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在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八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六百人中，只有五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一万一千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一百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肫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察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三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十六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三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十一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五次战争、十七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十二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一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二十万男女献身，其中十万多人死在中美洲三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四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一百六十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一百万，占本国公民的百分之十。乌拉圭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二十分钟就产生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命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越来越不为人知，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三百个年头，又用了三百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二十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愉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一万两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八千名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二十三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接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作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三千里[1] 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了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七千四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七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一百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三十二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达摩克利斯剑的灾难

——马尔克斯在1986年8月墨西哥伊埃克斯塔帕会议上的讲话

在最后一次爆炸后的一分钟，人类的一半多将会死去。各大洲将被熊熊烈火所吞没，为烟尘所遮蔽，世界重新被笼罩在绝对的黑暗之中。下着橙色的雨，刮着冰冷的飓风的冬天将倒转各大洲的时代，使河流改道。大海江河里的鱼类都在滚烫的热水中死去，飞鸟将难觅飞翔的天空。永久的积雪将覆盖撒哈拉大沙漠，广阔的亚马逊河流域将在被冰雹破坏的地球上消失，而摇滚乐和心脏移植的时代将回到它严寒的开初阶段。受了第一阵惊吓之后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以及在那个不祥的星期一下午三点钟靠特权进入安全的防空洞的人，虽然暂时保住了生命，可随后便会在可怕的回忆中死去。天地万物都毁灭了，在潮湿的最后混乱和永久的茫茫黑夜中，唯一留下来的生命痕迹便是蟑螂。

总统先生们，总理先生们，男女朋友们：

我说的这些话并非是拙劣地抄袭耶稣的使徒圣胡安被放逐到希腊巴特摩斯岛时途中所说的胡话，而是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场宇宙灾难场景的提前描述，即大国核武器库的极小一部分有指挥或意外的爆炸所造成的后果。这核武器库用一只眼睡觉，用另一只眼警惕着。

事情就是如此。今天，1986年8月6日，世界上部署着五万多枚核弹头。通俗一点说，就是世界上的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坐在一个大约四吨重的火药桶上，如果这些火药全部爆炸，可以把相当于目前地球上十二倍的生命杀死。这一巨大威胁的破坏力，就像达摩克利斯剑的灾难一般悬在我们头上。从理论上讲，它不仅可以把围绕太阳转的全部行星毁掉，而且还可以再毁掉四个，从而影响整个太阳系的平衡。没有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门艺术，任何一门工业，像核工业那样，从四十一年前开始出现以来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如此成倍地增长。也没有任何另外一项人类智慧的创造对世界的命运有过如此巨大的决定意义。

面对这一恐怖的景象，我们唯一的安慰——如果这一安慰对我们有点用处的话——就是证实了保护地球上人类的生命仍旧比制造核灾难便宜得多。因为，单是核武器的存在这一事实，单是最富有的国家里制造死亡的庞大核武器库的恐怖景象，就足以使人类生活的改善成为不可能。

比如，在儿童救济问题上这件事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仿佛是一道小学生做的初级算术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1年计划编制预算解决世界上5亿最贫困儿童的最根本的问题，包括基本保健医疗，基础教育，改善卫生条件，改善淡水供应和食品供应。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是一种幻想，根本办不到，因为这需要一千亿美元。但是，这几乎还比不上制造一百架B-1B战略轰炸机的费用，而低于制造七千枚巡航导弹的费用，美国政府在生产巡航导弹方面的投资高达二百一十二亿美元。

又比如在健康方面：美国在两千年以前将生产十五艘“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拿出十艘这类航空母舰的费用即可采取预防措施，在此后十四年中保护十亿多人免患疟疾之苦，和仅在非洲就可以避免一千四百多万个孩子死亡。

又比如在粮食方面：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去年世界上差不多有五亿七千五百万人遭受饥饿。如果让这些人得到必不可少的平均热量，花的钱比生产一百四十九枚MX导弹还要少，可是在西欧却将要部署二百二十三枚这类导弹。用二十七枚这类导弹可以购买必要的农业设备让贫困国家在近四年中获得足够的粮食。此外，这笔经费尚不到1982年苏联军事预算的九分之一。

