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追随美国的冷战外交

如果说战后加拿大政府在经济领域积极地鼓励和加强与美国的联系，使加拿大经济日甚一日地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和资本的话，那么在外交领域对美国的追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政策取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确定下来，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加拿大便身不由己地卷入美国领导的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潮流之中。

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声称全世界所有民族都必须从“两种生活方式”中择一而从，一种是由美国规定标准的所谓“自由制度”，另一种是与美国为敌的所谓“极权”制度。世界被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毫无疑问，加拿大当属前者。在冷战格局日趋明朗之际，加拿大人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自己来保卫自己，或者冒一定的风险让美国人来为他们做这件事。麦肯齐·金的一位有影响的顾问坦白说：“如果我们以充分的行动来取信于美国，我们就会比只对风险作冷静的估计更有所作为，由此表明这是必要的。”(9)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控制了西欧国家的经济，作为其全球扩张政策的重要步骤。而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既无需政府出面也不必付出在西欧那样大的代价。本世纪以来美国资本家在其政府的鼓励和保护下，所作的努力已经达到了马歇尔计划在西欧要达到的战略目标。

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威胁的宣染，自然也在加拿大公众中产生了影响。1945 年至 1946 年间，加拿大政府宣布破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苏联间谍网，使加拿大人的神经更为紧张。1947 年 2 月，即杜鲁门主义提出前一个月，大战时期设立的加美防务常设委员会宣布恢复。根据双边防务协定，从此以后加拿大军队将由美国武装，按美国的战略战术进行训练。

在冷战爆发之初，英、美两国的国际立场非常接近，加拿大不必象战前那样苦于从二者之间作出抉择。1948 年 3 月，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在欧洲成立后不久，英国首相艾德礼按照美国的意图电告渥太华，建议英、美、加代表通过会商成立大西洋区域性组织，麦肯齐·金和圣劳伦迅速作出肯定的答复。一个月后，圣劳伦在众议院召开的审议加拿大对外政策的重要会议上宣称，为了集体安全，他赞成自由国家组成一个“西方联盟”，以“建立和保持大不列颠、美国和法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国家对任何敌对势力或敌对势力间的可能性联合的压倒优势”(10)。此年 6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范登堡决议，与

圣劳伦的倡议遥相互应。1949 年 4 月 4 日，由美、加、丹、法、冰、意、葡、

挪、英、比、荷、卢 12 国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终于脱胎而出。《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载明：“各缔约国一致认为，对欧洲或北美中的一国或数国的武装进攻，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缔约国的进攻；因此，它们一致同意，发生这种武装进攻时，各缔约国⋯⋯将立即单独或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行动，援助被进攻的一国或数国，必要时，这种行动将包括使用武力。”(11) 该条约由加拿大新任外交部长莱斯特·B·皮尔逊代表加拿大一方签署，4 月29 日得到加拿大议会批准。

这样，一向畏惧承担国际义务的加拿大担当起与欧洲盟国生死与共的军事和经济义务。1954 年，加拿大议会批准了重新武装德国并将其接纳于北约组织的议案。加拿大为这一计划提供了在德国服务的 1 个步兵旅和由北约领

导的 12 个飞行中队，以及保护北大西洋的 40 艘海军舰只。除了这些直接投

入外，加拿大还参与了在西欧修建防御设施，与欧洲伙伴相互提供武器和空军训练计划。用于此类行动的国防开支高达每年 20 亿元，差不多是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一半。

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唐纳德·克赖顿对加拿大在冷战中的处境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压力分别落在 12 个不同国家的身上；但在北美，双方实力极不相称的两国同盟的压力却集中在加拿大一国身上。(12)这就是说冷战时期加拿大的对外政策所承受的是北约和北美防务条约双重的压力，只能对美国政策亦步亦趋，失去了在外交上的灵活性。

当然，加拿大政府也并不甘心作美国的附庸，努力争取在美国所允许的有限空间内有所作为。战后加拿大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也表现于对联合国事务的积极参与，力图在其中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的作用。针对苏联以否决权抵制美国操纵联合国的作法，圣劳伦于 1947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全世界将不会无限期地容忍安理会“无所作为，纠纷迭起以致发生分裂”。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说不定要联合起来成立新的组织以争取更大的安全”。(13)

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使之较早地卷入了朝鲜问题。根据 1945 年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 3 方达成的协议，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苏军将占领三八线以北的朝鲜，美军则占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但关于朝鲜统一和实施何种政体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于 1947 年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旨在监督和建立所谓独立统一的朝鲜。加拿大则是这一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但当这个委员会按照美国的意图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组织单独的选举时，加拿大宣布退出。尽管有迹象表明加拿政府在这一时期不愿涉足这块美苏冷战的是非之地，但最终还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承认了大韩民国的国家地位。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根据美国所提供的单方面情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南朝鲜的“侵略”，要求北朝鲜部队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并号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为执行这一决议提供支援。加拿大是这项武断专横的决议的支持者之一。

加拿大之所以参与这一由美国策划的阴谋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身为北约组织成员，意味着加拿大已把自己绑在了美国反共十字军的战车上。当杜鲁门下令“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向韩国政府的部队提供掩护和援助”后，加拿大已无多少回旋余地，只好随波逐流；其二是美国的冷战宣传通过便利的新闻媒介直接毒害了加拿大人民，就连对国际事务一贯缺少兴趣的法裔加拿大人也对美国的欺骗手法深信不疑。参加联合国军的提案轻而易举地在加拿大议会获得通过。加拿大迅速派遣 3 艘驱逐舰和一支加拿大皇家空军部队开往

