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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回忆巴勃罗·聂鲁达
[采访者：哥伦比亚《万花筒》杂志编委会/采访时间：1973年]
编者按 聂鲁达与马尔克斯，这两位同出生于拉丁美洲的世界文坛巨匠，生前感情至深，相互视为知己，彼此不仅欣赏对方的文学禀赋和才华，而且两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不是一般的情谊，而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之情的升华和结晶。马尔克斯对聂鲁达满怀深情和感人的回忆，生动地说明了逝者在他心中占据的位置。
得悉巴勃罗·聂鲁达于1973年血腥的9月去世的消息，《万花筒》杂志编辑部约请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谈他与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
巴勃罗·聂鲁达的原名为里卡多·埃列塞尔·内夫塔利·贝尔纳多·雷耶斯·巴苏阿尔托，这位从肉体到灵魂完全由诗歌铸成的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智利、美洲和全世界的骄傲。他的父亲为铁路工人，母亲是位小学教师。去世前的前一个星期，他在写作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题为《总督们》，它是为鞭笞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1] 的政权并将其置于死地的军事委员会而写的，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关注着阿连德的命运。
我们回忆起《漫歌》中吻别大海的水手和雄浑古远的玛丘·比丘城堡[2]，想起了他的诗人之名乃取之于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名字，我们想起了他的其他无数件事情。我们也回忆起他甚至要求给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想到这里，我们决定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帮我们为读者做一篇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报道。这里就是加博在诗人逝世十二个小时后对马科·图略·罗得里格斯，胡安·戈萨因，亨利·奥尔金，埃克托尔·林孔和达里奥·席尔瓦·席尔瓦讲述的内容。谈话记录由胡安·戈萨因整理。
他确实是个豪爽侠义的人。他一直未有时间读《百年孤独》，但他的妻子玛蒂尔德在蒙得维的亚逗留期间已看过这本书，所以她一直叮嘱他：“巴勃罗，你必须读一读，这是部出色的小说。你必须读一读它。”正好，这时候聂鲁达来玛尼萨莱斯[3] 参加戏剧节，记者们便问他对我这本书的看法，他从容不迫地答道：“这是继堂吉诃德之后，写得最好的西班牙语小说。”(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回到宾馆后，巴勃罗对玛蒂尔德说：“你得给我把这本书找来，我刚才惹大事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巴勃罗后来读了这本小说，而且从没有修正他在玛尼萨莱斯发表的看法。
当他作为智利大使到巴黎赴任后，他不知道在递交国书时跟蓬皮杜总统交谈什么。巴勃罗想了想：“有了，我就跟他谈《百年孤独》。”于是，他买了本法文版的《百年孤独》，并把它送给了法国总统，因为蓬皮杜曾经当过文学教授。后来，有两次、三次、四次当他被邀往爱丽舍宫时，巴勃罗都要问蓬皮杜：“您看过我送您的书了吗？”法国总统总是说他还没有时间，说下一个星期看，说再下一个星期一定看。就在这期间，我在巴黎碰到了聂鲁达，便问他：“最后呢？”而他，笑得前仰后合地——他总是一脸笑意，只有在谈到政治时除外——答道：“他再也不请我去爱丽舍宫了。”但是，三个月后，他快乐得像个孩子似的给我在巴塞罗那的住处打电话，“加博!”，他高兴得无以复加地告诉我，“他们刚刚又请我去爱丽舍宫了。”是的，又邀请他去了……“书我看过了，”蓬皮杜告诉他。
仅此而已……
当法国人对智利的铜实行禁运时，作为大使，聂鲁达去见过蓬皮杜。不过，如果跟总统直接谈这件事就显得可笑了，因为法国总统会说：“大使先生，您知道，这是司法机构的决定，我不能牵入到这件事里去。”但是，两个人谈了一个小时。走出爱丽舍宫时，记者们都在等着聂鲁达，问他跟总统谈了些什么。“谈了《百年孤独》”，他说，记者们都以为这是外交托词。
但交谈的内容确如所答!
巴勃罗，所有语言中最杰出的诗人
我在1959年认识聂鲁达，那是在佩雷斯·希门尼斯下台之后。当时他在加拉加斯，我去采访他。我那时是新闻记者，现在我才明白，我是那样敬佩他，以至无法对他写篇报道，真笨!我现在清楚了……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认为，巴勃罗·聂鲁达是20世纪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他描写任何事物时都有伟大的诗篇，就类似弥达斯王[4]，只要他触摸到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他特别喜欢在海上航行时写作，而且始终用他绿色的墨水。旅行时，他总是乘船。但是最后一次我在巴黎机场见到他时，——当时他是返回智利，已不得不乘坐飞机，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乘船横渡大洋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巴黎的一家餐厅用餐，突然，巴勃罗大声说道：“哎哟!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词我还没写呢!”就在我们其他人聊天的当儿，他向服务员要了张纸，当场就用他一贯喜欢的绿色墨水写好了那篇优美而充满诗意的演说词。那天晚上跟他在一起的有：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玛蒂尔德、智利驻法国使馆的参赞豪尔赫·爱得华兹及巴勃罗和我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晚餐
内心深处，他是个孩子。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孩子。他是这样孩子气，以至买了很多玩具，如电动火车等，当他想得到一样东西时——例如要求其他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电话里抽泣，好像要痛哭流涕一样，这样，朋友就会乘坐第一班飞机赶去看他。
一次，他给我在巴塞罗那的住处打电话：“你得和你妻子赶来巴黎和我一起吃晚饭。”我当即反对：“巴勃罗，你知道我去巴黎是坐火车而不是乘飞机。”于是，电话里传来了他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我便对他说：“行，我们去。”我通知我妻子说：“巴勃罗都快要哭出来了，明天我们得赶去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饭。”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得悉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最先向记者们说的则是：“应该获奖的人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时候，我才弄懂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兴致要我们跟他一起吃晚饭!
