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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宣言》编辑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采访时间：1977年]
《宣言》无疑是善于把革命联盟的思想公之于众的机关刊物。它在波哥大出版，特别是在工会领域大量发行。
下面我们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宣言》杂志釆访的第一部分。在当今哥伦比亚关于叙事文学的争论中，他的观点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国家文学的现实状况。
“那些缺乏文学修养的评论家普遍认为，您只是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写作，在您想象的基础上写作。对此您有何见教？”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睛一亮，仿佛我们按了一个暗处的电钮，他那副样子势所必然地让我们记起了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小说《希腊人卓尔巴》中的奎因这个人物：他一面喊叫，一面做着鬼脸、打着手势，并且纵声大笑，说话时像似发誓赌咒。我们触到了他的命根子：文学。
“是的，也许我以戏谑的方式促使人家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我没有文学修养，我只是靠自己的经历写作，我的写作泉源是福克纳、海明威和其他外国作家。我对哥伦比亚文学的了解，别人知之甚少。毫无疑问，我认为对我的影响，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已超出文学之外。我觉得音乐，也就是山谷小调，比任何一本书都更使我开阔眼界。我在许多年以前，至少是在三十年以前，也就是山谷小调刚刚在玛格达莱纳一个角落里为人所认识的时候，就跟你谈起它了。最让我注意的是这种小调的演唱形式，以及叙述一件事、讲述一个故事的形式……它非常地自然。后来，山谷小调商业化，它的韵味就更丰富、节奏就更美妙了……这些山谷小调就像我的外祖母讲故事，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而后，当我开始研究民谣的时候，我发现它们有着同样的美。山谷小调的一切，我都在民谣中发现了。”
“我们干吗不谈谈音乐？”
“要谈的，不过要稍等一等，而且不是为了发表……不，不是我不能谈音乐，而是因为我谈音乐会招来没完没了的麻烦……这是件……非常不好说的事；尤其是当谈话的对象懂得音乐时，就更是一件机密事了……对我来说。凡发出响声的都是音乐，而且我对音乐的欣赏多变……举例说，我非常喜欢巴托克的作品，可清晨听他的乐曲我会很烦，相反，清晨听莫扎特的作品却很舒服。听过之后，心情会非常平静……音乐在我这儿你想听什么就有什么……我有丹尼尔·桑托斯、米格里托·巴尔德斯、胡里奥·哈拉米略，以及所有在知识分子中间名誉扫地的歌唱家的盘。就是说，我不作区别，一律对待。我是说，对，我也作区别，但我承认一切各有各的价值。我唯有在音乐题材上是兼收并蓄的。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我每天至少听两小时的音乐。唯有音乐能够使我放松；唯有音乐能令我心旷神怡……而且各个时期的音乐我都听。
“有人说一个人是生活在放着自己书的地方，而我却是生活在放着我唱盘的地方。我有五千多张唱盘。
“你们谁听音乐？就是说，把听音乐当成一种习惯？你？从何时开始？对音乐喜欢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听海滨倶乐部管弦乐队吗？听不听？你对米格里托·巴尔德斯和海滨俱乐部感兴趣吗？……”
“是的，当然了。”
“那么，由此你喜欢波莱乐舞曲吗？”
“是的，40年代的丹尼尔·桑托斯。”
“弗洛雷斯的四重奏呢？”
“当然!……《告别》、《在山间》……”
“这是快乐之源，是海滨俱乐部。钢琴家叫萨卡萨斯，他由于演奏被称之为山间民谣的独奏曲而名扬四海。为这件事我曾跟古巴人发生过纠纷，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特别是跟阿曼多·哈特……哎!录音机开着呢吧？”
“对……开着哪!”
“关了它!
