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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写作是莫大的享受[1]
——与《万花筒》杂志记者阿里斯门迪的会见
[采访者：阿里斯门迪(哥伦比亚《万花筒》杂志记者)/采访时间：1994年]
编者按 在这篇采访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有关他创作中如何吸收他人的意见，他要实施的写作计划及一些作品产生的过程，都一一作答，回应直接而具体，显示了答问的坦率、认真。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以下简称“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师，您为什么对历史题材的小说那么感兴趣？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这是由哥伦比亚现实的神奇魔幻性质所决定的。我所以有这样的认识，那是因为在我试图用抒情笔调润饰现实并赋予它奇异的色彩时，我发觉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历史本身更富于奇异色彩。
记：您给我讲述的历史有多少符合现实，有多少纯属虚构？
马：从科学和政治的观点来看，你说的那是学院式的历史。哥伦比亚现有的历史是胜利者们写成的，他们所做的不是让历史符合我们国家的现实，而是让我们的国家符合他们写就的历史。许多许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我们仍旧继续在他人为我们写成的历史中工作和生活。既然历史学家们可以作出虚构，所以我觉得我们小说家们来写历史也是理所当然的。
记：您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的一次采访中，承认在您的最新一部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的手稿交付之前，您心里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其情景有如《百年孤独》发表前一样。您为什么如此担心害怕？
马：对于《百年孤独》当时我完全有把握，也就是说我对于所写的小说心中有数，因为那就是我本来想写的作品。我有把握它最恰当地表达了我对童年时代诗一般的想法，表述了我对国家现实的看法，其中不带任何学院式的成见。对于《爱情和其他魔鬼》一书我真的非常担心害怕，不仅发表前是这样，在请朋友阅读手稿前也是这样。因为我确信他们一定不会喜欢这部小说，甚至我自己写好后也不喜欢它。奇怪的是，我虽然没有改变看法，他们却说服了我把它公诸于世。现在我认为他们当时是有道理的，这种情况在作家之间是不常见的，因为我们作家总是认为一部作品应该以作者本人所见为准，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所以为的那样为准。我怎么给你说呢？他们所做的是在这本书发表前就对它发表了一番评论，作为批评家，他们不同意我这个作者的见解。我承认他们有道理。
记：在他们阅读该书之前，书中哪一部分是您所不喜欢而受到他们积极肯定的？
马：也许我说得不恰当，不是有什么地方我不喜欢，而是我全然没有把握，因为我清楚我陷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一种陌生的形式、一种陌生的诗格，就仿佛迈进了一个生疏的、布满地雷的险境。在我往前走的路途中，是否已经踩响了几枚地雷，对此我毫无把握，而他们则告诉我说没有，说这本书本该是这样写的。
记：您是否已经打破对自己已经写成的作品不再看第二遍的咒语？
马：没有。唯一一次我曾试图这样做的那是在由巴塞罗那乘火车到日内瓦的长达十个小时的旅途上。我当时就一个人，身边所有可供阅读的东西都看完了，我就埋头睡觉。睡醒后离目的地还有三四小时的路程。当时手边剩下的唯一没有看的是一本《百年孤独》，那是我答应带给日内瓦的一位朋友的。我就开始阅读起来。当看到第三或第四页时，我不知不觉地拔出圆珠笔，开始在书页的边白修改起原文，直到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身为作家的道德之一就是在发表作品之前，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作品，而作品一旦发表，他就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了。我总共看了四五十页。说真的，我非常喜欢，但我没有再读下去，否则我还要继续修改的。
我的朋友
记：您的朋友们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可以荣幸地首先阅读您的作品。请问您是以什么标准选择朋友的？
马：更确切地说是人生选择了他们。他们是我在生活中不断结识的朋友。我选择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其次，他们都有很高的判断力，具有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能对我直言相告他们的看法，即使是最令人痛苦的看法。大家都知道，阿尔瓦罗·穆蒂斯是这些朋友中的第一个。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一点以外，我跟他的关系还有些不同。我不仅让他阅读作品的手稿，而且我在写作一本书时，还请他帮忙查找有关的参考书。我给他打电话，我们几乎每天通话，天上人间的事情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另外我还迷信，一本正在创作的书不能向别人透露，否则就会给糟蹋了，但是我得用某种方式跟我的朋友们，如阿尔瓦罗·穆蒂斯聊聊好解解闷。当我写《百年孤独》时，他的兴致极高，把我对他说的都转述给别人，接着别人又把穆蒂斯讲的都告诉了我。这样，阿尔瓦罗在转述时加进去的部分都反馈到我这里，我也就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把它们加以吸收利用。当我把小说的第一稿给他看时，他给我打电话说：您真滑头，您写的与您跟我说的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我在大家面前成了个说假话的骗子。
