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为出版第一本中篇小说，我花了五年时间
[采访者：莱奥波尔多·阿桑科特(西班牙《指数》杂志记者)/采访时间：1968年]
编者按 不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的人，只看到《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给他带来的耀眼光环，很少知道他在成功前的坎坷经历。他的第一本中篇小说《枯枝败叶》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愿意接受他书稿的出版社，而在这中间曾被一出版社的负责人建议改行干别的，因为认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天资”。即使面对这样的评价，马尔克斯也没有动摇坚持写作的信念。在这篇采访中，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吐露了如同常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他曾经历过的挫折。
当我们按预定时间来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约好的饭店时，已是傍晚时分。看得出，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刚刚接待过来访的客人。此时，他手里举着斟满威士忌的大酒杯，示意服务员再给他加点冰块，而我们则在琢磨着如何寻找与他交谈的共同点。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受访人疑虑重重，他在伺机识破我们使用的花招，然后才开口说话，他把真实的自我用玩笑和戏言掩盖得严严实实。
莱奥波尔多·阿桑科特(以下略称“阿”)：“来巴塞罗那很长时间了？”当我们离开饭店往他居住的街区走去时，我无话找话地问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略称“马”)：“我在墨西哥待了七年，我偏爱的颜色是黄色。”他微笑着答道。“在墨西哥，我天天跟奥尔菲拉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他们中间有作家，也有出版商。他们取笑我是个“少数派”作家，但听说《百年孤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卖出了八万册后，大家都十分惊讶。于是他们对我说：‘伙计，我们可是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的啊!你怎么没把书交给我们出呢？’我便答道：‘可你们谁也没有想给我提这个要求啊!’”
没有任何过渡，他就跟我们聊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说那是“世界上最后一座欧化城市”，对那儿众多书报亭里垛成宝塔状的他的作品甚为惊异，说他害怕乘飞机旅行，而乌拉圭人卡洛斯·马丁内斯·莫雷诺[1] 比他还要胆小，说莫雷诺每次乘飞机外出都要随身带上那本他第一次坐飞机时所带的福楼拜的一本小说。
马：“莫雷诺觉得带着这本书就会平安无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松开他手中那本满是油污、翻得快散了架的书。”
最后，他给我们说他的作息时间。
马：“每天早上我七点起床，吃点东西后继续睡觉。上午十点开始写作，写到下午三点，这中间有时候也会在床上躺一会儿。”
其余时间，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度过……
不知不觉间，天已经黑了。我们准备找个饭馆用餐。“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儿的菜做得不错。”他带我们到了那家餐馆，就像一位常客一样跟总管打了个招呼，请他把可供选择的酒品名单拿过来。在征得我们的同意后，他就以内行权威的眼光挑了几瓶觉得是最好的酒。
马：“加泰罗尼亚这儿的红葡萄酒挺棒，但这里的白葡萄酒我不太喜欢。”
红酒、海鲜，加上十分钟无拘无束的闲聊，最后使他消除了潜藏的疑虑，并一改刚开始交谈的那种虚与委蛇、讽刺嘲弄的口气和语调。很自然地我们就开始以“你”相称了。
马：“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找到了愿意出版我第一本中篇小说《枯枝败叶》的出版商。我把稿子寄给了阿根廷的洛萨达出版社，出版社把稿子退给了我并附了吉列尔莫·德·托雷[2] 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不具备写作的天资，建议我最好改行干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那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假如我当作家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的话，我早就与文学创作永远一刀两断了。对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青年人不能这样说话，对不？我跟你说，吉列尔莫是那种专门逮死耗子的古典派批评家，只有当某位作者在国际上获得好评时，他才会去留意这位作家。”
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并继续他的话题。