“我的文学修养基本上是来源于诗歌，但那都是些拙劣的诗，因为只有通过拙劣的诗方可到达优美的诗。我是从读通俗诗开始的，就是刊登在年历上的那些散页诗，其中有些诗不乏胡里奥·弗洛雷斯的影响。到了读中学时，我就开始读语法课本上的诗。我发现我最喜欢的就是诗，最讨厌的是西班牙语课和语法课。我喜欢作例子的那些诗，特别是西班牙浪漫诗人的例诗；这些诗可能更接近胡里奥·弗洛雷斯、努涅斯·德阿尔塞和艾斯普龙塞达。然后是西班牙的古典诗人。但是，一个人对文学真正入门还是要踏踏实实去读哥伦比亚的诗，读多明戈斯·卡玛戈。在那个时代，世界文学是第一位的。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根本见不到世界文学的书籍。老师讲世界文学如何如何好，可就是没有书读。很久以后我才读到世界文学，我觉得真是棒极了。我说的是那些古典作家。
“不过，我认为世界文学棒极了不是指老师讲的那些内容，而是指书中发生的故事：尤利西斯被绑在桅杆上，为的是不在美人鱼的歌声响起前丧命……书中发生的一切都让我着迷。而后我就研究西班牙文学。我只是到了中学六年级才关注哥伦比亚文学。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对文学我比老师懂得多。那是在西巴吉拉。当时我无事可做，为了打发无聊，就一头钻进学校的图书馆。乡村图书馆设在那儿，我把馆藏的书一本一本读了个遍，从第一本读到最后一本，一本不落。我读了埃尔加内罗，读了回忆录，读了随笔……读了一切!自然，到了中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知识就超过了老师。在那儿，我知道了拉法埃尔·努涅斯是哥伦比亚最糟糕的诗人……可是，国歌!你能想到国歌的歌词竟然是一首努涅斯的荒唐诗吗？它本来可以成为一首颂歌的，那还说得过去，但可怕的是它被选为国歌，因为它是诗。至于文学，在沿海地区是不存在的。
“当文学脱离了生活、封闭在聚谈会中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片空白，而这片空白就要安蒂奥基亚人来填补了……安蒂奥基亚人拯救文学，当文学陷入辞藻堆砌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完成这项使命。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的文学修养就足以让我写出了我写的那一切东西……我不知自己怎样发现了长篇小说。我本来以为我喜欢的是诗……不知怎么回事……我已记不确切了，当时我一下子意识到我需要用长篇小说来表达……你们想不到对于一个在西巴吉拉靠助学金求学的海边学生来说读到书是怎么回事……也许卡夫卡的《变形记》起了启蒙作用……那是1947年……当时我十九岁……正在读法律一年级……我确切地记得第一个句子是这样说的：‘格雷高里奥·萨姆萨安静地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他的床上变成了一条大虫子’!……乖乖!读到这句话时我在心里琢磨：这样写行吗？……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可以这样写啊!……因为如果可以这么写的话……我也能写!……乖乖!……我的外祖母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呀……她讲的故事比这还稀奇古怪，而且讲得非常自然。
“第二天，确切地说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我突发奇想，打算了解自古至今长篇小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要把长篇小说从《圣经》到当时社会上写出的东西严格地、系统地研究一番，弄个明白。从那时起，我在六年中间，没有从事任何文学创作，放弃了读书，放弃了一切。这个过程之后，我就开始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给文人看的，也就是开头登载在《旁观者报》上的那些短篇故事。当我开始写这些故事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其他的故事再怎样写下去，下边再写怎样的作品。但是，那一年的4月9日以后，当我落得身无分文、只有身上穿的衣服时，我便去了沿海地区，开始在那儿的一家报社里工作。此时，许多题目都蜂拥般地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开始看到了身后经历过的全部现实，看到了海边的现实。可由于缺乏文学修养，我无法诠释那些现实。这是我第一次被文章的题目冲击得晕头转向，写作时昏头昏脑，仿佛在发烧。