记：您的朋友们在阅读您的作品原稿时，一般都提哪一类意见？
马：有些人从写作技巧角度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看法，这些是属于有关作品风格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彼此针锋相对，尖锐异常。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告诉我说：喂，这个我不清楚，听起来不顺耳，这里有点东西我不喜欢时，我便用笔记下，进行研究，我的印象中他们的意见总是有道理的。
记：对于他们的批评、建议、暗示，您总是乐于接受呢，还是有时也和他们争吵？
马：不吵。一般来说，我和他们讨论。但是，当然，最后我认为该做的我就做。我想对你说的是我的生活很紧张，在绝大多数场合，我赞同他们的意见，但是有时即使我觉得他们有道理，我也不会做任何我不太喜欢的改动。
小说的产生
记：一部小说是怎样产生的？
马：我认为对每个作家来讲，一部小说的产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对于我来说，它产生于一个意象。
记：《爱情和其他魔鬼》一书，是不是1949年您当《宇宙报》记者采访时留在您脑海里的形象？
马：《爱情和其他魔鬼》这部小说，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意象是一个少女被人揪住头发在地上拖着走。当时我问自己，对于一个被人揪住头发在地上拖着走的少女能干什么呢？为什么抓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走？这个意象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的方法是让它留在记忆里。那些反复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意象我就认为它们对我有用。当我一边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一边仍然挂念着那个女孩子。我知道，毫无疑问，那个女孩子应该生活在一个像卡塔赫纳这样一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都市里，但后来当我写《迷宫中的将军》时，我考察了在玻利瓦尔临终前将要抵达卡塔赫纳时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结果我发现当时狂犬病流行很广。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玻利瓦尔在集市上看到一棵大树上吊着一条死狗，那是告诉人们这条狗死于狂犬病，同时也是让被它咬过的人去那里登记。这时我又记起了那位长发少女，当然，她就是被那条狗咬伤死去的。这种设想把我直接带到了玻利瓦尔居住的地方，那是巴尔代奥尔斯侯爵的宅第，而且我意识到这位长发、身患狂犬病的姑娘可能是侯爵的女儿。就好比一个人开始把一些零散部件组装起来一样，直到有一天，故事好似泉水喷涌，倾泻不止，无法遏制。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动笔，而是在头脑中进行组装，它已经完整无缺了，就像我把它读了一遍似的。这时我估计这本书大约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页，但这还不够，我不知道故事该如何朝前发展。
记：当您坐下来动手写时，是因为已经完全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把情节铺陈好了吗？
马：对，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把全书复述一遍，就像我已经看过它一样。这并非意味着不会作什么修改，但主要的结构脉络已经成型，一般来说不会再变动了。
我喜欢的人物
记：书中一些人物使读者敬佩，还有一些人物令人生厌，比如女修道院院长贝尔纳达就属后者。在书中的所有人物中，哪些人物使您陶醉入迷呢？
马：在我的每部书中，都有一个让我特别钟情的人物，我对这样的人物倾注了全部情感。在这本书中是阿夫雷农西奥大夫，在某种程度上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赫雷来亚斯·德圣玛利亚和《百年孤独》里的梅尔基亚德斯。概括起来说，都是我想成为的人物，理所当然，他们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但情况是这本书中对每个人物的塑造比其他书里的人物都要仔细认真。但是我最刻意追求的是淡雅质朴的基调。我舍弃了那些矫揉造作的形容词和那些过分雕琢的比喻，采用了一种符合历史的风格，因为是历史决定风格而不是风格决定历史。
记：书中所有人物的名字选得如此恰当，使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它们都符合那个时代吗，或者是您顺手从哪儿拈来的现代人名？
