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乐趣

[采访者：胡安·克鲁斯(西班牙《国家报》记者)/采访时间：1991年]

现年六十三岁的著名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怀揣他的新作旅行。他是世界上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是革命者的朋友，也是国王的朋友。他曾同柯西金相聚聊天，跟他谈足球，谈卡斯特罗，谈电影。他是马德里皇家宅第蒙克洛阿的常客，也是墨西哥总统府的座上宾。跟加维里亚总统则是同胞加好友。此刻他手拿录有他文学新作的软盘就像小孩子穿了新鞋子一样。加博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他又重新写作了。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外祖父母为什么讲故事。”

这位《百年孤独》的作者平静地呼吸着，他讲话的房间同样一片平静。旁边的房间里放满了他的著作，那是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汇集来的，仿佛是他声誉的旗帜。“这没有什么，这些书堆在那儿，不过是慢慢搜集来的，要是一下子弄来那么多书，或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恢复自己原来的面貌而改变了许多。这位加勒比的花花公子仿佛一直在时光中行走，但是他终于停了下来，停在了他青年时代的年龄上，“停在了和所有朋友相处的时代，甚至跟那些在我开始跟他们讲话时没想到能成为朋友的重要人物交了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脚蹬黑短靴，身穿白色方格外套(此乃这位海岸作家所喜欢的颜色搭配)，看上去跟他深色的长裤和哥伦比亚黑色衬衫浓淡相宜，协调得很美。这位杰出的《头领的晚境》的作者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不以为然，仿佛是他又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他对一切问题都对答如流。近一个时期，他习惯了去做拉丁美洲各国总统们的一种飞行记者：“这事让人高兴，因为有时可以看到成果。”面对记者，他显示出一种超前的职业才华。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谈了文学，谈了他所定义的新闻，谈了生活。谈到一个老话题古巴问题时，他这样回答说：“可是，喂，我原以为这次终于来了一个不谈古巴问题的独特采访呢!”

我们谈的第一件事是新闻。现在在他的国家将开播由他领导的电视新闻节目；他希望这个新闻节目能给哥伦比亚的新闻报道带来一个新的转折，朝着他认为是倡导者的前景发展：还新闻以深度和调查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幼就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在故事中讲述的一切都传送着那种昔日的激情。这种激情有时会在他的心灵中再现，仿佛是那个电报员的儿子的一种家庭恩情。正如他的德国同行汉斯·马格努斯·恩琴斯贝格尔在评论当代新闻业时的观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猛烈抨击当前的新闻业，并且首先举哥伦比亚为例。

“自从在街道和公共场所没有了炸弹和汽车炸弹之后，自从政府强行制定了的秩序和效率代替了混乱之后(这个政府的部长没有一个超过五十岁)，哥伦比亚便放弃了国际报纸的第一版。我们进行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平静的选举，超越了一个陈旧、腐朽和无能的阶层，而哥伦比亚也就再也不是新闻报道的对象了。”

“新闻业怎么了？”

“整个世界的新闻业产生了一种扭曲。紧张事件的发生在争取时间上显得十分突出。如果发生的事件不是像海湾战争或马德里和平会议那样震惊世界，我们就没有地方能看到各方面的前瞻性新闻。的确，海湾战争和马德里和平会议是异常重大的事件。重要的是它们首先产生新闻。至于这新闻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头条新闻。新闻业发生了一种几乎是有机联系的变化。下面对此我们要略作介绍。我们设法来恢复那些旧时代的新闻观，来谈谈当时所涉及的人的情况。”

“在恩琴斯贝格尔论新闻的书中，他引证了19世纪著名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话：他反对死刑，却指挥一支行刑队枪毙记者……”