我对《枯枝败叶》有很深的感情；甚至对写这部作品的那个人[1]都深表同情。他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眼前：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认为自己一生中不会再写别的东西，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因此便绞尽脑汁将他记得的一切，把他在阅读过的所有作家身上学到的全部文学艺术手法都塞进这部作品。此时他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开始读英美小说家的作品。当评论家开始发现我身上的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影响时，他们发现的——他们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是另一种形式——是我在沿海地区面对整个那儿的现实，我开始把我的经历以文学的形式整合在一起……我发现讲述个人经历的最佳方式并非是卡夫卡式的……也不是另外什么人式的……我感到叙事的方式恰恰是美国小说家式的。我在福克纳身上看到的是他诠释和表达的现实酷似阿拉卡塔卡的现实，亦即香蕉种植园的现实。美国小说家给了我手段……我重读《枯枝败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像拿在手上的东西一样……这时，我把过去写的所有的文人性质的故事放在了一边，我发现我手上做的事，我天天做的事，我在妓院里做的事，都是回到了乡下，回到了歌声中，就是我恰恰重新又找到了山谷小调。这时我结识了埃斯卡罗娜，请注意，我们开始一块工作了。我们匆匆忙忙地去了瓜希拉，在那儿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感到非常地自然。我跟埃斯卡罗娜有一次在瓜希拉的旅行是走的埃伦蒂拉[2] 的路线……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一行字我不能说出那是我在何处的实际经历。我全都能告诉你那具体的事实发生在哪儿。真的，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如此!这件事，找一天，我抽更多的时间跟你讲清楚。我们可以打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哪儿，那件事发生在哪儿，它们都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日期，记得一切，而且准确无误……”
“如果《头领的晚境》也是这样，那是很有趣的。”
“在《头领的晚境》里这件事我做得更好，因为《头领的晚境》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用密码写成的……”
“我们再回来谈谈你受的影响。在你的文学修养中，巴兰基亚小组意味着什么？”
“这个小组对我太重要了。之所以说它太重要了，是因为我在波哥大读书时，完全是用一种抽象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读书来研究文学。而我读的东西跟在外面大街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两回事。当我去街角上去喝咖啡的时候，我发现那是一个与书本上截然不同的世界。当我被环境所逼无奈于4月9日去了沿海地区的时候，发现那儿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那儿，阅读的东西跟生活中经历的东西以及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吻合起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巴兰基亚小组什么书都有，因为阿方索·富恩马约尔、阿尔瓦罗·塞佩达、赫尔曼·巴尔加斯这些文学人士都在那儿，他们都是读书狂。他们各类书无所不备。在晚上，我们一边谈论文学一边喝酒，一直喝个通宵，喝得酩酊大醉。假设某天晚上我说我有十本书没读过，第二天我就会有了：赫尔曼给我带来两本，阿方索给我带来三本……老拉蒙·比涅斯让我们在阅读方面涉猎各种奇闻逸事，但却不允许我们离开他划出的经典作家的框框。他对我们说：‘很好，你们可以读福克纳，可以读英国小说家、俄国小说家、法国小说家……但都应该是经典作家，这决不能含糊。’而且他总是把你捆在荷马身上，捆在拉丁作家身上。这老头就是不让我们信马由缰。最棒的是我们那些夜晚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形恰恰跟我正在阅读的东西相一致，连点儿缝隙都没有。那时我开始了真正的生活，准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在经历着什么，哪些东西有文学价值，我应该如何表现它。因此，这就让你在《枯枝败叶》中看到了我感到好像自己没有时间了，于是力图把一切都塞进这部作品，结果写成了一部巴洛克式的作品，一切都那么复杂，令人厌烦……这事本来可以不那么着急，以后我能不慌不忙地在《头领的晚境》中做的。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头领的晚境》的结构跟《枯枝败叶》的结构一模一样：都是围绕一个死人的观点。《枯枝败叶》的结构较之《头领的晚境》的结构更为系统化，因为那时我刚二十二三岁，还不敢单独地飞。当时我釆取了一点福克纳写《我在弥留之际》的写法。当然……福克纳把那种手法运用得更巧妙……他给独白放了一个名字；而我为了跟他有所区别，我在独白上用了三个观点，而这三个观点很容易被看作是一致的，它们分别来自一个老头、一个孩子和一个女人。