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史记》的传注

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 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 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

《汉书决疑》12 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

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

① 《北史》卷前说明。

② 《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

《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 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 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 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 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 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

《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 20 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