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陆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关于中国近代科技何以落后之类问题，在大陆被统称为“李约瑟难题”。从 1915 年任鸿隽到 1982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等编著），关于这一问题一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期间掀起了几次大的讨论高潮。最大的一次在 1982 年，其主要观点大都发表在当年在成都所举行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上，以及 1990 年 12 月

《自然》杂志“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其观点偏重于外史因素，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官办手工业、科举制度、明清两朝的海禁等皆为对科技性知识发展有害之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等编著）代表了比较正统的全面的观点，作者们认为，总的说来，**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了科学技术， 而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根本原因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其中，具体原因有：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封建专制思想，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研究，官办性质的科技管理体制，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思想和政策，古代科技体系的独立性、保守性与排它性，等等。关于中国古代科技与封建制度的关联，以及西方近代科技同资本主义的关联的观点，我认为是相当正确的。然而，其中一些论证和观点值得商榷。如其中一些所谓弊病，在封建制的西方科技的发展时期，也是存在着的，有的因素甚至更甚于我们，但为什么西欧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和近代科技，而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另外，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表面上看有些因素在当时激励了科技发展，而不是相反。例如在16 世纪之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比欧洲对科技发展的激励要好得多！

近年来研究一方面朝微观研究深化了。如江晓原博士通过对中西天文学的对比研究，提出古代中国天文学本质上是天文星占之学，其功能是沟通天人。最初它是王权的来源，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象征。（“天文·巫咸·灵台”，《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 年第 3 期第 53—58 页）这很有启发性。其他如张秉伦、樊洪业等人的研究，或从断代史地方科技史或从方法论方面进行的研究，反映了近年来，我们大陆学者已逐渐脱离研究的大空状态，而转向范畴较小的但较精细的科学社会史研究，如断代分析、区域研究，或对中国科学社会史的方法论重新评估等。另一方面，还没有出现新角度的综合化趋势。

然而，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关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却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提出了别有特点的观点。

林毅夫教授在《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中，以“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为题专文讨论了该问题。他提出的假说是，前现代时期， 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

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在这些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还靠经验，而欧洲在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而**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 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于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 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在另 一处，他提出是社会政治制度规定了特殊的激励体系，使中国人很少像欧洲人那样有浓厚兴趣获得科学革命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 和其激励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