在《头领的晚境》中，由于充满了荒唐可笑的情节，所以我便可以放开手写，可说已是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这时，谁讲话谁不讲话对我已不重要了，我关心的是要把那儿的现实表现出来。但是，我要说，这可不是无根据地凭空捏造。从根本上来说，我是继续努力在写跟第一本书同样的书，此事并非偶然。很显然，《头领的晚境》的结构又回到了《枯枝败叶》；而且，不仅仅是结构，而且情节也是如此。事情就是这样。这真是太妙了，因为我写出的文学作品，恰恰是我的亲身体验，是我企图要写的东西。那些年代真是妙不可言，因为，请你注意……欧洲人特别指责我一件事：我没有把我写的任何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为每次他们向我提出问题，我都不得不以一个以现实为根据的故事或事实来回答。这是唯一能使我支撑我的写作的东西，也是唯一能使我解答他们的问题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巴兰基亚《先驱报》工作的时候，写一个按语付我三比索，大概写一篇社论也付我三比索。问题是我没有任何住处。但是，离报社很近的地方，有一些过路的小饭店，周围是妓女出没的地方。那儿的楼房为上下两层，下面是公证处，上面是小饭店。只要付一个半比索，妓女就可以把一个男人带进饭店，而且可以在里面呆二十四小时。这对我来说可是最大的发现。一个半比索可以住一晚，这样的饭店到哪儿去找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必须保护好我正在写作中的《枯枝败叶》的手稿。我把它装在一个皮袋子里，夹在胳膊底下，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刻也不放下……我每天晚上都到饭店去，付上一个半比索，那儿的人就把钥匙给我让我进去；我告诉你，给我钥匙的守门人是个老头儿，我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每天下午，每天晚上都到饭店去，付给他一个半比索……当然，过了半个月，事情便成了习惯性的：老头儿抓起钥匙，总是让我进同一个房间，我付他一个半比索……一天晚上，我身上没有一个半比索……到了饭店，我对守门人说：‘喂，您看我手里拿的东西，这是一些文稿，对我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它要比一个半比索价值高得多。我把它押在这儿，明天我付给您钱。’这几乎成了一种规矩，我手头有一个半比索的时候，就付给他；没有的时候，同样能进去……你好!晚安!……啊，啊，啊……我把皮口袋押在那儿，他就给我钥匙。我就这样过了一年多。让那个守门老头儿想不到的是，突然间，省长的司机要来接我了，因为我是记者，省长要给我派车了。可那老头全然蒙在鼓里!
“我住在那儿的饭店里，自然，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见到的人只有妓女。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一块儿用早餐的情景我终生难忘。我记得我总是没有肥皂，都是她们借给我，每次都借给我……我就在那儿写完了《枯枝败叶》。
“关于这一切，巴兰基亚小组的问题是……这事我已讲得很多了……由于我跟不上趟，我总是表现不佳。对我来说，那完完全全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发现。不是发现了文学，而是发现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发现了一个文学的大问题，一种的的确确应该与现实生活、与一种现实相结合的文学。
“由于我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沿玛格达莱那旅行去里奥阿查，去瓜希拉。这条路线恰恰跟我家庭走的路线相反，因为他们是瓜希拉人，是里奥阿查人。他们是从瓜希拉来到香蕉种植园区的……我要做的旅行是一条回归之路，是回归本源。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走这样一条回归之路，因为这样平时所听到的各种事都可以找到，所有讲我外祖父母的事情都可以找到。那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朦胧模糊的世界。当我到达村镇上，到达巴耶杜帕尔，到达拉巴斯的时候……我慢慢地发现：这就是他们给我说的那件事，由于这件事，他们才给我讲了那件事……我外祖父杀了一个人，因此我记得就发生了一件最要命的事……那是在巴耶杜帕尔，突然一个高高大大、魁梧无比、头戴一顶牛仔帽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并对我说：‘你是马尔克斯？’我回答他说：‘是的!’那时……他……他就这样望着我，并对我说道：‘你外祖父杀死了我爷爷!’一听这话，我吓得屎都拉到了裤子里!我就这样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时，他坐了下来……要求……我背靠墙僵直地站在那儿……他开始对我讲述起来……他说他叫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往下其他的我就用不着对你讲了!
