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

《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

《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