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写作

[采访者：哈维·阿因(墨西哥《先锋报》记者)]

编者按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改他不接受任何记者釆访的习惯，破例地在墨西哥家中接受了《先锋报》记者的釆访。他坦言，尽管他不排除再次产生创作激情的可能性，但他已放弃写作，如今只是专心阅读。下面是哈维·阿因就此从墨西哥城为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发的专稿。

我不再写作

宽阔的墨西哥索卡罗广场人声鼎沸，社会活动云集。在这个国家权力的中心[1]　和五花八门的抗议橱窗前，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的市民或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们安营扎寨，要求收回自己的权利。三三两两的土著人利用为过路行人驱邪的手段向他们讨几枚硬币。我们真想让这些土著人为我们服务，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会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这是自从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为数不多的记者能够享受到的殊荣，我们真担心在最后一刻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一切泡汤。

司机很熟悉埃尔·彼特雷加尔·德圣安赫尔的位置。那是一个建筑在火山石上的居民区，住在那儿的都是电影明星、前总统和银行家。在穿过大门和一个狭小的外院之后，我们便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的起居室。我们搬着他们巴塞罗那的几个朋友让我们带给他们的沉重的圣诞节礼物，几乎气都不敢喘。自从1975年离开西班牙之后，加博和他的妻子就一直住在这座宅院里，尽管连续不断地进行过数次扩建和改造。这房子可见木质梁檩，缝隙处处可见，窗户也多，再加窗帘透明，给人以十分敞亮之感。阳光照射进来，整个室内都亮堂堂的，作家从七岁到十八岁的五个孙子的照片和一个像兔子似的黄布娃娃也在阳光下光芒闪烁。我们一边等待，一边好奇地观赏着桌子上的东西。那儿放着由里查德·阿本东拍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名人的照片集。(一会儿之后加博将告诉我们：“这个阿本东……她来到这儿，为我拍了一张照片，可十五天以后她就死了，我再也没见到她。”)

我们穿过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边栽培着很美的兰花——最后到达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工作室，那儿很僻静，适宜工作。我们看到他坐在电脑前，但不是在写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在网上阅读国际新闻。他客气地让我们落座，并向我们说明，他接受这次釆访是一次特例，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抵挡不了身边家人同我们的合谋。于是他抓住我们的胳臂轻声问道：“现在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给了我妻子多少钱？”

开始见面就是在他的工作室，我们的交谈只是被不时从他的电脑中发出的洪亮的英语句子声打断，仿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介入我们的谈话。加博有一台最新式的先进功能齐全的电脑，他那台神话般的电动打字机早已弃置不用了。“第一台上市的电脑应该就是我用的。”他自豪地说。“我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平均六年出一本书；而用电脑写作，三年就可以出一本书，因为电脑可以帮你很大的忙。我有几台完全一样的电脑，一台在这儿，一台在波哥大，一台在巴塞罗那。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盘。”

停止创作

他一边谈话，一边呷着可乐。这一动作只是在需要长时间处理从电话、电脑、传真、邮件中传来的新闻消息时才停下来。那些消息往往是关于当前世界形势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有关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形势。

谈到他的私人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点吞吞吐吐，言不尽意，看来有所保留。(他说“那是我的正式传记作家美国人希拉尔德·马丁分内的事。真的，在这件事上他本应该出书了，我认为他在等待着我发生点什么事……”)他说：“2005年这一年我用来休息了，没有坐在电脑前，没有写一行字。此外，我既没有当前的写作计划，也没有未来的写作计划。我从没有停止过写作，在我的一生中，2005年是第一次停笔。现在我每天依旧从上午九点忙乎到下午三点，目的是为了保持胳膊的活力……但事实上整个上午到底做了些什么全然糊里糊涂。”

“那么现在您找到点更好的事情来做吗？”

“我找到了件非常好的事情：倚在床上读书!我阅读所有那些以前没有时间读的书……我记得，在过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不写作我就感到烦躁不安，我必须找点什么活动来折腾到下午三点钟，以驱除精神上的焦虑。可现在不同了，只要读书我就心神愉快。”

“您的第二部回忆录如何打算？”

“我认为我不会再写第二部回忆录了。我作了一些笔记，但我不想只是一架职业机器。我觉得如果我出版第二部回忆录的话，势必要谈到一些我不想说的事情，原因是要涉及某些不太好的个人关系。第一部《活着是为了讲述生活》那恰恰都是些我想说的事。而在第二部回忆录中，必定会有许多人出场，可，啊呀，我不想这些人留在我的这部作品中。书中不讲他们那是不诚实，因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很重要，但是我对他们没有好感，我讨厌他们。”