“一切就是这样。你知道我是怎样筹措到那全程旅行的经费的吗？那次旅行持续的时间比一年还长得多呢!我在那个地区走到这儿，走到那儿，开销可是不小呢。但归根结底我在那次旅行中找到了《百年孤独》所有的根，找到了一切的根……我可是卖百科全书作那次旅行的呀!我卖掉了乌特亚百科全书，那套百科全书包括医学……包括一切!
“那次旅行结束之后，我就进了《旁观者报》工作。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1953年进入《旁观者报》时，为了我写出的那一切，我已无需读更多的书，无需做更多的事。就是说，我的文学修养已经很全面了。此后，我又在其他方面获得发展，即思想意识方面的发展。如果你想……噢，这是另一回事，是要深入地解释所有这一切。但是，我的修养已经成熟了。我去了巴黎，去了欧洲，并且在欧洲待下来……妈的!我关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篇东西要写出各种气味，各种味道，写到温度，写到炎热，内容无所不包。写这部著作时正值冬天，室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室内冷气袭人，我不得不穿着外套写作，可写出的却完全是阿拉卡塔卡的炎热天气。因为如果我不能使全书充满炎热，我就感觉不成功……写得可真苦呀!”
“那么，在你从事记者的生涯中，你在文学修养方面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比如说，《拉谢尔佩的小侯爵夫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它作为对国家一个地区的报道，却似乎完全是杜撰的。”
“这是因为它的确是不真实的，是未被证实的，就是说，是未被证实的事件，而只是在讲述时仿佛是被证实了的。那些事情被讲述得非常非常自然。我不知给你说清楚了没有……就是说……我知道拉谢尔佩。我去过那儿，但是，当然，我没看见过金加拉巴木，也没看见过白鳄鱼，这些东西我根本没看见过。不过，它是活在人们心中的现实，因此讲起这些事情来谁都不会怀疑它是真的。在某种方式上，它有点像《百年孤独》的手法。此外，如果没有些技巧和手法就不可能当作家。重要的是这些技巧和手法的合理性，要把握用到什么地方，用到什么程度。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墨西哥写作的情形。我要描写俏姑娘雷梅迪奥升天，那是一个这样的段落。首先，我知道，没有诗意的描写她是升不了天的。我嘴里念叨着，必须让她在诗意中升天……甚至在诗意中她也难以升天。当时我可犯了难，因为这是书中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不能避开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于书中了，已经进入了我自己设计的标尺。因为强制的东西是有一些严格的规律的。我一旦设置了这些规律，就不能去破坏它们。我不能现在说国际象棋中的象应该这样走，以后在对我有利的时候又说象应该那样走。既然规定了象和马的走法……那我就没辙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必须这样走。否则的话，那可就乱套了。在书的现实中，俏姑娘雷梅迪奥是要升天的，可即使靠了诗意的帮助她也升不了天。我记得，有一天，我正在为难，因为我无计可施了，卡在那儿了。那时，我迈步走到院子里……一个非常魁梧而漂亮的黑女人正在我家里干活，她正要把床单挂在那些钩子上……可当时正在刮风……所以，她挂上了这边，掉下了那边，挂上了那边，又掉下了这边……那些床单简直把她折磨得要发疯了……直至她再也忍受不了，绝望地大叫起来……啊，啊，啊!啊，啊，啊!……风一下把她裹在了床单里!……她可要升天了!……这就是发生的一切。”
……于是，他一边想着马戏团，一边向栗树走去。小便时他还试图继续想马戏团的事，却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像一只小鸡似地把头缩进脖子里，前额往树上一靠，就一动不动了……
——《百年孤独》
“这种处理是我一直就想好了的，在写《百年孤独》之前就在脑子里想好了。我一直都知道有一个人物，是内战中的老将军，他在小便时死在了一个杆状物下。事情本身我是早已知道的，可是我不知该让他到哪儿去死，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布恩迪亚少校这个人物形象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酝酿着。
“在《百年孤独》中，有一个时候我想让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少校夺取政权……假如这样的话，他就成了《头领的晚境》中的独裁者，结果就会把《百年孤独》的结构完全打乱，《百年孤独》也就变成了另一副样子。此外，在作品的现实中，对于这个人物的轨迹，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出卖战争；如果你想这样看的话，他是从……从观念上出卖战争。这个家伙不敢再为政权继续战斗，而是为自由党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荒唐事而战斗。这种荒唐事在这个国家上个世纪的各次内战中层出不穷，俯拾皆是。
