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是怎样进入《旁观者报》的？

[采访者：萨拉·玛塞拉·博西(哥伦比亚记者)/采访时间：1987年]

编者按　在一定意义上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进《旁观者报》工作，是他记者生涯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历程的新起点。《旁观者报》是哥伦比亚一家具有百年多历史、立场进步、影响较大的报纸，报社汇集了一批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其中包括马尔克斯甚为景仰的文艺评论家和小说家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旁观者报》的专栏工作不仅扩大了他的新闻视野、锤炼了他的笔力，较好的工作待遇也为他带来了更稳定的生活，使他能够更专注于他热爱的小说写作。所以说，他由一家滨海地区的地方报纸进入具有全国影响的《旁观者报》工作，对他个人的成长和文学创作的进步都有积极意义，是值得记载的事件。

本篇报道刊于1987年3月22日哥伦比亚《旁观者报》第208期星期天副刊《Magazin》。

嗯……我去墨西哥的目的就是给他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但比较长，因为我是在跟我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交谈。

“你是怎样进《旁观者报》的？”

“从与这家报纸建立固定关系之前说起吧。那是在1947年，我在波哥大学学法律，当时读一年级，同时在琢磨写最初的几篇故事。因为我曾读了不少感兴趣的作家，如胡里奥·弗洛雷斯的诗篇，这些诗歌常在家里从广播里听到，并且跟着吟诵。一般地说，很多民间诗歌，不知道出自何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现了它们的作者。那时我对新闻写作也有兴趣，但要差一些。

“当时，我住在第八大道老弗洛里昂大街，靠近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大街的拐角处，就是今天储蓄银行大楼的正对面。那里有座来自沿海地区的人住的公寓。那个时代，住在那儿的人我们几乎全部认识，因为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来自海边的人。广播电台有个叫‘沿海人时刻’的节目，我们经常为它组织大型舞会，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九点去电台跳舞，那是当时我们唯一的音乐中心，位于第七大道十四街。

“那时，我们这些大学生也怪，早上九点就搞起了舞会，因为那时还没有电唱机，没有办法复制音乐，也没有乐团。我经常受到邀请，因为那时候内地人不会跳舞，不像现在内地人会跳舞了，而且跳得跟沿海人一样棒。

“对于我来说，在跳舞和学习之余，仍有时间用于文学，确实我常在夜里写作。”

“有人帮助你吗？”

“在写作上没有谁可以帮助你。一个人是通过阅读其他作家，阅读那些优秀的作家学习写作。重要的是不要搞错了，必须清楚哪些是优秀作家，因为如果去模仿低劣的作家，你准吃亏。

“1947年，记不得是哪个月了，有一次我看了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以乌里塞斯为笔名在《旁观者报》上写的专栏文章，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结识他本人之前，他就是一位很好的文学向导，因为他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最新情况，我们大学生都关注他写的文学评论，其实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文学上的指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专栏作家，还是《旁观者报》的副主编。他每天都为‘城市与世界’的专栏撰稿。除了这些，他还出版了一部令人称道的小说，书名为《载着自己航行的四年》。他还编辑出版《旁观者报》的文学副刊《周末》，挺有质量，是1947年最优秀的副刊。

“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是一个非常关心哥伦比亚文学发展的人。但是有一段时间，《周末》副刊登载的全是外国文学作品，哥伦比亚作家的作品很少。因此，有人向萨拉梅亚呼吁：为什么我们文学上有这么多新秀而副刊却一味地只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针对这一责问，乌里塞斯(萨拉梅亚的笔名)在编、读往来中回答道：‘如果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不少新秀，请告诉我是哪些？为什么我却不了解他们？不管怎样，这份副刊向所有人开放，它是为青年作家服务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作品寄给我。’

“当我看到这则短讯时，手边正好有篇写好的故事，篇名为《第三次屈从》，写它时也没有太大的奢望。于是，我把它装进信封，并抓起一张纸写了如下的附言：‘如果您觉得合适，就用它，要是不合适，就撕了。’”

