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鲁多时代的社会问题

1981 年年中，加拿大人口达到 2410.6 万人。40 至 50 年代的高出生率， 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0 至 70 年代，人口出生率处于下降趋势。移民一直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除去从加拿大移出人数的净移民人数占 70 年代人口总增长的 33.8%，高于 20 年代以来的其他时期。(4)移民中的主要成份是为寻求较好的生活条件而来加拿大的。也有一部分是不同时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智利、乌干达和印度支那的政治难民。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为逃避兵役而移民加拿大。从区域分布上看，新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来到加拿大以后，大多数进入各大中城市，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马尼托巴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吸收的移民也较多。

新移民的到来很容易打破加拿大在民族问题上脆弱的平衡。许多英裔加拿大人对大批罗马天主教徒的迁入感到担忧；一些法裔加拿大人则担心新移民多数汇入英裔集团，甚至进入蒙特利尔的移民也乐于学习英语而非法语。从 1975 年初开始，加拿大政府发表了绿皮书，对移民政策予以指导。议会两

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每年增加 10 万名新移民，可以弥补加拿大的低出生率。但如果每年的移民数额超 10 万人，就可能引起麻烦。(5)70 年代末，加拿大移民人数逐渐减少，甚至达不到 10 万人的定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的人口增长很快。根据 1971 年的人口统计，因纽特人有 1.8 万人，印第安人则达到 30 万人。这些土著居民的出生率高于加拿大人口的平均出生率，尽管在整个人口中仍处于少数，但其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特鲁多标榜要建立“公平社会”，首先着手解决土著居民问题。1969 年的“印第安人政策白皮书”， 答应取消限制印第安人生存权利的印第安人法，允许印第安人“充分、自由和不受歧视地参与加拿大社会”。(6)

印第安人与因纽特人并不满足于这些形式上的承诺，开始自觉地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开创自己的未来。1968 年成立的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和1971 年成立的“因纽特貘”，都是这些土著居民自发组织的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表明他们决心在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

加拿大政府为开发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侵犯了土著居民的利益。在富藏自然资源的一些地区，土著居民的领地要求一直得不到解决。 1975 年溪

谷印第安族提出了对西北地区 11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求和在加拿大内部实行民族自决。1974 年因纽特人也提出将西北地区一分为二，由因纽特人控制北半部。1979 年“因纽特貘”正式将这一要求写入其纲领。联邦政府对土著居民的上述要求一概置之不理，特鲁多在 1977 年宣布说，正如不能给魁北克以特殊地位一样，对其他土著居民也一视同仁。(7)

1978 年，原始居民权利委员会代表班克斯岛的因纽特人同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开发部成功达成协议，部分解决了因纽特人的土地要求。但数年以后，因纽特领地内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再次侵犯了因纽特人的利益。土著居民争取自己权利的道路仍很漫长。

加拿大人口增长在全国分布上是不平衡的。除了新移民多半定居在城市外，为数甚多的加拿大乡村人口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一情况在 3 个西部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兴旺发达，阿尔伯达省的人

口从 1971 年到 1981 年增长了 36％；历来缺少人口的萨斯喀彻温省人口增长也很迅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其地理优势和工业化水平较高，人口增长在全国居于前列。两大中心省份，安大略和魁北克仍然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1981 年两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2％。人口分布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使联邦政府与靠资源发展起来的西部各省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西部人总担心渥太华政府的政策为选民人数众多的中央省份所左右，由不信任产生的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抵触情绪加剧了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

国民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之间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1980 年，处于底层的 20％的家庭只得到国民收入的 4％，而高层的 20％则得到国民总收入的 42％，贫富悬殊一目了然。各地区之间也长期存在着收入上的不平衡。魁北克、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大西洋沿岸各省在整个 70 年代人均收入低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则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 70 年代末成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安大略则处于下降趋势。阿尔伯达的人均收入，由于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在 1973 年后迅速增加。

1969—1979 年人均收入的地区分布情况(8)

1979 年，加拿大劳工人数达到 1100 万，其中妇女人数增长很快，许多已婚妇女仍旧谋取职业，还有一些妇女在子女长大后重返工作岗位。他们之所以如此，既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妇女运动推动的结果。1967 年，皮尔逊政府任命了一个妇女状况皇家委员会，由佛罗伦斯·波德任主席。该委员会在 3 年后提交的报告罗列了 167 条建议，内容涉及教育，妇女的经济地