“要是我，我不会这么干，因为要干这事我先得自杀。你知道新闻是我首要的职业。此外，如果我不懂新闻的写作技巧，不管是捕捉和加工信息的形式还是利用信息讲故事的形式，我的著作就一本也写不出来。今天我在写作的时候仍旧这么想，以为我是在写一个故事，我对放上某年某月某日不感兴趣。于是我这样说：‘此事发生在教皇十二世打嗝发作的那年秋天，教皇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打嗝止住。’当时我正坐在电脑前，就顺手做了个记号‘调查’。我之所以打上‘调查’两个字，是因为我记得从世界各地都给教皇寄来了治打嗝的药方；而且我记起了英国作家索默塞特·毛姆写的一个故事。那篇故事很动人，题目是P&O，即一个著名航运公司的名字：太平洋和东方。故事的内容是写一个人由于打嗝死在了远海上。你看，这里是新闻中有文学，文学中有新闻。那是一位英国侨民，他在远海上打嗝发作丧了命。有一阵子，那条巨大的豪华旅游船在寂寥的印度洋中心同全世界进行联系，各种治疗打嗝的药方，科学的和迷信的，从四面八方雪片儿似的飞来。我在罗马的时候，不得不掩盖教皇打嗝的病症。那时我便想起了这个故事，借着它进行报道。现在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又记起了打嗝的教皇，我又记起了索默塞特·毛姆的故事。这就是说，我永远脱离不开新闻记者的职业，我难以把新闻和文学截然分开。”

回忆

“好像新闻和文学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利用回忆……”

“是的，一点不错。从某个年龄开始，一个人写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他回忆的一部分。现在我正在写的故事就是现实与虚构、回忆和杜撰的混合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一件事情到何处结束，另一件事情在何处开始。真的，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是我经历的事还是我杜撰出来的，或者是我很久以前杜撰了这件事，以致我认为是我的亲身经历。”

“当阅读你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它仍然让读者觉得你还在面对那个故事，仿佛是你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仿佛是你自己在听这个故事。你这种才能是从何而来？”

“如今我在享受着另一种乐趣。我不知道这种乐趣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读者是否感受得到，这就是纯粹的为讲述故事而讲述故事的乐趣。这种乐趣太棒了。”

“大概你从前也是这样吧!……”

“这种乐趣一直是有的，但是我对纯粹讲述故事的乐趣感觉越来越强烈。现在我明白了外祖父母为什么讲故事，也明白了为什么别人要讲外祖父母讲的故事……这是因为讲故事会让人快乐，让人感到美滋滋的，会上瘾。”

“短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

“总是由于一段插曲，一个小故事，或一个事件。我现在正在写的短篇小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当我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法国的佩皮尼安看电影。我认为现在有一代人，如果你给他们讲这件事，他们会认为你是在撒谎。当时卖一种旅游票，其中包括旅行、看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我记不得片子放映多长时间了)、晚餐、住宿和回程。买这种票的人排起的长队简直难以描述。那时候，人们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现在人们才明白了，当时那个国家是处于一种阴影之中，它使我们忘记了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一个人生活在西班牙，信息非常闭塞。在那个时代，我在创作《头领的晚境》的同时，在一个小孩子用的笔记本上开始记录侨居在欧洲的拉丁美洲人发生的事情。我写出六十多篇短篇小说的草稿，但是我把笔记本弄丢了，怎么也想不起塞在什么地方了。这使我非常伤心。那些故事有的是刚刚开始写，有的几乎就要写完了。我把它们全部忘掉了。没想到现在我在收拾文稿准备把墨西哥的东西带到哥伦比亚去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部分的那些草稿。我岂有不继续把它们写下去的道理？尽管我忙得焦头烂额，但我还是每天上午把自己关到屋子里，一篇一篇地写完。奇怪的是我现在写这些故事时，增添了一种从前所没有的因素，这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当时写这些故事时，是不可能有这种因素的。最后，故事中加进了我的回忆片段。有的是虚构，有的可能是我已忘记了的丢掉了的笔记本上的材料的全面再现。我开始写了三篇，争取写十四篇。我不知道最终是什么结果，这事我计划明年完成。”

“在寻找这些旧故事的过程中，你是否也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么高的名声是否让你失去了那个原来的你对问题的看法？”

“噢，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犯糊涂。我不但没有失去自己原来对问题的看法，而且得到了一个从外部审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很重要的。”

“在你的所有作品中，总会出现某个人让读者感到惊异。这个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你这种制造惊异的本领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新闻。新闻报道要有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功能。如果某条消息不能让你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你就不会对它感兴趣。新闻是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让你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你就会完全被它吸引住。它就会让你讲述它，让你感到惊讶。一件事情首先要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因为在我看来，创作是件神秘的事情：一个人为什么要终生献身于艺术创作或文学创作？为什么要为这种创作做出牺牲、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简单说来就是为了创作一种精神状态。在我的电影车间里，我召集来十位具有某些阅历的年轻人，让他们面对一台打字机：‘我们来编一个故事，你们每个人都开动脑筋。’突然，不知在哪一会儿，故事就出来了。故事来自于惊异，又制造惊异。”

