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6—2 17 世纪中国与西欧的比较

科学革命的与境和后果/科学革命的“内爆式”的。它使中国人转向内部，巩固了传统思维方式。17 世纪中国的科学变革是复旧的，对传统天文学的复兴即对被遗忘的方法的再发现关心的是考证，其社会背景是逃避动乱的结局，是对儒家的过去的再次肯定。到 18 世纪中国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学术自由的科学共同体，但他们并未批判旧文化，没有感受到那种抛弃传统价值和追求新思想的动力需要，相反，他们在一个科学考试所支配的社会中，按照旧文化价值观来评价新科学，如梅文鼎、王锡阐；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儒家文官精英行列的边缘。这是一场没有启蒙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外爆式”的。不仅带来了工业和技术革命，也带来了智力和文化的革命，改变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思考宇宙、自身和

他们社会的方式。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不在科学各学科发展之中，而是在科学思想和范式上，有巨大的文化和智力的后果。革命创造了关于自然和宇宙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而且在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扩展到了思想和实践的其他领域。建立了科学的新文明。建立部分是通过把新科学吸收到欧洲的精英文化中带来的。17 世纪末，地主被迫要转变其封建统治方式，不是对农民的人身封建统治方式，不是对农民的人身封建统治， 而是对其资源和权力的更加灵活使用，与城市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分享权力的必然性，迫使他们都去寻求可以用来开发探索周围世界的新手段新方法。而科学家对教会的垄断及经院学说的敌意，在自然哲学兴趣和新经济政治需求之间，带来了独特的结合的可能性。对科学知识和物质利益的结合，通过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界前所未有的征服。科学革命带来了 18 和 19 世纪的农业和工业革命。

芒图把经济方面的大工业、知识方面的实证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民主，看作是共同支配现代社会演进的主要力量。认为大工业的起源，同民主或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这个观点是极接近当代自组织科学关于演化动力产生于系统内部并由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协同、循环而形成的观点的。

在考察工业和科学演化的过程时，有必要作细致的区分。芒图把大工业定义为：工匠在小作坊里通过个人技能来弥补简陋的有缺陷的工具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大工业的确切对立面。因此，与其说是向外扩张是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倒不如说它的内部组织和技术设备是其主要特征。⋯⋯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

在考察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出现的所谓“大工业”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出现的所谓“大工业”实际上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它是人为的产物⋯⋯它只有通过法国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芒图，第 14 页）在这些手工工场监察员编制的制造表中，工业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金来自王室金库，其产品通常是供国王本人使用的奢侈品。这样的工业是处在经济生活需要之外的，它不图利润，也不知道竞争。第二类是王室手工工场。这些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众的消费而制造。可是，这里仍然显出国王的无比作用。工场除了官方给以保护外，工场主还是国王或其大臣的不止一次的正式邀请来在特定地区中建立工场的。最后一类是特权手工工场，这类工场也许比王室手工工场更加受到宠遇。它们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垄断权。假如建立和支持这种组织的手一旦缩回去，那么，一切都动摇了，并有倾毁的危险。这些企业 仅靠保护和特权维持生命。如果任其自然，许多就会立即消灭⋯⋯

（同上，第 15—16 页）

因此，决不可把 17 世纪的王室手工工场的创设同下一世纪的大工业的自然兴起混为一谈。同样，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许多手工工场也是如此，这是人们用以鼓励其人为的发展的方法，是被组织的方法。 而我们许多学者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看到了在中国古代 14—16/17/18 世纪出现了手工作坊和工场就认为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于是对古代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更加困惑，对比芒图的分析可知这种分析是肤浅的。