尽管加博没有提到名字，我们还是憋不住问到了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76年就是在这座墨西哥城，出于个人恩怨，略萨当众打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拳，从此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了。至于孰是孰非，他们俩都表示愿交给“未来的传记作家们”去澄清。不存在某一天和解的可能吗？这时几分钟前刚刚走进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查断然回答道：“对我们来说已不可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么多年了？”加博惊讶地问道。“这三十年没有他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梅塞德斯以肯定的语气说。继而又解释道：“加博很有外交风度，因此这样的话只能从我嘴里说出来。”

我们又回到他悠闲阅读而不出书的话题上。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明道：“我搁笔一年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我已找到理由延长到整个2006年。现在我发现我可以不写作而只是阅读，那么就看看我能走多远了。我感到我是个赢家，以我写的一切我已经赢了，不是吗？尽管也许明天我就会产生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灵感，而那又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呀!真的，就我的实际经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创作一部作品，可说坐在电脑前，作品就出来了……但是，那样人们会发现我没有花费大量的心血去创作。在这儿，就在我的身后，各种信息设备都打开着，一旦我愿意，它们随时可运转起来。我很高兴再发现一个主题，但我没有必要坐下来去编造。人们应该明白，如果我再发表点什么，那是因为它值得发表。”

“小时候，外祖母在阿拉卡塔卡经常给我讲些死人的故事，以致后来我经常做噩梦。可现在，真的，我再也不由于梦到那些死人而惊醒来了。我认为这与我现在的情况有关，即这个主题我已经写完了。”加博说道。

迄今为止，他最后的题目是《回忆我的悲惨的妓女们》。这个短篇小说发表于2004年，全世界亿万读者都希望这不是他最后创作能力的爆炸。“其实，这篇作品也不是出自现在的创作计划，”作家说明道，“它是来自过去的一项计划。原本我想创作一系列有关这类妓院的故事，很早以前就写了四五篇，但我喜欢的唯有最后这一篇。我发现这个主题不需要写那么多，我真正追求的只这一篇也就够了；因此我把前面的那些篇全部放弃，只单独发表了这最后一篇。”

他的另一项中断了的创作计划是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应该在写最后一句话时死去。这句话是：“可是，当时我想：看看你是否会遇上……”

加博似乎不为停止笔耕感到丝毫忧伤，而完全是无所谓，这是典型的加勒比人性格。“停止创作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这再好不过了!我用来创作的时间并没有被烦人的活动所占有。”

接近政权

作家让我们看我们进来时看到的黄色大布娃娃：“这是一件墨西哥工艺品，是菲利佩·贡萨雷斯送的，他常到这儿来。”这时谈话转到了他所迷恋的政权问题和前来拜访他的各类当今执政以及昔日执政的统治者们。“作为作家，我对政权感兴趣，因为它集中了人类的全部威严和悲惨。”在他的朋友中，他特别提到了克林顿：“你们不了解他吧？这个人棒极了!我跟他在一块特别开心。现在他关心的重要问题是艾滋病。官方对这种病在新地区特别是在加勒比地区惊人的广泛传播漠不关心，这使他感到十分的不安和焦虑。没有人理睬他的呼吁，但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艾滋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向我们指了指他家中的私人电影厅所在地。“我去正常的电影院看电影很难办，人们会把我堵在门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让我签字留念。所以，有人把影片送到我家来，或者邀我去看小范围放映的电影。”他对第七艺术的热爱并非始于现在，甚至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梦想执导电影了，后来他的儿子罗德里戈完成了这项事业，成了著名的戛纳、洛迦诺和圣塞巴斯蒂安等电影节的常客。除了执导了《索布拉诺一家》和《地下两公尺》等故事片外，他还负责编导了长篇故事片《看到就说的事情》、《十个爱情小故事》和《九条生命》等。“还好，这些作品都很出色。”父亲评论说，“如果我觉得不好，那对我来说就太可怕了。”罗德里戈住在好莱坞，他的兄弟贡萨洛住在巴黎。这几天兄弟二人都正待在父母家中，进进出出，跟儿时一样自由。第二天贡萨洛这位图表设计师和画家将对我们解释：“加博不是位会玩的父亲，但他很爱交谈，常跟我们一起聊些成年人的事。我们儿时跟他在一起做的事就是交谈和听音乐。”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巧设机关来保护自己的私生活，而且做得越来越成功，好像已防止了事业的成功夺走他疼爱儿孙和交朋友的时间的危险。尽管如此，以前“声誉险些打乱了我的生活，因为它会扰乱人的现实感，就跟权力扰乱人的现实感一样。它将你置于孤独的境地，让你与外界隔离开来，无法沟通。”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作家预言道：“准是卡门·巴尔塞尔斯……”梅塞德斯摘下电话，果然另一端讲话的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代理人。作家开心地笑了：“看到了吗？她甭想让我们安生，什么也逃不过她，她知道我正在同你们谈话……她把我们控制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卡门·巴尔塞尔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业务关系可以回溯到1961年。当时谁也不相信那个直至1967年出版《百年孤独》才变成世界风云人物的年轻作家。在《百年孤独》中，作家揭示了布恩迪亚一家几代人的变化，其中有长着猪尾巴的人物，也有升腾到空中的牧师，因而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