马：“知道是谁帮我克服了当时的沮丧情绪的吗？一位在哥伦比亚定居的加泰罗尼亚书商：拉蒙·比尼埃斯，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鼓励我的同时，让我明白了我书中的那些不足之处。”
说到这里，马尔克斯话题一转，谈起了文艺批评，他不满意对《百年孤独》不作任何分析而去异口同声、一味地赞扬的评论。
马：“我感谢批评家们给予我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待遇。但如有可能，我更喜欢他们对我说说道理……”
晚餐已近尾声。我们之间刚建立起的友谊在继续发展。我抓住大家都在闷声用餐的机会大胆向他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阿：“是否存在一种具有自己独有特征的拉丁美洲小说，或者说我们是否面对着一批就是因为……说白了吧，对卡斯特罗制度的同情而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作家？”
马：“从根本上说，拉丁美洲小说爆炸有其政治原因。在小说爆炸之前，拉丁美洲就有了像科塔萨尔或卡彭铁尔这样优秀的作家，科塔萨尔在1950年前就开始写作了，而卡彭铁尔的创作则开始得更早。另外，不能说有一种拉丁美洲小说，拉丁美洲的作家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古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美洲觉悟。”
他谈及的都是今天在欧洲取得成功的老一辈拉丁美洲作家，自然地我们要议论授予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
马：“聂鲁达和博尔赫斯应先于阿斯图里亚斯得到诺贝尔奖，次序应这样排。与阿斯图里亚斯相比，博尔赫斯的政治态度更诚实，阿斯图里亚斯为了诺贝尔文学奖把自己都出卖了。可怜的老头儿!我这么说，就因为博尔赫斯非常诚实的保守主义态度使他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
阿：“你这一代的拉丁美洲小说家在他们各自国家里都碰到了什么样的反响？”
马：“巴尔加斯·略萨的衬衫、领带、皮鞋都成了大学生们偷拿的目标，他们偷他一切可以偷到的东西，留作纪念。有个女孩子让巴尔加斯·略萨在她胳膊上面留下了签名，三天后，她赶到机场去送巴尔加斯·略萨，三天里她没有洗过胳膊，而且向一位摄影记者打听怎样才能让胳膊上的签名洗不去、抹不掉。你能相信吗？在我老家，人们想给我立座碑，但我没有同意，我怕要不了三四年，树起的碑就会被断首示众。”
说到这里，马尔克斯的脸上失去了笑容，而且声音显得沉重起来。
马：“拉丁美洲人民需要领袖人物，他们认为在作家身上找到了他们的领袖。你瞧，在我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们向我提出的全是政治问题。我们去夺取政权!不去？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当他们意识到作家只是作家时，他们会感到沮丧、而且会用石块把我们砸死。青年人以为我们有势力，于是就说：‘既然你们有势力，那就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阿桑科特注：因为正如大家所知，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主要作家目前都生活在欧洲。)为避免产生误会，我已经不参加任何公开集会了。想了解我想法的人，去看看我的书就明白了。我不想让别人失望。”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而且用令人担忧的神情盯着我们。
马：“当我最近一次回国时，所有报纸都竞相推崇我，于是青年们大声呼喊，说我卖身投靠了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我不得不要求在所有有关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配有多幅照片批评政府迫害文化人士的文章……”
阿：“面对拉丁美洲的小说爆炸，出版商们有什么动作？”
马：“嗯，为了避免某个新的巴尔加斯·略萨从手中漏掉，他们出版一切所能得到的书稿，他们把年轻的作者们从床底下拖出来，夺下他们还没写完的处女作的手稿交付印行。”
这时，我们交谈的话题转到了古巴，明年1月份，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美洲之家的评委将要去那里。
马：“在拉丁美洲，当你想了解某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时，只要问他是否支持古巴就够了。你知道吗，古巴人说：‘我们所以能够继续活下来，得感谢弗朗哥—列宁主义。’对古巴来说，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刻，比猪湾事件时还要困难。‘切’的牺牲使古巴丢失了他的‘越南’。拉丁美洲的农民、工人对古巴的情况一无所知。所有的报纸都在封锁人们对这个岛国情况的了解。而知识分子们则蒙骗卡斯特罗，向他隐瞒这种状况。卡斯特罗对这些人已经烦透了，因为他们对他什么忙也帮不了。这些人去到那儿，在哈瓦那待上十五天，像王子一样都住在饭店里，让革命为他们买单，然后签署一项声明。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拿起枪……”
用完晚餐，已近深夜。大街上甚是凉爽。我们又给他提了一个关于德伯雷[3] 的问题。
马：“不能把魔术系统化。德伯雷是个笛卡尔主义者，是个标准主义者。他把一切都简单化：‘这个已成为过去’，‘这个必须成为未来……’”
凉风中，我们结束了交谈，互相道别。
申宝楼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