“你这样给他写信是与他有朋友关系吗？”

“不是，我从没有见过他，也不认识《旁观者报》的任何其他人。我从来是个不会逢迎献媚的人。我只是个滨海地区来的大学生，我看望的人也都是大学生或学校里的其他朋友，如：贡萨洛·马利亚利诺——至今他仍是我的好友，卡米洛·托雷斯和洛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我与这几个人的关系最贴近。在他们中间，对文学兴趣最浓的还是贡萨利托，我常跟他一起逃课去校园里朗诵诗歌。

“好吧，还是回到原来的题目。当时我以为我那篇故事如能意外发表，大概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寄出稿子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磨房》咖啡馆看莱昂·德格雷夫大师，我瞥见一位客人手里打开的《旁观者报》副刊印着通栏的大标题：《第三次屈从》。但最让人伤心的是我口袋里连买报所需要的五分钱也没有。于是，我发疯似的跑出咖啡馆，想找一位能有钱买报的海滨同乡，结果找到了。我们买了报纸，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好好庆祝了一下。一些人说，看不懂故事的内容，说是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有两位朋友确实精通文学：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洛萨和多明戈·米格尔·维加，他们帮了我不少忙，借书给我，而且坚信故事写得很好。我很高兴报纸发表了我的作品，但对以后怎么办，前景并不明朗。

“随后的星期二，《旁观者报》登载了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周末》的读者们一定注意到出现了一位新的作家，等等。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沿着哪条路往前走呢？好!那我就继续学习，继续写作，继续地把写好的故事寄去，不过我不认识《旁观者报》的任何人。

“后来，到了4月9日，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我把我爸爸送给我的打字机弄丢了，当时我手边还有两三篇写好的故事，这些东西和我日后要写的作品完全不同。由于打字机丢了，我便去了卡塔赫纳，当时恰值当地的《宇宙报》创刊发行，我就去了这家报社，我也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报纸的主编是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瓦拉，我就跟他说我是谁，在《旁观者报》上发表过几篇故事。凑巧的是他也看过这些故事。这样我便进了报社，开始为报纸写短讯。从1948年到1949年，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同时继续在大学读法律。那时候，《宇宙报》是份很好的报纸，社长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面对保守党的暴力政策，把这份持反对派立场的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50年我去了巴兰基亚，原因是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动更活跃。我与这里的巴兰基亚创作小组进行了接触，小组的主要成员有赫尔曼·巴尔加斯、富恩马约尔、塞佩达·萨穆迪奥等人，他们有些书使我很感兴趣。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之一。我开始在《先驱报》上写我的《长颈鹿》专栏，并埋头读起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同时也读刚露头角的科塔萨尔的作品。他们在巴兰基亚办报是真的干新闻事业，采取的是美国新闻路线。这时候，我才能感觉到了《时代》周刊编写新闻的独特方法，我看出这种类型的新闻，即通讯报道，才是我所喜欢的。你可以放心的是，跟你讲，我从没做过一次人物采访。现在这样的采访成了种时髦，而今的记者认为不做人物采访就什么也干不成。我们那时搞新闻是向读者讲述一个人是怎么、如何，而不是这个人自己讲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说，在巴兰基亚《先驱报》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期，因为我明确了什么是我真正想干的事业。在那儿我清楚了我要写一种小说，一种不同类型的小说。”

“但请你记好，我们在谈《旁观者报》一百周年的……”

“对，好。那时候，《旁观者报》的风格非常接近于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新闻。卡诺一家和萨拉梅亚一直都是去哥伦比亚港度假。其中一次当他们在哥伦比亚港逗留时，我结识了他们。我那一帮朋友全是《旁观者报》的铁杆读者，每年卡诺一家去度假，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欢闹一番。啊，是你写的那些故事，太棒了!我们就像从来就互相熟悉似的。每当他们来巴兰基亚，我们就要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候，谈论我们的作品，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提议去《旁观者报》的事，假如提出来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因为我不想知道任何有关波哥大的事，虽然我钦佩他们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有关这个城市的情况，在那里我曾非常艰难地度过一段时光，而我对它的最后记忆就是发生在那一年4月9日的灾难性的事件。