“我继续写着《百年孤独》，突然想起在所有那些事情中还留下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做小金鱼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我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让他死去。我害怕这个时刻的到来。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死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天，我心中想：今天要叫他完蛋了!……我一直想写一篇故事，在这篇故事中，我要详细地描写一个人在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里的一切活动，直至他死亡。我企图在文学上这样来解决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死亡问题，但是我发现，如果走这条路的话，《百年孤独》同样会成为另一本书，因此我放弃了这种可能性，继续翻来覆去地琢磨怎样叫这位上校死去，直至……”(说到这儿，他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
加博沉默了。他看着自己的手，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看着自己的手，开口说道：
“……我上了楼。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中，梅塞德斯正在睡午觉……我在她的身边躺下来，对她说：‘他已经死了!’……我哭了两个小时。
“但是在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身上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我五年中间一直都在生腋疖……你知道生腋疖是怎么回事吗？……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治不了。各种治疗办法我都用到了。我去了纽约，他们给我摘除了，一边放了血，一边打了针，还给我接种了疫苗，总之，各种办法都用了。可在这五年中间我什么也干不了，因为治好了又长，治好了又长，总是反复，没完没了。这样一直到了我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想到了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身上，因为我讨厌这个人物，我一直都讨厌他，因为如果这个乌龟王八蛋愿意的话，他是可以夺得政权的，只是由于狂妄他没有这样做……想到他时我这样说：‘唔，我把这种病放在这个王八蛋身上让他死不了活受罪行吗？……于是就把这种病真的放到他身上了……你知道，自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患上腋疖之后，我的这个病就根除了，而且自此十年以后，这个病一直没有再犯。
“另一件事是乌苏拉。按照原来的计划，她必须在内战之前死去。此外，按照严格的年表，此时她就要满一百岁了。可尽管如此，如果让她死去，书就写不下去了。于是我意识到必须让她活着，活到作品需要的地方。但是这已没有关系，因为她根本就不能活动了。于是，她就听从指挥该到哪儿就到哪儿了。请注意，我没敢除掉乌苏拉，而且还不得不点到她，并且尽一切努力把她带到应该去的地方。”
“你处理腋疖病的方法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处理癫痫病的方法是一样的。”
“是的，但是他的病没有治好。世界文学中有一段难忘的插曲不就是讲斯梅尔迪亚克夫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故事吗？再说，从来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患了这种病还是谎言，或者说，是真的发作了这种病还是装出来的。但这件事是令人难忘的。”
“既然我们谈到了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点事我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你的作品都是以定义明确的出场人物为特点，他们似乎充满了整个作品，而在作品中，人民像是被稀释冲淡了，他们也充满整个作品，但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像是演习的群众。这是为什么？”
“这话不错。这是因为群众必须有自己的作家，有作家来写他们的人物。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我的观点向来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是我的前景，是我的水平，尽管我支持和同情的态度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了解你说的那种观点。我只是从我的观点出发写作，是从我所站的窗口写作；就是说，除了我自己说的人民、我自己写的人民，对人民我没有更多的了解。也许知道得更多一点，但那完全是理论上的。这是一种绝对真诚的观点，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去勉强做一件事。我有一句话，甚至惹得我爸爸都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那句话是贬义的。我说：归根结底我是谁？……我是阿拉卡塔卡报务员的儿子。这句在我爸爸看来差劲极了的话，我却觉得蛮不错。在当时的那种社会里，他几乎可以说是精英了，因为报务员认为自己是镇上的第一个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他们是些落榜的学生，不能继续学习了，就去了那些地方做报务员。父亲去了阿拉卡塔卡，那是一个打短工、干杂工者居住的小镇。