马：前几天，一位记者给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胡安·鲁尔福曾说过他是从公墓里给他作品的人物起名字。您是从哪儿找名字的？我对他说，我家里有海滨地区所有市镇的电话号码簿，我就从这里面找名字。因为今天的电话号码簿就是来日的亡人公墓名册，所以它们归根结蒂是一回事。我从这些号码簿里找名字，但为了符合那个年代，需要仔细地选择。
这样，我便选择了使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具体化这一历史学家们不能运用的手段，但是小说家们却可以用。因为既然一个人可以编造出任何东西，当然也能够杜撰时间。只有一点我非常注意，那就是词汇的年龄，因为词汇能够营造作品的口语环境。如果我想使读者信服，带他们进入一种18世纪的意境，那我就得十分留神用词遣句。正如地理、文化或人文环境一样，作品的口语环境也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方面十分谨慎，特别在人物对话中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把这段历史放在17世纪，则更具真实感。
记：从谢埃尔娃·玛丽亚被送进修道院到她为了爱情吃着葡萄而死，估计这中间经过多长时间？
马：我在写这一段时心里就有数。为了避免前后矛盾的局面，我手头有一份计算精确的编年表。现在你问我有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从这本书里肯定可以查找出来，我对事情发生的月份是格外留神的。可现在我记不清了，这很正常。我对玻利瓦尔一生的了解，与任何一位中学生所知道的没有两样，我只是对他的个性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在我决定写《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时，还没有对玻利瓦尔作深入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他的书信更能反映其个性，我正是从此入手，研究他的个性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能够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研究玻利瓦尔的专家平等地进行讨论，直到此书脱稿。今天，我已记不起当时讨论的细节了。现在我用电脑写作，比过去更方便了。我写作《爱情和其他魔鬼》时拟就了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和写作大纲，我已经把它们从电脑硬盘中删去了，现在我开始输入新的东西。
我在写回忆录
记：现在您输入硬盘的是什么？
马：我正在琢磨。我在写回忆录，这确是一个硬盘，它将永远留存下来。我不得不把写回忆录的事推迟到《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这是本大部头的书，前后持续了不少时间，搞得我精疲力竭。书写完，脑子也空了。有两本书使我写完有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一是《百年孤独》，再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而现在倒怪了，我觉得在写完每一本书后，都处于一种应付自如的状态。我仍旧手拿白纸，等待捕捉瞬间产生的思想或意象。以前每当我重新提笔写作时，就像棒球投手说的那样，双臂冰凉。于是我就想在这两本书的间歇中应该干点儿旁的什么，使双臂保持温热。这样，我就开始撰写回忆录，它们将不按时间顺序来写，而是根据题材的异同铺陈展开。我保留畅所欲言的权利。最让我动心的是书写这样一个作家，他出生在阿拉卡塔卡，没有上过许多学，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靠着他的坚韧不拔、严格自律和浓厚的好奇心以及对生活不懈的探索，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作家。所以，我按题材来写回忆录的想法比较合适：童年、记者生涯、友人。我打算每写到三百五十页左右就出版一卷，尽管这其中涉及不同时代的往事。就这样陆续写作出版下去，直到把一生的故事讲完。
记：回忆录是文学性还是写实性的？
马：依我看它更像文学性的报道，但它完全是写实的，就是说，新闻是我本人，即我的全部人生旅途。
记：是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反思吗？有什么重大披露？
马：我想没有。就像我一向反复说过并在我的书中以隐喻手法所表达的那样。我可以对你说，它们几乎、几乎是我以前所有著作的诠释。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从文学思想上向人们表明，我所有的书里，没有哪一条脉络不与一桩真实事件相符合，它们几乎是对我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所作的归纳总结。
记：包括对您所有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认定？
马：认定作品中的人物的确非常困难，它只能作为出发点，而不可能认出哪位是张三，哪位是李四，因为没有一个人物是这样。更确切地说，他们无一不是拼凑组合起来的，是一些人们熟悉的人物。他们有着一个人的眼睛，另一个人的鼻子，另一个人的性格，另一个人的意志和另一个人的处世方式。如果真要使他们恢复原貌，那将是一些奇特之极的怪物。然而，在文学创作上，作者可以磨去其粗糙的棱角，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人物。
