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外学者的观点

近年来，海外华裔学者对“李约瑟问题”格外关心。毕业于瑞典的王禹凡博士提出：中国科技史上的“学”与“术”、手与脑、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家，是落后的重要原因。工匠传统未能与学者传统相结合。而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出现了一批天才艺术家，将工匠、艺术、科学知识和精神结合在一起，这类突破性进展对现代科学的兴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王禹凡：“浅淡中国科学史之外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Vol.15，No5，1993）

许多国外学者把科学的兴起同多元宗教和社会变革关联起来。在

［澳］1.默逊所编的《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一书中，作者认为，中国知识界没有找到改造传统思想的新支点，“正因为缺少这种对儒家官僚政治思想权威的真正挑战，就使中国人不能像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将新知识、新技艺转变为新制度，就科学而言尤其如此”。（第 56 页，注意转变为制度的话）另外，他认为，商人阶层的有无也是重要的因素。而中国的明清之际似乎还“没有政治上强大的类似欧洲的商人阶层，这些人要求变革，并随时接受像伽利略和培根这样人物所倡导的进步思想”。（第 55 页）

默顿则在强调新教伦理的同时把经济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看待。他认为：整个 17 世纪，“对科学的最有效支持是功利标准”（［美］ R.K.Merton，Science，Technology＆SocietyIn17thCenturyEngland， HowardFertig，1970.p·349），“发明家为解决某个特殊问题付诸的努力及其所导致的发展幅度越大，人们对它的价值也就越看重，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研究应用领域的倾向”。（p.220）“科学家致力于为工商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进一步使市场扩张成为可能， 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p.269）

在“比较科学史中的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Vol.15，No.5，1993，55—61）这篇论文中，陈民熙（澳大利亚新堡大学历史系讲师）重点介绍了劳埃德的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观点。

共时分析可以用比较的方式跨越空间和时间来进行。这样的分析表明，同一时间存在的不同社会在与境（Context）、精神意识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跨空间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文本。反过来说，在不同时间的同一社会中出现的在与境、精神意识和文化中的变化（跨越时间的分析），也将产生不同的文本（这里文本的意思即不同的模式）。

劳埃德（G.E.R.Lloyd）根据哲学和科学探索的风格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与境，讨论了在古典时期和早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以及在古代东周和早期帝制（秦朝和汉朝）中国的科学。劳埃德指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在哲学和科学探索上的不同风格，是与不同的社会政治与境相关的。

（G.E.R.Lloyd，Demysti-fyingMentalities（Cambridge，1990））劳埃德论证说，尽管在两者的哲学探索和科学研究的内容与风格上存在有众多、广泛的相似性，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异。以宇宙论或自然哲学、认识论、逻辑和数学为例，其关键性差异，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理论的思辨适应于实践的目的，或保持不受实践目的的制约，以及从理论的立场为先入之见作基础性辩护的程度”（G.E.R.Lloyd， P.116）。表 6—1 G.E.R.Lloyd 的对比分析（吴彤制表）

二 硬币的另一面：西方的科学与产业革命

分析“李约瑟问题”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只从中国古代入手，很少涉及作为对比的另一方面：西欧。让我们先考察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欧状况的分析。

劳埃德认为中国 17 世纪也发生过科学革命，也产生了学术自由的科

学共同体，如梅文鼎、王锡阐等人；但 17 世纪的中国和西欧的科学革命的社会环境及其后果都是极其不同的。下面是他的对比。（为清楚起见， 我已将其制成一个对比表，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 17 世纪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劳埃德的中国科学革命是一种比较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文献研究的再发现。引用劳埃德的分析主要要证明共时对比中的微观研究的意义）

关于英国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是进行对比的基本文本。我们引用被看作为西方经济史中经典的著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法］保尔·芒图著，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和美国著名制度创新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观点作为范本。

芒图认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当然，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作为这个巨大（工业）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 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