完美无缺

“当你想把一篇文章写得完美无缺的时候，你有绝对的把握吗？”

“没有。一个人在文章面前是无自卫能力的，只能任其摆布。”

“那你怎么办？让缺憾留在那儿吗？”

“不，现在我要做的是尽量把文章写好。”

“这个尽量写好是什么意思？”

“努力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因为如果你只是想成为又一个作家，一个二流、三流或四流作家，那结果你就会成为二流或十流作家。我说好多次了，一个人坐下来写作时，必须想成为比塞万提斯更优秀的作家，否则你就只能成为塞万提斯。”

“作为当代名流，你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大概对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震撼。关于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东方社会模式的结束和其他罕见的事件——什么事情最让你愤怒？”

“最让我愤怒的是这些事没有发生在二十年前。如果它们发生在二十年前，我们就早已把问题解决了，把它们克服了，我们现在会是在干别的事情了。可现在谁知道何时才能干!一这么想，我就怒火难抑，因为比二十年早得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事必然会发生，而且我们希望它发生。可现在只能等着看看如何评价和收拾这一切了。”

“你认为发生这一切有利于历史发展还是阻碍历史发展，或者是加速历史发展？在这个过程之后，人类将面临怎样的状况？”

“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些几乎是形而上学的深思，面对这种深思我实在无能为力。的确，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现在不知道这一切如何收场。比如所谓的东方世界的崩溃。还在1957年，我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共十四篇，看到了这事必然要发生。那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代，是赫鲁晓夫时人们以为当时这事就要发生了。从那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使我不悦的是，最后鼓动和对此推波助澜的是美国和西欧。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那个制度垮台，而并没有为在那儿建立另一种制度做任何事情。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他们要桑地诺主义倒台。桑地诺主义倒台了，他们却没有为桑地诺主义的敌人做任何事情让他们继续前进。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给人的印象是，他不是来谈判和平的，而是来跟布什讨价还价、谈谈为了前进他需要多少钱的。他们有权利管苏联的事吗？他们有权利管波兰的事吗？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希望战胜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垮台了，但是反共产主义势力并没有垮台。反共产主义势力何时垮台？”

“看来第一世界的制度胜利了，现在第三世界如何来保卫自己？”

“在拉丁美洲，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自卫就在于一体化。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团体，通过地域。不仅仅是为了互相帮助，而且是为了互相保护，因为总有人想把别人吃掉。但是，在这方面，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峰会的重要意义，由于会议组织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新闻报道没有反映出来。那么多记者蜂拥而至，可是给他们的采访机会太少了，他们很快被关在了门外，只捡了些从门缝里传出来的面包渣似的新闻。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总的概念，所以无法总结概括，也无法使他们的新闻报道全球化。这把我们又带回原来说的那种情况：今天的新闻不是全球化的，它只是不停地从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不过，说到以前的事情，我不同意庆祝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做法。那是西班牙人提出来的，他们要在塞维利亚庆祝发现和征服新大陆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那么我们来帮助他们庆祝这个节日吧。我们没有皇家来扮演庆祝的主角，瓜达拉哈拉彻底改变了这种观念，因为他赋予了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以政治内容。现在我是向伊比利亚美洲一体化迈进。我可以向你做出一项保证：伊比利亚美洲这个集团，这个团体，在当今的世界上，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可是，人家会让你这样做吗？”

“你不要问人家让不让做，应该问我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我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的自然资源是别人少有的，我们对人类负有自己的责任。”

拉丁美洲

“你认为现在世界上开始了拉丁美洲的第二次机会吗？”

“我认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次机会。”

“在最普遍的前提下，什么是对得胜的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筑起的防线？”

“现在最沾沾自喜的是西欧。而且在那儿出现了一些最奇怪最危险的苗头，就像纳粹出现时的苗头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进行自卫。相反，在拉丁美洲出现的一切征兆都是积极的。今天的拉丁美洲已经不是五年前或十年前的拉丁美洲了；昔日隐藏的资源到处都被发现了。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你认为拉丁美洲现在是一个比二十年前更值得尊重的大陆吗？”

“当然。否则我们就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对拉丁美洲不太尊重的向来是美国，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是单极强国。我认为拉丁美洲跟美国的对话比十年前前进了许多。”