记：在这些人物中，谁更像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所有、所有人物身上都有某一小部分和我相像。我认为，对于一个用全部身心写作的小说家，他笔下人物都带有自传体成分。就像我正在做的这样，人们的唯一真实经验是他们自己的体验。
我不做笔记
记：您在开始写一本书前做笔记吗？
马：不，我不做笔记。因为我一开始做笔记，成天就会去想所写笔记的内容，记笔记就成为我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我感兴趣的是把产生的想法留在记忆里，我不会忘记那些引起我兴趣的东西。创作开始后，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开始记笔记。例如某个人物在某一时刻所表现的某种态度。《百年孤独》一书是我完全凭记忆写出来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忘掉的一点材料：乌苏拉·伊瓜兰的身躯一天天收缩，去世时，她的肉体小得只好装进一只鞋盒。不久前，我还记得《霍乱时期的爱情》写漏了一件事，足有整整一章的篇幅。我指的是胡韦纳尔·乌尔维诺大夫与黑美人巴尔瓦拉·林奇的秘密恋情，是关于这两人的全部情爱。这些恋情的全部情节本可以写成整整一章，但不知道为什么被我漏写了。也许因为这本书结构太复杂，所叙事情头绪太多，当时没有觉察到。也可能他们的恋情并非那样，所以我漏写了。
写作时我听音乐
记：音乐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马：我在写《头领的晚境》时，听了很多音乐，各式各样的，尤其是高雅音乐。这本书是我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困难的一本，前后用了七年时间。当时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能写出十二行字我就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在我创作生涯中这本书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走出《百年孤独》。我写完《百年孤独》，心血也耗尽了，我得忍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朋友们和读者们则盯着我说，行了，看你写完《百年孤独》后，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好，我就拿出了《头领的晚境》。我紧紧抓住了这本书，同时听了很多音乐。书出版后，我家里来了两位知识渊博的音乐家，他们用一堆图表曲线和复杂的分析，论证出《头领的晚境》一书的结构与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尔托克的第三部钢琴协奏曲的结构完全一致。我从未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这本书与他们阐述的音乐理论毫无关系。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写作《头领的晚境》期间，我最经常听的确是贝拉·巴尔托克奇妙的第三部钢琴协奏曲。
记：您在写作《百年孤独》时都听什么音乐？
马：几乎可以说我只听墨西哥的兰切拉调的民歌和甲壳虫乐队的音乐，这些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
我把献词献给谁
记：您是如何选择您每一本书的献词的？具体说，《爱情和其他魔鬼》一书的献词为什么写成“献给泪人儿卡门·巴尔塞尔斯”？
马：我从不思考要给一本书写献词的事，但在最后时刻，我还得写，这里有出于某种感激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有关的书跟某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当我写作《百年孤独》时，家境不是顶好，晚上常有朋友来家里小坐，让我把正在写的东西说给他们听。其中有些人常带给我们食品及饮料，当时尽管家中拮据，但从没有缺过威士忌。在经常来看望我们的人中有一位叫玛丽亚·路易莎·埃利奥的西班牙人，很小时她就流亡墨西哥。她不仅对我写的东西深信不疑，而且说我太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些东西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那种程度，她还向我讲述她在灵学感应方面的体验。我当时正沉迷于灵学，而她时常来看我则是因为对我正在写作的书如痴如醉，我也对她提供的东西听得神魂颠倒。于是，在给书写题词时，就写了献给玛丽亚·路易莎·埃利奥和霍米·加尔西亚·阿斯科特，他们俩是夫妇。之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献词当时是题给梅塞德斯了。我把《枯枝败叶》献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产生疑问。在没有谁关心我的作品时，是他关注着这本书的命运。我们认识卡门·巴尔塞尔斯的人都知道她不管因为什么都会哭泣流泪，高兴时哭，伤心时哭，激动时也哭，反正碰到什么事都哭。只有那些出版商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他们眼里，她是世界上心肠最硬的女人，在维护她的作家们、或用她的说法是她的小伙子们的权益上，她从来寸步不让。然而我们这些当事人都知道她是个泪人儿。当我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我带着原稿去伦敦找她，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我的稿子。我不时想知道结果如何，哪知推开门一看，她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旁边放着吃的喝的，满脸泪水。我便问她为什么哭，她给我讲了一件妙趣横生的轶事，同时又涕泪纵横。这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献词的由来。
