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士族门阀

隋代的士族势力虽然还相当强大，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遭到削弱。例如，杨素权大位显，独揽朝政，致遭隋炀帝猜忌。杨素重病在身，隋炀帝唯恐他不死。其子杨玄感也“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③。后来，乘进攻高丽之机，起兵反隋，因失败而遭灭门之祸。在这种此伏彼起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必然有一部分士族势力遭到削弱。

另外，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也使一部分士族受到打击。不过，多数士族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延续下来了。例如，李密、窦建德这两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都笼络了不少士族官僚，还有很多士族官僚归顺了唐朝。这就是说，唐朝建立后，士族门阀势力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非常重视门第，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帝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唐德宗时的苏冕更具体地说：“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高祖，八柱国唐公之孙，周明懿、隋元真二皇后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则周太祖之婿也。宰相萧瑀、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比汉祖、萧、曹、韩、彭门第，岂有等级以计言乎？”④显而易见，唐初统治集团自以出身显贵而洋洋得意，直到德宗时统治集团还以此而感到自豪。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在唐初政权中士族力量的强大。

宰相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成员。从武德、贞观年间成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士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武德年间（618—626），前后任宰相的是：裴寂、刘文静、萧璃、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这些人都来自士族。可

① 《隋书》卷五○《元孝矩传》。

② 《隋书》卷七六《崔贲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④ 《隋书》卷七○《杨玄感传》。

见武德年间的政权，士族门阀是其骨干力量。

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以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实际上这是李世民组织的智囊团。这些人中，除了孔颖达、盖文达、颜相时三人外，其他十五人都来自士族。

贞观年间（627—649），先后曾任宰相的二十八人。其中曾有六人（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原是武德年间的宰相。另外，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高季辅、李靖、王珪、温彦博、杨师道、褚遂良、许敬宗等十一人也是士族出身。非常明显，贞观年间的宰相中，士族势力仍占绝对优势。

从发展的趋势看，贞观年间的士族势力比武德年间稍有削弱。这主要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并不是唯看门第，而是颇重人才。例如，魏徵被唐太宗视为一面镜子。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①可见魏徵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无可比拟的。另如马周，因偶然的机会被太宗所重用，官至中书令，使太宗须臾不能离开。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① 还有刘洎，每有所谏，都得到太宗的重视。这些人都出身寒门。这说明贞观年间的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舍我无他了。

在士族内部，也存在差别，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相同。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士族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太宗针对山东士族崔、卢、李、郑诸族的自恃门第最高，批评他们“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遂指定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等编撰《氏族志》。但高士廉等仍以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甚为不满地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他规定必须遵照“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原则，重新修订。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新的“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①的谱系。

太宗修《氏族志》，是调整士族门阀内部的社会地位。但客观上却起了削弱士族势力的作用。因为他主张“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也就是“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②。这样一来，由寒门出身的官僚当然也可跻身士族，这就使魏晋以来那种严格的门阀制度出现了缺口；对崔、卢、李、郑等高层士族无疑是一次打击。

高宗、武则天时，士族势力进一步遭到削弱。高宗为立武则天为皇后，

①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①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二年。

曾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褚遂良也说：“陛下必欲以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后来，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也指责武则天“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这都是说武则天出身寒门不配被立为皇后。另外，还有来济也曾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③。士族门阀素以儒家的礼教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幽闲令淑”是名门大家理想的小姐。这又是说武则天不符合士族门阀的标准。既然如此，武则天必然对传统的门第观念十分反感。

武则天执政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甚至不明确表态的于志宁都削官被贬，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被杀。还有些做了宰相的士族，也有被贬被杀者。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又劝武则天归政于子而被杀。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因遭人诬陷而被流放岭南。另外，还有韦巨源被贬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北），苏味道被贬集州（治所在今四川南江），陆元方被贬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总之，武则天在打击敌对势力的同时，严重削弱了士族的势力。

在打击士族势力的同时，武则天又通过科举考试、试官等各种途径提拔中下层人士充任各级官吏。甚至连卖饼为业的文盲侯思止也做了朝散大夫、侍御史；被人视为“素无行”的王弘义也做了殿中侍御史。④更为甚者，凡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当时人称这种现象为：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怨脱校书郎。”这样“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实际上武则天有她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这就是说，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有利于她夺取政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和士族标榜门第，鄙视寒门的门阀观念格格不入。大量中下层人士登上政治舞台，必然削弱士族的势力。

当然，武则天并不是有意站在庶族人士的立场上，打击士族门阀，而是为了打击政敌而在无意中削弱了士族。武则天及其走卒也想抬高自己的门第，于是，他们就想修改贞观时期的《氏族志》。《唐会要》卷三六《氏族》载：“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经孔志约、杨仁卿等修改的结果：“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② 这就是《姓氏录》。尽管武则天是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修《姓氏录》，但其结果使“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可加入士族，无形之中就使以往的士族门阀制度难以维持了。

玄宗用人也不重视出身。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欲以他为

①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尚书。宰相张九龄反对道：“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 玄宗怒形于色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张九龄答曰：“臣岭海孤贱（张九龄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人），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牛仙客是泾州鹑觚即今甘肃灵台人）；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对此，李林甫也发表意见说： “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③由此看来，玄宗、张九龄、李林甫等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按门阀的标准用人。

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看，开元、天宝年间虽然也有不少士族宰相，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宰相大多不是士族。例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都是玄宗时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士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时候，从景龙元年（707）到开元二年（714），中宗又命柳冲、魏元忠、张锡、徐坚等人修改《氏族志》，最后，由柳冲、魏知古、陆象先、徐坚、刘子玄、吴兢等人撰成《姓族系录》（《唐会要》称《姓族录》，《新唐书》称《姓系录》）。为什么要修撰《姓族系录》呢？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柳冲传》说：“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 近百年间，虽然曾经有过高宗显庆年间的《姓氏录》，对《氏族志》有过修改，但由于中宗复辟后，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立即改周为唐，同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①也就是所谓“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①政治形势的变化，修改《姓氏录》而为《姓族系录》也就十分必要了。

《姓族系录》是因为士族诸姓“至有兴替”而修撰，开元二年（714）成书的结果是“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藩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②。也就是说，在《姓族系录》中地位的高低不决定于原有的门第，甚至“夷藩酋长袭冠带者”也可占一席之地。这和玄宗的用人标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自唐初至玄宗时，士族门阀的地位每况愈下，庶族势力日益增长，士庶合流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了。

安史之乱以后，士庶合流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又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旧的士族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东汉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五代就寿终正寝了。《新唐书》的作者说：“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汩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土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③宋朝人这样叙述士族门阀发展的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