“你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共产主义？”

“糟糕的是共产主义出现的环境；就是说，它是在哪儿产生的。我认为，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预见，第一次革命应该是发生在德国或英国，因为资产阶级在那儿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他们已获得了大量的个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没有任何争议。如果事情是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可革命却出现在了俄国，发生在沙皇的夜晚，那里对那些基本的自由没有任何经验。因此，要取得这种自由的前景是不存在的。而再加上镇压、独裁、孤立主义和排外的传统，获取这种自由就更无指望了。在中欧，显然革命那东西是装在箱子里给他们送来的。它从来就不符合政治现实，不符合文化现实，不符合社会现实，总之，什么都不符合，是纯粹地强加于人。从根本上讲，斯大林最关心的是树起一道铁幕，建立一个抵制西欧的缓冲地带，因为他看到危险就来自那儿。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那种原教旨主义正在引发另一种东西，它同样是危险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民主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都是错的。这是一种同样的教条主义。我们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这些民主国家是如此地固执于原教旨主义，以致他们不允许任何其他寻求幸福的经验存在。可怕的是20世纪葬送在了集团的对抗之中，现在整个世纪已一无所有了。”

“古巴呢？”

“我原以为你终于要对我做一次不问那些千篇一律的老问题的独特的采访了哩!”

“为了同他的拉丁美洲的邻国并驾齐驱，古巴需要怎样做？”

“古巴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美国停止封锁。现在，一个存在了三十年、不允许我们知道古巴是什么样子和可能走向何方的绝对非同寻常的制约因素就要消失了。只要这个制约因素存在，古巴就永远是一个违反常规的怪物；实际上他穿着一件拘束衣，动也不能动。欧洲和欧洲的新闻媒体找出一大堆真真假假的因素批评古巴政权，而没有将巴望古巴政权倒台的美国的立场看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觉得这真是太可怕的不公平了。如果认为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事也要无可救药地发生在古巴，这是一种纳粹立场。不，古巴的条件完全不同。与欧洲的想法相反，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会垮台，军人不会推翻他，人民也不会骚乱。当你们明白了事情将是这样的时候，你们必将开始换上另外的思维方式；我敢肯定，你们新的想法，将会在古巴实现。菲德尔没有任何兴趣要古巴继续面临目前的困难。”

“苏联的解体会对古巴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认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古巴也要寿终正寝那就错了。古巴迟早将从他的拉美邻国找到石油和其他物品供应。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靠苏联情况会好得多。今天古巴谁都不依靠，也不依靠苏联。他的未来在拉美。我希望报界这样看问题。委内瑞拉峰会之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跟古巴一起在墨西哥的科苏梅尔举行了峰会。美国的报纸怎么说呢？‘古巴没有从墨西哥得到石油’。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菲德尔没有对别人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事实比这要简单得多：菲德尔没有向别人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人向菲德尔要求什么。问题是你们有一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并且把这种解释强安在所有事件上。如果你们认真研究形势，很可能会发现现在在古巴正在发生的事远比你们所说的要严重。不过，跟你们说的却不一样。配给制让人厌烦，排队弄得人精疲力竭，人们的意见不一，方向不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在饿死，也没有想捣乱破坏。如果在所有第三世界的政府都像古巴那样不得不按人数分派菜豆，以便人人得到同样的菜豆，那他们很少会幸存下来。可古巴活下来了。总之，美国停止封锁，然后我们再谈。”

“今天古巴正在寻找同自己周围的邻国相似的民主方式吗？”

“那么，我们先来解决定义问题。何为民主？你们想强加给古巴一种怎样的民主？也许他能获得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公正的民主。哥伦比亚总统塞萨尔加维利亚经过三思才发表意见。他在科苏梅尔说，他认为古巴是拉美应该多元共存的一个例子。这一观点也写进了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发表的二十三位总统和一位国王的最后声明中。但是在这里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半点儿应有的体现。不过，不要着急。说不定我们在拉丁美洲最后会发明一种洋洋得意的欧洲和纳粹主义在两千年中没有找到的方式。”

“对未来你持乐观态度吗？”

“我对一切都是顽固不化的乐观主义者。也许我会碰得头破血流，也许。但是，我从内心里相信拉丁美洲人会阔步前进。所有的拉丁美洲人。这是因为人们不会再像20世纪那样愚蠢。”

尹承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