。我让一位摄影师坐在驾驶舱里，我站在马路下边，因为我不想冒下降时的生命危险。最后的结果就是直升飞机第一次巡视著名的德根达马大瀑布。后来又大肆报道了海员贝拉斯科。我同这位海员谈了好多小时，我叙述的一切都绝对是围绕他的故事。谁知道后来贝拉斯科怎么样了，在这儿有人告诉我现在他当上了经理，并且是青年经济学家。
这是我最后一本书
在这儿，一个人的生活就是等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但是，所有来的人都是作家的朋友，而不是那个四十岁的出生在阿拉卡塔卡的家伙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都是在《百年孤独》之前的。
对于这些朋友，我回信很多，他们寄来的稿子，我从头看到尾。但是，其他人的稿子，我连拆都不拆，不拆就把它们撕掉了。真的，这一切都很烦人。头几个月，我阅读出版商寄来的报纸上对《百年孤独》的评论文章，现在我都不知道放到哪儿了。不是虚荣，是因为它们有害于我手头正在写着的作品。我需要他们让我平静，以便我在三年内完成现在的这部著作。但是读者的想法要比作家落后两年，他们只知道我的《百年孤独》。我已不想再知道关于《百年孤独》的事，而想集中精力写好《头领的晚境》[1]。求求你们，不要再给我谈什么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让我烦透了。大家都觉得必须得把《百年孤独》向我评论一番。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朋友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其余的时间我都和我的朋友们去喝酒，而且每次都要喝醉。让阿尔瓦罗·塞佩达到这儿来吧，我们一起去喝醉，其他的人就该干吗干吗去吧。写完这本书后，我会去巴兰基亚，在那儿，谁也不会去注意谁。总统到了那儿，第一天有人招待，到了第三天就没人理他的碴了。结束这本书之后我不再写下去了。
发表了几个东西之后我周围的环境变得很不好。于是我只好去巴黎当记者，得到的工资能够保证我体面地生活。直到有一天报纸关门了，我被抛在了大街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事了写作，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可是几个月之后，由于房东的出类拔萃和我绝对的一贫如洗，积累了最大的一笔房租欠债。此事在巴黎有报道。
我不再写作了。我写过一个二十年的出书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如今已没有计划了，连写作的欲望都没有了。我感到越来越困难了。在写作上我是非常笨的。我坐到打字机前，折腾半天，最后只写出半页纸。我看还是我爸爸做得对，他没读过我的一本书，因为他说我在写作方面太笨了，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塞佩达让我头脑发热，迷迷糊糊地在巴兰基亚买了一处房子，现在正分期付款。我要到那儿去，什么也不做，为的是不再见到那些像不久前那样祝贺我“过了二十年平静生活”的朋友。真的，我不想再写作了，宁可去从事音乐。我在巴黎已经开始同阿莱霍·卡彭铁尔和毛里西奥·奥哈纳一起研究音乐，现在我到巴兰基亚去，开始为三角铁和管弦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因为人们老是贬低可怜的三角铁，找它的麻烦。您看到过一本三角铁的乐谱吗？这本乐谱一张一张地掀过去，突然，“叮”一下可悲地停止了。我要写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要使管弦乐队被人遗忘最久的人物东山再起。我要把他放到舞台的最前边，在所有的乐器前边，把灯光全部打开，要使整个管弦乐队都配合三角铁这一乐器演奏。三角铁将是全场演奏的尺度和终结。因为，如果我继续从事文学，谁知道会落个怎样的结局。我发现我就是我这一代人的巴尔加斯·比拉。哎，您看，巴尔加斯·比拉当年也是最优秀的畅销书作家，他也到巴塞罗那来了。追随他的足迹让我感到害怕。开始我认为《百年孤独》是一部优秀小说，但是现在我怀疑售出的十二万本书是典型的巴尔加斯·比拉现象。这是件很严重的事。因此我会去巴兰基亚，在那儿，谁也不会去注意谁。我已经相信，在拉丁美洲当人们看到我的照片时会说：“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癞蛤蟆。”
尹承东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