朝鲜战场。后来又派出 1 个旅参加了由美国指挥的地面部队。

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姿态和出兵朝鲜的举动进一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加拿大政府已在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了。(14)战争爆发后，加拿大完全接受了美国提供的不准确情报，迅速卷入了这场最终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不幸的纷争。甚至在麦克阿瑟的军队逼近中朝边界，中国被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加拿大政府还仿效美国的口径，指责中国的正义行动为“侵略”，甚至准备同美国侵略军一道同中国兵戎相见。直到 1950 年 11 月 30 日杜鲁门威胁要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

的各种武器来赢得战争后，加拿大政府才有所觉悟。英国首相艾德礼亲自飞往华盛顿来表达欧洲盟国对杜鲁门轻率之举的反对态度，加拿大乘机转而支持英国的立场。1950 年 12 月皮尔逊担任了最初成立的停战委员会委员。加拿大方面尽管认为美国提出的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不成熟和不明智的”，但仍投票予以支持。(15)直到在扩张道路上一意孤行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加拿大政府中要求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才占居上风。在后来时断时续的停战谈判中，圣劳伦和皮尔逊开始强调战争的有限目的，否定了任何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

由于初期的盲目热忱，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伤亡 1557 人。也许是吸取了在这场战争中的教训，此后的加拿大外交政策变得较为理智并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当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并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后，加拿大政府谨慎地与其保持着一定距离。皮尔逊一再坚持，加拿大不受美国对台湾义务的约束。在日内瓦协议通过以后，加拿大政府不顾美国对这一协议心怀不轨，应邀与印度、波兰一道组成三国监督委员会，以解决印度支那 3 国问题。

1954 年圣劳伦总理在结束了对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访问之后，在汉城曾直率地说：“总有一天我们将成为现实主义者，承认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16)这一为时尚早的预言自然要触动美国和加拿大右翼势力过敏的神经。因此一周后圣劳伦赶忙向加拿大议会和报界作出解释。这类迹象表明，如果不受美国反共教条的束缚，加拿大政府还是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承认中国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实际需要，在经济上也会使这个贸易大国受益无穷。然而，由于受到国内外右翼势力的掣肘，加拿大政府背离了务实的外交传统，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由于担心任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言行都会开罪于美国，因此，在对待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上仍不敢越雷池一步。

统而观之，加拿大在战后积极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加拿大和美国同处一个北美大陆，两次世

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使双方都看到了彼此依存的战略利益。大陆防务成为加、美两国共同的责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建立的防御体系更深刻地体现了两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成立于 1940 年的防务常设联席委员会，在战争结束后仍保留下来并得以发展。1947 年两国在协调训练方法和统一设备规格上达成协议。1957 年建立了共同空防司令部，由美国人出任司令，加拿大派驻代办。这种双边体系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占居优势。加拿大不得不承认这个强大邻邦的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了所谓“自由世界” 的领袖，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纳入了由美国领导的对共产主义冷战事业。美国的政策是否明智与有效，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危。加拿大与其他伙伴国对这场事业没有控制权，只能支持与服从美国的领导。加拿大由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对美国的追随比其他国家更紧，认为美国为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肩负起北约组织的防御任务是一种历史壮举。

其次，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加拿大与美国都是偏重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大国。尽管加拿大认为，美国的冷战政策将世界的另一半封锁起来意味着失去一半的世界市场，但却对美国的政策目标坚信不疑，认为只有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才能保证剩下的国际市场，而没有认真考虑，或者即便考虑了也无力实行改弦易辙，与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共处。另外，前文所述加拿

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加拿大的外交取向。

第三，是民族构成方面的原因。历史上美加边界移民的来回流动使美国人与英语加拿大人之间难以划清界限。尽管二者在以往的历史中也曾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但对大陆以外的事务却常常所见略同。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新闻媒介和大众传播的现代化，美国文化向加拿大的迅速渗透导致加拿大文化美国化倾向越来越强，加拿大人对美国政策的认同也越来越多。进入 20 世纪以来加拿大的迅速开发引来许多美国投资者和冒险家，成为具有美国观念的加拿大人。这些人有的把持着加拿大的经济命脉，有的跻身于政治舞台，对加拿大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曾经先后在金和圣劳伦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C·D·豪就是从美国移居加拿大的。

第四，是加拿大承担的国际义务。战时经济的发展与战后繁荣使加拿大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象一个超前发育而智慧思想尚不成熟的初涉世事的孩子，处处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美国领导的反共“十字军”运动恰好为加拿大实现自我表现欲提供了机会，使其卷入多重国际义务之中而难以自拔，从大陆防务体系到联合国，从北约到科伦坡计划，对美国的政策如影随形，亦步亦趋，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在朝鲜战争中损兵折将。

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加拿大的对外政策与美国的冷战战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美国政府认为必要，它就会把整个大陆投入到本该美国自己承担的战争风险之中。在杜勒斯反共叫嚣的高潮阶段，美国提出的改进北部防务的指令是没有商榷余地的。由于担心受到越过北极的远程导弹的袭击，美国政府提议在美国北部加拿大南部建成一条横贯大陆的“松树线”雷达网。随后，美加两国又于 1954 年决定在远北部建立所谓“远距离预报线”。前者由美加共同资助但却由美国操纵，后者则全部由美国包揽，但加拿大保留了最终接管的权利。

总的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承担的众多国际义务制约着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也削弱了他的自卫力量。这个只有 1400 万人口的新兴国家却担负起派兵保卫欧洲的任务。将自己的命运押进了美国为之着魔的险象环生的赌局。加拿大在军事上的软弱和主权上的让步，是加拿大当局在冷战漩涡中随波逐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