“我说你可是真有点贪得无厌，我给你讲了那么多文学，就好像没讲似的……我不知道……我已经给你讲了好几年了。再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很不情愿谈论文学。”
“对，是这样，但问题是我们还有《头领的晚境》没谈呢。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说法：写完这部作品，你就把从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账全清了。”
“不错……我说过这样的话。”
“你在一篇报道文章中还说这部作品是你用密码、暗语写成的令人难以看透的自传。这么说来它的写作手法就更复杂了，广大的读者就更难读懂了。”
“可是，广大读者终会读懂的，《头领的晚境》这部作品就是坐下来等着人们去把它读懂。请你注意，我认为，没有文学信息、突然拿到这本书的读者读起来要比那些具有文学修养的读者更容易读懂得多。我在古巴就看到这样的现象，走在大街上的人读这本书。文学知识少的人并不害怕这本书，或者说害怕少一点。《头领的晚境》完全是一部情节直线发展的小说，是绝对常识性的小说，其唯一的特点就是为了写得简洁而违反了某些语法规则，就是说，我要让读者节约时间。从某种形式上说，就是不要把它拉得无限长。我看这没有任何稀奇。再说，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看不出读这本书难在什么地方。”
“可是给读者的印象它却是再复杂不过的书，似乎是专为那些了解内情的人写的。”
“在结构上是这样，但就语言而言，它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最通俗的。从意思上讲，它是最概括的、最严格的。它再通俗不过了，通俗到最适合巴兰基亚司机的口味。它……是这样。用你的话说，它更接近口语，而不是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这本书充满了短歌词和各式各样的谚语以及加勒比小调。”
“这样说来，困难就在于大多数读者没有这样的经历，缺乏对这些背景和语言的了解。”
“不对，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对头了。即便读者没有那些知识，他们也应该能读懂这本书。如果说唯有预先具有那些知识才能把这本书读懂，那就不对了。我并不认为了解那些秘密的人更容易读懂这本书；或许他们读起来更有趣些。我认为，如果书中没有塞进那么多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诗就会更好读些，可他的诗在书中到处都出现，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就是在鲁文·达里奥的基础上写成的。如果需要掌握了所有的知识才能读这本书，那就太糟糕了。现在叫我看是不需要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更像一首长诗而不是一部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更多的是把它当成诗而不是小说。真的，即使不读一本书我都可以把这部作品写出来，但是不听我听过的那些音乐我却不可能把它写出来。这使我在写作过程中让音乐随时随地发挥它的功能，一点困难都没有。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这是在出版《百年孤独》后我平生第一次要买什么唱盘就买什么唱盘，以前我都是借唱盘听音乐的。《头领的晚境》最复杂的是美学，并非因为它是一种新美学，而是因为它太复杂了。
“我写《头领的晚境》比写一首长诗下的工夫还要大。因为这对《百年孤独》的作者来说几乎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宏大工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说：现在我要写我愿意写的书了，我要好好地大干一番，做出点事，要把藏在心中的好多事情倾吐出来了；你看，掌权者的孤独跟一个作家的孤独何其相似乃尔。
“不是这本书很神秘，而是构成这本书的基础的那些事件很神秘，它们就跟《百年孤独》的某些事件一样；此外这些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妈妈读一本书的时候真是了不起，她会一边读一边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是我的干亲家，人家说这个人是假女人，可他不是。’