位和家庭地位等几个方面。其中属联邦职权范围内的 122 条，有 42 条在 1974 年之前得到解决，37 条得到部分解决。但报告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一直没有成为现实，10 年后仍然还是妇女运动奋斗的目标。尽管在劳工队伍中妇女人数已达三分之一，但主要集中在白领阶层。70 年代末，妇女进入法律、医疗卫生、会计和商业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以往。

经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职业结构，公共管理、贸易、金融、商业、通讯和私人服务等行业都得到迅速发展。到 1980 年为止，将近三分之二的加拿大

工资收入者是白领工人，受雇于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人数占十分之三，从事农业的人数占二十分之一，从事森林业、采矿业、捕鱼和狩猎的人数占劳工总数的五十分之一。

随着劳工队伍的壮大，工会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76 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到 304.2 万人，比 1962 年增长 1 倍多。1964 年，非农业工人有 29.4％是工会会员，12 年后上升到 37.3％，新会员多数是白领工人和服务业职工。工会组织的壮大增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加拿大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都呈增长趋势。

1961—1980 年加拿大罢工与空厂(Lockouts)情况(9)

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实际收入。70 年代，工人要求的高工资有时甚至超过了生产所得，雇主则通过提高物价将负担转移给消费者，这是构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工人对工资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受到高失业率和反通货膨胀委员会活动的抑制。70 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实际收入曾有所增长，但到后期又开始下降。工人为避免失业往往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待遇。

妇女劳工人数的增多，增加了工人运动的女权色彩。白领阶层和公共服务业的工会给予妇女更多的重视。1981 年加拿大邮政工人工会(Union of Postal Workers)举行罢工，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全部补发女职工在产假期间的工资，得到满足后，其他工会也纷纷效尤。然而，尽管妇女已经争取到许多工作权利，但大多数在职妇女回到家中后仍要承担起繁重的家务。要达到妇女运动所争取的目标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无节制地发展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就有必要增加社会福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进而缓和阶级矛盾。尽管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常常被认为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从结构上作出某些调整。要防止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是不可缺少的。

皮尔逊政府为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曾采取过许多重要步骤，其中最有影响的立法是 1966 年通过的《医疗服务保障法》和“加拿大援助计划”。

但直到特鲁多上任以后，这些计划仍未真正实施。联邦政府从 1968 年 7 月 1 日起，对于各省负责执行的医疗服务计划支付一半的费用，但另一半开支对各省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只有财力较为雄厚的萨斯喀彻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打算从指定的时间承担费用。阿尔伯达、马尼托巴、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安大略在 1969 年接受了该计划。到 1969 年底，只有爱德华太子岛还无

采纳这项计划的近期打算。加拿大援助计划在 1965 年的众议院辩论中曾被誉为“充分利用人类资源和消灭贫困”的有效之举，但也没有马上付诸实施。1971 年参议院反贫困委员会承认，要筹集到解决贫困问题的 20 亿元并非易事。加拿大社会贫困现象主要存在于土著居民、妇女和法裔加拿大人当中， 从而加深了这个社会的许多固有矛盾。1969 年至 1970 年，加拿大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达到 85 亿元，然而，贫困问题仍未解决。为削减开支，有关部门决定，缩小各种福利计划的受益面，集中解决那些真正需要援助的人。1970 年发表的题为《加拿大人收入保障》的联邦白皮书，强烈主张建立对老年人补贴和家庭援助的收入考察制，理由是要确认那些收入最低的个人或家庭，并予以援助，以便有限和有效地使用政府开支。联邦政府的所谓“经过收入考察的家庭收入保障计划”因 1972 年议会解散而被搁置，新议会中反对收入考察制的新民主党力量增加，使这一计划受阻。1973 年 4 月， 全国健康与福利部部长马克·拉朗德提交的报告和随后通过的新的家庭补助法案，将原来的计划开支增加了近 3 倍。两年后，老年补助金也相应地作了提高。然而，实行充分的社会保险计划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使加拿大政府仍感力不从心。1975 年联邦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取消了一些就业计划，随后又撤消了社会服务法。尽管阻力重重并出现了一些倒退，加拿大援助计划仍在艰难曲折中获得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