就产业革命的一般特征而言，芒图指出：

从技术观点上看，产业革命就在于发明和使用那些能够加速生产和经常增加产量的方法：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械方法，冶金工业中的化学方法。这些方法都在准备商品的材料或决定商品的形式；机械化这个术语只能不完全地表达这些方法的丰富的多样性。这些方法至少在起初并不是运用科学理论发现的。事实似乎足够证明，**第一批发明家决不是科学家。他们是工艺匠，由于处在实际问题面前，他们就运用他们的天然智慧以及他们的工业习惯上和工业需要上的高深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海斯、克朗普顿、哈格里夫斯、达德利、达比、科特等人就是这样。有时，也有些探索者，这些人并未受过科学教育或职业教育，而是凭本能或因好奇心而进行探索的：怀亚特、卡特赖特就是这类的例子。他们在一时需要的推动下并在完全具体的材料上加工，在着手时并无预定的方法，只是由于摸索而达到目的的。他们代表着经济需要，这种需要对人们起着暗中有力的作用、克服障碍并为自己创造手段。科学是以后才介入的，并对已经开始的活动提供听命于自己的无限力量的协助。它同时一下子就把工业中的局部范围的进步统一起来， 并把共同的方向和共同的速度传递给各种工业。科学的这种作用同瓦特和蒸汽机是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这是两条互相汇合的河流，两条来源不同的河流；即使产业革命的最后规模和最后力量都应归功于它们的汇合，但产业革命也不是从那儿产生的，它预先已经产生了它的初步结果。

中国古代同样有天才的工匠，他们的智慧一点不少于别人。问题的关键看来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在有无社会经济需要。

从经济观点上看，**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而大企业的活动不但不是一种例外的事实，而且还有变成工业的正常形式的倾向。**资本集中往往被人不是没有一点理由地看为技术发明的结果，但是这种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资本集中在本质上是商业性质的现象。它和商人阶级逐渐控制工业领域是一致的。**商业和信贷的扩张不仅伴随着资本集中，而且还走在它前面。它的存在条件是国内安宁、交通和海运的发达。在以前的老板兼工匠和今天的大工业家之间的历史上的中间人就是商人工场主。商人工场主可以说起初是守在工业的边界上的，仅仅从事于把生产者与那些已经变得太大太远的市场联系起来；以后，因为他有资本以及工厂主因定货而有需要，这二者就使他成为生产的主宰，终于逐渐达到拥有原料、作坊、设备，并迫使独立劳动者沦为工资劳动者。在那些与其说是工业家性质的、倒不如说是商人性质的资本家手里，这样实现的集中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手工工场，有大量的雇佣工人，那里流行着非常完善的分工，它有许许多多与近代工厂相似的特点，也许呈现出一种更加惊人的景象， 但它在工业演进上却占着一个小得多的位置。这是路程上的一站，而且是马上走过去的一站，在那里的停歇几乎没有表现出来。那些以经济学家的资格研究这种演进的人，了解它并把它确定为一种简单的发展，发展的各阶段像一条几何曲线。在历史学家看来，它显得复杂得多：它犹如一条并非经常以同样速度向前流着的河流，有时流得慢，有时流得快， 在某些地方变得很窄，以后又大大地铺展开来，有时分成许多分离的支

流，有时显得弯弯曲曲好像流回头似的。要描述这条河流，单单作出一张它所经过各地的名称表是不够的，必须按照它的不规则的、迂回曲折但是连续不断的、好像一种迫使它流向目的地的斜坡那样的进程绘制出来。

从社会观点上看，产业革命取得了那样广泛、那样深远的后果，以至于想把这些后果综合为一个简要的公式，那就有点过于自负了。即使产业革命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改变了社会的法律形式，但在社会的物质本身上把社会革新了。它已使一些社会阶级诞生了，而这些阶级的发展和对抗占满着我们时代的历史。根据我们自己曾经引用过的那些事实试图证明：那里不曾发生革命，这些阶级已经存在，它们的对立早已开始并且变更性质，那并不困难。⋯⋯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是奇迹般一下子出现的，也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是老早准备好了的、是预报出来的、早就有了轮廓的。肤浅的观察就是把这些轮廓置于阴暗之处，不然就是从阴暗处得出这些轮廓来与轮廓后面的东西相混同。我们力求避免这双重错误。我们知道在机械化以前就有了机器，在工厂以前就有了手工工场，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和工厂无产阶级的形成之前就有了同盟和罢工。但是，在活动如此缓慢的社会的总量中，一个新成分的作用并不是从其一出现时就可以感觉到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它的存在，而且还要注意它所占的与周围事实相比较的位置和历史地位。产业革命正是那些以前还未发展起来的力量的发展，正是那些直到彼时仍然潜伏着的或者睡 着的种子骤然萌发和突然开花。（芒图，第 386—389 页）。