在巴塞罗那的日子里

我们没有在墨西哥城的联邦区散步，而是根据加博的提议，思想飞到了另一座城市去，这座城市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塞罗那。当时加博住在那儿，并在那儿创作了《头领的晚境》。“1967年，我们扛着朋友送给我们的一张两公尺长的鳄鱼皮到了巴塞罗那。我们几乎就要把鳄鱼皮卖掉了，因为我们需要钱。但好好想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卖。它跟着我们游荡了半个世界，仿佛是我们的护身符。一切都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住在巴塞罗那的那些年，从无米下锅(此前还有过在巴黎地铁讨钱的日子)变到了有钱给自己买房子。”

“我觉得那座城市对我们并不生疏，”他解释道，“就像我们以前就见过似的。我们没有到任何其他地方去是因为‘加泰罗尼亚知者’拉蒙·宾耶斯，我把这个人物塑造在了《百年孤独》中。在我青年时代的巴兰基亚，他向我如此卖力地‘兜售’他流亡生活中记忆的理想化了的巴塞罗那，以致我对这座城市从未产生过半点怀疑。”

梅塞德斯·巴尔查和加博一搬到西班牙，就把那个文明、自由、世界主义的墨西哥抛在了身后。墨西哥电影界、艺术界和文学界人才荟萃，活动频繁，让那个迟钝的佛朗哥主义的谨小慎微的西班牙望尘莫及。巴尔查兴致勃勃地回忆道：“西班牙一切都有点故作高雅。当时巴塞罗那刚刚发现迪斯科世界，而在墨西哥这儿早已是遍地开花了。巴塞罗那人甚至戴着礼帽进迪斯科舞厅。”

“他们想超过巴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说。

“我看到到处都放《请你告诉我》这首歌曲，而且音色很好。我和加博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梅塞德斯乐呵呵地再次强调说。

“好像一道幕布悄悄地拉开，镜头对准了‘卜伽丘’迪斯科舞厅，我觉得那已是过时的东西。”加博加重语气说。巴尔查进一步阐述说：“他们巴塞罗那人认为我们落伍了，因为我们是拉丁美洲人，然而，事情恰恰相反。我穿着长裤和牛仔裤走在街上，人们都走近来看我，仿佛那是稀奇的东西。有一天，我对西班牙作家路易斯·戈伊·蒂索罗的妻子说：‘喂，玛丽娅·安东尼娅，他们老是看我，这是怎么啦？’‘你甭去理他们，他们也看我。’她回答说。”

佛朗哥的独裁专政在巴塞罗那不像在马德里那么严酷，因为马德里是政权中心。又兼巴塞罗那靠近法国，这为加西亚夫妇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加博回忆说：“我们经常去法国看电影，比如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就是在佩皮尼亚看到的。有时我们去巴黎三天，为的是见识那儿的一切。巴塞罗那是进入欧洲的门户，我们从那儿去伦敦(我们在伦敦学习英语)，去米兰……我们出席音乐会，出席戏剧首演，满足我对文化的一切渴望。”

加博和梅塞德斯经历了左派的兴旺得势，经历了“卜伽丘”迪斯科舞厅的无数黎明，经历了出版业的繁荣昌盛，经历了佛朗哥临死前来自四面八方的种种阴谋……他们同被巴尔塞尔斯“大妈”吸引到巴塞罗那来的其他作家，比如何塞·多诺索、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汇合在了一起。他们接待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勃罗·聂鲁达等作家的来访。“现在讲起这些事真有些不好意思，但当时我们生活得的确很愉快。”加博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个巴塞罗那，感到生活真是美极了；承认这一点心中并不是滋味，因为今天回忆起那些事，又觉得一切都很可悲。”说来不免自相矛盾，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在民主即将到来的时候却离开了巴塞罗那。“佛朗哥去世的时候我们在波哥大，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回到了墨西哥。我们认为在西班牙将会出现社会动荡，局势将很不稳定。我们也不知道面对即将问世的《头领的晚境》新的西班牙政府将会作出如何反应，因为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独裁者的没落。我认为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创作灵感来自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原型，比如委内瑞拉的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海地的‘多克爸爸’(他命令把国内的黑狗全部杀掉，因为他认为他的一个敌人变成了黑狗)、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他命令把全国的照明设备全部用红纸罩上，以防止麻疹流行)。我不知道西班牙新政府将如何理解我的新作，但是在我的脑子里，佛朗哥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和文明的独裁者，不管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在我的心灵中他都是如此。实际上，巴拿马独裁者埃雷拉·奥马尔·托里霍斯在他死前四十八小时对《头领的晚境》作出了最精辟的评价：‘这是你最优秀的作品，我们都是像你说的那样。’”