这顿庆贺获奖的晚餐，是在他家里举行的。参加的人只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5] 和他妻子，豪尔赫·爱德华兹，智利画家爱得华多·玛塔，雷吉斯·德布雷[6]，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7]，我妻子和我。瑞典皇家学院委派向聂鲁达通知获奖的代表也在座。巴勃罗把这位代表折腾了一个晚上，要求把下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我。那个可怜的瑞典人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是，聂鲁达先生，咱们明年瞧……”但是，那天晚上真正让巴勃罗感兴趣和让他高兴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他买的一只与真实狮子一样大小的长毛绒狮子，他兴高采烈地拿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看。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放着一匹制成标本的马，一套船首饰——大海是他的最爱——和一套蜗牛壳。他身无分文，因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购买古版书上了。
他是位烹饪专家
他是一位妙不可言的烹饪专家。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饭菜，不止是思考饭菜本身，而且思考吃的美学。他在诺曼底买了座房子，一条荷花盛开的小溪从庭院穿流而过。一天下午，我们正准备吃饭，但巴勃罗显得焦躁不安，他让我们挪到另一间客厅里去，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这一天，哥伦比亚诗人阿图罗·卡马乔·拉米雷斯也跟我们在一起。后来，我们知道他让人把餐桌重新布置了一番，因为他觉得原先收拾得不合适。我是个胃口极好的人，那一天我吃了一生中最可口的佳肴：巴勃罗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灰鱼子酱和北极熊肉排……
吃饭，睡午觉，起床，再用餐，再睡觉。对于他来说，一天就是一件分成吃饭和午睡这样几小块的东西。一次，他来巴塞罗那看我们，这是西班牙内战后他唯一一次去西班牙。我妻子梅塞德斯喜欢为孩子们收藏我的作家朋友们的题词，她就对我说要请巴勃罗签名留言。“你别耍小聪明了!”我跟她说，随后，我就藏到了洗手间里。“可不是小聪明”，梅塞德斯挺自尊地答道，接着便向睡在我们床上的聂鲁达走过去请他题词。他写道：“赠梅塞德斯，于您床上。”他看了看说：“这样写会让人生疑，”又补充了一句：“赠梅塞德斯和加博，于你们床上。”他想了一会儿，说：“说实话，现在这样更糟。”最后加了一句“致兄弟般的问候，巴勃罗。”写好后，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评论说：“这比最先写的还糟，但也只能如此了。”
哥伦比亚使他伤心
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哥伦比亚使巴勃罗难过伤心。作为一种礼遇，有人提名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想以一致同意对他提名的这种方式表示对他的敬意。然而，哥伦比亚代表加夫列尔·贝坦科尔·梅希亚横插了一杠子，他以聂鲁达是共产党人为由，提出了另一名候选人。我认为贝坦科尔这样做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指示。代表们行动的一致性被打破了。那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它深深地伤了巴勃罗的心。
他病得很重。已经无法救治。我不清楚他自己是否知道他的病况，但他的朋友们都清楚。他躺在床上接待来访的客人。看到他卧在床上接待人，我就对他说：“你真正的天赋是当教皇。”巴勃罗确实有教皇的外貌。最后我们才发现，他所以整天躺着不起，是因为没有力气自由走动。
只有两次我看到他一脸严肃
巴勃罗永远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生活中无时不露着笑意。只有两次我看他一脸严肃。第一次那是在他床前用过午餐后，他把餐巾往小桌上一放，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加博，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说这……”他开始谈论俄罗斯人在翻译《百年孤独》时对其中某些部分所作的假正经的删节。“令人无法理解”，他说，“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苏维埃革命进行到这样程度的时候。我要跟我俄罗斯的几位朋友说说，以后别再发生这样的事。看看能否出个新的全文版。”第二次是我在委内瑞拉把罗慕洛·加列戈斯[8] 奖的奖金捐赠给《社会主义运动》。俄罗斯人对我的做法非常恼怒，甚至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应该知道，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当他们与苏维埃联盟对抗时，也会完蛋。”巴勃罗神情严肃地说：“就我看，捐赠一事这样引人注目，它可能对世界左派力量产生的分裂和损害要远远大于对《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好处。”虽然他表示了看法，但我的印象是我陈述的理由使他相信事情的后果正好相反。他最大的担忧、他为之献身的真正事业是：无论如何都要维护左派之间的团结。
假如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
今天早晨，当我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发现对于我来说，还在得知他的病无可救治时，他已经去世了。更确切地说，从那时候起，我对这样的想法就习惯了。去年，我的好友阿尔瓦罗·塞佩达[9] 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这使我明白了我还没有锻炼到能承受朋友们死亡的程度。我想，应该拿出点勇气面对这样的事，总有一天，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以死亡的消息见诸报端的。
这一切令人悲伤。巴勃罗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最好朋友之一，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一生的理想，他于阿连德和他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被推翻的十二天之后去世。我知道，巴勃罗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
申宝楼 译
[1] 智利政治家(1908—1973)， 1970至1973年任智利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