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 页）他认为，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他通过对西方经济史（900—1700）的考察指出，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最早进行了产权制度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 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中崛起，而法兰西和西班牙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最后在竞争中大大落伍了。诺思的结论是，“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 技术蛮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 率。”（《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 166 页）

三 “李约瑟问题”的实质是自组织问题

综合以上学者的各种观点，结合我的研究，我认为，“李约瑟问题” 的实质是自组织问题，即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向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激发科学自组织演化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基本阈值没有达到，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控制基本是以国家行政命令方式和官办方式控制的，这种控制当然是被组织的方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以自组织观点研究“李约瑟问题”，意味着这种问题的原因从不是单变量的，而是多变量的。其次，问题产生于演化过程中，是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最后，当一个系统按照被组织方式演化时，由于被组织的方式和控制的时间性作用，系统内各个要素的演化有两种可能。第一，从未发展成为成熟的要素；第二，

要素退化，使复杂系统向无序的线性方向退化。

另外，在系统演化的跃变或临界点（阶段）上，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外部控制参量的弱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涨落激励对系统从“无组织”经历自组织过程转变为有“组织”的结构似乎更为重要，更具有直接的动力作用。

从这个角度重新考察“李约瑟问题”，即把该问题看成为自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问题而建立这一假说时，我们前文所论及的许多观点提出的阻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因素，就成了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各种子要素，当系统被外部控制参量严格控制而被组织地发展演化时，这些要素或原来就没有而现在在被组织过程中蜕化出来了，或原来并未成为阻碍性要素但在被组织过程中退化成了阻碍性要素。还有，看似在 16 世纪以前一直发展繁荣的中国科技，以及看似对此起了推动作用的因素（如所谓大一统的集权官僚封建体制），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点上， 我同意何丙郁和林毅夫的意见，即 16 世纪甚至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是原始性经验科学，它们同西方近代科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我不同意林毅夫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于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关于“社会政治制度规定了特殊的激励体系，使中国人很少像欧洲人那样有浓厚兴趣获得科学革命所必须的人力资本”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未能提供科学一个自组织演化的环境的问题。这里林毅夫先生的部分观点无意地为我的观点也提供了支持。至于说仅仅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真正起了阻碍作用，我是不同意的。

我也受到芒图所论的关于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出现的所谓“大工业”实际上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的启发。“它是人为的产物⋯⋯它只是通过法国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同样道理，我国封建制度下的许多事物包括工业、农业和科学也都是如此。因此，不能仅仅从现象上看到了在我国封建历史的较早期就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工业或科技成就，就断言已经出现了同近代相似的工业或科学，就断言我们并不落后。科技的落后，不是仅就其成就、水平和规模而言的，我认为，从自组织观看，还有最重要的两方面需要我们注意，第一，是科学自我发展的能力，它当然和其有无自组织环境有关；第二，是科学制度的性质，它同样是科学自组织发展演化的内环境。只有当这两方面具备时，科学才是有活力的，有效率的。

在西欧，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逐渐出现和改造了旧行会制度的产权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保护创新的环境，它是在破坏了旧的行会制度的基础上，既给发明人利益又给企业主利益的一种经济利益制度， 只有创造了自组织的环境，才有自组织的系统出现。在中国古代，集权式的官方控制把一切事物都转变为官办的性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它对科学发展的抑制之所以是极其严重的，就在于它的被组织性质，由于外部社会控制参量过分强大，它扼杀了科学分支演化的各种可能。例如，我曾论证过（见吴彤：“中国古代正统史观中的‘科技’”），在中国古代，在官方的正统观念中总是对包含有科学技术因素的“术数方技”持保留和戒备的态度，担心“术数方技”会对社会统治的秩序（儒

