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学家研究的合作方式及其演化——建制化过程 a.科学交流及其系统：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

早期的科学交流主要采取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和通信方式即一种非正

式交流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太大，作用也比较缓慢，不容易扩散，但它在推动科学合作方面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方式。默顿认为，思想与思想的直接碰撞对观察和创造富有明显的启发作用。例如， 1671 年，让·里谢（JeanRicher）发现摆钟在巴黎和卡宴（法属圭亚那）走得快慢不同，他不能解释该现象，就把它告诉了惠更斯，“这位卓越的理论家把这个现象部分归因于地球在卡宴有更大的离心倾向。这里，里谢的观察导致了这样一个理论，同一个物体在地球的不同地方得到不同的重力加速度，可是如果这个观察没有交流给别人，那它就对当时的科学进展没有作用了”。（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第 330—331 页）卡文迪许早于库仑发现了静电力平方反比规律，但由于他的羞怯本性，未公开和同行进行交流，所以静电力定律被命名为库仑定律而不是卡文迪许定律。由此可见，只有进行交流才能在科学发展上将严格属于个人的观念和经验变成创新和发现的要素。

科学期刊在 1765 年出现后，直接的接触交流与非正式通信的交流方式逐渐让位于通过科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正式交流形式，以及通过学术会议进行交流的形式。当然，这种交流既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科学上的竞争关系。正如齐曼所说：“原始科学文献是科学共同体各个成员研究工作之间正式联系的途径。这种联系存在于合作与竞争两种力量的张力之中。”（J.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9 页）这种通过科学文献的正式交流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将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劳动的特征（即以前人劳动为前提以今人劳动的协作为条件）转变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建制了，这也就使科学的正式交流在科学社会学过程中逐渐变成为一种有支配作用的力量。

很明显，在科学交流中，科学家由于要对大自然负责，必然要用严谨、求实和批判的态度与方法对待科学交流文献中所报告的观察、实验和理论观点。因此，每个要使自己的“发现”进入科学交流系统以获得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承认的科学家都必须仔细检查或审查自己的发现和研究，从而使它能够经得起那种严格的检验。例如，胡克曾对牛顿的光学研究提出过严厉批评与质疑，这些非难使牛顿不得不作了大量的重新的订正。科学家之间这种严厉的批判是科学社会互动的激励因素、动力因素。这一点的确正如 R.K.默顿所说：“科学家的工作在每一点上受到他

所探讨的现象的内在要求的影响，并且或许同样直接地受到他对其他科学家可以推知的批判态度或实际批评的反应的影响，受到他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于这些批判态度的这种调整的影响。”（见 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3 页）。也正如 B.巴伯所说：“科学发现不是那些不可解释的个人天才之神秘的产物；而是部分地能加以说明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社会都各尽所能各司其职。”（B.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222 页）几个世纪前的科学家之间自由的意见批判除仍然保留其形式和特色外，它还演变出一种科学家共同体的“同行评议” 制度。特别是在论文审查和项目审查方面，同行评议制度是各国科研体制中共同的建制。

在同行评议制度的作用下，进入科学交流系统的某些发现在严格的/ 反复的检验中也有被重新剔除出科学发现之列的，也有未被检验出来的情况。据估计，后者比前者的数目要大得多。所以，就重被发现是科研作伪的情况而言，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科学家同行评价的作用的有效性现在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质疑。例如，1911 年的被命名为多森化石的考古发现经过了近 50 年才在 60 年代被发现是作伪的“假发现”（当然，“多森”一词成了“科研作伪”行为的代名词）。20 世纪已经发现了 22 起科研作伪事件，其中美国 12 件，英国 3 件，法国 1 件，德国 1 件，印度 3

件，约旦 1 件，中国 1 件。然而，按有些学者的计算，每发现一起作弊

行为，就有大约 100 起作弊案件未被发现，而每发现一起大作弊案件，

背后就有 1000 起案件没有被发现，这样下来每发现一起就有 10 万起作

弊事件逍遥法外，那么本世纪估计有 220 万起作弊事件。（参见宋子良等：“科学家弄虚作假的原因及其防范”，《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5.1.83

—90）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由此，同行评议制度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但是，英国 1993 年组织一个高层次的调查组，对五个研究理事会的同行评议进行了全面研究。调查结果认为：“同行评议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评议基础研究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不是十全十美的，尚需引进其它评议方法的优点进行改进。”（参见吴述尧：“同行评议简议”，《科技导报》2/1993.44—45）

科研作伪现象的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原始数据不易被其他人轻易看到，如来自多发表论文的压力，如名流科学家和科学家集团的声望与地位的无形保护，如科研期刊过滥，如科研自我管理的松散，等等。我们认为，这除了和科研过程中的荣誉地位以及研究资源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密切关系外，还与科学从比较自由的学术科学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化的科学的体制变化有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科学演化的自组织环境问题再加以详细的论述。

总之，科学交流反映的科学研究合作性质以及竞争性质使得科学交流越来越成为科学社会学过程的动力系统之一，它是科学奖励系统之外的又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运行的必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