加博在巴塞罗那有房子。“我仍旧去这座城市，差不多每年一次，尽管2005年去的时候动静大了点儿，因为这次是隔了五年才去。每次我们去的时候，都像是并没有离开过那儿。我们按正常的时间起床，同老朋友们去吃饭，我们一起散步，互相发现对方都变老了。我们哪儿都去。在大街上大家会把某个人叫住，隔着街道高声喊叫着说话。这是加泰罗尼亚人的风格，这种远距离的说话表示他们对人亲热。比如说，我们也到马德里去几天，我们在那儿有许多朋友，但我们从不留在那儿，因为那儿的人太爱打听消息，闹得人不得安宁，而在巴塞罗那我们却能过正常的日子。在马德里，记者、歌星、电影界人士都爱联系……总是组织些欢闹的聚会，使你很不自在。”

加博仍旧躲开公众的目光。他认为谨慎一点总是好的，包括在政治上。他跟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是好朋友，但他悄悄地离开了他的教条主义主张。此外，他的介入对古巴政府释放某些政治犯和缓和某些立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古巴，他还介入了其他一些国家的事务，包括在萨尔瓦多释放被绑架的银行家和让一些独裁者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出国。在他干预的其他一些事件中，值得提及的是詹姆斯·邦德的一部影片和他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的一部小说。那是在1955年，当时胡安·卡洛斯·加维利亚的绑架者们要求加博出任哥伦比亚总统(加博回答说：“谁都不能指望我去作一个不负责任的共和国最糟糕的总统……请你们放了加维利亚，摘掉假面具，在宪法秩序的保护下，去倡导你们革新的主张。”)“我向来是签字者的最大同谋者，”他说，“向来只善于在下边看着别人如何处理事情，而不是亲手去签署那些抗议声明。”

为哥伦比亚涂上一笔

如今，在那种“秘密外交”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正为哥伦比亚的和平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他要把乌里维总统政府的立场和国民解放军游击队的立场拉近。“也许这件事我们不要谈得太多为好，因为还正在谈着。一件事正在做着的时候，发表这方面的谈话是不可取的。许久许久以来我一直都在听着讲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现在，在经过长期的紧张和缓和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了。我参加了在哈瓦那的最初几次谈判，效果很好。我同双方关系都不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习惯于做事必求成功的作家来说，进行这类的斡旋总像一个谦恭的牧师，因为他的干预是把各种不同的因素联合在一起。”

“暴力一直存在，在哥伦比亚已存在许多年了。”他回忆说，“根本的问题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古柯生意可以赚大笔的钱，赚的钱要用桶来装!毒品被消灭的那一天，一切都会大大地好起来，因为毒品是万恶之源。世界上的大毒品生产者就在哥伦比亚。因此，他们已不像从前那样为政治而斗争，而是争夺毒品的控制权。在这件事上，美国也完全掺和进去了。”

加博在花园里一边站在妻子身边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一边诙谐地对她说：“现在你看到了，梅塞德斯，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接受任何人釆访。他们那么温顺地来了，可来了就是不走。这会儿他们要我拥抱你，可不知后面还有什么戏。他们甚至会让我说我爱你。”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人所共知，他们还在梅塞德斯是十三岁的小姑娘时就相识了，直至今天依旧恩恩爱爱地生活在一起。

在我们离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之前，他饶有兴味地问起了《先锋报》“诺贝尔的反抗”专栏里陆续刊登的一系列谈访录：“啊，我看你们是有选择的，选登优秀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知道下一期就登他的访谈录了。他不时地抓着他的交谈者，而后者丝毫也感觉不到他那种每当不得不在巴塞罗那的公众面前讲话时的传奇式的胆怯。在那种场合，他会说不出话来，甚至会浑身颤抖。“我认为我大概有社会恐惧症，就像奥地利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福列德·吉里内克那样，因为我可以进行个人之间的交谈，而害怕面对听众。我胆怯吗？可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现在人们可以到这个被恫吓的家来了……这就对我好多了。”

尹承东　译

[1] 此为总统府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