学称之为“礼”）造成威胁，对“术数方技”采取规范入“礼”的方式严加控制（见《魏书·术艺传》及以后的各个方技传，它们或多或少都表达了这种含义），这种希望把“原始性经验科学”纳入到社会政治统治的秩序之中的需要衍生出了两种相辅相成的科技文化政策：其一，通过官方机构吸收、消化民间术数方技人才及其成就；其二，利用官方权力限制民间术数方技活动，垄断科学技术。在以皇帝诏令为形式的科技文化政策中，我们在各代《方技传》中一方面发现有不少术数方技有成就者待诏为官；另一方面也在其他传记中发现不少关于禁止民间习修天文、图谶、地理的禁令（参见朱锐：“星占、谶纬、天文及禁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 年第 1 期）。所以，在这点上，诺思的研究从经济史的角度为我的自组织科学演化观提供了一个范例。是制度创新与产权的建立，使得西方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只是这种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

再者，官办的原始性经验性“科学”如同官办的手工工业，在封建社会中完全是游离于社会经济活动之外的东西，如此之事物，怎么可能自主地演化呢？经济发展的动力总是高于思想 183 的驱动，在全社会没有形成经济利益下的科学演化需要的前提下，无论中国人口有多少，科学性研究都是游离于社会活动之外的。例如明代研究技术的学者宋应星在写作《天工开物》（它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后激愤地说过，“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干也。”

（《天工开物·序》）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过去大都用“统治阶级蔑视劳力者”的观点，从思想层面解释这一问题，换用自组织观看时，这种问题的出现的原因则在于社会没有科学研究的经济和政治需求，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都是游离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之外的事件。正因如此， 我们才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再出现无与伦比的天才发明（如指南车、地动仪等），又一再地失传；有些技术发明没有产生生产性经济性效应，而是变成了玩物，如火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能进行研究的人才和研究的事件出现，问题在于这种人才和事件的出现不能为社会需要“加上利益的燃油”（林肯语）从而燃成熊熊之焰。按照自组织科学观，这种发明创造及其人才都是一种“随机涨落”，当环境和系统都不能提供某种关联时，它就不能被放大、催化和相互关联起来，即所谓形不成气候。所以，问题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制度，在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和为国家社稷所服务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中国古代的学者在社会所提供的社会环境中，以向统治者提出治国良策为最高理想。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社会并没有产生出激励科学的真正的经济环境，科学没有社会发展的经济需要，只有统治者奢侈的需要， 古代科学是无法转变为近代那种分门别类的科学的。

此外，也应该注意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环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如劳埃德所指出的，中国的模式是，理智的思想家向统治者进谏。中国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是以希望影响统治者为目标的，而统治者就是其观点价值的仲裁人，这就对那些被认为值得提出的观点施加了严格的约束，从而抑制了甚至排斥了激进解答的发展和理论性、抽象的、非实用性的观点的发展。对于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而言，这意味着社会控制参量不仅在政治方面的控制过度，而且在思想方面也同样实行严格

的控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文字狱， 一统的儒家思想和刻板的科举考试制度对思想的摧残也反映了社会统治过程中上层建筑的严格控制，而我们知道，按照当代自组织科学观念， 控制参量过度，意味着系统将按照被组织的方式演化。

我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儒、儒家的思想演化，当统治者和社会的原始性思维比较强烈时，如作决策时常常求助于巫术卜筮等术数，儒家中的精英也常常兼而从事巫术和科技活动，如在汉代，许多大儒都是如此； 当社会更需要政治治理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才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体系中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东西，宋明理学就是对儒学的正本清源。（吴彤：“儒家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这与我们讨论的“李约瑟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引用此研究的意义在于表明，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轨迹也同样受到社会政治制度及其与境的严格制约和控制。更何况游离于社会经济活动之外的、被统治者及其思想视为既可能有利于宫廷又可能对宫廷有威胁的、但又十分弱小的科技发展呢。