又比如在教育方面：目前的美国政府计划生产二十五艘“三叉戟”式核动力潜艇，可只需两艘这种潜艇或苏联正在建造的两艘“龙卷风”式核潜艇的费用就可以最终实现在世界上扫除文盲的幻想。此外，为建设第三世界今后十年教育方面所需要的学校和培养教师，只需拿出二百四十五枚三叉戟Ⅱ式导弹的经费就够了。那么多出的四百一十九枚导弹的经费可以用于发展今后十五年的教育。

最后还可以说，还清整个第三世界的外债和在十年间使其经济得到恢复只需比同时期世界上军费开支的六分之一稍多一点的钱就行了。尽管如此，同这一巨大的经济浪费相比，人力资源的浪费更为令人不安和痛苦：军事工业禁锢着最大数量的学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为任何事业积聚过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些人才的本来位置应该在这儿，在这张桌子上，而不是在那儿。他们必须得到解放，以在教育和正义方面帮助我们创造唯一能把我们从野蛮中解救出来的东西：一种和平的文化。

尽管这些惊人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可军备竞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现在，就在我们用午餐的时刻，又生产了一枚新的核弹头。明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在富豪们西半球死神的仓库里又多了九枚核弹头。只要拿出制造一个核弹头的经费，即使在秋日的一个星期天，也足以使整个北美洲尼亚加拉瀑布充满檀香的味道。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有一次曾经这么自问：地球会不会是其他星球的地狱？也许还够不上是地狱，而是这些星球的神仙们不知何年何月丢在伟大的宇宙祖国最边缘郊区的一个村庄。但是，对地球是太阳系里唯一有奇妙的生命的地方的日益增长的怀疑把我们无情地拖向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军备竞赛是同智慧背道而驰的。

军备竞赛不仅与人类的智慧背道而驰，而且与大自然本身的智慧相悖，大自然的目的甚至连诗人的洞察力都是难以捕捉的。自从地球上出现可以看到的生命以来，大概又过了3.8亿年蝴蝶才学会了飞舞，又过了1.8亿年一支玫瑰才开出艳丽的花朵，又过了四个地质年代人们才区别于他们的猿人祖先，学会了唱得比鸟儿动听和为爱情而死。花费了那么多金钱、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经过亿万年的时间创造的世界，只要按动一下电钮，瞬间便可一切化为乌有。在科学的黄金时代的今天，悟出这样的道理对人类的智慧来讲并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

正是为了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我们才来到这里。无数的人在呼吁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和一种正义的和平，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简而言之，即使发生这场灾难，我们在这儿聚会也并不是全然无用的。爆炸之后再过上亿万年，再次经历当今世界的全部演变过程之后，一只凯旋的蝾螈或许会被作为新世界的最美丽的女人戴上花冠。靠了我们这些人，即男女科学家们，男女文学艺术家们，富有智慧的、爱好和平的男人和女人们，总之，所有我们这些人，那些应邀去参加梦幻般的加冕礼的客人们再也无须心怀我们今天的这种恐惧去出席他们的节庆了。我以全部的谦恭，也以全部的勇气建议我们现在在这儿作出许诺，我们来设计和制造一个记忆的方舟，这个方舟可以战胜原子“洪水”的袭击。我们把传送星球遇难者信息的瓶子扔进时间的大洋里，以便使那时的新的人类从我们这儿而不是从蟑螂的讲述中了解下面的事情：这里曾经存在过生命，生命中曾遇到过灾难，发生过不公正的事，可我们也懂得爱情，甚至能够想象到幸福。还要让他们知道，并且请他们告诉世世代代的人谁是制造我们灾难的罪魁祸首，以及那些罪魁祸首对我们的和平呼吁是何等地充耳不闻。这种呼吁本来是可以为人类带来最美好的生活的，可他们用多么野蛮的发明和为了多么龌龊的利益把那美好的生活从宇宙中一扫而光。

尹承东　译

[1] 里，这里指西班牙里，相当于5572.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