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文化要素特征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社会文化要素主要包括社会历史背景、意识形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等。

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认识方式和传统上，从而使科学演化带有一定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特征。例如，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就同一时间段（如 17、18 世纪）比较就有很大差异。文化使科学形成一定的传统，科学传统的变迁又推动着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变革。反过来看，科学认识中的成果、思想观念和方法也不断汇入文化之中，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所以，科学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碰撞、磨合、冲突并融合，形成了共同演化的过程。

三科学的社会外部控制参量：科技政策

科学自其产生以来，就受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常常通过法令、法规的形式确定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地位作用，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规划，这就是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技政策问题。按照自组织科学观，科技政策实际上就是社会大系统对科学系统的外部控制参量。

从历史上看，中国对科学活动的宏观控制，要早于西方社会。古代中国很早就把天文学、农学和医药学等科目纳入了“官办”体系中。通过皇帝的“诏令”一方面以官办机构吸收、消化中国民间“术数方技” 中的人才及其成果；另一方面以官方权力限制和约束民间科学技术（当然也包括术数方技中的巫术迷信）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正统史观中，科技与巫术都以“玄妙”、“绝技”之性质统一在一起，而很晚（约在宋代）才得到分化，儒家在汉代的独尊地位也是通过“术”的运用（如董仲舒曾以求雨止雨术推阴阳灾异而宠幸于汉武帝，并多少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了一定作用）而获得的（参见吴彤：“中国古代正统史观中的‘科技’”，《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第 60—67 页）。我认为，这种官办性质和与巫术未分化的不可知性、神秘性对中国科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要素的自组织成长是不利的，至少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未能自组织地演化为近代科学的因素。在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是通过教会以神学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科学思想发展的。

进入近代以来，欧洲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从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在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控制政策从行政性的控制逐渐转变为参数式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止了带有强烈封建性质的“行会制度”，建立了有利于资本发展的专利制度。

20 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日益壮大，社会问

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而纷纷制定科技政策。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政策一时成了各国政府和科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领域。

最早对科学实行国家级宏观控制的国家是前苏联。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也认识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科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及组织国家规模的研究对于加速科技进步、增强国家实力和政治威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规模和经费日益增大，科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非政府资助不可，所以科技政策也就成为政府选择、辨别科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协调的手段和工具。

一般而言，作为国家控制参量的科学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

关于科学的基础性观念理论（相当于科学社会学的元理论）。如科学认识和活动的理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分类、性质、资助标准等。
科学发展战略。包括研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相互关系，

确立科技地位作用，制定科学发展长远目标、规划、方针和战略措施等。
学科发展政策。包括确定各门具体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优先学科和带头学科、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等的各种措施。
学术政策。即对科学研究采取“一家独鸣、一花独放”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学术政策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科学探索过程中，是通过学术争论自组织地解决学术争端、纠正错误，还是通过外部行政手段命令式地强制地“解决”问题，是两种学术政策。前者是符合科学自组织发展和自组织科学理论的学术政策，而后者则是他组织的、被组织的学术政策，不利于科学的演化发展。

历史上国内外都发生过于预学术自由的事件。如对伽利略的宗教审判，20 世纪美国田纳西州的“猴子”事件，前苏联对“控制论”等科学的批判，纳粹德国对“相对论”的批判，中国“十年动乱”对相对论等科学的批判。

科学发展需要使它的研究者在学术领域享有独立思考的自由，进行探索和辩论的自由，发表和坚持自己见解的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只有提供了这样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科学才能健康地发展。

人才政策。即通过人力资源导引手段对科学实行社会控制的政策。包括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管理、分配与布局，人才的交流、考核、奖惩等。在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规则，而不是特定的资助政策。
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政策。科学无国界，科学系统是开放系统，

阻碍或隔断科学开放、交流与合作，科学就会枯萎、死亡。

国家科学政策对科学的控制，一般在三个层面起着三种作用。

**第一，物质能量交换层面上的供给作用。**国家通过科学政策在三个方面影响或控制科学，即财政支援、人力支援和技术支援。例如通过研究与开发经费影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规模、比例等，通过技术装备影响研究的程度水平等。这种供给是有一个最低“能量阈” 的，低于某个阈值，科学就不能自发地自组织起来。当然，这种支持也有其“负面效应”，即国家对科学发展提供支持有国家的非科学目标（如政治、经济的目标）内涵，国家对科学的支持的条件就是科学必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种支持科学发展与其条件有一个发展的动态平衡点，在该点上，科学受到国家的较强支持，科学发展的自组织性最佳，同时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也贡献较大。该点当然很难把握，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是接近该点的政策。