如果对比古希腊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环境的话，这种 185 环境的社会控制参量的控制程度就远不如中国古代社会控制参量对思想和学术研究那么严厉。在古希腊的政治领域中存在的激进改革和革新的可能性，这就放松了对于其它经验领域中激进变革的约束，其范围包括哲学和科学中的理论探索。在这种政治环境（按劳埃德的说法是“Context”， 陈熙民翻译为“与境”）中，由于存在着关于各种可选择的建制和国家形式之基础的争论，就使得学者或智者或统治者关心这种基础性争论， 从而使相当多的学者对于在科学和哲学中类似的理论性和基础性问题研究的发生兴趣，这种影响是广泛的。此外，政治和法律争论的对立的风格，在科学和哲学的讨论中也起了示范和类比的作用。这或许可以解释希腊人对于分析性的修辞学和辩论、形式逻辑、严格的论证、证明以及说服的技巧和说服的问题的兴趣。换句话说，宽松的控制，使得在这个与境中的科学思想系统得以发展出许多分支和许多要素，分支和要素的异质多性使得系统逐渐复杂，演化的可能性道路也就更多。

把科学作为一种系统，该系统非线性演化的内在要素至少应存在有：一定的理论要素，如对世界的基础性问题的思考；一定的方法性要素，如必要的逻辑、推理和演绎归纳等；一定的经验要素，如对实验和经验对象的考察、检验等。除了科学自身外，对科学而言的环境，也至少需要制度性环境要素，和物质性和能量性环境要素。

西欧和中国都经历了封建制时期，尽管两者有所不同，但体制和社会状况大致相当。为什么中国演化缓慢，而西欧在 16、17、18 三个世纪发展迅速？都是大致相当的要素，大致相当的作用，在各种要素的作用过程中，肯定的是要素的结合方式即结构不同，因而才造成了不同的发展。在此，诺思认为是产权最先起了激励作用。他以时间上产业革命的出现较晚作为佐证。然而，至少在 17 世纪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就出现并在新一代学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已经发动了的技术性的产业革命的确在 18 世纪，而且科学的参与也是更为晚近的事情。从自组织观点看，则没有必要进一步深究哪一个要素起了关键作用或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对系统起推动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竞争与协同，后者更为

有意义。产权制度的革新、商人阶级的出现、科学内部的方法、思想和手段的革新、宗教的社会改革，都是共同发生共同作用的一回事的不同层面而已。换句话说，即如果我国社会演化的过程中，提供了科学演化的某种必需的、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对科学及其思想的控制不是控制太强、太死，我们古代的科学形态中有足够数量和性质各异的理论与经验要素，我们也同样是可以演化出近代的科学的。我们所缺的有许多，但最缺是制度创新。与诺思不同的是，他把产业革命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看成是制度创新和产权建立的结果，而我从自组织观点出发，则把制度创新同近代科学技术以及近代思想革命看成是共同激励、共同促使三种要素成熟、完善并“循环”交互的过程。也许根本无法从时间上找出哪一个要素先起的作用，就是在时间上可以找到，也并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共同成长起来的，正如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

以上是我对“李约瑟问题”的初步解释，这是一种依据了自组织观点的解释，希望它至少能在应用自组织理论解决各种问题和在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解释的百花园中填上一朵小小的、散发着清新气息的花。

* * *

按照以籍科学社会学家 J.Ben-David 的说法，只有在（1）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公众所承认，全社会普遍尊重科学活动体现出来的价值，（2） 科学应形成一套较严整的理性和操作规范并具备为实现自身目标的自主性，（3）科学活动还必须同其他社会活动相互衔接、相互适应，经常地保持一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科学才能体制化。在我看来，科学的自组织首先需要的是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在自然系统中，科学家们已经证明， 只要有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自然系统的自组织就是必然的。地球就是由于具备了这些适宜的条件，生命这种高度组织的事物才自组织的、必然地又是随机地在地球上诞生了。不是其他地方没有生命，而是那些地方首先没有产生生命的自组织演化的条件和环境。生命可以从非生命的环境中自然地当然是长期地演化发展出来，生命的依次跃变，都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条件和环境，其间有的衰落了、退化了，有的兴盛了、进化了。科学这种思想性的事物也是如此，它是一系列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系列演化的参与者，还是原因。强调其结构的出现在于环境和条件， 除了它客观如此外，还有它的现实性意义，那就是，我们今天更应该改善或首先应该发展的是：科学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制度创新和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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