“我认为阅读《头领的晚境》的问题主要是知识问题。是你们这些批评家不懂，因为你们要寻找书中有什么有什么，其实你们要寻找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它是沿海风味最浓的作品，严格地限制在加勒比地区，具有强烈的加勒比观念，到处充满粗话。书的内容为什么让我们感到如此头痛？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地域，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名堂。这部作品力图把那么多的名堂都搬出来，所以人们都觉得难懂。事情就是如此。比如在我过夜的妓院里，处处都是加勒比的东西；在我们凌晨四点钟干完报社的活出来去吃东西的那家港口小酒馆里，打架动刀子是家常便饭；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载满妓女开往阿鲁巴岛、库拉绍群岛的二桅、三桅轻便船……我不清楚，这些船还来来往往地走私……还有星期六下午的卡塔赫纳，大学生们的卡塔赫纳，那一切的一切。你知道我熟悉加勒比，我了解那儿的每一个岛，从这个岛到那个岛，从那个岛到这个岛，我逐个都了如指掌。甚至可以把这些岛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街，就像在《头领的晚境》中出现的那条街一样；书中出现的是拉瓜伊拉的巴拿马中心大街，尤其为巴拿马的商业街，街上到处是中国女人，到处是流动商贩……写书的时候曾经作过努力，企图把这一切都抓住，并且利用某种方式将它们综合在一起。可能没有达到目的。《头领的晚境》展示了逛巴拿马中心大街看到的十二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下午在卡塔赫纳看到的地方，总之是加勒比的各种景象，因为都是些粗俗不雅之物。甚至今天的古巴也是这样……古巴的哈瓦那就是这样……我想，可以作另一种努力，作诗一般的努力，走另一条路。如果我愿意的话，本来我可以把《百年孤独》继续写下去的，沿着这一主题，写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就像《教父》那样。不过，这样不行。如果我想继续写下去，就必须要考虑一个写什么名堂的问题。可是在写完《头领的晚境》之后，我对《百年孤独》已不那么关心了。如果我回头写短篇故事，现在眼前就有一个榜样：W.S.毛姆。他写的故事是徐缓而平静的，像是秋天里的故事，像是一个人在讲述他亲历亲闻的一系列事情，讲述的形式非常……我们不说他讲述的形式非常经典，因为一下定义一切就麻烦了，就像是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我们只说他讲得非常有学问，非常严肃认真。因为毛姆写出了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或许是我所了解的最优秀的、富有自己特色而高雅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带任何喧嚣，要写短篇小说，它们就是楷模……喂!……关于《头领的晚境》，我们还有什么要谈？”
“书中有哪些是你的个人经历？”
“这很难说清楚，因为它们很分散。找一天我们读上一段，就可以谈了……”
“举个例子，就说鲁文·达里奥吧。”
“噢，好吧。鲁文·达里奥是时代诗人，就是说，是作品那个时代的诗人……你知道吗？有件事情非常可悲，就是所有的译者在他的问题上都遇到了困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没法翻，对他的东西什么都看不懂。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搅得译者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所云。《头领的晚境》的译者简直急得要发疯。比如说，他们问：‘旗纸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这儿怎么叫，在沿海地区，旗纸就是一种卷烟纸，卖给人卷大麻吸的。之所以叫旗纸，是因为有一个时期，运来时上面印着美国国旗。在沿海地区这件事很简单，不论谁，只要一说‘旗纸’马上就知道是来自美国印着美国国旗用来卷大麻吸的纸。你想想，为了说清楚，译者可得好好地放上一个注哟。其实，译者应该忘掉这种纸先前的背景，找一种方法译出来就行了。还有一件东西很有意思：小坑大腊肠。那完全是巴兰基亚司机吃的食品。”
“是什么样的食品？”
“所谓小坑大腊肠，就是顶端有一个小坑的大腊肠。也有人戏称它小丫头或扁担……但巴兰基亚的司机都叫它小坑大腊肠。可是，所有的译者都会问：‘小坑大腊肠是什么东西？’所以，深奥难懂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些东西。对吗？就是加勒比地区特有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在古巴，谁都不知道小坑大腊肠为何物。但是，当古巴人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也在读这部作品，后者根据上下文，马上就会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包括它的结构；解决此类问题，他们有办法。”
尹承东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