我不想让主人公死去
记：您让谢埃尔娃·玛丽亚在吃葡萄那个场面死去，您不感到悲伤吗？
马：我从不让我的人物死去，是我笔下的人物离我而去，尽管我试图阻止他们死去或者设法把他们杀死，但都无能为力。书中的人物撂下作者死去，就如现实生活中一些朋友自然地永远离我而去一样。
根据我写作《百年孤独》的计划，乌苏拉·伊瓜兰应该在内战结束时就死去。我曾试图这样写，但写不下去，因为我意识到了到当时为止，她一直是整部小说的支柱，如果内战一结束她就死去，这本书就完了。这样，她就从床上爬了起来，继续往前走去，后来双目失明，再后来，身体收缩成一点点，这时候，小说已不再需要这根支柱了，因为全部情节已一气呵成，故事已经终结。所以说，一个作者不会杀死他笔下的人物，人物是自己死去。
至于说到写葡萄的手法，我是很有兴趣，因为这对于文坛上的后来者、对于想学习写作的人来说是一种经验，知道这些事情很有好处。问题主要在于通过谢埃尔娃·玛丽亚的死，我需要在全书中确立某种联系，某种与谢埃尔娃·玛丽亚之死的联系，我自己就编出来了，完全凭空编出了有关葡萄的故事，谢埃尔娃·玛丽亚得一颗一颗地吃，随着她不断地吃，她慢慢发现，最后一颗葡萄就是她死亡的时刻。我跟你说吧，用这种方法，我达到了赋予睡梦某种诗意价值的结果，但实际上纯粹是一种技巧，是最后收尾的木工活儿。这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手段，而且所有的作家都在用。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应包含有某种诗意。
写作对我是享受
记：您在写作时，您的作品对您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折磨？
马：是莫大的享受。写作时，我不生病，什么疼痛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另外，我设法使自己有一种锻炼身体的规律，以便每天都能保持良好状态。睡眠不好或精神沮丧会使一个人醒来后完全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坐下来写作与昨天写作的他就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非常注意不过量饮酒。而且在写作期间(一般都在夜里)，我也非常注意参加聚会，注意充分休息，我十分在意食品及饮料，掌握适量，尤其注意和谁喝酒。因为我曾说过，使人产生心情不快的不是酒本身，而是和谁喝酒。我非常注意这些，以保障我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有充沛的精力。这一点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用来写作还是绰绰有余的。
记：您总是充满灵感吗？
马：“灵感”这个词就像女士们所用的：喂，你应该到这儿来，看看这儿的景色会怎样激起您的灵感。说到这里，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每当有一处风景奇妙的地方，就有人对我说，到这儿来吧，这样您可以写作。别忙，我要对你们说，这地方的景色确是奇妙，但我若来这儿，不是为了写作，而是散心消遣。
记：您已给我们说了如何处理《爱情和其他魔鬼》一书的结尾。对您来说，书的开头同样是富于魅力的部分，它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程序。
马：不，开头的第一段必须已经具有一切。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多次了。第一段是全书最困难的部分，因为作者必须在这里考虑到所有方面：风格、语气、节奏，所以它必须非常扎实，特别是此时作者没有任何支撑点，完全处于云遮雾障的状态，而他必须从这儿起步，把书写出来。真是要命。
记：您在写作时都看些什么书？
马：只看与我所写的东西有关的书。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我想看的书堆积如山，而我无法看。有时，仅仅为了一句话，我得翻阅一整本书。就是这本《爱情和其他魔鬼》，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写这两百来页，我看了两百本书。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本书我前后花了四年时间，而把它看一遍只需两个小时。
记：您从没试过同时写两本书吗？
马：那怎么行，不能掺和在一起。这好比把威士忌与可口可乐混在一起喝。
记：爱情几乎是您生活和作品中无法摆脱的主题。
马：在所有的人的生活中和所有人的作品里都是如此。
记：是否可以这样说，您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是您本人在爱情方面遭受的痛苦？
马：不，我以为是感情这东西的认同，感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愫。而且肯定也是所有动物最重要的情愫。
记：在您的《回忆录》出版之前，至少在它部分出版之前，会有其他作品发表吗？
马：我期望有很多，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写东西，我就活不下去。
申宝楼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