**第二，环境需求面的信息导引作用。**国家通过影响、控制和限制各种需求来引导和控制科学发展的方向、规模等。在市场条件下，国家也作为市场竞争者通过经济合约和市场干预影响科学。例如，它可以提出需要研究的课题、技术问题以及通过合约采购的方式以对科技产品的

需求影响等并辅以一定的优惠条件，吸引科学家及其科学组织研究它的课题并给予较大额度的资助；通过技术标准方式建立统一的折旧制度和其它制度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种国家经济体制，它们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计划体制下的国家中，需求影响完全不像市场体制下的影响，它是以指令性计划下达给科学家及其科学组织的，是作为任务需要科学必须加以完成的，对科学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一种特定干预，是被组织方式，而不是自组织方式。

**第三，一般环境面的非特定输入作用。**在这方面，主要是营造一些科学技术发展所需的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设施。如必要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交通、电讯、教育等各种公用事业）设施；必要的优惠措施：租税减免、暂缓，专利及奖励制度；必要的限制性措施：如经济法规中的金融法规、反托拉斯法规、破产法规等，以及技术管制、贸易管制等。它们可以对科学发展的一般条件起到构建作用，从而为科学发展做出一般性的、基础性的间接贡献。

科学政策乃至科技政策，是科学演化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因为它既提供科学系统所需要的必要物质、能量和信息，又从控制角度对科学演化进行规范，是科学演化的社会控制参量。这里有两点是极重要的，第一，是它所能提供的能量能否达到或超过必要的阈值；第二，它所提供的控制程度和方式如何。在第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按照自组织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实验，系统根本不可能自组织演化成为有序的结构。科学也是如此。以第二方面看，控制方式如果是被组织的方式，科学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发组织起来，成长起来的科学就会是“他组织”、“被组织”的科学，即一旦国家或社会不再管理这个科学，它立即就会衰落，甚至走向死亡。

四科学认识的环境要素：社会价值需要、工具与问题

从广义上说，科学认识的对象是整个宇宙，因此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是科学认识的环境。然而在实际认识过程中并非如此。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很少把他专业外的事物当做研究对象认识；其次，他也不把同行研究过的事物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除非是为了检验理论；最后，他还要考虑科学发展的水平和自身的能力，他不把在有限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研究问题对待。因此，科学的具体认识与认识对象实际是被一层层“圈层”所隔离开的，科学认识是被包围着的。我认为，科学认识受到三种圈层的包围，它们是：

价值需要圈层

价值需要为科学认识活动的信息来源提供选择框架。人类为了克服生存障碍满足需要才发展科学技术，如果没有这种需要，科学技术就不会发展并演化到今天这个模样。然而需要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科学发现，“它只是一种对科学发现和发明起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

（默顿语，《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 312 页）。因此，它作为社会环境的一种非特定信息输入当其强烈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励

科学家注意某些问题，从而激励科学的发展。总之，价值需要圈层是以需要作为信息源泉使科学研究的兴趣有所指向、规范，在一般意义上限制和帮助科学系统信息的获取、流向和会聚。

方法、工具圈层

没有方法和工具的支持，科学认识活动进展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再深入下去。近代科学之所以发展迅速，原因之一就在于新工具的出现。方法工具是提供信息获取、加工、处理的手段和载体。其中包括科学语言、符号、逻辑规则、方法、仪器、设备和其它技术条件等。

工具和方法也会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 页）正是近代实验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的方式，这同样是促进近代科学诞生的基本要素。科学方法与工具也是认识活动自组织水平与能力的测量器。在近代，正是实验方法、数学分析和科学仪器的运用（如天平、温度计、压力计、望远镜和显微镜等），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使近代科学“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4 页）。

问题圈层

问题是研究的起点。放在问题圈层中的问题主要指外部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即从社会各方面和技术系统中产生的问题。实际上，工具和价值需要中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转化为问题形式输入给科学的。关于问题的机制和对科学的动力作用我们已经谈过不少，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当外部问题一旦被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意识也有同行的影响、社会需要的影响等）并进行研究时，它就转化为科学内部的问题，以序参量的身分起动力作用了。一个社会中的科学的活力，一部分也来自于外部问题，外部问题越丰富，该门学科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以上我着重讨论了科学演化的环境条件，与科学发展的自组织动力相比，环境和条件对科学的自组织发展演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外因和内因的关系，然而又不完全等同。它们是相互镶嵌的、共同发生作用的，即是超循环地作用于科学的。我甚至认为，在科学演化的早期造就一个自组织演化的环境比系统是否具备自组织动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按照自组织理论观点，一旦具备系统发展所需的那些自组织条件（远离平衡，物质能量和信息充分交流，输入达到阈值以上，没有特定干预，等等），系统就会自然而然地自发组织起来，当然，这要求系统首先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即要素大于三（注意不是指要素的数量，而是指要素的异质性）。限于篇幅，我不再讨论科学演化的途径和图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