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写一部学术著作和写一部小说一样，总有原初冲动和最终的逻辑结果，而且这两者往往不同。这正如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让·厄斯塔什（Jean Eustache）所说：“摄像机开动之时，影片就会完全按自己的方式自行其事。”这恐怕也是一种自组织吧？

我写这部著作的初衷是想在《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自组织的科学观”。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科学自组织演化的框架。在继续进行研究时，原初只想把没有展开的继续展开、细化，多提供一些案例研究。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使我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既有深度和难度，一旦解决又会很有意义。

例如，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是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认为它的演化是自组织的。换言之，在那里并没有区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和不同民族的科学。然而，当我具体地用自组织的科学演化观研究直至近代的中国科学演化史时——每个建立体系的人都会如此去检验自己的学说，我发现了问题：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科学演化很难用自组织的观点加以说明和解释，相反倒更像是“被组织”的。那么这是不是表明， 这一“自组织的科学演化观”不具有普适性呢？于是，我开始重新检验自己的“自组织的科学观”和一般自组织观。在重新研究之后，我给自己提出了新任务，那就是：

第一，为什么有的科学演化是自组织的，而有的科学演化则是被组织的？一般的自组织观点适用于所有科学演化情况吗？

第二，自组织演化的科学与被（或他）组织演化的科学孰优孰劣？ 第三，两者能够转化吗？如果可以转化，如何转化，转化的条件怎

样？

很明显，困扰科学史界的“李约瑟难题”（即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产生在欧洲）与此研究的结局是密切相关的。了解到自己的研究的意义，我既兴奋又不安。我并不怀疑自己研究的能力，问题在于第三点，要能够给存在的科学形态的继续演化提供一点理论上的并且可以转化为实践操作的帮助，这个研究是需要下大力气大功夫的。

**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一直就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关 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从 1840 年直到五四运动，多少志士仁人曾寄厚望于科学技术来摆脱那令人痛心疾首的落后局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首先成了社会革命的理论。人们办洋务办工业，希望以“赛先生”和“德先生”救中国，但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建立了革命政权。这一个失败一个胜利极具反差的对比，无形之中强化、放大或至少在民族的心理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认识：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而科学只是一种服务性工具；科学对上理应服从和服务于巩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下则应服务于生产实践。这种观念表明：第一，科学是不具备独立性的，科学是依存于哲学、政治和生产实践的，它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实践的双重推动下向前发展的。第二，科学的价值是科学存在的前提条件。社会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科

学对社会统治集团和实际生产的有用无用出发来判断是否需要科学以及需要到何种程度。其实，在国人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建设的紧张气氛中时，就已把“工具科学观”的传统因袭下来了，这也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它必然导致一种离开科学本身到科学外部环境中去寻求科学发展动力、科学本质和科学价值的倾向，使科学失去自己独立的主体性而成为外部条件的附庸。观念本身是存在的反映。中国古代的科学就是被组织的，而不是自组织的，所以，作为反映者的观念大概也只能是“工具科学观”的了。也正是从这种工具观出发，或受这种工具观传统的影响，我们今天才这样看待科学和技术的。

特别不幸的是，由于“左”的倾向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愈演愈烈，科学，特别是它的精髓——科学精神即那种理性的和人文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几乎完全被贬为政治和直接经验的“婢女”。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科学“蒸发”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另一种则是把科学“消融”于直接满足生产或技术甚至直接经验的具体需要里面。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实际上至少在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抹杀了科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系统的独立性， 剥夺了科学独立存在自主演化的权利。

实际上，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魔法”以后，就是在科学重新备受青睐之后，科学工具观依然故我，依然是我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人们把科学技术看作下金蛋的母鸡，但从未想过用什么来兴科学与技术，这不是功利主义地对待科学的工具观又是什么呢？

这种功利主义地对待科学的工具观实际上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害处。如果科学仅仅是一种工具，仅仅具有为人类甚至人类中某些集团或群体谋利益的功能，那么必定会在需要科学时扶持它而在不需要它时一脚踢开它。科学就会成了该社会可有可无的“装饰物”，它自身得不到足够的和稳定的“营养”又怎能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呢？其次，如果科学仅仅是一种工具，那就意味着科学应该完全是受到社会控制的过程，而这种控制则意味着把科学的发展演化变成被组织的过程。于是，科学的演化就变成一种完全依赖于外部控制参量的过程了，一旦外部控制参量有问题，或是它无暇顾及科学，或是它不了解不懂得科学及其的发展规律——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儿，科学演化的结局是不难想象的。而若是自组织的科学，那么就会在外部环境提供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开放过程中，依赖其自身各种要素——如实验、理论和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通过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包括科学的价值意义、需要）而自组织地演化。在这里，自组织的科学与被组织的科学两者演化的优劣不是反映的十分清楚吗？！

继续进行研究，我又发现自组织的事物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效率上的确比被组织的事物要好，科学理应如此。这鼓励我以自组织的观点重新审视中西近代科学的历史演变。这里重要的不是区分孰好孰坏，而是从中发现“李约瑟问题”的解结。再后，则是为科学的自组织演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提供可操作的条件，从而至少使今天的科学演化成为自组织的演化。

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第一，科学哲学不就是一些哲学家通过考察自然科学的概念、思想而产生的吗？例如维

也纳学派对逻辑的考察，波普尔对相对论的考察，一个产生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一个创造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通过对自组织科学理论的哲学研究不是同样可以创立“自组织的科学哲学”吗？其实， 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见沈小峰、吴彤、曾国屏《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现在则要使它更完善、更精致， 使它的解释域更为宽广。我特别地想到，这些年我国科学哲学界的科学哲学研究重视介绍、引进西方科学哲学各个流派的观点、思想和成果， 而自己的独到的创造性研究则寥若晨星。因此，我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们何尝不能创建自己的“科学哲学”呢？我认为，我们关于科学演化的动力、条件、途径和整个图景的自组织描述与解释如果能够合理地解释历史和现时的科学技术的演化，那么这一解释体系就是一种合格的科学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批判创造“大体系”就永远不去创造体系，我们更不能亦步亦趋爬行在西方科学哲学家后面，先是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后又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现在又“紧跟”在了后现代主义的后面。这本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自组织的科学哲学，本书的导论先概述什么是自组织，自组织与被组织的区别，自组织的动力、条件和途径、图景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从第一章起，我们将按照导论对自组织动力、条件和途径以及图景的叙述次序分别阐述，给出科学演化的自组织动力、条件，再后我们将分析“李约瑟问题”，给出该问题的自组织解释。本书在内容上可分成四部分，即：

导论

科学演化的自组织动力论科学演化的自组织环境论

科学自组织演化理论应用：李约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