“常去巴兰基亚的还有阿尔瓦罗·穆蒂斯，当时他是埃索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长，他也是贡萨洛·玛利亚里诺的挚友，而这一位早已跟他谈过我的情况，另外，穆蒂斯也是卡诺一家的好友，他们都住在同一座大楼里，每天都能在电梯里见面。事情就这样……。我认识了他们，他们认识他，他又认识了我，这样就结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帮。

“1963年的一天——都过去二十四年了，真可怕!——阿尔瓦罗·穆蒂斯来到巴兰基亚跟我说：‘我邀请你去波哥大过一个礼拜’。我回答他说我对波哥大什么也不想知道，我不想再去那儿。但是他坚持道：‘你瞧，我给你把机票寄过来，到那儿后你就放心地住进饭店，波哥大的情况已有了很大变化’。这时候，罗哈斯·皮尼利亚斯已经执政，他停止了保守党的暴力政策，这一点人们现在已经很少记起。后来，又发生了另一种类型的暴力。但是，军人们上台后，中止了保守党在哥伦比亚实行的暴力统治，这是事实。糟糕的是后来掌权的军人不想交权，事情便越搞越糟，这样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一天，我在《先驱报》的办公室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阿尔瓦罗寄来的机票。当时我想，为什么不去波哥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但接着的问题是我没有一件呢料衣服。于是，我一直走到位于哥伦比亚咖啡馆对面的埃韦尔菲特服装店，用阿尔瓦罗寄给我的一张稿酬支票——因他主持的杂志发表了我的几篇故事——买了身蓝色呢料衣服，我就穿着它去了波哥大。

“到波哥大后，我住进了一位德国老太太的公寓，在去跟阿尔瓦罗打招呼时，我也借机问候了《旁观者报》的同行们。当时，吉列尔莫·卡诺跟我说：‘加博，你帮我一下忙，帮我为《天天》专栏写一两天的稿子，因为贡萨洛·冈萨雷斯(我的表兄弟)在休假，我们碰到了点问题。’由于我当时正在兴头上，二话没说，往打字机前一坐，问了问所写的题材，就嗒克、嗒克地敲击打字机写了起来。稿子写好一交，我就走了。

“第二天，阿尔瓦罗那里派人来叫我并嘱咐来人：‘您跟加博说，在他留在这儿期间，继续帮我写《天天》专栏，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让他帮帮忙。’于是，我便下楼去报社撰写专栏用的稿子，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也是如此，我在不停地为《天天》专栏写稿。到了回巴兰基亚的那一天，阿尔瓦罗·穆蒂斯来了并对我说：‘瞧，吉列尔莫·卡诺在到处找你呢，他问为什么你今天没去写专栏？’我当即答道：‘不去了，我又不是在报社上班!’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阿尔瓦罗穆蒂斯的邀请只不过是卡诺弟兄和萨拉梅亚为了拉我去《旁观者报》而策划的一个‘阴谋’。所谓贡萨洛·冈萨雷斯在休假一说，同样也是借口。这样，他们就把我叫去了报社，不仅组织了欢迎舞会，还向我描绘了报社诱人的前景，目的就是要我留下来。但是，让我只为《天天》专栏写稿子，这一点我不太满意。直到我与何塞·萨尔加多交上朋友，情况才有了改变，因为他是报社什么都过问的人，就像人们常说的是那儿的大总管。我开始感到我在做我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新闻，但他首先对我说的却是：‘如果你不丢开文学，你将什么事也干不成。’我认为在与他的争论中我赢了。我向他表明了文学是新闻的添补而新闻也是文学的补充。”

申宝楼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